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展览 | 倪昆：在魔幻的重庆，有必要持续不断地向城市提问

展览现场

1

我们是谁

寓言“途中镜子”是一个典型的后殖民故事，里面其实充斥了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可以说，在当前全球化的语境里来讲述这个故事本身会显得不合时宜，但也正是这种不合时宜感让我非常有兴趣去用我们当下的社会语境来重新诠释它，它所涉及的冲突感和复杂性在与我们具体的城市语境的再次对话中将获得迥异的回应。寓言里最基本的讨论涉及到身份和关系，还有它背后暗藏的文化渗透和文化再造。虽然殖民对于我们来说更接近于一个名词，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审视当下，经济全球化，媒体全球化，流行和时尚文化的输出渗透乃至对抗融合，都让关于“我们是谁”的讨论变得迫切和模糊，刚好，重庆这座新兴的超级城市可以为这些讨论提供足够多的素材，而我在重庆这边十余年的工作，也让我有大量的选择来有针对性地挑选符合展览主题的作品。在最初的构想里，就设定所有的参展艺术家都应该在重庆或长或短的创作停留过，并且来自不同的文化（城市）背景，最终是有11位国内艺术家和12位国际艺术家加入。展览设计为三个板块，直接针对重庆这座城市及城市景化观的“重庆重庆”，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公共场域是讨论的重点；第二个板块是“游牧&变奏”，突出了全球化中普遍存在的行走和迁徙，以及共生型文化再生产的特征；第三个板块是“都市祛魅”，存在于城市缝隙里的异托邦所在，艺术作为例证而将其凸显呈现。

2

冒险和求证

当代艺术最具活力的部分在于它对“人”和“社会”的不间歇追问，这是一个不断表达、否定又不断反复和思辨的过程，它是动态的，也是开放性的。良性情况下，艺术与语境将构成共构关系，只是在当前资本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挤压下，艺术自身正变得异化，坚持表达和思考的独立性将显得非常重要。

当代艺术的实践应该是建构性的，它不会仅停留在一些基础问题的“正确”回应和讨论上，它应该有更多的面相，当代性自身就意味着多样性。艺术的在地化实践，我认为极为重要，当然，所有的关于价值的讨论都需要未来来重新检验，这也让这个工作充满了冒险和求证。也正是这种针对文化和当代的介入感，让这些工作也充满了吸引力。

立陶宛艺术家Neringa Naujokaite的影像作品《转换》（11′30′′）

3

极速

重庆是一座很直接的城市，也是一个非常视觉化的城市，我喜欢这边人的性格，耿直豪爽，行动力强。它1997年直辖，2000年前后开始大规模的造城运动，2010年左右，主城区基本完成再造重建。十余年间，从一个中等的内地工业城市转变为一个有着巨大体量的超级城市，我是2000年来的重庆，也因此，对我而言，重庆给我的最深刻感知是它的极速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来自物理空间层面，更来自构成城市的居民、社群，以及因为这些变迁而带来的城市问题。不过重庆长期以来的城市气质并没有因为这场短暂的剧变而马上改变，精致感的大都市生活还只是出现在广告画面里，这也让这座城市充满了矛盾和格格不入感，我觉得这对于艺术来说，是巨大的幸福。

4

持续不断地对城市提问

持续不断地对城市展开提问，确实是我重要的工作线索，另外，关于艺术和媒介的讨论也是我比较有兴趣去工作的内容。作为一位策展人，建立自己的工作坐标是相当重要的，而是否有自己的研究课题及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甄别策展人工作好坏的一个基础参数。就我个人的工作经历而言，器•Haus空间的经验非常关键。另外相对巧合的是，我来到重庆刚好赶上了它的大规模快速造城运动，这近十几年的巨大变化，给了我极大的刺激。空间的运营为我的这份关注提供了大量的实践机会，与来自不同背景的艺术家的合作，主动发起一些我有兴趣展开讨论的艺术项目，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否定修正自己的一些思考和设想，不断又发起新的工作项目。在实际的工作中，当我开始真正试图通过艺术来谈论我们的城市时，我发现即使是一些最基本的城市概念，我们都存在着极大的理解偏差，这反过来促使我去做基础概念的清理，比如说邀请建筑师艺术家一起来讨论何为城市的“公共空间”，它的进入通道和方式，另外，又以“红线”为关键词，就影响城市最显著的两种力量-资本和意识形态-来组织工作坊和展览。另外，我也和一些艺术家长期项目展开合作，比如说关于乡村的“昆山在造”项目（“昆山在造－被观看的乡村政治，和成都艺术小组“实践工作坊”合作，讨论新农村建设在乡村的变异），关于城市拆迁的城中村项目的“铜元局”（“铜元局”项目由艺术家王海川发起），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城市项目还有“HW工厂计划”，以本地正在生产运营的一家私营铁艺工厂为工作对象，再次从一个具体的城市功能点来展开多方位的讨论。城市和城市化议题，工厂系统，艺术和媒介，都会通过这个项目而涉及。

另外也和我们的日本伙伴，北九州的艺术机构 Gallery Soap一起，发起“亚洲酒店”项目，项目锁定在亚洲区域的城市和城市化景观，结合行走／调研／对谈／展览／出版，自2012年开始，目前已组织了3次，到达的城市有东京，北九州，曼谷，重庆，上海，合肥。今年正在讨论将项目带到维也纳，希望通过这些具体的行走和互动，建立对话机制，同时交换大家关于“艺术／城市化”的观点和实践。在发现和感知不同文化现场的差异的同时，来试图完成自我的清理和塑造。这也是我理解的，当代艺术最值得鼓励和投入工作的方向——艺术在当代文化现场里的主动建构。

展览现场

5

魔幻重庆

本次参展的外地和国外艺术家几乎都是参加过我们的驻地项目，就像你看到的那样，在这场展览的三个单元里，都有他们的作品出现，这也很好地说明了他们在创作方向上的多元性。器•Haus空间的驻地项目开始于2007年，平均下来，每年几乎有15-20位艺术家加入到这个板块。驻地艺术家在来到重庆之前通常我们会通过邮件来讨论他的工作，相比较而言，国外艺术家对于重庆的城市空间表现出更多的兴趣，比如说重庆魔幻的街道和公路桥梁等，另外，基于文化差异而展开的讨论也是一个主要的方向。普遍感觉，他们更加擅长通过风格化的视觉语言来呈现他们的观点，这也让他们的作品显得非常的成熟和独特。

6

必备的素质

驻地项目在我们的工作系统里属于常规工作，某方面说已经非常的成熟，很难说它对于本地将存在如何的影响，它一直都只对那些本身就对当代艺术有浓厚兴趣的观众产生一些影响。当然，有了这个常规的项目，对于当地生态还是会有一些积极的推动，因为我们还有艺术家交换驻地项目，很多我们的合作艺术家通过这个可以去到杜塞尔多夫、日本北九州，还有德黑兰等。这对于年轻艺术家肯定是好的。

作为个人，我觉得长期和来自不同文化现场的艺术家进行工作，最大的好处是它能够帮助你建立起全球化视野，拓宽你的工作半径，形成主动的换位思考和积极的参与世界的习惯。这对于发展自己的策展和研究工作非常有帮助。至少我觉得国际化视野的建立应该是一位策展人必备的素质。

7

非中心城市的困境

所有的非中心城市都面临着类似的困境，比如说，在地的艺术系统不完善，从业人员少，年轻艺术家匮乏，上升通道狭窄等，重庆的情况也类似，我明显感觉到目前有志向从事艺术创作的年轻艺术家越来越少。这也让我们的工作必须建立在大家的自觉上。所以，这也就迫使我们通过不断的主动发起项目来拉动一些工作。另外一方面，我也不断的邀请一些外地艺术家来重庆参加我们的短期项目，这也算是一种变相的补充，总的来说，首先还必须是地方的艺术群体先动起来，通过艺术家的流动来导入一些新的可能性。一直保持良好工作状态的艺术家是少数的，相应的，艺术家个案自然也就变得少了。某方面说，这会影响到策展人的一些工作。

8

镶嵌

本次展览也提到了这一点，我们身处全球化的现实语境之中，我们关于身份和文化的讨论在真正意识到这种改变之前就已经身处其间，也只有重新将自己镶嵌在这个大的语境中，我们才能够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对我们来说，建立国际网络，在全球化的维度下就某些具体问题展开自我清理，加强国际机构间的互访和合作，都是必须进行的事情。我相信，我们目前谈论的这些问题在随后会变得常态，我们也正处于一场巨大的改变之中，尽早地为自己的工作植入全球化基因，太有必要了。

2015年，德国艺术家Rober Pufleb在重庆拍摄了一批有实用功能的建筑，他们不可或缺，承担着照明、信息、观察、监视、广播、制造和通信等作用。2018年，有些水塔意境拆毁，但它们会以最好的形状活在艺术家的照片中，被永恒的白色所包围。

9

策动

当代策展应该介入到文化生产和社会现场，它应该是知识生产的实践行动，通过研究分析、观点发布、展览展示、组织项目，与包括艺术家在内的创造者的共同合作并最终完成自己的学术建构。所以策展人应当成为一个有弹性的策动者、组织者，或者某种运动或趋势的共建者，需要热情、专注力，还有不断求证的否定性思考能力，总之，这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有着研究型特征的创造性工作。我热爱这份工作。

10

文化书写

好的策展应该具备创造性、前瞻性的的特点，它应该有经得起检验的观点和独创性的一面，它自身就构成文化生产的第一现场。策展的开放性在当前的语境里正变得越来越自由，策展成为一种试探艺术概念的途径。一个好的策展肯定是一次极佳的文化书写，策展人的工作、艺术家的工作、现场的展览展示、文章和出版，都是这次书写的基础构成。当然，工作路径的差异不代表策展自身的好坏，就像现在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充担策展人，还有跨领域的策展等，这都在说明这个工作自身在进步和拓展，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也希望在之后的工作里，可以尝试一些新的工作路径，也许通过这些新尝试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些新的观看和思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