思政课 | 陈金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经典作家纪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历史进程中的经典作家纪念
陈金龙
华南师范大学马院院长
教授、长江学者、博士生导师
原文刊载于
《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6年第1辑
来源：党史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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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纪念，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延续至八九十年代。纪念过程中，通过呈现生平事业、诠释精神品格、界定历史地位，建构和塑造了经典作家的形象；通过总体阐释马克思主义，介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通过揭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意义，诠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表达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主张，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主义创始人列宁。由于经典作家纪念既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形象的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涉及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协调，因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
01
经典作家纪念的由来
(一)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的由来
根据目前学术界掌握的资料，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出现在中国始于1899年，即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发表的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纂述的《大同学》一文，多次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纪念始于1919年。这年5月1日，李大钊在《“五一节”MayDay杂感》中指出：“五月五日是马克思的诞生日。去年的五月五日，又正是他诞生百年的诞生日”，我们应该“纪念这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诞生的人物”。这里在文字上已提及马克思诞辰，表达了对马克思诞辰纪念的关切。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1周年，《晨报》副刊刊载了河上肇著、渊泉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原定于1919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为“马克思研究”专号，集中刊发了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渊泉的《马克思奋斗生涯》及其翻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等文。从原定出版时间来看，这期研究专号应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1周年而编，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向国人推介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用心之作，内容涉及马克思的生平与思想。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同时举行了马克思诞生纪念大会。据当时文献记载：“演说者共十六人，多鼓吹社会革命，真是慷慨激昂，使人奋发。”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选择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表明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也表明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社会影响。正如陈独秀在演说中所言：“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而成立。”这次纪念出版了“马克思纪念册”，介绍“马克思的历史和其学理”。1924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三号通告，对当年的马克思诞辰纪念与宣传进行了具体安排，认为五五纪念“恐不能成为社会的运动，然亦应集合C.P.及S.Y.同志(如不便全体集合，C与S分别集合亦可)，开一纪念会，由同志中在理论上素有研究者讲演”。这是中国共产党具体筹划马克思诞辰纪念的开始，对纪念规模、纪念方式大体上做了规定。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6周年，《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出版了“马克斯纪念专号”，登载了《马克斯年谱》等四篇重要文献。1925年5月，《中国青年》出版“五月第一周特刊”，刊载了任弼时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7周年而写的《马克思主义概略》一文。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备受争议和批评。1926年5月，彭述之利用马克思诞辰纪念之机，回应了当时社会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和责难，强调“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锁钥，是中国革命之唯一指南”。
对马克思的纪念既有诞辰纪念，也有逝世纪念。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主要纪念马克思诞辰；土地革命时期则开始纪念马克思逝世。1933年2月17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决议》，部署了系列活动。具体包括：各级党部于马克思逝世日在各地组织群众的纪念大会，根据中央关于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的宣言和决议的精神，预先指定同志向各地纪念大会做内容充实而又通俗易懂的报告；在各地各组织所召集的群众纪念大会上，建议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各种公开的学术组织，当场征集发起人；发动左翼作家在各大城市组织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大会，报告马克思的学说；各地党的刊物应立即筹备出版纪念马克思及讨论党内教育问题专号；中央宣委立即编译“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理论基础”等小册子，须于马克思逝世纪念日前散发；各支部出版纪念马克思壁报，文字要非常通俗。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马克思逝世纪念最为明确、具体的部署。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为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告民众书》，号召工人、农民、学生“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血腥统治，为苏维埃中国的胜利而斗争，为中国民众的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依据中央统一部署，1933年3月5日，时任苏区中央局宣传干事的杨尚昆在《斗争》发表《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一文，介绍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提出“研究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自己”的任务。文章批评了过去苏区党内一部分同志忽视理论学习、只重视实际工作的情况；也批评了一些同志专门研究理论，脱离实际的做法，强调我们的理论工作不仅与实际工作不能分离，而且有极密切的关系。3月12日，杨尚昆又为《红色中华》撰写社论《纪念马克思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1933年3月13日，临时中央决定将位于瑞金的原苏区中央局党校改称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任弼时任校长，杨尚昆任副校长。不久，即由张闻天、董必武分别任正、副校长。可见，经历党内“左”的错误之后，这一时期的马克思逝世纪念非常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以消解本本主义、经验主义带来的偏差。这一时期的马克思逝世纪念之所以备受关注，也有借此协调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考虑。《中共中央关于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决议》指出：“现在真能代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只有共产国际，“中国党也只有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才能获取中国大革命的胜利”。如此，中国共产党借助马克思逝世纪念表达了对共产国际领导权的认可与维护。
抗日战争时期，逢马克思诞辰、逝世均有纪念。1938年5月，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20周年，《解放》《群众》同时刊发凯丰的《马克思与中国》一文，对马克思的历史地位、马克思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关切，给予了客观评价。1939年3月8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6周年，《解放》第66期集中刊发陈伯达的《纪念马克思与孙中山》、恩格斯的《马克思墓前演说》与《马克思小传》、列宁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等文，通过呈现恩格斯、列宁对马克思、马克思学说的评价，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马克思、把握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基本参照。1940年5月15日出版的《解放》第106、107期合刊，刊载了许之桢摘译的《卡尔·马克思传略》，以及拉法格著、王石巍译的《马克思回忆录》，为中国共产党人走近马克思、认识马克思提供了更多史实和细节。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诞辰纪念被赋予了特殊含义。194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提出：“决定五月五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经验并举行奖励(以集体奖励为原则)。”如此，既表明了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推崇，也表明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高度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对马克思的纪念延续下来。1953年，恰逢马克思逝世70周年、诞辰135周年纪念，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宣布当年为卡尔·马克思年，认为“卡尔·马克思是他那个时代中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突破了狭窄的资产阶级眼界，将一切科学提到从来未有过的高峰，并给它指出一条宽广的道路，使它能充分发展”。在此背景下，3月14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70周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刊发《马克思的工作方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生命活力》等译文。4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马克思诞辰135周年纪念及宣传办法的通知》，要求举行纪念讲演会、纪念展览会、刊发纪念文章社论。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生一百三十五周年，《人民日报》刊发社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国家建设工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正掌握着日益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日益强大的物质力量”，要求更加勤奋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更加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使之指导我国经济建设，保证经济建设的胜利。中共中央西北局、东北局、中南局分别举行了纪念大会，华东区和上海市举行了展览会，中国科学院、马克思列宁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也分别举行了纪念会。纪念过程中，潘梓年、陈伯达、杨献珍、胡绳等在不同场合，分别报告了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这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马克思诞辰纪念，表明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利于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1958年5月4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40周年，文化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在北京联合举办纪念大会，林伯渠、董必武、张闻天、陆定一等1500多人出席，董必武主持大会，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做报告。《人民日报》5月5日刊发的社论《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注解了这次纪念大会召开的背景。这篇由陈伯达执笔、经毛泽东审阅的社论，集中批判了不久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认为它是一个反列宁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社论说，这个纲领以诡辩论代替辩证法，以反动的超阶级的国家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论，以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代替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混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其实，南共联盟纲领草案中的许多观点，主要是针对苏共和苏联的；但社论批评南共的调子比苏共的调子更高，究其原因，与当时国内正在进行的反右派斗争不无关系。可见，这次马克思诞辰纪念，具有回应国际共运分歧的旨意。
改革开放后，对马克思的纪念规格提升。1983年3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赵紫阳主持大会，胡耀邦做了《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的报告，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此前，北京举行了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全国学术报告会，周扬宣读了长篇论文《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胡绳、张友渔、于光远、宋振庭等分别做学术报告。这次马克思逝世纪念，对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马克思主义的正本清源，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此后，对马克思的纪念主要以学术研讨的方式进行，不再举行纪念大会。
对恩格斯的纪念，无论规格还是频率，相对马克思纪念而言都有些逊色，有限的纪念以文本纪念为主。1938年8月1日，为纪念恩格逝世43周年，《解放》第47期刊发了列宁的《纪念恩格斯》、黎平的《纪念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恩格斯》。黎平认为，恩格斯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中华民族抗战的热烈拥护者，与马克思共同创造科学社会主义领导国际革命运动的巨人，革命家、思想家”，“不仅看到中国民族解放的前途，而且看到新中国建设的前途”。“巨人”“革命家”“思想家”“朋友”这些从不同侧面对恩格斯进行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恩格斯的基本评价。1940年12月，《群众》为纪念恩格斯诞辰120周年出版特辑，发表葆荃编译的《恩格斯的生平、著作及其事业》、潘梓年的《近代社会主义的创立者》、华西园的《恩格斯论民族问题》、曾芜明译的《恩格斯〈费尔巴哈论〉一书的介绍》、葆荃编的《恩格斯著作中译编目》等文。编者认为，恩格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者、思想家及革命家”，“在很早以前，就已经预见到我们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和新生，他曾经说过：‘华人远胜于一切东方民族’，‘过了不多年以后，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临死的斗争，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恩格斯的这句话，可说是完全证实了。”这里对恩格斯所进行的评价，与上述黎平的评价基本一致。1941年1月1日，为纪念恩格斯诞辰120周年，《解放》第122期刊载允中译自《社会主义国家年鉴》的《恩格斯传略》，对恩格斯的生平进行了基本勾勒。
新中国成立后，逢恩格斯诞辰或逝世纪念，《人民日报》刊发了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章。如王若水的《恩格斯论国家——纪念恩格斯逝世五十九周年》(1954年8月5日)、陈昌浩的《恩格斯论农业合作化——纪念恩格斯诞生一百三十五周年》(1955年11月28日)、理文的《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1960年11月29日)。改革开放后，逢恩格斯诞辰160周年(1980年)、170周年(1990年)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1995年)纪念，学术界分别召开了理论研讨会，对恩格斯的思想进行多方位研究，拓展了恩格斯研究的学术空间。
(二) 列宁纪念的演变
中国共产党对列宁的纪念始于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之后。当年2月2日，陈独秀在《中国青年》发表《列宁之死》一文，讨论了列宁的生死和俄国革命的关系，澄清了唯心派和机械唯物论的误解。在陈独秀看来，既不能夸大列宁之死对俄国革命的影响，也不能否认列宁之死对俄国建设及世界革命将带来的损失。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发表《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肯定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对于俄国共产党和苏维埃联邦的创立、共产国际的创立所做出的贡献，号召中国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众“站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实行列宁主义，与全世界的工农阶级联合起来去消灭世界帝国主义”。中共四大为列宁逝世周年纪念发表宣言，既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列宁逝世纪念的关切，更表明了列宁主义的地位。为纪念列宁逝世一周年，《向导》出版特刊，除刊载中共四大的纪念宣言外，还发表陈独秀的《列宁与中国》、硕夫的《殖民地被压迫人民所应纪念的列宁》、季诺维埃夫的《一九○五年的列宁》、魏琴的《列宁不死》等文，在梳理列宁主要贡献的同时，重点说明了列宁对中国与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关切。《新青年》也出版纪念列宁专号，刊发时评《列宁逝世的第一年》、瞿秋白的《列宁主义概论》与《列宁主义与杜洛茨基主义》、陈独秀的《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魏琴的《列宁、殖民地民族与帝国主义》、郑超麟的《列宁与职工运动》、谢文锦的《列宁与农民》、任弼时的《列宁与青年》、蒋光赤的《在伟大的墓之前》和《列宁年谱》等文，并译载了列宁的《专政问题的历史观》、《社会主义国际的地位和责任》及腊狄客的《列宁》。这期纪念专号对列宁生平、思想进行了有深度的介绍，涉及面较为广泛。1927年1月21日，《向导》出版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特刊，刊载陈独秀的《列宁逝世三周年中之中国革命运动》、魏琴的《列宁论东方民族的解放运动》、彭述之的《列宁主义是否不适合于中国的所谓“国情”?》、郑超麟的《列宁死了，但列宁主义活着!》、白丽的《列宁与妇女解放》等文，阐释了列宁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布尔什维克》《红旗周报》《红旗日报》等刊发了一系列纪念列宁的文章。比如，何史文在《纪念列宁》一文中指出：“列宁主义对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作用，是极端伟大的”，中国“只有走上列宁主义的道路，方才能够得着解放”；“要纪念列宁，就要用自己的行动来纪念：参加苏维埃革命，拥护中国苏维埃政府，反对日本和列强瓜分中国，压制中国革命”。列宁纪念成为苏维埃革命的动员方式。此外，以列宁之名建构了各种纪念符号。如苏区的小学大部分改称列宁小学，中学大部分改称列宁中学，师范学校一律改名为列宁师范学校。苏区各个党组织设立列宁读书班，以便平时开展党内学习。1931年5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案》提出：“各级党部的工作同志必须以自己的组织为单位组织列宁读书班，讨论党内主要问题，扩大个别的教育工作。”苏区的俱乐部一般也以列宁名字命名，大部分称列宁室、列宁堂。此外，还有以列宁名字命名的街道、公园、广场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更为关注列宁纪念。1939年1月，为纪念列宁逝世15周年，《解放》刊发张如心的《列宁与中国人民解放的事业》、柯柏年译的《列宁论战斗的唯物论底意义》等文。张如心说：“列宁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导师，是弱小民族解放运动的热烈同情与赞助者。”1940年1月24日，《新中华报》发表社论《纪念世界革命导师——列宁》，称列宁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弱小民族解放运动的导师”，对列宁的历史功绩、理论贡献做了较为全面的评价。这些评价侧重从民族解放的维度立论，以凸显列宁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地位。1941年1月，为纪念列宁逝世17周年，《解放》刊发斯大林的《关于列宁的逝世》、实甫的《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实甫提出，马克思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口头上的、书本上的、教条式的；另一种则是革命的、实践的、创造性的，列宁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底伟大模范”。1942年1月21日，为纪念列宁逝世18周年，《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掌握马列主义的锁钥》。社论指出：“历史证明：马列主义是改造世界的最伟大的武器。共产党人只有用这个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才能在战斗中克服困难，取得胜利。纪念列宁的意义，就是掌握这个武器，应用这个武器去实现马列主义的伟大理想。”1943年1月21日，为纪念列宁逝世19周年，《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列宁活着呢》。社论指出：“那个躺在玻璃棺材里的列宁是永远死了，永远不死的是列宁的主义，是列宁和他的前驱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方向和方法。要把我们的事情办得更好些，就得更好的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去请教永远活着的列宁。”这些文章、社论，强调列宁主义的当代价值，要求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列宁主义。置于延安整风的历史背景之下，就不难理解这些文章、社论的深刻意蕴。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列宁主义，针对的就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列宁纪念随中苏关系变化与共和国历史的曲折而起伏。新中国成立初期，逢列宁诞辰、逝世均有纪念。1955年2月，中央明确规定：“以后对于列宁、斯大林等将着重在他们的生辰举行纪念。”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列宁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办法的通知》，对纪念活动进行总体安排。4月21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列宁诞辰85周年纪念大会，刘少奇、朱德、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使馆工作人员及在京苏联专家代表参加，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杨献珍做了题为《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的讲话，各方面代表1400多人见证了纪念大会。4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并刊发艾思奇的《在列宁的战斗唯物主义旗帜下前进》等文。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广州市委、上海市委、天津市委、湖北省委及武汉市委、陕西省委、辽宁省委及沈阳市委、重庆市委、甘肃省委等分别举行了列宁诞生85周年纪念大会。
1960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办法的通知》，对纪念活动做出具体安排。3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等问题；3月22日、3月31日、4月7日，邓小平三次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相关问题，并多次召集彭真、陆定一等人，讨论撰写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文章和编辑出版《列宁选集》、列宁有关论述集等问题。4月22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大会，朱德、邓小平、宋庆龄、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方面代表万人出席，陆定一在大会上做了《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长篇报告。报告梳理了列宁的主要观点、理论贡献，说明了中国革命、建设与列宁思想的关联，分析和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的观点。同一天，《人民日报》刊发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文章肯定了列宁的历史地位，提出了中国人民面临的建设社会主义、争取世界和平、团结国际友人三大任务，回应了西方对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批判了美国的战争政策、挑拨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图谋。与此同时，《红旗》杂志1960年第8期刊发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文章围绕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与和平过渡等问题，全面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的观点。1960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三篇文章的通知》，认为《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坚持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件。各级党组织应该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要求通过这次学习，使广大党员干部高度发扬列宁的彻底革命精神，更好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这次列宁诞辰纪念，反映了中南、中苏之间的分歧，集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战争与和平等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三篇文章后合订为《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出版，并译为英文、俄文、德文、日文、法文。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列宁纪念，成为中苏对抗、批判苏联的窗口。197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两报一刊编辑部发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辰一百周年》。文章指出：列宁主义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列宁主义的根本问题；苏联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是地地道道的霸权主义。文章反映了当时中苏之间的冲突，其判断、观点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也存在认知的偏差。
改革开放后，在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并没有举行专门的列宁纪念活动。1989年5月，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对列宁的纪念活动得以恢复。1990年4月22日，针对当时贬低列宁与列宁主义，宣扬“列宁主义过时”论的倾向，《人民日报》借纪念列宁诞辰120周年之机刊发社论《永远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纪念列宁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社论指出：“列宁离我们60多年了，但是他的事业、他的精神、他的思想并没有被岁月的风尘所遮蔽，反而历久弥坚，光照人寰。列宁与苏联人民同在，与中国人民同在，与世界人民同在。”“纪念列宁，值得追思缅怀的方面是很多的。最使我们难忘的是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新的实际紧密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列宁主义新阶段的非凡胆略、卓越才能和不朽业绩。”这是改革开放后对列宁事业、精神、思想价值的重22日。新定位和诠释。以纪念列宁诞辰120周年为主题，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等九单位、全国高校、中央党校分别召开了理论讨论会或理论座谈会。此后，列宁纪念活动趋向平静。从经典作家纪念历史线索的回溯不难看出，经典作家纪念贯穿革命、建设、改革三个时期，比较而言，革命时期的纪念活动较多，改革时期的纪念活动偏少，而建设时期的纪念活动存在误用之处。
02
经典作家纪念中的形象塑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纪念的目的之一，在于通过对经典作家生平事业的呈现、精神品格的诠释、历史地位的界定，塑造经典作家的权威形象，增进民众对经典作家的认知与敬畏，以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
(一) 经典作家生平事业的追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平事业的呈现，是其形象塑造、权威树立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在纪念经典作家的过程中，注重对其生平事业的介绍和追溯。
《新青年》第6卷“马克思研究”专号所刊文章，涉及马克思生平事业的介绍。刘秉麟在《马克思传略》一文中，从家庭背景、求学经历、办报曲折、研究过程、著作刊行等方面，对马克思的生平事业进行了梳理。文章认为，马克思旅居伦敦后，其平生“大事业”可分为两部分：“一鼓吹方面之积极进行，一思想方面之详细研究。前者为国际联合会之组织，后者为资本论之刊布。”马克思是国际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一切条规、文件均出自马克思之手；马克思的名声之所以震动全球，为后人所景仰，实由于《资本论》的传布。1864年9月，马克思应邀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会(即第一国际)，当选为协会临时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了协会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1867年9月，凝聚马克思一生心血和智慧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刘秉麟在介绍马克思生平事业时所说的这两件“大事业”，奠定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基础、理论基础。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为人类幸福献身的崇高志向，渊泉在《马克思奋斗生涯》一文中提出，马克思青年时代“即以改造社会组织为毕生事业，一切著述咸以解决兹事为目标”，“马氏之奋斗生涯，即献身著述之生涯，而著述中以《资本论》为不朽名著”。渊泉着重介绍了马克思一生的主要著述，勾勒了马克思的思想轨迹。1922年5月5日，《晨报副镌》发表雁汀著《马克思传》，对马克思主义的生平事业进行了基本概括。1924年8月出版的《新青年》，刊载了李季的《马克思传及其学说自序》。在这篇序言中，李季说明了撰写马克思传的初衷与缘由。在他看来，“各国学者对于马克思的著作虽多，然至今还没有一部详尽无遗的马克思传，描写马氏生平的态度、品性和事业等等，使他的声音貌容、言语动作，得一一活现于我们的眼前”。有鉴于此，李季从少年时代(1918～1843)、壮年时代(1843～1849)、中年时代(1849～1867)、晚年时代(1867～1883)四个阶段，对马克思的生平思想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力图描写“战场上的马克思”与“研究室中的马克思”。李季撰写的《马克思传》分上、中、下三册，先后于1926年、1930年、1932年出版，约70万字，是当时篇幅最长、内容最丰富、论述最全面的马克思生平传记，早于弗朗兹·梅林的《马克思传》中译本在中国出版近20年，并多次再版，影响较大。1943年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25周年，《解放日报》刊载温济泽的《马克思的生平》一文，对马克思的家庭、求学经历、革命实践、思想脉络进行了简要介绍。这是马克思生平事业的重温，有助于强化对马克思生平事业的记忆。
在纪念恩格斯的过程中，同样注重其生平事业的介绍。1940年12月，为纪念恩格斯诞辰120周年，《群众》发表葆荃编译的《恩格斯的生平、著作及其事业》一文，对恩格斯在柏林、曼彻斯特、巴黎、布鲁塞尔、科伦、伦敦等地的实践经历、研究经历，对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及系列军事论文的研究、写作过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认为恩格斯是“人类的天才思想家”，“他整个的思想都可以归之于将人类从该诅咒的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都可以归之于争取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停止生活和活动了，他的整个一生都是献给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的斗争事业”。葆荃对恩格斯的基本定位及思想主旨的把握，符合历史的真实。潘梓年撰写的《现代社会主义底创立者》一文，对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进行了梳理，强调“科学的社会主义，是整个的宇宙观与方法论，是用人类知识的一切部门来做基础的；它的创立，需要从人类知识的一切部门的改造做起。这样一种极其庞大与繁重的工作，就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负担起来了!”这里既是对恩格斯生平的介绍，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源、理论本质的诊断。
对列宁生平的介绍，也是列宁纪念的重要内容。1925年1月列宁逝世周年纪念时，魏琴在《列宁不死》一文中，分时期对列宁的重要活动、突出贡献进行了梳理。文章篇幅不长，但基本呈现了列宁一生经历的重要事件，彰显了列宁对于俄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杰出贡献。蒋光赤为列宁逝世周年纪念编写的《列宁年谱》，记载了列宁一生经历的重大事件，呈现了列宁基本的人生轨迹。1943年列宁诞辰73周年纪念前夕，华北书店翻译出版左琴科的《列宁故事》，这是写给儿童看的故事集，共11篇，近4万字，力图通过小故事折射列宁的品德和风范。4月12日出版的《解放日报》，登载了其中的“列宁和卫兵”“列宁在理发室”两个故事，彰显了列宁平易近人、守纪律、讲秩序的高尚品德。《列宁故事》一书，给中国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影响了一代人对列宁的认知。“大约1946年冬天，我开始接触苏联文学。读的第一本书是左琴科的《列宁故事》，曹靖华先生翻译，张家口新华书店出版。我读得津津有味，特别像列宁‘吃墨水瓶’那样的故事。读过之后，觉得列宁非常可爱。”这段回忆，折射了《列宁故事》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1944年1月21日，为纪念列宁逝世20周年，《解放日报》发表《列宁为党的统一而斗争》，梳理了列宁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经历的斗争、做出的贡献，具体包括：第二次大会前的思想准备；第二次大会上为党章第一条而斗争；反对孟什维克的篡党；1905年失败后反对取消派、召回派与“调和派”的斗争；十月革命前夜反对告密者的工贼行为；1921年反对小组织的斗争。这里以“斗争”为关键词，从一个侧面呈现了列宁的生平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列宁诞辰而举办的展览，多以介绍其生平事业为主要内容。比如，1960年4月，由中国革命博物馆、北京图书馆联合举办的“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展览会”，展品中有介绍列宁生平的图片、列宁著作语录、影印的列宁手稿，以及中国各个时期出版的列宁著作等。这些展品集中展示了列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的一生，凸显了列宁对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贡献。
(二) 经典作家精神品格的诠释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精神品格，是建构其形象、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重要支撑。在纪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注意提炼和诠释经典作家的精神品格。
1922年5月5日，陈独秀在广州召开的马克思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讲，将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归结为两大精神，即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1941年4月30日，为纪念马克思诞生123周年，《解放》刊发了柯柏年的《马克思之为人》，从“学者的风度”“革命的精神”“良师兼益友”“模范的丈夫”“标准的父亲”等方面，全方位展示了马克思的为人。马克思的角色、身份是多重的，从不同维度来刻画马克思，使马克思的形象变得日益丰满。1942年3月，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9周年，《群众》刊发农泉的《马克思的学习精神》一文，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能集几千年人类思想之大成，全在于他不断地学习和研究。文章从固定的目标、严正的态度、学习的方法三个方面，概括了马克思的学习精神；从折角画线、做札记和提要、多读熟读、计划和结论、缜密的分析、抄引法、熟悉各种外国语文、教人的精神八个方面，概括了马克思的学习方法。学品如人品，对马克思学习精神、学习方法的介绍，从一个方面折射了马克思的品格。1943年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25周年，《解放日报》刊载柯柏年的《马克思的科学态度》一文，从“不自以为是”“不夸夸其谈”“不硬套公式”“不粗枝大叶”“不脱离实际”五个方面，概括了马克思的科学精神与研究态度。这是从研究方法、研究态度、研究旨趣对马克思进行的形象素描，对于延安整风时期改造学风富有启发意义。同时，《群众》发表时评《没有比他更真实的人》，认为世界上再没有比马克思“更真实的人了”，他是“真理的化身”，具有“最广大的心肠和最强烈的正义感”，“不知嫉妒和虚荣为何物”。这是马克思的为人之道，折射的是马克思的精神境界。新中国成立后的马克思纪念，仍然注意揭示马克思的精神品格。胡耀邦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马克思的勤奋和毅力是惊人的，他治学态度之严谨，尤其堪为一切科学工作者的典范；他历遭反动政府的迫害，颠沛流离，寄居国外，而斗志弥坚，在革命和科学的道路上奋战不已；他一生从未摆脱过物质贫困，以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智慧，以自己的最精湛的科学成果，献给工人阶级，献给全人类，他的献身精神，真是可歌可泣。马克思确实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最高典范，是一位代表人类智慧和良心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马克思是革命家，也是学者、知识精英，胡耀邦从治学严谨、信念坚定、甘于奉献等方面，揭示了马克思的精神品格。
在纪念列宁的过程中，同样论述了列宁的精神品格。1924年2月2日，列宁逝世之后不久，恽代英在《列宁与中国的革命》一文中，诚心赞美列宁“刻苦勤奋”“勇敢”“坚忍卓绝”“公正无私心”，认为他“不曾因为失败而志气颓唐”，“亦不曾因为成功而精神懈弛”，“不曾怕讥诮，亦不曾怕诽谤”。列宁的“智识，能力，品格，使他成就了一个最有权威的革命领袖；使他成就了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而且亦成就了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革命领袖”。恽代英所提及的这些品格，是列宁的为人之道，由此来诠释列宁成为革命领袖的原因，彰显了品格的重要性。2月7日，在广州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罢工大会上，李大钊发表演讲，赞扬列宁的朴素精神，认为“其刻苦俭朴精神，真可为吾侪国民革命者的模范”。1926年1月21日，北京举行列宁逝世两周年纪念大会。李大钊在演讲中，高度评价列宁的人格。他说，列宁的人格伟大，“无论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敌，都没有不承认的。在俄国的人民非共产者，他们往往反对共产，却对于列宁个人非常崇拜”。其中，李大钊特别欣赏列宁“遇到反动不灰心不失望”的精神，认为这种精神“就是革命者的精神”，“我们应该服膺这种精神”。李大钊所推崇的刻苦、俭朴、坚毅精神，既是为人之道，也是精神品格。1943年4月12日，《解放日报》刊发《遵守革命秩序》一文，主要介绍了列宁遵守纪律的思想和品格。文章说：“尊重和严守革命的纪律与秩序，是列宁的许多美德之一。他曾不止一次地告诫我们：我们所以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最主要的条件之一，就是因为我们有严格的纪律，有自动的遵守纪律的精神。”“在遵守革命的纪律和秩序上面，列宁自己就是最好的模范。他决不自视特殊，把自己放在纪律和秩序的范围之外。”严格的纪律是革命胜利的保障，列宁是严格纪律的倡导者，更是严格纪律的遵守者，这也是他赢得后人敬仰的重要原因。1946年1月21日，为纪念列宁逝世22周年，《解放日报》从克鲁普斯卡娅著《向列宁学习工作方法》一书中摘录部分内容，以《列宁的科学工作方法》为题刊发。编者认为，列宁精细、实事求是的科学工作方法，值得每个同志好好学习。并希望同志们“不仅仔细地阅读这篇文章，而且要深刻地反省自己的工作方法，如果有不科学的地方，就努力去改正它。我们就以此来作为对于列宁的纪念吧!”从列宁细致、务实的工作方法，不难体察其作为革命者的成功之道。
(三) 经典作家历史地位的界定
马克思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如何科学界定马克思的历史地位，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李季在《马克思传及其学说自序》中指出：“马克思为近世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始祖，他的声名即随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运动而传播于世界各国……自马氏死后，欧、美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和运动日盛一日，在最近数年中，风声所播，已遍及于全世界，这都是和马克思的学说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李季从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的传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现实出发，说明了马克思的历史地位。中共中央在《为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告民众书》中指出：马克思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者和世界无产阶级伟大导师”。杨尚昆在《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一文中，称“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鼻祖，是第一国际的创造人，他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坚决一致的向资本主义作残酷的阶级斗争，他指示了全人类最后解放的大道——共产主义社会!”“导师”“鼻祖”“创造者”这些词从理论、实践两个维度描述了马克思的历史地位，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的评价。1939年3月13日，《新中华报》刊发社论《纪念孙中山与马克思》，称“马克思不仅发现了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特殊规律，同时也把全人类社会史的一般运动规律和一切民族各种运动的特殊规律发现出来。看出一切社会史、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互相联系，以及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必然到来”。1940年3月12日，《新中华报》再次刊发社论《纪念两个伟人孙中山与马克斯》，称“马克斯主义是科学的共产主义；它一般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理论和政策，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政策；它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武器；它是世界革命的旗帜同时是各国革命的南针”。由于孙中山与马克思的逝世纪念日相隔只有两天，《新中华报》连续两年刊发社论时将孙中山、马克思并提。不过，对孙中山的评价，主要从中国革命的视野来立论；对马克思的评价，主要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视野来立论。1938年5月，凯丰在《马克思与中国》一文中，称马克思是“世界的伟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者，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被压迫民族的救星”。1943年5月5日，温济泽在《马克思的生平》一文中，认为“马克思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者，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凯丰、温济泽对马克思的评价基本一致，从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三个维度，对马克思做出了定位，沿用以往提法的色彩明显。1943年，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25周年，《群众》发表时评《没有比他更真实的人》，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历史的巨人——共产主义的创始者，他的学说已经为全世界的进步人士所家喻户晓，他的理想已经实现在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之上”。这一评价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来定位，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解释力。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日报》刊发的社论，仍肯定马克思为“人类最卓越的天才的思想家、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证明：社会主义决不是乌托邦的空想，而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不可避免的结果”。胡耀邦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马克思是十九世纪的德国人，但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他所处的时代和地区的界限。他是属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是属于全体进步人类的。”这是从影响力、超越性对马克思所进行的评价和定位。
对于列宁的历史地位，不同时期的纪念活动评价的侧重点有所不同。1924年2月7日，李大钊在广州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罢工大会上发表演讲，称“列宁同志是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者，他的死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与民族，尤其是东方被压迫民族若中国，一件莫大的损失”。3月30日，李大钊在中华民国国民追悼列宁大会上发表演讲，指出列宁“是弱小民族的良朋，是被压迫者的忠仆，是献身于世界革命的一个仁勇的战士”，“列宁的功业，在人已如日月炳天，江河行地。他的主义，亦经体现于全人类。革命的组织，日在发扬滋长中，以完成人类在历史上重大的使命，故列宁的躯干虽死，列宁的精神不死”。李大钊的两次演讲是从民族解放的维度对列宁历史地位进行评价。杨尚昆在《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一文中，称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的向前开展者，他发挥了马克思主义，他给马克思主义添上了许多新的内容”。张如心在《列宁与中国人民解放的事业》一文中说：“列宁的伟大与天才，正在他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把它具体的运用到帝国主义时代的环境，指出了现代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光明道路，同时领导了俄国革命，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区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杨尚昆、张如心主要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维度，肯定了列宁的历史地位。1940年1月24日，《新中华报》发表社论《纪念世界革命导师——列宁》，充分肯定列宁创立列宁主义、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创立共产国际等方面的历史功绩，称“列宁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也是弱小民族解放运动的导师，是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朋友”，“列宁的学说是人类解放的灯塔，照耀着人类解放斗争的道路”。这一评价从理论与实践、俄国与世界等维度，对列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价。1944年1月21日，逢列宁逝世22周年纪念，《解放日报》刊发了斯大林为列宁50寿辰而作的《列宁是俄国共产党(布)底组织者和领袖》一文。编者指出：“列宁，孙中山先生称为‘革命的圣人’，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革命领袖，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继承者。”借助孙中山的评价来说明列宁的历史地位，更加形象与深刻。
新中国成立后，对列宁的评价并未因中苏关系的变化而出现反差。196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称“列宁是苏联共产党的创立者，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缔造者，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领袖。列宁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面，都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就从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建构、国际共运的延续、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三个维度，对列宁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评价。1970年4月，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仍称“列宁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列宁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给予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贡献，是非常之伟大的”。可见，对列宁的评价并未因“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失去理性。
生平事业、精神品格、历史地位是支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形象的三个重要方面，呈现经典作家的生平事业、诠释经典作家的精神品格、肯定经典作家的历史地位，有利于中国民众走近经典作家，进入经典作家的生活世界、精神世界。如此，无疑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03
经典作家纪念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多种途径，纪念活动是其中之一。中国共产党人借助经典作家纪念，诠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理论来源，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成，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系，阐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介绍马克思主义单篇著作，经典作家纪念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桥梁和载体。
(一) 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说明
经典作家纪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源性、总体性问题进行了阐释。
1. 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理论来源的阐释。
如何定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1926年5月，彭述之在《五五纪念与中国》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一种什么机械的宗教，也不是一种什么玄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解释宇宙的方法论，并且是改造宇宙的一种工具。马克思主义是全人类历史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一种结晶体。马克思主义是创造人类新社会的指南，更切实点说是一切革命的指南，是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反抗和脱离压迫和剥削阶级的武器。”彭述之将马克思主义视为解释宇宙的方法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科学把握。正因为它是一种方法论，所以具有“工具”“指南”“武器”的功能。1933年2月，中共中央在《为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告民众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见解和学说的系统，是人类一切伟大思想的结晶，是国际工人运动经验的总和，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宇宙观。”寥寥数语，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实践基础、理论本质，但仅仅将马克思主义定义为“革命宇宙观”，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其创立过程中批判继承了人类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特别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与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有助于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1938年5月5日，《新华日报》刊发社论《纪念马克思和孙中山》，通过引用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与理论组成部分的论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进行了说明。社论指出：马克思的伟大，就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决不像那些离开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而生长起来的、闭关自守的、狭窄的‘宗派主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天才，正在于他把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问题给了回答。他的学说是直接继续着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伟大代表者们的学说而产生出来的。”这就借助马克思诞辰纪念，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思想文化的关系。
2. 对马克思主义内在结构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人早期接触的马克思主义，是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构成的看法，影响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内在结构的认知。1919年出版的《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转载了渊泉翻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这是日本研究马克思的大家河上肇的作品。文章开头便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学问上有两大根柢，其一是历史观，其一是经济论。”“历史观”是指唯物史观，“经济论”是指剩余价值学说，将二者作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基础，实际上勾勒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关系。河上肇对马克思主义内在结构的这种理解，对李大钊产生了明显影响。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由社会组织进化论、资本主义经济论、社会主义运动论三部分构成，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而阶级斗争理论贯穿三者之中，将三者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在顾兆熊看来，马克思学说的依据就是唯物史观、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马氏用这两个基础学说，去批评现代资本式的出产法，推论他发展的趋势与将来社会秩序的改革”。这一看法，与河上肇的观点较为接近，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陈独秀在吴淞中国公学演讲时，从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劳工专政理论四个方面，介绍了马克思的学说，勾勒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结构，彰显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内在结构基本上是依据三个组成部分的说法来分析的。1953年5月5日，王南在《学习列宁著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就把自己的学说，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等组成部分”。他具体说明了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在关联，认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具有不可克服的逻辑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内在结构的分析，基本上是从三个组成部分展开的。1983年3月，胡耀邦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用三个“第一次”梳理了马克思的理论创造与理论贡献，即“第一次把唯物论同辩证法结合起”“第一次发现了资本剥削劳动的秘密”“第一次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这样，他就在历史科学、经济科学和哲学领域，实现了最伟大的根本变革，建立了真正科学的宇宙观和最彻底的社会革命论”。可见，改革开放后，胡耀邦仍从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来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结构。
3. 对列宁主义体系的概括。
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既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又有自己独特的体系，对此进行概括和诠释，是经典作家纪念的内容之一。1926年，李大钊在列宁逝世两周年纪念时，对列宁主义做了定位，认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策略”，并肯定列宁联合世界革命、以无产阶级的党治国、党的制度是集权等主张，初步呈现了列宁主义的理论体系。彭述之在《列宁主义是否不适合于中国的所谓“国情”?》一文中认为，列宁主义是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或现代的共产主义，一方面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另一方面是解放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农民群众的理论和策略，即解决“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的理论和策略。将列宁主义的内容归结为两个方面，基本上是依据民主革命、民族革命的理路来概括的。1933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在《为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告民众书》中指出：列宁主义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继续与往前发展”，在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农民与土地、民族与殖民地、党的学说、无产阶级的战略与策略、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战争、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上，“对于马克思主义，都有许多新的贡献”。梳理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实际上呈现了列宁主义体系的基本内容。新中国成立后的列宁纪念，尽管没有对列宁主义体系直接进行概括，但实际上已涉及列宁主义体系的轮廓。196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六本列宁论述集，即《列宁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论民族解放运动》《列宁论战争与和平》《列宁论反对修正主义》《列宁论新型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六本论述集尽管未能涵盖列宁主义的全部内容，但从当时现实需要出发展示了列宁主义体系的内容。
4. 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关系的阐释。
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包含列宁主义；狭义来说，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人在纪念列宁时，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进行了说明。1924年4月，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的演讲中，定义了何谓“列宁主义”。他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发表《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时，认定“列宁主义就是资本帝国主义专权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同年4月，瞿秋白在《列宁主义概论》一文中，称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时的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应用于俄国客观情形之马克思主义”。很显然，中共四大宣言、瞿秋白的论断是依据斯大林的定义来诠释什么是列宁主义。陈独秀认为，“列宁主义自然就是马克思主义，然而马克思主义到了列宁，则更明了确定了，周密了，也扩大了”，其突出表现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国际民族运动理论。陈独秀既承认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又强调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较之斯大林的表述更直白，并强调列宁国际民族解放运动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1933年3月，杨尚昆在《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一文中，也论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他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更确切地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可见，杨尚昆依然通过引用斯大林的观点来申明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
(二) 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阐释
在纪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对经典作家生平事业的介绍，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 对唯物史观的阐释。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成果，它科学地回答了社会历史领域一系列重大问题，并为认识、改造社会提供了方法论指引。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借助经典作家纪念，对唯物史观进行了阐释。《新青年》出版的“马克思研究”专号，转载了《新中国》刊发的陈启修《女子贞操的金钱价值》一文，并将标题改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文章结合文化变迁，说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阐释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肯定了唯物史观的确立给社会科学领域带来的革命性变革。顾兆熊在《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刊发的《马克思学说》一文，也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行了介绍，认为唯物史观“是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察法，是一种空前的社会哲学”，其大意是：“观察人类社会，那最根本最原始的对象就是经济。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只是共同出产；社会里一切变动的最终的原因，须在一时代的经济里寻找。”这种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解，抓住了唯物史观的根本，从经济入手来考察社会变动的原因，是唯物史观的本质要求。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李大钊主要是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原理出发来把握唯物史观的。陈独秀在吴淞中国公学演讲时，将唯物史观的要旨归结为说明人类文化之变动、说明社会制度之变动两个方面，并对其内涵进行了具体阐释。“社会生产关系之总和为构成社会经济的基础，法律、政治都建筑在这基础上面。一切制度、文物、时代精神的构造都是跟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的，经济的构造是跟着生活资料之生产方法变化而变化的。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生活，倒是人的社会生活决定人的意识”；“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制度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有变动，社会制度也要跟着变动，因为经济的基础(即生产力)有了变动，在这基础上面的建筑物自然也要或徐或速的革起命来”。这两段话，说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也说明了人类文化变动、社会制度更替的原因。对于唯物史观的创立，恩格斯完全归功于马克思的创造。柯柏年通过梳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后认为，“恩格斯是有力地参与唯物史观之建立的”。因此，20世纪40年代，中国思想界就已意识到：恩格斯以自己的智慧，参与了唯物史观的创立。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了唯物史观，不能离开恩格斯来谈唯物史观的创立。
2. 对剩余价值学说的诠释。
剩余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概念，马克思通过分析剩余价值的创造、实现、分配，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借助经典作家纪念，对剩余价值学说进行了初步介绍。顾兆熊在《马克思学说》一文中指出：经济理论之中最“烦难”的是价值论，凡货物的价值，由制造这货物所用的“社会上需要的”或“平均的”工作数量而定；而“工人创造的，却是被资本家攫取了，这就是‘赢余价值’”。这里阐述的就是价值的决定和剩余价值的产生。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指出：“马氏的‘经济论’有二要点：一‘余工余值说’，二‘资本集中说’。前说的基础，在交易价值的特别概念。后说的基础，在经济进化的特别学理。”李大钊所说的“余工余值说”即剩余价值学说。陈独秀在吴淞中国公学演讲时，对剩余价值学说也进行了介绍。他说，要明白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是什么，首先要明白马克思所指的价值是什么，其次要明白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价值是什么及劳动价值如何定法。劳动价值包括“劳动力自身之价值”与“劳动生产品之价值”，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由“培养他所需的劳动分量”而定；劳动力所制造商品的价值“由制造时所需社会的劳动分量而定”。剩余价值“乃是货物的价值与制造这货物所费的价值之差额”；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成立的，不是在流通过程中成立的”。陈独秀力图诠释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将剩余价值学说通俗化。
3. 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诠释。
阶级斗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基础性地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往往是从阶级斗争理论开始的。经典作家纪念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阐释包括对阶级斗争理论的阐释。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通过引用《共产党宣言》中“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从来的历史尽是在阶级对立——固然在种种时代呈种种形式——中进行的”两段话，说明了阶级斗争理论的基本内容。关于阶级斗争产生的原因，依据马克思的观点，在于“土地共有制崩坏以后，经济的构造都建在阶级对立之上”。李大钊认为，马克思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的区别：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这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阶级斗争将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同时告终。这也就是说，阶级冲突的根源是经济冲突、利益冲突，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终结，阶级斗争也将结束。陈独秀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归结为两个方面：“一切过去社会底历史都是阶级争斗底历史”；“阶级之成立和争斗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必然结果”。这一概括简单明了，呈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基本观点。
(三) 对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介绍
在经典作家纪念过程中，对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介绍，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概括。
列宁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和形式、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措施等问题进行了系统阐释，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重要原理。瞿秋白在《列宁主义概论》一文中，对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行了介绍。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独裁制论，可以分三个方面来说明：一、无产阶级独裁制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工具；二、无产阶级独裁制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统治；三、苏维埃制度，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国家的形式”。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独裁制”，即无产阶级专政，瞿秋白将无产阶级专政视为革命工具和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对苏维埃制度的介绍，也为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做了铺垫。
2. 对民族解放理论的阐释。
列宁十分关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运动。陈独秀在《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一文中，对列宁关于国际民族运动的理论进行了概括，主要包括：全世界一切有色无色人种的；行动上帮助民族解放运动；由被压迫者革命而分立，而自建国家；被压迫的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问题；联合被压迫的民族运动和被压迫的阶级运动——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各民族间在政治上应该是自由分立的，在经济上应该是协作而统一的。陈独秀强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的殖民地及被压迫的国家，他们的民族运动，只有依照列宁这样伟大的周到的意见而行，才能够彻底的解决，才能够得着真正自由。”因此，陈独秀在梳理列宁民族解放理论内容的同时，阐明了列宁民族解放理论的意义。《新青年》出版的“列宁号”，刊载了魏琴的《列宁、殖民地民族与帝国主义》一文，称列宁是“人类一切解放的象征”，纪念列宁有利于“振作被压迫民族反帝国主义奋斗的勇气”。纪念列宁，应特别关注两点：“第一，列宁如何教导西方的无产阶级反抗自己资本的政府，以达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第二，列宁以为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对于世界革命，有如何伟大的意义。”魏琴提示了列宁民族解放理论的核心内容，有利于中国民众理解、接受这一理论。
3. 对群众观点的诠释。
列宁对群众在历史发展进程、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对领袖与群众、党与群众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1944年1月23日，为纪念列宁逝世20周年，《解放日报》发表《列宁论群众观点》一文，对列宁的群众观点进行了具体介绍。主要内容包括：政治开始于千百万群众所在的地方，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群众经验、群众觉悟、群众力量、群众领袖；应该怎样看待群众的“落后”；群众不怕带枪的人；只有依赖群众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发展多样性的群众竞赛；群众大会的民主与工作时间内的个人独裁；再三不倦地用群众与司法的力量铲除官僚主义的野草；依靠群众来清洗自己的队伍，脱离脱离群众者。这篇文章呈现了列宁群众观点的基本内容，对于中国共产党富有启迪意义。199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为纪念列宁诞辰120周年而刊发的社论，对列宁群众观点做出了新的概括，揭示了列宁群众观点的当代价值，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列宁主义并没有过时。
4. 对建党思想的介绍。
列宁结合俄国党的建设实践，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任务、纲领策略、组织原则、团结统一、批评与自我批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新思想、新观点。瞿秋白在《列宁主义概论》一文中，从“党是无产阶级之先进的战队”“党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战队”“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之最高形式”“党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工具”“党应当代表革命的统一意志，内部决不能再有许多小团体或小组织”“党应当肃清内部的机会主义派的分子方能巩固”六个方面，对列宁的建党思想进行了介绍。在此基础上，瞿秋白指出：“无产阶级必须有这样的革命政党，方才能尽自己社会革命的使命，实行无产阶级独裁制，引导全人类入社会主义之域；无产阶级必须有这样的政党，方才能在这帝国主义的时期，推翻那强有力的敌人——世界资产阶级。”瞿秋白对列宁建党思想的概括，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重要性的阐释，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人把握党的建设的关键环节，认识党的建设的战略意义。199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为纪念列宁诞辰120周年刊发的社论，对列宁建党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社论说：“列宁的建党学说，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党是阶级的觉悟的、先进的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他特别强调在革命和建设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指出国家政权的全部政治经济工作都是由工人阶级的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他指出，一个政党在它的存亡问题上是不能容许有丝毫动摇的，是不能容许同那些可能把它埋葬掉的人做任何妥协的。”这一概括，彰显了列宁建党思想的时代意义。
5. 对工会、农民问题、妇女解放理论的阐释。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建设的过程中，重视工会建设，注意发挥工会作用。郑超麟在《列宁与职工运动》一文中，介绍了列宁关于工会的理论，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组织工会的必要性与开展职工运动的方法。农民是俄国革命的同盟军，列宁对于解决农民土地、解决工农矛盾、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提高农民文化素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谢文锦在《列宁与农民》一文中，介绍了列宁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文章认为，列宁之所以能领导俄国革命取得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能够注意到农民的心理和利益，和农民联合起来共同去奋斗”。文章侧重从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共同去奋斗、农民土地问题、工业和农业同时发展等方面，介绍了列宁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列宁是妇女解放的倡导者、行动者。1927年1月21日，白丽在《向导》出版的“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特刊”发表《列宁与妇女解放》一文，介绍了列宁的妇女解放理论。文章说：“列宁是世界无产阶级首领中第一个消灭家庭中和社会中不平等的人，所以十月革命之后，他立刻号召全俄国人从事实上解放妇女。”为使妇女解放事业能够切实进行，列宁主张妇女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妇女不能参加政治生活，其主要障碍物仍是家务工作，创设模范的住宅饭堂等，这是解放妇女家务工作的办法；苏维埃政权尽力使男女平等，并铲除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俄国妇女已经取得的地位，正是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妇女所梦想的。这里对列宁妇女解放理论与实践的阐释，既有利于中国妇女运动的开展，也有利于中国妇女亲近列宁、敬畏列宁。
经典作家纪念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多个方面，这种诠释和介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传播，增进了中国民众、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知与理解。
04
经典作家纪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传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正因为如此，纪念经典作家的过程，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一) 揭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关注中国革命，先后撰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统治》《波斯和中国》《鸦片贸易史》《英中条约》《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俄国在远东的成功》《新的对华战争》《对华贸易》等文章、评论。中国共产党在纪念经典作家的过程中，注意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以彰显马克思主义对于解决中国问题的意义，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解释力。
1926年4月，中共中央就5月各纪念日的宣传发表通告，强调5月5日是马克思诞生的纪念日，在我们一切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物上，公开或秘密的集会上，须借此机会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否能解决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关系，并答复各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之曲解和误会。当时，社会上有人以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为由，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国共产党力图通过经典作家纪念，诠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联，说明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中共中央关于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已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劳苦群众争求解放的旗帜和武器。我们党应比前加倍努力与更广泛地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灌输到中国劳苦群众中去，来武装他们，以争取伟大的解放。”并且要求“切勿一般地抽象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宣传，要将这一思想和理论战线上的工作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联系起来。”因此，在纪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注意结合中国革命的任务来阐释、宣传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贴近中国国情、贴近民众的实际生活。1938年5月5日，《新华日报》刊发社论强调：“马克思是中国人民最热烈的同情者，当他在世的时候，他是第一个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和中国社会的理论家和政治家。他曾经对于贩毒的鸦片贸易，表示强烈的反对，他曾经对于鸦片战争、对于亚罗船事件、对于英法联军，表示痛切的愤慨；他曾经对于太平天国运动、对于中国人民反抗外国的侵略者，表示热烈的同情；他曾经对于中国的对外贸易，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作过科学的分析和研究。从他的结论中得出了警告侵略者和指出中国人民斗争的目标——‘中华民国——自由平等博爱’。”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是西方历史传统、文化积淀、社会现实的产物，似乎与中国的关系不大。社论通过具体罗列马克思对中国问题的同情和关切，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联及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凯丰也认为，马克思不仅对于西欧民族问题表示热烈同情，而且对于东方被压迫民族尤其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同样表示热烈同情。纪念马克思，“应当研究马克思所遗给我们的科学社会主义，从他的伟大不朽的著作中，学习得被压迫民族求解放的科学的理论，这是保证抗战胜利的重要方法”。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日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70周年刊发的社论仍然强调：“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对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寄予了无限的关怀。”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中国民族解放的同情与关切，既有利于拉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众的心理距离，也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合法性提供了支撑。既然马克思主义包含中国民族解放的思想，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也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
列宁对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更为关注，中国共产党人在纪念列宁时，注意揭示列宁主义对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1925年1月21日，为纪念列宁逝世一周年，陈独秀发表告中国民众书。他说：“列宁的外表，象一个很朴素的教授，又象一个很活泼的工人；他的内心贮藏了对于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同情热泪，他不但同情于被压迫的工人农民阶级，指导全世界的阶级争斗，他并且同情于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指导全世界的民族争斗。”自义和团事件起，列宁即表示深厚同情于中国人，攻击他本国政府非常严厉；列宁对于中国的辛亥革命，表示满腔同情；列宁对于列强扶助袁世凯造成中国的反动政局，曾在《真理报》上进行批评。这些事实说明列宁“对于中国及中国民众之同情是何等诚挚”。陈独秀提出，现在全世界人类对垒的形式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对抗，“我们若真要纪念列宁，永远纪念列宁，只有接受列宁遗训——联合全世界被压迫者，向全世界压迫者作战，为脱离被压迫的地位而战”。陈独秀在肯定列宁关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时，重点说明了列宁对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和支持。1943年1月21日，为纪念列宁逝世19周年，《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列宁非常注意东方被压迫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中国革命的根本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是列宁所规定的”。“我们有许多事情还办得不太好，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还需要努力来克服自己的许多缺点。我们应该多多去请教那位革命中的‘圣人’列宁。”揭示列宁主义对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意义，既有利于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也有利于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
(二) 诠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运用
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要求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将妨碍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发挥。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借助经典作家纪念，中国共产党人表明了基本观点和态度。
1932年马克思诞辰纪念前夕，慧素在《为马克思主义而斗争》一文中指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决不是我们武断的教义，也不是学究先生的公式，它是世界革命运动的总结，是实际斗争的方针。离开了实际的具体的行动，便不配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离开了实际的具体的理论，便不会有革命的行动。”这里强调结合具体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与公式。1939年1月，实甫在《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提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不看做教条、不看做一般公式，而看做行动底指导”，所以，“他对于马克思主义作了伟大的发展”，并“敢于以许多适应于新的历史条件的新公式来代替马、恩著作中某些过了时的旧公式”。实甫主张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时代要求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1942年1月21日，《解放日报》为纪念列宁逝世18周年发表社论《掌握马列主义的锁钥》。社论批评了“掌握马列主义，就是背诵马列主义典籍上的词句，遇到困难，便把这些成语引证出来”的错误观点，指出：“真正的马列主义武器，不是马列主义个别的现成的结论，而是马列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只有马列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宝，只有应用这种立场和方法，才能认识我们的现实，解决我们的问题。个别的公式和成语是僵硬的，死气沉沉的，立场和方法，是创造的，生机勃勃的。前者是躯壳，后者才是灵魂。由此可见，学会马列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是共产党人完成一切革命任务的首要条件，同时也就是共产党人第一等重要的责任。”社论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它是“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实践的活生生的统一”，是“克服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的抗毒素”，“加强调查研究，加强学习马列主义方法，是全党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既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又要通过调查研究把握中国实际、中国国情，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领所在。
(三) 表达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主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纪念经典作家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解答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以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
1924年2月2日，恽代英在《列宁与中国的革命》一文中提出：“从列宁所说的与列宁所做的都告诉了我们，我们若是有了一个有主义有纪律的党，我们若是用这个党去宣传与组织工人农人兵士革命的团结，我们可以成功革命。革命的同志，要集中力量，整齐步伐，而且要得着劳兵农的赞助拥护，然后才有真正的成功。”这就借助纪念列宁，说明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群众支持对于中国革命胜利的意义，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1927年1月21日，彭述之在《列宁主义是否不适合于中国的所谓“国情”?》一文，批评了国民党右派所谓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列宁主义不适合于中国的言论，并依据列宁主义的理论和策略，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则”：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国的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先锋队；中国的革命应该拥护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到底；完全承认国内一切民族平等。这些原则既源于列宁主义，又包含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领导权、力量来源等问题。华西园在《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一文中，依据恩格斯关于各民族自求解放的原则，对中国抗战应该依靠的力量进行了阐释。他提出：“中国的抗战应该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对于国际的援助，当然应该努力争取，但绝对不应有所依赖，要知道：中国民族的命运，应该由中国人民自己来决定，而事实亦已证明中国是有充足的力量可以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问题只在能否加强团结与力求进步以发挥自己的民族潜力而已。”这就依据恩格斯的民族解放理论，说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黎平在《纪念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恩格斯》一文中，借助恩格斯对于中华民族自卫战争的态度，表达了对于抗战的主张。他说：“恩格斯认清中华民族只有从民族革命战争中求得自己的解放，所以他和马克思一起最恳挚地赞扬拥护中国民族抵抗外国强盗侵略的自卫战争。”文章依据恩格斯的观点，提出了争取中华民族自卫战争胜利的主张：扫除残破腐化现象，发动全中国的民族狂热情绪；坚持持久战，运用我们民族所善于运用的战略、战术；发扬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在纪念经典作家的过程中，注意结合经典作家的思想，来表达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方案。
同时，中国共产党人注意利用经典作家纪念，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1939年1月，实甫在《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具体环境，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主要有四个方面，即关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关于革命的武装力量问题、关于革命的军事战略和战术问题、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实甫强调：运用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分析中国具体环境和社会特点，一句话，使马列主义中国化，还是摆在中国马列主义者面前的一个主要任务”。这就结合经典作家纪念，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申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结合经典作家纪念，阐明了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1960年4月，《人民日报》刊发的社论《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指出：“在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主要的有三个方面的任务，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争取世界和平的任务，团结国际友人的任务。”社论不仅提出任务，而且对于任务进行了具体阐释。如社论提出：“中国人民当前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不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完成这个任务，不但对于中国人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于世界人民的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也有显著的巨大的意义。”这就借助列宁纪念，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条件。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仍借助经典作家纪念，表达改革主张、发展愿望。胡耀邦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上提出：“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今天中国的中心任务已经是：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建设一个具有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这里借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重申了中共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和发展任务。知识分子问题关系改革、发展力量的凝聚，是新的历史时期需要澄清的问题。胡耀邦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上，通过反思1957年以来对待知识、知识分子“左”的错误，阐明了在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正确态度和政策。
总之，经典作家纪念是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重要方面，对于塑造经典作家形象、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