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荟中西——海上丝绸之路视角下的19世纪澳门及广东地区图像展”展览现场受访：汪蓝、刘希言、郭亮、刘艺采访及编辑：蓦然19世纪的“西画东渐”标志着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随着中国开始融入世界，东西方的审美趣味之间也开始产生接触和碰撞；在繁荣贸易的带动下，绘画艺术不再局限于清宫皇朝，而是向中国民间转移。但在很长时间里，这段历史出于种种原因或被忽视，或被语焉不详地略过。在这一意义上，近期举办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展览“艺荟中西——海上丝绸之路视角下的19世纪澳门及广东地区图像展”，或许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重新观看的契机。图像展所包含的，一部分是涵盖不同题材和类别的19世纪洋风画（也普遍被称为“外销画”），另一部分是由西方人所绘制的中国沿海地区地图——前者来自银川当代美术馆累积多年的收藏，后者则大多由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提供。这么做，既是将二者的共性归结于一种对世界的原初观看，也是试图在二者的互相参照中，勾勒出一个复杂且暗流涌动的全球格局，并呈现中国在其中的特殊位置。围绕着展览和“西画东渐”的历史，我们邀请了几位相关研究者参与一场圆桌讨论。但我们好奇想要了解的，不仅仅是几位在各自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包括他/她们对待历史的态度、方法和志趣。正如今天的艺术史研究正在跟随着一种趋势，从宏大叙事的构建转向微观层面的讲述，他/她们的研究过程也往往从某个具体而微的问题开始，追逐至一整张错综复杂的网络。最终，每一位研究者们从中获得的启发都是极为相近的：历史并非静态，而是由一系列动态关系构成；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全球化，无论它是否正在接受考验，都能在这段建立在频繁交流与合作之上的19世纪艺术史中找到确凿证据。图像所能承载的，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为丰富。汪蓝：没有一种文明可以独立存在“艺绘中西”策展人，澳门科技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这场展览我们已经筹划了两三年。最初的动机，是因为银川当代美术馆收藏了许多洋风画，而我们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古地图收藏。洋风画和古地图，两者都是第二次“西画东渐”的结果，也都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历史上直接影响了全球化的进程，以及东西方视觉文化的传播。出于这一考量，我们选择把洋风画和地图放在一起展示。没有一种文明可以独立存在，始终是在交流中共同发展。尽管东西方的发展在历史过程中并不平衡，但总会产生一些交流碰撞的时期。我认为“西画东渐”的高潮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6世纪，有一批圣画像出于传教的需求从西方流入东方，但传播仅仅局限在宗教和宫廷范围里，影响力并不是很大。这次展览想要呈现的，是一直被忽视的18至19世纪的第二次“西画东渐”。它的起源和大批量商业贸易有关，一批中国画家掌握了西方油画的技法，又将这些画销往西方世界，影响力远超过第一次。在那个时代，西方人正是通过这样一批视觉图像来了解中国。虽然我们现在都习惯称之为“外销画”，但这是一种非常粗暴的说法，更准确的称谓应该是洋风画，因为它们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绘画现象和风气。以风格划分，也更符合美术史的定义。再说古地图。在印刷术普及之前，古地图就是一种视觉艺术，体现的是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尤其手绘地图，不光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记录，也是一个人对外部世界的主观认知。这点其实是和绘画是非常相似的。在一个没有航拍技术的时代，我们去想象、记录一整个地区的地貌、交通、海岸线等等，那当然是一种科学和艺术的结合。你在展览中会发现，找不到两张用相同手法表现同一地方的地图，每一张都表现了作者极强的个人风格和审美——这不就是艺术最可贵的特质吗？今天教育体系中的学科越来越细分，但这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对研究和学科发展来说都是一种限制。就拿地图来说，它涉及到地理学、天文学、航海学和制图学，也需要艺术的分析手段，甚至是物理上的触感也很重要——每一张地图，我们都是像观赏古董一样上过手的。当你手持这样的地图，想象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他们如何通过简陋的仪器将地图绘制出来，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有一次，我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了两张很相似的地图，一张横向构图，一张竖向构图，可能属于同一个谱系。我寻求管理员的帮助，问这里有没有灯箱？灯箱把地图照亮后，果然印证了我的猜想，一丝一毫都不差——这也是图像学的研究特点，就像一个侦探，从细微末节里寻找线索。作为澳门人，我还发现，澳门的城市地图很早就出现在这些地图中。历史上，广州在近100年来都是中国唯一的通商口岸，澳门作为广州的外港，也成为了最早被西方人了解的城市。今天的大湾区，也成为了中国最早接受世界文化的一个开放、包容的地区，这些都是有历史原因的。洋风画和地图展示的不仅是艺术，也让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刘希言：全球化合作缔造了一种新的审美趣味副研究员，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部主任这次展览带给我的感受，首先是有一部分作品展现了完全不逊于西方绘画技巧的水平，例如船舶、风景画的部分；但到了风俗画的部分，水平好像有所不同。但我反倒觉得，这种水平上的参差不齐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展示方式，恰好印证了当时的中国画工是如何既能表现出高超的绘画水平，也能处理好西方的受众需求、迎合他们的异域想象。这也是展览给我们的提示：今天我们要从不同时代环境、受众群体和中西文化差异的角度，重新观看这些洋风画。为什么有关洋风画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是特别受重视，有多重原因。一方面，很多洋风画会被看作是工艺品和商品，背后的画工也往往是佚名的；另一方面，材料的可见度，决定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就拿我研究的玻璃画来说，大量非常精美的画作都掌握在海外的私人藏家手中，机构收藏的玻璃画也更多在海洋博物馆、工艺博物馆里，作为贸易交流和技术发展的样本展示。在过去，这些都给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局限，现在的情况反而会好很多。更多的作品和新的研究视角，让我们发现洋风画除了在经济贸易中有作为物证的价值，在文化艺术领域也有它的先锋性。它让油画这一艺术形式走进了普通市民的生活之中，而不只是获得清宫帝王的喜欢。另外，中国在18、19世纪经历了时代的变革，中国的绘画也随之改良发展，怎么变？其实洋风画的发展是将西方的绘画技巧、材料和审美趣味带到中国，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油画发展、中国艺术变革的一个催化剂。我所研究的玻璃画是洋风画里一个很小众的类别，在这次展览中仅占五件。但玻璃画和同展厅的油画、纸本水彩有很多不同之处。它的技法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圣像玻璃画的贴箔刻绘工艺，传播路径也更加复杂：17、18世纪的时候，中国烧不出这么大尺寸的平板玻璃，需要从英国等地进口，再由中国画工完成后，以玻璃画的形式销往国外，装饰上齐本代尔框（Chippendale

并且当时的名字也很响亮，

位于望瓯·陶溪川文创街区的望瓯美术馆撰文：钟刚1、最近我从杭州自驾回深圳，沿途边走边看，在途中参观了景德镇陶溪川向外输出的第一个项目——望瓯·陶溪川文创街区。当我从浙江龙泉这个县级市的主干道拐进居民区的支路，一靠近陶溪川，就会有一种时空的穿越感，这不太像一个县城，而是像某个一线城市的国际社区，当我拍了一组照片分享到朋友圈时，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间国际学校。事实上这是一个县城的旧改项目。它的原址是当地的东风厂、540艺术瓷厂、青瓷研究所、国镜药业的工业遗存，工厂已经倒闭和衰败，陶溪川文旅集团介入后，邀请规划和建筑团队进行了设计和改造。陶溪川保留了工厂的标志性建筑和大树，并基于地方文脉进行了新的建设，尤其精彩的是园区保留下来的工厂时代的大树，让园区一开园，就非常有生命力，而名称当中的“望瓯”，指的是临近瓯江，可见山见水。最近这些年，县城和非中心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炸裂案例”，一个地方，一群人，以高标准打造的、服务外来人群的飞地社区，他们超脱于县城的时空，与更活跃的当代文化生活相互连接。这些项目位于五线城市，但是他们向一线城市的市民逆向服务，成为当下非常有生命力的“飞地景观”。2、一流的文化艺术设施和活动，不再是一线城市的专属。越来越多的非一线城市，甚至像浙江龙泉这样的五线县城，也能够拥有一个高品质的文创园区，低廉的土地和有识之士的结合，会让县城与一线城市之间的时差缩小，甚至在县城，能够更有想象力地实施一个超前的文化和艺术计划。而这一切的关键，不仅仅在于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这个地方是否有一群愿意成事的人以及能够理解和支持他们的生态圈，大家愿意共同成就一番事业，愿意在做事中更新自己的认知和世界观。只有打破县城的刻板认知，打破城市等级所形成的文化发展的落差，坚信小地方的文化和艺术不是拾人牙慧，不是降低标准，一个小地方完全可以有自己的创造、标准和独特性，甚至还可以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化模型和商业模式。陶溪川就是如此，一个像景德镇这样的三线城市也能孵化出一个有全国知名度的文旅集团，并能具备向外输出的辐射力。其实没有城市的差距，有的是人的差距，而在当下，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事在人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已经与这个地方是否交通便利、是否拥有一流的资源无关。工厂旧影水塔作为工业遗存被保留下来3、任何一位第一次前往景德镇陶溪川的人都会感到惊讶，在这样一个三线城市，居然有这样一个开放、舒适、有活力的园区，文创街区、工业遗存、剧院、美术馆、博物馆和酒店围合形成了一个业态丰富、细节讲究、运营有特点的文化聚落，尤其是夜晚，从一片昏黄暗淡的城区走进陶溪川，会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陶溪川夜间照明的质量，进一步放大了“两个时空”之间的“落差”。但一旦走出陶溪川，三线城市的萧瑟、破旧和失控的景象又重重地向人袭来。城市有一个强大的运转惯性，我们很难短时间去改变它，但我们可以让一个片区试着脱轨，让它更超前一些，这里的“超前”，不只是停留在园区的物理层面（比如规划、建筑和景观），它的超前在于超出一个城市的认知和标准，甚至本地人要用很长时间才能理解它的价值。但当他们到一线城市观光和工作，他们会在对比中获得一种“大城市也不过如此，自己的家乡做得更好”的自豪感。地方自豪感，是小城市最有生命力的东西，也是小城市的竞争力所在。当我去景德镇陶溪川或者望瓯·陶溪川，我会觉得深圳也很难做出这样的园区，即便有，也很难在长期的运营中坚持标准，不妥协。深圳的地价及其他各项成本的高企，会让市场的法则变得横行，它的实验性，反而就丧失了，房价已经败坏了很多大城市的文化胃口。这些年来，越来越多小地方的案例被人津津乐道，比如秦皇岛的阿那亚，浙江的乌镇，还有景德镇的陶溪川，都发展成为非常有特色的文化中心，在这些“小地方”，不仅有一流的文化设施，还有非常有影响力的艺术节，很多大城市的市民都会竞相前往，由此可见文化中心的消解和去中心化，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随着交通的便利以及小地方的复苏，这样有活力和影响力的“小地方”，一定会越来越多。4、望瓯·陶溪川是景德镇陶溪川的第一个外拓版本，我可以从他们的对比中发现陶溪川的方法论与工具箱。比如他们的工作着眼于工业遗产的活化，在旧建筑群中做新建筑，在新建筑中做当代的内容。旧建筑形成一种地方文脉的昭示性，新建筑则强调与旧建筑的对话。在建筑师的选择上，国内很多新兴的活力社区会有一些不约而同的选择，说明大家都相信新建筑在地方激活当中的有效性。建筑是一个园区非常重要的“内容”，它塑造了空间的形态，同时也形成了空间的传播，一个优秀的地标建筑带动一个片区发展的案例越来越多，建筑本身的功能、气质和流量，会让整件事情事半功倍。陶溪川重规划和建筑，并邀约不同的设计机构形成一个设计集群，互相碰撞和竞争。阿那亚也是如此，建筑设计的竞争，再加上优秀的规划控制，会让一个园区形成一种生长力。而在运营上，陶溪川把地方文化资源与当代演绎与表达结合，塑造的是一种当代的文化，它是以当代眼光来整合、呈现和运营既有的城市文化资源，进而形成一个文化活力中心。这是一种系统的设计的思维，与开发商那种建设一个物理空间全然不同，陶溪川做的是物理空间基础上的内容运营，它是一个以陶瓷艺术为线索的文化生产平台。跨界是一个时髦话题，但真正有效的跨界是“跨而有界”，只有形成了一个垂直的发展沉淀，跨界才能发生，也才能有生命力，无论是景德镇陶溪川，还是龙泉的望瓯·陶溪川，都是先有垂直的领域，做大做强，它才能进而推动跨界，才能形成自己的文化特点。工厂时代的大树，继续在园区生长5、在望瓯·陶溪川的走访中，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有一个说法非常有意思，他说过去都认为文化是阳春白雪、附庸风雅的东西，但今天的文化，是可以整合农业和工业的资源。文化工作能够让一个地方有知名度，有吸引力，大家愿意来，愿意住下来，有人就有活力，有知名度就会有影响力。今天的文化工作就是“做地方”，挖掘地方的文化、历史和自然资源，形成一种差异性的地方叙事。“做地方”同时也是一种放大，就是将地方的差异性和独特性放大，进而形成一个吸引人前往的目的地。6、所有成功的地方营造，都是对于细节的控制。没有细节就没有一切，陶溪川的时差感，也在于他们对细节的控制丝毫不弱于一线城市，甚至比很多一线城市做得更好。这其实也是内容运营的关键，内容的坍塌，开始于细节的坍塌。文化人做文化，容易将事情情怀化，这不是他们的有意为之，这是他们的短板造成的。情怀论，意味着对运营和细节控制的无能为力。7、陶溪川对标准的坚持，很大程度上是认知、信念和坚持使然。陶溪川、阿那亚、乌镇的发展在于一个团队和一个发展生态的“小共识”。这种小共识，是去宏大的，是去情怀的，真正能够成就一件事情的，只有信念与坚持。在中国做事情，很难寄希望于形成一套机制，让它自动运转，因为所有的成功，都是偶然的，所有的成功，都是“小成功”。毕竟在这块土地上，有非常多的不确定因素，正所谓“无恒产，无恒心”。当然有感染力的事业也会培养人，也会吸引人，最终依然是“成事在人”，并且未来这样的人只会越来越多，这也可以说是“地方的希望”之一。望瓯·陶溪川文创街区的艺术家村8、文化从大城市到小地方的流动，说明大城市虽然吸引了人才，也消耗了人才。中国的大城市逐步发展成为一个腐朽的发展系统，丰富性让位于单一的市场法则，而单一性最终会葬送大城市的未来。像江西景德镇、浙江龙泉这样的小地方的松弛，吸收，开放，实验，以及低成本，反而会让地方的文化呈现新的活力。当然，小地方的活力并非是发展的必然，如果小地方缺乏地方自信，继续持以末端认知，不跳出自己的时区，小地方继续会是人情社会的深渊，最终成为大城市文化的二手回收箱。9、小城市的新文化生机，一定程度上是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带来的。过去颠簸、疲惫的旅途记忆，已经烟消云散，我们如今能够轻松地抵达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前往小城的路途中，都是引人入胜的风景与风土，旅途中没有了疲惫，有的是大城市丧失的一手自然与慢节奏的生活。距离不再是障碍，反而成了为另一种生活付出的“代价”。当我们讨论城市类型时，其实讨论的也是我们要过一种怎样的生活。陶溪川、阿那亚、乌镇，都在构筑一种理想生活的样式，孰优孰劣，可以各有说法，但它们最终讲述故事的本质都是一致的：离开大城市，找到自己的理想生活。10、陶溪川除了营造空间，控制细节，我认为陶溪川更核心的工作是做内容，比如陶溪川的园区布局中就涵盖了美术馆、博物馆、集市、研学、餐饮、酒店等，望瓯·陶溪川也基本复制了这样的内容模型。其实真正决定一个园区是否成功，是否吸引人流、是否保持活跃的生产力，就在于它的内容运营是否能够建立品牌的粘性和生命力。尤其是在景德镇和龙泉这样的陶瓷历史名城，它实际上塑造的是一个文化磁场，借此革新一个城市的文化和气质，我想这也是文化能够去整合农业和工业资源的可能性所在。因为城市的新文化，会动摇大家既有的认知，进而搅动一潭死水，让一个小城市拥有活力和更多的可能性。阿那亚的短缺与虚无文章版权归深圳市打边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所有，未经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及使用，违者必究。转载、合作及广告投放请联系我们：info@artdbl.com，微信：artdbl2017，电话：0755-86549157。

受访：李杰采访：劳秀汶、池艺涵编辑：池艺涵作为A4美术馆iSTART儿童艺术节的策展人，李杰可能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太能说了，跟孩子有关的故事太多了。我们在采访李杰的那天下午，进行了长达六七个小时马拉松式的聊天。从饭桌上，到导览，再到坐下来谈话，还来不及细细消化和反应，身体却已然跟随李杰的紧密节奏，走过一个又一个展览单元、作品展陈现场，由白天无缝切换到夜晚。除了每次导览两个小时起步以外，我们也总是看到李杰活跃各个媒体平台，以高密度的内容输出，分享儿童工作的实践跟思考。有时候他甚至连飞机上的时间也不放过，可能开会，也可能画塔罗牌，为艺术节做好准备。这像他在去年出版的书里《童年美术馆》那样调侃过自己——在美术馆工作，像一个永动机，难以停歇。所以谈话一开始，我们忍不住地先向他抛出一个问题：持续做儿童项目这么多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动力跟能量？李杰说：“这股能量更多是孩子带来的，也不是自己多能讲，我分享的这些，不过都是从孩子们那里听来的。”做好儿童工作是不是要有什么“法宝”？我们在李杰身上看到的，就是一种热忱，一种持续投入的热忱。本篇系打边鼓与A4美术馆联合策划系列儿童专题文章的第二篇，我们将从儿童项目策划的角度出发，与A4美术馆副馆长、iSTART儿童艺术节策展人李杰开展一次访谈。文章发布前经受访人审校。李杰

阿那亚的孤独图书馆撰文：钟刚1、阿那亚的发展，几乎与社交媒体的发展是同步的。没有社交媒体，也就没有阿那亚。过去的主流媒体不具备炒红孤独图书馆的能量，当时“一条”推出“中国最孤独的图书馆”的视频时，它还是一个为小众趣味代言的媒体。阿那亚成功背后的传播逻辑，是“小众-社群-效仿-展示-打卡”，它是小众传播的胜利，而不是主流传播的胜利。阿那亚是通过社交媒体的作用力，意外地将小众凝集到了一起。2、孤独图书馆火起来后，很多地方去模仿建造这样的打卡建筑，希望通过一个建筑带动一个片区，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他们其实只看到了最表层的一面，阿那亚虽然是通过孤独图书馆这一个“点”火起来的，但阿那亚在孤独图书馆之后，又盖了非常多小型建筑，阿那亚在做一个社区系统，在构建一个社区的文化和价值观。阿那亚可贵的地方在于不讨巧，非常朴实，甚至有点拙，他们不只是做一个聪明的、四两拨千斤的、性价比高的生意，他们在不断增强阿那亚的粘性，在真实地做细节，在做一个可以住下来、可以散步的社区，儿童和老人在阿那亚的设计当中始终被关注。虽然阿那亚也会遇到一些批评，但用心做事、并且做得还不错的阿那亚，值得赞赏和学习。3、阿那亚不仅盖了很多文化建筑，阿那亚还做了不少自媒体，阿那亚的成功在于自我阐释的力量，是观念的胜利。他们相信好的内容能够抵达他们的目标受众，包括潜在的业主和慕名而来的游客，并且好的内容能够不断在阿那亚沉淀，最终形成一个无法轻易模仿的社区模型。阿那亚难以模仿的地方在于沉淀，在于他们不只是在做简单的几件事情，而是一件接一件地做。4、阿那亚社区有很多耳熟能详的文化品牌。文化在商业面前经常会表现出傲慢和独立，但在阿那亚，我看到文化品牌做事情的敷衍和漫不经心，缺乏真诚和用心。也许对他们而言，阿那亚是他们获得收入来维系自己生存的地方。那些在阿那亚开店的文化品牌，他们在做自己陌生的事情，他们并没有享受这片海边的时光，只是在提供草率的服务，缺一点对自己的狠劲，文化品牌的服务甚至还不及阿那亚的食堂和其他店家，我非常喜欢阿那亚的食堂，他们做得不比宜家餐厅差。商业的成功背后是真诚和用心，而文化品牌的失败背后也一定是漫不经心和虚情假意。这些文化品牌的核心价值并不是他们的logo，而是他们的内容以及内容背后的真诚，没有了这些，他们就是要吃差评的商家。书、咖啡和酒是他们的内容，他们能否像对待一篇文章和编辑一本书一样，来提供书、咖啡和酒?如果不能，就意味着他们在选择性地做事，也意味着他们的核心价值被租赁或贩卖了。5、阿那亚是在做内容，而不是房地产。虽然阿那亚本质上是房地产，但他们是内容思维。大家是被阿那亚的内容吸引，其次才是居住，阿那亚的内容是一种正常而体面的生活。6、阿那亚的作者是马寅。一篇文章没有作者，肯定会有人揣测这是一篇广告，而有了作者，这篇文章就有可信度了，就有人格与人情。马寅非常懂得这点，阿那亚处处都有马寅信箱，任何人都可以给他写信；马寅也会经常阐释阿那亚，会写很多文章，会去讲述阿那亚，这一点非常重要，所有值得赞赏的事情背后都是先有一个人，再有一个团队。团队背后是机制，而人的背后是声誉、信念和理想。很多模仿阿那亚的品牌，背后是否有一个这样的人，可能是模仿能够成立的关键所在。7、所有事情都是因人成事。乌镇是因为陈向宏，阿那亚是因为马寅。制度和环境固然重要，但我们不能成为制度教条主义者，更重要的其实还是人。像陈向宏和马寅这样的强人越多，未来才越有希望。8、阿那亚的文化是一种联合的文化。阿那亚没有自己去开一个美术馆，而是邀请UCCA来运营一个美术馆；阿那亚也没有自己去做一个戏剧节，而是邀请孟京辉团队来策划。虽然阿那亚提供的是内容，但他们不生产内容，从这个角度讲，阿那亚像一个精品超市，只是采购、展示和贩卖。精品超市很喜欢谈论生活方式，但它们其实还是在原创生产的下游，只是“搬运工”。从没有听说一个超市真的能够引领生活，也没有听说一个便利店真的能够革新大家的生活观念，那只是一种商业宣言。所以阿那亚有很多文化场馆，但没有文化机构，更没有社区的文化生态。比如孤独图书馆，是一个景点，是一个打卡地，但是它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图书馆机构？比如阿那亚艺术中心，它是否像阿那亚那样在国内艺术机构当中绽放光彩？如果不能，那阿那亚的文化建构和文化积累是什么？阿那亚的自我超越又是什么？由此来讲，阿那亚的文化的生长力似乎是一个问题。9、阿那亚是河北的反面，是中国北方的反面。阿那亚有多好，中国的北方地区就有多么糟糕。阿那亚在贫瘠、粗糙的北方，做出了细腻与温情。有人批评阿那亚像“楚门的世界”，那不是阿那亚的问题，那是阿那亚外面世界的问题。10、在阿那亚众多的设计中，我最喜欢张唐景观设计的槐树林。这几天在阿那亚，与朋友相约去餐厅吃饭，途经槐树林，越往里面走越惊喜，设计看似轻盈，但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自然的谦卑和小心的态度。设计师只是在槐树林里开辟出了一条漫步小径，这条小径弯弯曲曲，遇到树就改道；有些没有改道，就小心地将树保留下来，哪怕挡住人的去路，行人简单绕行几步也无妨，毕竟这也不是一个着急赶路的地方。相比阿那亚那些形式张扬的设计，槐树林的设计有几分退隐和自信。11、阿那亚的魅力在于“小”。小建筑，小社区，小组团，小里巷，小聚落，还有小众品牌。很多人会害怕“小”，担心“小”成不了大事，而阿那亚就是一个反例。阿那亚做了很多大企业做不了、也始终模仿不了事情，“小”的厉害之处在于它的不可替代。12、中国的海岸线那么长，为什么阿那亚吸引人，关键不在于海景，而在于我们怎样去看海。13、阿那亚是“北京中产”对文化生活的想象。北京为阿那亚供给了文化资源、业主资源和游客资源。阿那亚的成功在于他们对北京的熟悉，而不在于他们对秦皇岛的熟悉。当阿那亚复制到其他区域时，没有了他们热爱和熟悉的北京，它会不会成为一个空心的和虚无的东西？“北京自信”很容易让他们将自认为好的东西挪用到其他的地方，而这种挪用是否有效，我觉得是要存疑的。阿那亚的所有服务都是相对于北京而言的，阿那亚的赞叹来自于“北京的短缺”，比如海岸生活的短缺，比如品质与细节的短缺，比如对于社区想象力的短缺，但到了中国的南方，这些短缺是否存在？以及是否必须？简单来说，阿那亚可以复制，但“北京短缺”却并不是共通的。14、阿那亚很快就要在广州花都落地了。“北京式的短缺”对于广东而言，可能根本不是问题。北京的文化生活想象，会不会被不接收北方电视信号的广州的“一盅两件”冲击得鸡零狗碎？如果阿那亚只是挪用和复制，那也许可以称之为“北方文化的自信与鲁莽”。但愿，阿那亚会给南方惊喜和诚意。15、马寅对于阿那亚引以为傲的是食堂，号称“留人先留味”。地方饮食真是博大精深，阿那亚的扩张，也是马寅味蕾的扩张，在扩张当中考验他的，可能是他们是否能够继续保留对于细微的事情的用力与用心。16、最近去了阳朔糖舍和阿那亚，这两个品牌都很重视出版。尽管社交媒体发展大势已在，但用一本杂志、一本书来介绍自己，依然是最有效的、最深入人心的一种讲述方式。出版依然是一种经典的表达。17、这次去阿那亚，我去了秦皇岛市区，去了北戴河，也去了更远一点的天津，北方地区的萧瑟与“沉降”，是可见的事实，但权力依然活力四射，耀武扬威。阿那亚是民间力量塑造的产物，是市民的海。相比权力的海，它毫不逊色，它的活力根本遮盖不了。18、当我们讨论阿那亚对于细节的把控和用心时，它对应的是越来越粗糙的北方，越来越丧失细节的北方。北方是怎样变得越来越粗糙的？天津、哈尔滨、大连这些光辉的都市是怎样失去细节与魅力的？这个变化如此迅速、剧烈，背后的“动能”又是什么？从这个角度讲，阿那亚的成功是建立在北方的萧瑟基础上的，阿那亚的魅力在于院墙内外的落差。与现实的落差，是阿那亚的魅力，也是大家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去阿那亚的原因。19、有人说去阿那亚，就像去别人小区一样滑稽。一个愿意开放给朋友和陌生人的私人物业，并不是什么坏事。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太多的高墙深院，阿那亚可能是难得的建造如此之多公共设施的私人物业。20、在阿那亚，很少有大众品牌进驻。阿那亚的核心价值在于对大众品牌的抵御，一旦大众品牌进驻，就意味着阿那亚的发现力在衰退，它的核心价值在稀释。我留意到阿那亚新的楼盘广告中，出现了麦当劳，但愿这只是设计公司制作的一张鲁莽无知的效果图。文章版权归深圳市打边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所有，未经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及使用，违者必究。转载、合作及广告投放请联系我们：info@artdbl.com，微信：artdbl2017，电话：0755-86549157。

重庆原·美术馆“儿童友好城市Ⅲ：一场事先张扬的运动”展览现场受访：倪昆采访：钟刚，劳秀汶编辑：劳秀汶O'Kids国际儿童艺术节是重庆原·美术馆自2018年推出的儿童公共艺术项目，并从2020年开始，与策展人倪昆共同设立了以“儿童友好城市”为课题的三年研究计划。7月9日，研究计划的第三年展览“儿童友好城市Ⅲ：一场事先张扬的运动”在重庆开幕。展厅里气氛自由欢快，没有保安紧盯孩子，也没有别摸、别碰、别搞脏的规训声音。在两层面积不算大的空间里，孩子和大人似乎轻易就能在不同角落，找到各自最为舒适的状态：孩子或“上房揭瓦”，或突然定住几秒、依偎在墙边呆呆地看着精密构筑的装置出神；大人好像也终于能够放下日常进入展厅的紧绷感，闲逛之时，爬上了屋顶，遥看窗外的江景。原·美术馆馆长薛薇表示，在探索儿童友好的过程里，美术馆本身是一个学习者，需要放下固有的姿态，与来到现场的更多儿童、机构、艺术家反向学习。美术馆要以怎样的方式与儿童对话，要警惕哪些对话形式的不平等，这并非一蹴而就，同样需要在紧密且持续的行动当中，不断调整、梳理与改变。这次项目，打边炉新创的儿童媒体“打边鼓”亦作为专项案例机构参展。藉此机会，我们跟原·美术馆O'Kids国际儿童艺术节总顾问、总策展人倪昆聊了聊。今年是他们以展览形式讨论儿童友好城市的最后一年，在这样相对宏大的议题里，他们对儿童友好城市的研究与追问，形成了怎样的成果？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儿童似乎逐渐成为了美术馆的“追捧”对象，诸多热闹儿童艺术节的背后，意味着我们真正理解儿童了吗？儿童项目真的“好做”吗？真的更“安全”？做儿童展，我们需要打破一种怎样的幻觉？以下是我们和倪昆的对话音频及文稿，发表前经过受访人的审校。长按扫码可直接收听🎧本期嘉宾：倪昆本期主播：钟刚、秀汶本期节目你将听到：03:12

云美术馆儿童工作坊现场相比于成年人，儿童是一个更脆弱的群体，更容易受到公共事件、技术革新的影响和裹挟，更难向社会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疫情的不断持续，不可逆地影响了当下孩子对世界的认知，线上教学的普及让“屏幕霸权”的问题迫在眉睫，追赶新技术亦成为了一种“贩卖焦虑”。或许是时候我们应该好好聊聊新儿童了。

出舱那天，我也没喝那瓶咖啡，而是把它留在床头柜的面上。我希望那位物业小哥来收拾我床铺时，看到这个咖啡不会觉得是我不领受他的心意，而是会把它当作是我留给他的礼物，想办法把它带到外面去！

你是什么人，你经历了什么，把你的经验带入到一个全球化当代艺术里面，保持你自己的不同，又警觉着不被这个全球化所消费。单纯强调普遍纯粹的美学和单纯强调意识形态语境一样，这些都是为了获取利益的借口罢了。

李杰，成都麓湖·A4美术馆副馆长，首席策展人演讲：李杰编辑：黄紫枫、曾一珏（实习生）坪山美术馆四季学术沙龙春季场暨“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2019”闭幕活动，结合地方实践的现状、方法及困境，发起议题“另一种观察：档案视野下的地方与中心”，活动邀请了处于不同艺术工作环境及领域的研究者、策展人参与讨论，分享各自工作中的观察与思考，并对“艺术档案的问题为何？如何讨论？”等问题做出回应。

翁子健，亚洲艺术文献库资深研究员演讲：翁子健编辑：田露思坪山美术馆四季学术沙龙2021年春季场暨“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2019”闭幕活动，结合地⽅实践的现状、⽅法及困境，发起议题为“另一种观察：档案视野下的地方与中心”，邀请处在不同艺术工作场域的研究者、策展人参与讨论，分享各自工作中的观察与思考，并对“艺术档案的问题为何？如何付诸⾏动？”等问题做出回应。翁子健在演讲中介绍了亚洲艺术文献库的工作方法，其内在运作机制的底层逻辑是对档案工作的价值判断。档案工作在亚洲艺术文献库中不只是传统的原件收集、筛选、保存和注释，以数字化为依归的工作背后是研究先行的模式。从研究到档案，亚洲艺术文献库在20年的发展里逐步探索出七大重点议题，在议题范围内进行个人档案和研究课题档案的收集，并在其中不断打捞被忽视的历史，推动历史的多元性，同时又保持一定的历史距离。从档案到研究，亚洲艺术文献库注重档案的活化，以新的阅读视角调动馆藏档案，组织艺术活动，为研究领域提示出新方向的开端。此次沙龙由坪山美术馆主办，《打边炉》策划。本文在作者发言摘录基础上经《打边炉》编辑整理，部分内容有删减，发表前经过演讲人的审校。文中用图来源于亚洲艺术文献库官网。

高初，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主任，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摄影部主任，高帆摄影艺术馆馆长演讲：高初编辑：黄紫枫坪山美术馆四季学术沙龙2021年春季场暨“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2019”闭幕活动，结合地⽅实践的现状、⽅法及困境，发起议题为“另一种观察：档案视野下的地方与中心”，邀请处在不同艺术工作场域的研究者、策展人参与讨论，分享各自工作中的观察与思考，并对“艺术档案的问题为何？如何付诸⾏动？”等问题做出回应。近年来，在当代艺术展览现场中，以文献作为展览主体的文献展亦成为了一种现象。然而，我们应该如何组织文献和档案？展览中的档案，如何才能突破作为陈列品存在的局限，打开更多的讨论和实践可能？在文献展的问题上，仍存在着许多讨论和探索的空间。围绕中国美术学院的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的“中国革命的视觉档案”计划，高初分享了团队在过去数年里抢救性地收集、整理、保存中国革命的摄影档案的经历，讨论如何将文献档案的汇集与整理、研究与教学、展览与出版视为整体性的工作链条，以及这一工作机制的潜力和限度。此次沙龙由坪山美术馆主办，《打边炉》策划。本文在作者发言摘录基础上经《打边炉》编辑整理，部分内容有删减，发表前经过演讲人的审校。文中用图来源于演讲者的PPT。在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的“中国革命的视觉档案”的工作计划中，我们所面对诸多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材料。有些档案在当时和在当下都产生着作用，但也有些处于尚未激活的状态。仅以战争时期来自中共视角的档案为例——

徐志君，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研究员，《中国当代艺术年鉴》编务总监（2018-2019），“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2018、2019）执行策展人演讲：徐志君编辑：黄紫枫、李超群坪山美术馆四季学术沙龙2021年春季场暨“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2019”闭幕活动，结合地⽅实践的现状、⽅法及困境，发起议题为“另一种观察：档案视野下的地方与中心”，邀请处在不同艺术工作场域的研究者、策展人参与讨论，分享各自工作中的观察与思考，并对“艺术档案的问题为何？如何付诸⾏动？”等问题做出回应。在徐志君的演讲中，着重介绍了北京大学“中国现代艺术档案”（CMAA）的工作框架及过程，其工作成果分为三个基本层次：档案数据库位于基础位置，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并发表相关研究论文，“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的策展在数据库和《年鉴》的工作成果上展开。这个结构的前半部分，是观察和记录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场，通过整理其“变量”和问题，将艺术现场“文献化”的过程；而“年鉴展”的策展，旨在重构一个艺术现场，将之前作为工作成果的“文献”视觉化地呈现出来。同时，策展也是一场与展场、展期、布展团队等在地资源的对话。此次沙龙由坪山美术馆主办，《打边炉》策划。本文在作者发言摘录基础上经《打边炉》编辑整理，部分内容有删减，发表前经过演讲人的审校。如无特别说明，文中用图来源于演讲者的PPT。“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以下简称“年鉴展”）”和大多数展览的策展方式都不太一样。通常所见的当代艺术展可能是基于一种艺术批评性质的思考或者艺术史研究，而“年鉴展”则基于北京大学“中国现代艺术档案”（以下简称CMAA）对每年中国当代艺术现场的记录和总结。如果回顾CMAA的工作框架，可以看到一个“中国当代艺术数据库（以下简称“数据库”）”——《中国当代艺术年鉴》（以下简称《年鉴》）——

旁观者只看到这些生命的脊线，而没有意识到损害着他们的细部。我们于是在这些存在之上从事艺术。——

孙振华被困武汉近两个月（受访者供图）受访：孙振华采访：钟刚2020年新年伊始，《打边炉》开启了一个新的专题——“公共艺术十人谈”。我们将持续邀请活跃在中国公共艺术现场的创作者和研究者，共同参与这一话题的讨论，以期在新的十年开始之际，通过梳理、总结和反思，呈现当下中国公共艺术发展过程当中的问题及其思考。这个专题的策划是源于第五届深圳公共雕塑展的举办，而在这个展览闭幕没多久，就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先是武汉成为重灾区，后来疫情波及全国，如今已发展成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在疫情期间，《打边炉》与被困武汉的艺术批评家孙振华先生进行了一次笔谈，他是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和《中国雕塑》主编。在访谈中，他从专业出发，阐述了疫期的思考，并发出了他的倡议。ARTDBL：你身处疫情的中心，并且也是湖北人，对这个地方有很深的情感，疫情期间，你经历和见证了什么？孙振华：这次疫情的中心在武汉，正好被我赶上了。1月18到武汉准备过年，23号封城，我从20号开始就没出过小区大门了。这次疫情我相信全国人民感同身受，不光是湖北人或者武汉人是这样，所有人经历的、见证的、感受的，尽管各有各的不同，但总的感受和心情是一样的。

“深二代艺术家”钱泓霖在街头的临时空间，他展出的是一件装置作品《中康共生》受访：张晓飞采访：林半塘2020年新年伊始，《打边炉》开启了一个新的专题——“公共艺术十人谈”。我们将持续邀请活跃在中国公共艺术现场的创作者和研究者，共同参与这一话题的讨论，以期在新的十年开始之际，通过梳理、总结和反思，呈现当下中国公共艺术发展过程当中的问题及其思考。此次专题的策划背景是源于第五届深圳公共雕塑展的举办，这个“街头的展览”，一方面结合了城市更新的发展需求，另一方面又将公共艺术推到了复杂的社区关系中，其中当然有博弈，亦有共同诉求上的试探和实验。为此，《打边炉》与第五届深圳公共雕塑展的策展人张晓飞进行了一次谈话，发布前经过受访人的审校。张晓飞，第五届深圳公共雕塑展策展人ARTDBL：深圳公共雕塑展已经举办到第五届，从主题来看，如第二届的“介入”、第三届的“镶嵌”，再到今年的“嫁接”，每一届都有一个针对的对象或目标，也都涉及一个“雕塑为何”的问题，在本届的策展工作中，你如何回应“雕塑为何”这样的问题？张晓飞：关于“雕塑为何”这个问题，从雕塑展策划初期我们就开展过讨论，当前的很多展览都是为了展览而展览，往往开幕式便是闭幕式，究竟做展览是为了什么？是做给谁看的？作品应选择在什么位置？艺术家应该怎样在现实的遭遇当中开展有力的创作？这些问题都应该逐一面对，一个都不应该马虎放过。站在深圳公共雕塑展的角度，一个户外开放的展览，它面对的是社区的观众和更多未知的流动观众，作品的创作和研究自然就需要考虑在地因素，研究这个展览所在的“地方”；另一方面，在空间的策划上，应该使展览和作品成为符合在地的条件和需求，这里面就包含了城市需求、政府需求、社区公众需求、艺术家及空间的需求等等，这些需求在艺术层面也许是相互冲突的，艺术家们就是要经过这些条件的思考、沟通和再创作，用坚实而有力量的作品，回应了“雕塑为何”这个问题。中康路位于深圳城市中轴线的北端，是一条普通的城市道路ARTDBL：今年的主题是“嫁接”，是公共艺术与中康路的“嫁接”，那么你认识和观察到的中康路是怎样的一种现实形态？你对这条路的描述是怎样的？张晓飞：中康路是一条普通的城市道路，但因为这里处于在深圳中轴线的背面，在深圳地标雕塑“小平雕像”的身后，街道周边的出租房也是初来深圳创业者安营扎寨的选项。中康路上的梅林村是年轻的，但是也有属于她的故事，这里是深圳最早的一批教师和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北环路和中康路交界处那个废弃的空间，发生了很多社区人都知晓的故事，将它改造成社区公园，让原有的故事叠加了新的意义。在我的认知中，这是一条充满有很多故事，也有打开每个故事的多个角度和方式。ARTDBL：作为中康路上的一员，你认为艺术介入进去后，可以塑造一个怎样的街区生活？张晓飞：中康路上的“艺术”是让街区增添更多色彩和快乐的元素，我们希望它能够给这条街带来精神层面微弱的演变，不唐突，合适有度就好。我不支持突击式地批量地给一条街设置艺术作品，我希望这里是慢慢地发声，慢慢地生长，通过不断地艺术活动，使其成为一个更具活力的街区。公共艺术项目也被称作“工程”ARTDBL：城市街区的改造每天都在发生，艺术家的工作和街区的改造建设之间如何结合和合作，两者之间的联合性和协商性可以如何展开？张晓飞：艺术家和街区的改造建设，主要通过策展团队进行协助沟通，因为除了政府方，还有建设方以及工程实施方，还有空间所有权的业主方，这是一件非常繁杂的过程，我们既要捍卫艺术家的创作理念，亦要考虑街区实际需求，更要符合城市和政府的规划方向，单靠艺术家的力量是非常困难的。曾经有个设计师跟我说，“设计是带有服务性质的，是在充分满足甲方需求的前提下，以专业的角度给他做最大的提升建议，但建议是否能被采纳，这得看甲方的审美和包容程度，所以，一个好的项目，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甲方“。公共艺术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需要被设计的，是带有服务对象的，但我相信在这次展览策划中，正是因为大多数“甲方”愿意在这个街区做一些尝试，这个展览最终才能顺利落地。ARTDBL：街区居民的意见，在这个行动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张晓飞：我们需要了解居民的意见和需求，他们是这个行动当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每个人的关注点不同，审美不同，需求不同，要满足整个街区的居民口味，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既要听意见，也要作判断，我们会邀请居民代表参与讨论，尽可能地打开一些交流的可能性，但我们也很小心地防范陷入一种众声喧哗的境地，我们既要应对“大多数人”的意愿，同时也要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展览准备期间，街区上的大树也被砍掉了一部分，彭立彪的《彭立喵仔仲康路》，被策展人张晓飞视作“大树纪念碑”。ARTDBL：在街道工作，是否遇到计划之外的挑战？张晓飞：展览准备过程中许多不可预料的事情发生，使展览面临巨大的挑战：首先，这个展览要与中康艺术长廊建设改造的配合，因为需要配合现场的环境提升改造，我们与艺术家一起工作期间，大家对空间的了解是一直在变化的，对场地的定点野无法确定，这需要与艺术家耐心的面对和调整，例如彭立彪的作品，原计划是在树枝上多余的截枝点上做创作，但突然收到消息，大片的大树都将被砍去，原本树上的创作变成了在地创作的大树“纪念碑“；其次是艺术家的创作方案会随着对街区的认识作出调整，而在街道的申报审批流程中，是需要固定的流程机制，一旦方案得到领导的认可，重新调整的沟通成本非常高；在街道上做展览，安全性更受关注，无论在作品的材料选择，还是基础结构，都需要更周全的考虑，在安全性的考虑中，我们遇到了行车安全的挑战，作品设置在道路边，不能太过于分散司机的注意力，原本希望设置在道路边的方案，亦需临时进行调整；最后是街道的工作中，涉及每个空间的使用需要跟每个空间的主体单位沟通，这就涉及到更多的的意见和需求，更多的规范和标准，这对于艺术家来说，是巨大的挑战。ARTDBL：在你的展览前言中，你提到了“雕塑”和“非雕塑”的思考，在你看来，如何把握雕塑的边界，或者说边界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张晓飞：从定义来说，雕塑属于造型艺术的一种，雕塑和非雕塑之间的界限，还是比较好厘清的。但从展览的学术方向来说，从第二届深圳公共雕塑展开始，我们就主动模糊掉了“雕塑”的边界，展览已经不再是纯粹传统雕塑造型研究的方向，更多的是往公共艺术的更宽泛的思考维度去展开和探讨。这一届深圳公共雕塑展就是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出现，它和一个街区的生长结合在一起，我们不是为雕塑而雕塑，更不是为展览而雕塑，而是根据空间环境和居民的需求，自然而然地产生作品。ARTDBL：这次展览进一步回应了城市策展的理念，在你看来，城市策展要给“城市”带来什么，又要给“策展”这个工作带来什么？张晓飞：“城市策展”是这次雕塑展举办的前提和基础。我们把中康路视作一个展览的发生地，这里没有美术馆里专程观展的观众，我们遭遇到的是不经意行走的路人。这样的“不经意间”，就把艺术带入到了社区生活，从而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拉近了艺术家和观众的关系，我相信也会由此增强街区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城市策展的策略下推进“中康艺术长廊“，其中会延展出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需求”，例如井盖改造、旧墙改造、标识性雕塑创作等永久性的作品的需求，这是街区对艺术的理解和需求，我们从这些需求出发，推动了艺术家和城市、社区、市民更紧密的交流。这种多重关系的平衡和把握，恰恰是在街头从事策展工作的重要内容和现实意义所在。它不是室内精英的决策，它是一种现实当中的退让和坚持。文中用均图由受访者提供《打边炉》相关文章颜名宏：草率的公共艺术会污染当地生态，很难洗白杭间：要警惕公共艺术的“当代艺术化”文章版权归深圳市打边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所有，未经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及使用，违者必究。转载、合作及广告投放请联系我们：info@artdbl.com，微信：dabinlou2018，电话：0755-86549157。

2020年3月1日的窗台和窗外所见（作者供图）汪原为《打边炉》特约撰稿今天是封城的第38天，也是2月份的最后一天。网上的信息越来越少，听说从明天开始（3月1日），互联网新规就要正式实施。多个微信群里都在说，未来只能风花雪月了。网上有人戏言：好消息是以后天天都是好消息，坏消息是以后很难再看到坏消息了。此消息的流传与一本书在今天正式出版赶到了一起，该书是说“中国为各国防疫工作设立了标杆”，我也很难判断这属于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估计宣传口原想通过此书提升国人士气，进一步确立大国形象，但大出所料的是，这篇充满正能量的新书推文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网上消失。作者认为“作为中国人特别幸福”，不仅对于几千名死者以及遭受灭顶之灾的家庭太过残忍，而且正深陷疫情灾难中的武汉人也无法接受。除非作者已经将武汉人从中国剔除了，当然这是我最不愿设想的，因为之前有了所谓的不惜一切代价。另外书中进一步明确了发现疫情的时间是去年12月份，到1月23日武汉封城，近两个月的时间，硬是将一个他们说的“可防可控”的病毒，弄成了全球爆发。封城结束后一定要买一本学习，我倒要看看作者是如何把这件事说圆的。这两天很多人在微信圈里流行看图猜武汉地名的小游戏，也亏了这位发明者挖空心思创制出来，让困在家中无聊的武汉市民可以打发时间。例如“题目3”图示是两个骷髅在互换肋骨，对应的地名是“欢乐谷”；“题目7”图示是光身露腚，对应的地名是“光谷”；“题目18”图示是烟、手指、鹿，对应的地名是“胭脂路”等等。虽然题目大多无厘头，好歹大家一乐。群里的朋友群策群力，很快所有地名都有了着落，在此把地名一一罗列出来，也请原谅泄了题。题目1：积玉桥；题目2：中山公园；题目3：欢乐谷；题目4：徐东；题目5：武珞路；题目6：硚口；题目7：光谷；题目8：汉正街；题目9：兰陵路；题目10：虎泉；题目11：宗关；题目12：司门口；题目13：关山；题目14

图为杨欣嘉整理存档的文件截屏©️杨欣嘉疫情期间，《打边炉》开始了“封城十日谈”的系列专题，我们向十位仍身处封城之下的武汉或是周边湖北城市的朋友发出笔谈的邀请，写下他们在封城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希望能通过私密的个人视角，回应此次疫情——每一个统计数字的背后，是无数平凡真实的生命个体。但同时，过度频繁的共情和压抑，也让我们从未像这段时间一样，感受着信息洪流的冲刷之下，个人情绪的无力与无处可藏。封城之外，身处广东的杨欣嘉作为事件的记录者，通过公众号《手机玩我》，持续以一种相当克制的方式回应每天爆炸式的信息洪流，每次的发布除了标题、日期、对关注点的大批量陈示以外，再无更多的解读。他的存档是冷静的，线索的选择和编辑则带着鲜明的个人立场，对于一个不断遗忘的族群而言，这些搜集、编辑和存档尤为重要，它就是要穿透时间，以更深沉和更坚硬的状态沉积下来。为此，《打边炉》和《手机玩我》的创办者、艺术家杨欣嘉进行了一次笔谈，发表前经过受访人的审校。采访及编辑：黄紫枫。《手机玩我》近期相关文章■

从阳台往下看，是“全副武装”下沉到社区的志愿者（作者供图）后备箱里是四川捐来的蔬菜，小区准备发给居民（作者供图）蔡博为《打边炉》特约撰稿武汉封城的前一天晚上，我去外面买了一杯咖啡，回家的轻轨上，忽然发现冷清的车厢里，暖气也停掉了。或许是咖啡作祟，整个夜晚我很难睡着，差不多凌晨两点多，便读到了“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第1号）”，武汉封城的消息很快在朋友圈里传开，“见证历史，亲历历史”，有人这样写道。直到第二天天亮，我跟朋友间的问候都只有短短几个字：“在武汉吗？”“在。”好像除此之外，每个人都有点不知所措，又似乎在等待着什么。1月20日，我从南京回武汉过春节。原本打算初一去吴哥窟去旅行，初七即回南京，因此我带的行李并不多，甚至一大半都是为暹粒的高温而准备的。那天的南京南站一切如常，只是在去往武汉方向的检票口外，很多人都戴上了口罩，我也和他们一样，低头刷着手机。大约从前一个周末开始，有关肺炎病毒的消息终于绕过澳洲大火、美伊时局，在网上越传越盛，但究竟如何，却无人澄清。从汉口站出来，路面上的人流明显比往年要少很多，抽完一支烟，我穿过马路去站台乘公交车回家。当车开到发展大道附近时，司机突然改道拐进了一个停车场，并招呼大家把车窗全部关上，封闭的公交车很快在一个洗车棚里停了下来，被四面八方的水柱一遍遍地冲刷，而我周身全是回旋不得的乘客。现在想来，这个场景就仿佛武汉封城的预演和缩影一般。1月30日可能是我情绪最低落的一天，那天是我的生日，同时也传来了封城后最多的坏消息：武汉红会分发物资乱成一锅粥、黄冈卫健委对当地疫情一问三不知、国家疾控中心主任发表在《柳叶刀》上的论文引起轩然大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PHEIC……此外，便是李文亮大夫去世的那天。李文亮大夫是我的同龄人，这点让我触动尤深。我并不认为他是英雄，更不愿意看到他被抽象成一个符号，可以说，他在自己的每一个处境里都做了他应该做、能够做的事情。也就是2月7日那天，我给我们家所在的老旧小区组建了一个微信群。最开始只有三个人加入，刚好其中一人有台打印机，便立刻印了微信群的二维码去小区张贴。此后我一直在做的是：不断联系社区反映情况，帮邻居们购买急需药物，寻找、联络附近的商家，组织小区居民菜、肉、蛋、米、面、油等最基本生活物资的团购、自提和分发……这些事情确实非常琐碎，比如有时候说好了一点钟能送到小区门口的十几份菜，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要拖到下午五六点，而每次只要下楼再回家，就要完成全部的消毒工作。好在街坊邻居都很齐心也很贴心，这让我们在封城的日子里，依然可以继续生活下去。封城愈久，围困在武汉的好友之间，也显现出愈多分歧。每天，我都看到大家往微信群里转发不同来源的消息，即便是类似的新闻，各人的理解和反应也是千差万别。吵得最激烈的依然是封城决策、分级救治、全球蔓延等等。其实大家一路走来知根知底，尽管立场观念之别每每让话题搁置，但也不至于要分出胜负输赢，能在混沌焦虑中对话聊天已是彼此极大的慰藉。只是读着群里的消息，常常也会让我产生出自己不在武汉，置身风暴之外的恍惚错觉。反倒是另外一些许久不曾联络甚至未曾到过武汉的朋友，不断将我拉扯回来，他们纷纷通过邮件和短信询问武汉的情况。但我又能告诉他们些什么呢？每天我都会走到阳台漫无目的地张望，我想看得尽量远一点，多看到一条街也好，多看到一个人影一辆车也好，但那儿似乎什么都没发生；对面楼里，有一户人家窗外挂着的腊肉被麻雀叮食，另一户家里的小孩从早到晚坐在桌前“停课不停学”，捡拾垃圾纸箱的婆婆还在佝偻着身子出门……而这些和我透过手机软件看到的南京家里的空荡画面，哪一个才更真切呢？“例外状态”中的封城禁足和习以为常的网络传播，让我在大多数时间里，和大多数人一样，滞留延宕在了一个怪诞的空间，而时间，本身就是另外一种焦灼。封城没有也不可能给武汉按下“暂停键”，就像修建火神山、雷神山的昼夜永远无法化约成新闻里快速播放的短视频，时间是每分每秒地撕扯向前。病毒感染的时间，预警沉默的时间；政府决策的时间，媒体质疑的时间；患者等待的时间，医生救治的时间；核酸检测的时间，疫苗研发的时间；物资告急的时间，火线驰援的时间；病床稀缺的时间，方舱搭建的时间；逃离围城的时间，居家隔离的时间；拉网排查的时间，开会填表的时间；假期延长的时间，复工复产的时间；通知发布的时间，通知撤销的时间；蔬菜囤积的时间，食物变质的时间；头发生长的时间，草木抽芽的时间……它们交错重叠在封城的日日日夜夜里，这大约是武汉从未经验过的，哪怕是十七年前的SARS也没掀起过这样骇人的时间漩涡，将武汉人的一日三餐和生离死别一并裹挟。我不知道这种不同以往的时间感觉，在疫情结束之后会如何消散，也没有找到恰当的机会和家人开口聊起。我的母亲自90年代末下岗以来，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如今她依然照料着一家人的生活起居，依然热爱生活。母亲曾经对我说，日子看起来长，过起来短；而最近又念叨起，东西再多，也没有日子多。封城之后，我便在手机里保存了各种能够保存的视频，最初只是一种无意识的举动，现在我希望未来能把它们重新剪接起来。这些视频不同于官方新闻、自媒体、up主、vlogger发布或上传的各类完整影像。它们更多的只是一些片段，时间和空间都很模糊，甚至是否和这次疫情直接相关也未可知。比如有一个小区着火的视频，便先后被人说成是发生在武汉和重庆；又比如一组去年夏天开原飓风的视频，也重新被人转发了起来。这些片段大部分是人们拿着手机瞬时录下的，有的配有记录者当时的反应和说明，有的里面只是现场环境的杂音或者对话，甚至不少视频的拍摄动机都不是那么明晰而确切。它们或长或短、或近或远、或真或假，最终混杂在同样并不连贯的聊天语境里，在各种聊天群中传播。但相比起现在那些意义完整、作者明确的各类影像作品，在这些片段和松散的上下文间，似乎潜存着某种新的叙事逻辑和更加真切的感觉结构。而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新的蒙太奇，把这些片段重新组接起来，就像重新组织眼前这个破碎的世界。封城十日谈20200226

李继开：武汉冬日的暖阳一如往常，仿佛什么坏事情都没有发生20200220

马路上没有车，人们还没习惯，我尝试开始在双黄线上走，发现也没人来管我，后来就开始在各条马路上玩把戏了（视频由作者提供）李燎为《打边炉》特约撰稿我在洪湖，离武汉一个多小时车程。1月21回的洪湖，和钟南山前后脚，没听劝，为了一碗腰花面赶赴疫区，结果吃了一次后就全面封城了，一直生活在熟悉世界的真空里。我每天会找各种理由出去，去江边、去超市、去马路，路上的人根据管控的程度逐日变少，直到如今的战时状态。刚开始还能去超市，当时只是在抱怨买不到KFC的咖啡，后来连超市都不能去了，只能半夜出去走一圈、在家等代购，有一搭没一搭的，最关键的是零食都吃完了，太无聊了。屋外大雪，我准备了两件一次性雨衣，看到巷子口执勤的两人躲在屋檐下，放弃出去了。

这是封城期间少数几次吃水果（作者供图）谌毅为《打边炉》特约撰稿2019年12月底起，我就开始在心理上放弃幻想，准备应战。个中原因，不表也罢。封城当夜，几乎就在消息放出的同时醒来。和所有具备常识的成年中国人一样，武汉市民明白，20日的钟南山讲话固然石破天惊，23日凌晨的封城才是一锤定音。邓公教诲“稳定压倒一切”，人们牢记在心。而今封城从传言变成现实，千万人口的中枢大城不惜闭门一战，一场压倒性的危机已然降临。从那时起，我和近千万留守武汉的人一样，每天宅家，做饭消杀，照顾家人，勤刷手机，偶尔囤购，夜夜惶惶，日日荒废。

湖北恩施于1月26日起封城，郑达用无人机拍摄的恩施建始县业州镇街景（作者供图）郑达为《打边炉》特约撰稿“疫情结束后你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收到好几条朋友们的微信接龙信息，但我实在没办法回复，还来不及相信这一切如科幻片情节的存在，犹如好莱坞电影中外星生命入侵或是视觉极致的灾难片，影片往往从拖沓的管理体系到信息的阻隔至人类的危机失控，再到英雄式人物的力挽狂澜，结局的大和解与重构，现实的时间线基本上就是工业化剧情的真实再现。这种虚构与现实的重叠展演，让我错愕与无力。缓慢的工作和观察周遭是我目前的状态。我在武汉从12月份开始关注“不明肺炎”，从网络的“谣言”到元旦节后官方的每日通报，因为长期在校园的实验室工作，意识到这种情况的潜在危险性，所以基本上每天会给实验室的成员与研究生们强调不要外出与自我防护，随着早期的武汉官方通报新增病例慢慢为零，相关信息也越来越少，防护意识也就开始下降了，武昌区域戴口罩的人非常稀少，这期间我们一直坚持不外出吃饭与戴口罩，但到了1月17号左右，看到了国外的报道与国外科学家的数据预测，又重新开始紧张起来，与同事们开始讨论数据预测模型的准确性，信息也迅速汇聚，汉口的同事也谈到那边的医院人满为患，当机立断让实验室20号放假，22号自驾从武汉回老家湖北恩施，晚上回家后看新闻知道武汉开始第二天（23号）封城。至此，武汉开始陷入封城早期的恐慌阶段，特别凸显在医院的失控状态，整个湖北也迅速封闭起来。同时每天开始向社区提供体温等身体情况。我和在武汉的朋友们、滞留的学生们保持电话联系，一开始，身边认识的人都没有被传染而感到庆幸。但从初六开始，了解到有朋友及家属被感染，还有老人因为没办法及时确诊就医而过世，这些消息让人震撼，既悲痛也忧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疫情的发展之快超出自己的预估，而之前未被关注的相关科学家的预估与预警都在封城期间一一显现。武汉作为国内中心化大都市，全球化的生活常态与科技的日常化，并没有改变城市管理意识未进入现代性的真正现实。我是典型的未来主义者，更加信奉基于创新技术的数据与算法建构的世界，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基本上每周都去不同的城市工作，相信新技术的速度感与社会更新能力，不愿相信依赖于故事性的真实，但是封城初期武汉城内的生死相隔的个体网络日志与各种求助信息，着实让我无法入眠。从情绪化的悲愤去理解大时代大事件中个人边缘化的生存境遇，是我之前更为理性的艺术工作里少有触及的。文学性的想象在这样静默的生活状态里使得自我意识在改变，“感官增强”、“生命3.0”、“可计算的媒介”、“cybrog永生”等日常的关键词慢慢消散，只能回望过去，才觉得能体会当下。最近阅读了林语堂的《吾国吾民》、黄仁宇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历史上的大事件很多时候是可以相互参照的，疫情爆炸式的力量不仅侵蚀的是人的生存权利，同时也撕裂了社会的层级意识。上阶段的作品，我尝试了人工智能与自然数据结合产生的力量，这种力量体现在物质性的动态艺术装置上，想着未来会更加关注自然数据的智能与循环。同时也和团队讨论了具有纪念碑性的数据化作品，来纪念病疫中逝去的所有人，这个作品一定是非物质性的。家乡被封城后，只能在小区的院子里散步，天天关注当地的疫情数据，相比武汉情况要好很多，平时也难得与家人聚在一起，正好可以宅在家里。我的父亲是执业医生，由于职业的原因他特别的敏感，每天在家定时的消毒，和我不停交流疫情的话题，由于我长期的外文阅读体验，在很多社会议题上我们观点分歧很大，随着漫长的封闭式家庭生活，父亲也慢慢的开始了解我平时的很多思考模式。天气好的时候，我也常常在院子里放无人机，拍摄完全空荡的城市，一种电影般的末世景观。城市的街道就像哲学家齐泽克所说的“非消费主义世界图景”。技术的发展让我们更加独立于自然，同时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更加受制于自然的奇怪发作。解除封闭式的生活还有待时日，现在已经放松和适应了，不再想节点式的工作与喧嚣的社交，也不会刻意去调节情绪，但是坚持身体锻炼，每天小区院内步行一个半小时，保持头脑清醒。晚上接近两小时的电子音乐可以给予莫名的未来感。很想武汉，回到熟悉的工作室和实验室，想念“Low-Tech

疫期中的家人（作者供图）江超为《打边炉》特约撰稿SARS时期我正读初一，那个时候对于非典型肺炎还没有什么概念，通过老师及电视新闻上了解一些，感觉有点严重，年少无忧，体会并不深刻。我所在的学校为一所寄宿制学校，学校的防御措施做得还不错，84味道时常充斥着室内的各个角落，直到疫情结束学校也没有人感染。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自己与家人置身疫情中心的武汉，内心还是有一定的波动，从之前官方宣传的“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的坦然，到确定人传人时的惊慌，到那两天长时间刷圈的悲痛与愤怒，再到近期的“习惯”或者“麻木”。封城之后一周左右，网络上各种消息满天飞，每天醒来的例行之事是刷一波手机，似乎每天跟“封城”那天一样。一觉醒来都是全新的消息：政府政策、民生状况、疫情发展、红会丑闻等，政府对待疫情的应急反应，医院医生因没有防护物资直接在网上呐喊求助，各种病患一床难求的求救信息，武汉病毒研究所p4实验室，院士团队论文与人传人真相等等。信息量太大，同时各种第一现场流出的视频，能让我感受到疫情的残酷，疫情之下病人的脆弱无助，医护人员因劳累过度和缺乏保护的歇斯底里，寂静的大街上挑着扁担卖菜的老伯不知将菜卖给谁的无奈与辛酸。一方面痛心大家正在经历与遭受的种种，一方面也在质疑这是否真的只是天灾，人祸的成分是否更大？脑海中也臆想过多种不能言说的可能或者不可能。我住的小区在美院新校区旁，新建成的小区，第一批入住的业主不多，除了封城前回家的，剩下的没多少户在这里过年。小区远离闹市，但在这疫情肆虐期间，不失为一处宝地（对我这个外乡人来说就是风水宝地）。物业管理还算认真，对得起较高的物业费，刚开始出门没什么限制，正常的程序，测体温，登记没问题就放行，慢慢地管控越来越严，三天出一次门，每户仅允许一人出门，车子出小区就不能回小区了，也不知道这有什么道理，现在彻底禁止无特殊原因人员出小区了，团购买菜送到小区门口自取，不过相对于之前的“松散”进出管理，此刻我认为是更有效的，至少比之前那个98.6%来得靠谱，离黎明又近了一点。这次疫情，身边的亲朋不止一人感染，足以说明疫情扩散的严重性，朋友的妈妈发烧多天，核酸检测阴性，因此一直不能确诊，无法住院，但是ct显示双肺感染严重，多日发烧不退，情况紧急，各种求救无门，病人甚至感到绝望，企图放弃就医。我们帮助在网络上求助，好心的朋友还是很多，但是事情仍无实质性的进展，疫情太严重了，武汉那么多定点医院，但仍是一床难求，真的很无力。现在这一状况已得到改善，大量方舱医院的建成，为医院及时收治病重患者创造了空间。我也在思考，在这种特殊时期，我能做点什么？看到有朋友奔波在各大医院送物资的在路上，内心很是敬佩。美院也陆续的有同事感染了，年轻的、年长的都有，感觉病毒在静悄悄的、慢慢的侵蚀我们，不幸的是学校一位知名教授染病辞世，让人惋惜。这是我所经历的第一次封城，封锁意味着今年无法回山东过年了，也庆幸年前父母来汉时来的早，回去的及时，满满两大箱加一皮箱的物资，自己当时抱怨太多冰箱放不下，现在想想真的是料事如神，世上只有爸妈好。封闭的小区人也少像是住在公园里一般，感觉清静，声音比以往更有穿透力，每天开窗通风，晴天时多数能够听到鸟叫，物资的供应到目前也没有太紧张，虽然没有平时那么方便，但是基本的生活物资还可以买的到。我是一名教师，教学就是我的工作，在我看来工作是工作，艺术是艺术，疫情是疫情，这几个问题还是要分开看，尽可能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与我的个人创作是有区别的，虽然有的艺术家会用疫情来创作，结合现实或者利用问题思考，但是我不会，在我看来我的作品在灾难面前无力甚至无用，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的工作室在旁边小区，前期管控无限制出行的时候，我会全副武装的去待上一会，虽然做不了太多事，但是内心还算平静，现在不让出小区了，只能窝在家中，看书，画点手稿，想想作品的事。武汉是特大城市，千万人口，高校云集，九省通衢，原本人员流量大和正值春运的时间，还有前期防疫宣传不到位、交通管控不及时等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此次疫情流向外地，疫情发生后网上很多人称武汉人为“毒人”，开始地域黑，对此我很气愤也很无奈。灾难也好，人祸也罢，被感染者是急需救助的弱势群体，他们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的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一个病毒，可能让一个孩子失去双亲，一个青年失去挚爱，家庭瞬间支离破碎，甚至出现灭门悲剧，这都是我们身边已经发生的事......一个月前，还能在足球场上踩单车，晚上约个班子搞场球，现在只想摘下口罩那一刻早点到来，呼吸着新鲜空气，白天去工作室泡上一壶茶，看看自己的作品，涂几笔，晚上去球场约上队友们，好好踢一场大汗淋漓的足球，希望这一刻早点到来。封城十日谈李继开：武汉冬日的暖阳一如往常，仿佛什么坏事情都没有发生李昊：在封城的武汉，父亲跟我进行了一场空气几乎铅化的交谈杨国辛：眼前这座空洞而巨大的都市，正在进入恶梦般的沉沦文章版权归深圳市打边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所有，未经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及使用，违者必究。转载、合作及广告投放请联系我们：info@artdbl.com，微信：dabinlou2018，电话：0755-86549157。

小区物业在分鱼，要花钱买的（作者供图）在我的记忆中，武汉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最近出门，街头空无一人，前些日子里微信在传东湖的野猪都下山了，在二环线上狂奔，也不知是真是假。随着这次疫情的加重，人们也都习惯了很多事情：比如时常满天飞的谣言。这段日子里，武汉时不时会出一下冬日的暖阳，温暖地照在这个世界，仿佛什么坏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由于人们大都窝在家里，户外活动减少，可以看得到天上的鸟明显多了起来，待在屋子里的人们看着成群的鸟飞过，多少也会想起这个世界也是属于它们的。一进2020年就遇上了这场疫情，之前我足足写了一个月的论文。人便是这个样子，真正明白走投无路时心便开始静了下来，就像这场疫情之初，人们先是由不太在乎到全面恐慌，从最初关在屋里一星期的沉闷和无处发泄，到习惯于自我保护的长时间足不出户……这既是没有办法，也是在限制中的一种适应。同时知道的是，一方面是安安静静待在家里的人们，另一方面是外边儿已经乱了套的世界。想起一月二十三号凌晨打开手机，看到了封城的消息，方知这次疫情的严重，我本打算可以趁春节开车外出转转风景，也就全泡汤了。那封城的一两天也许是比较混乱的时刻，以至于我担心加油站加不到油，超市会抢购一空，但这一切并没有发生。至少到目前为止，日常物资供应是充足的。封城通知发布了一个多星期后的夜晚九点多，我听到了四周楼房里传出的此起彼伏的嘶吼声，那是很多人在网上约好打开窗户喊“加油”，这也是一种发泄吧，人们终于被自己关进了各自的笼子里了。如此又过了许多天，时而天阴下雨降温，时而艳阳高照，每天都有坏消息和一些好消息。由于是春节假期的缘故，人们待在家里也就渐渐习惯了，总比不幸中招躺在医院或求医而不得四处奔走的人们幸运。人们的很多打算中断了，很多事情停摆了。武汉三镇相接连的各个大桥上桥面空空，公汽地铁全面停运。整个城市空前的安静，连下雨的唦唦声都听得清楚。外出的人们戴着口罩，远远看到一个路人也会有意回避，不想给自己和给别人添麻烦。是的，这个事情已经足够糟糕了。我每天刷微信朋友圈时觉得这真是一个坏世界，身处日常生活时又觉得和从前相比，只是变安静和空旷了，少有极端的事情被我目睹。当然，我基本上也是足不出户，因为总是有事情不停在干，先是继续修改文章，之后又是开始了被中断一段时间的绘画。好在年前囤了不少东西，在物流快递暂时停摆的现在，还不需要保持以往网上频繁购物的习惯。我搬到了我从前的一个工作室去，这里绿地面积很大，还有南湖环绕，工作室空间也足够大。我最开始每日昼夜颠倒，渐渐轮回般又倒了回来，现在作息正常且规律。每天看着菜地里的青菜在生长，好多肥胖的野猫在游荡，布谷鸟在不远处“布谷布谷”地叫，那声音可以传得很远。晴天时，黄昏树林里麻雀一群一群的，叽叽喳喳地聊天，这可爱的大自然，和从前一样。于是在天气好的时候我开始每天就着阳光画画，画了戴口罩囤货的人的形象，这年月大家都需要囤点货，我院子周边地里有的是白菜、青菜和胡萝卜。有时我想如果萝卜叶是猪尾巴，一拽拽出一头猪来该多好。2019年猪肉涨价太厉害了，这场疫情生猪肉价格就更高了。人在物价面前，也是随波逐流。每天劳动一下，持续画画也是一种充实，想太多也要落在实处去动笔，自己认定的好坏也不太重要了，就当自己是一个劳动的农夫吧。我每天晚上看一两部电影，这段时间补看了不少从前没看的影片，电视节目是多少年没有看过了。想想这段疫情的非常时期也是一个教训和一次演练，人们已经习惯呆在一个安居乐业的世界很长时间了，但世事无常才是恒常之态，当遇到不习惯的事物来临时还要有吃苦耐劳的准备，这些波动都是每一代人命运的一部分。另外自己也觉得中国人真是天性善良，是易于管理的群族，庞大数字的人群就这样响应号召全窝在家里，社会的基本面也没出现大的动荡迹象，客观来说这真是很难得的表现。这2020年一开头的这个世界就不顺，澳洲大火、美伊冲突、连科比也离奇去世了......像是梦一样。我住的地方离铁路近，那是一段老铁路，安安静静时经常听到火车驶过铁轨的声音，开得远了还鸣几声笛，声音和院子里布谷鸟的“布谷布谷”叫声一样传很远去，像是这些火车载着过去世界的人和事，经过了我安静的画室，然后奔向到未来的某个地方去了似的。我一边听火车经过的“咣咣当当”声音一边搅弄着画笔上的颜料，这让我觉得有些事情地老天荒，就像人饿了要做饭吃一样。这些日子由于不能点外卖，外面餐馆也关了门，自己简简单单弄点一日三餐竟也能耐得下心来了：米饭、饺子、汤圆、面条……这样子也挺好的，每天干这么多周而复始事情，一件不落下的话一天竟也满满当当，白天一晃而过。我本也是不爱热闹的人，有时虽然也不喜欢这样的日子，但临到头也没有什么选择，还是依照习惯去过自己重复日子。画画作为劳动可以让人感到踏实，所以这段时间的绘画我就直截了当、不假思索地去画，不去作过多的思考，依靠这副肉身形成的工作习惯只当一种劳动而己，懒得去想那么多了。每天和笔和颜料打交道，我就是自己小厨房里的那个不合格的厨子。这一下子天又黑了下来，一天又要过去了，现在武汉封城已是二十天过去了，全国各地别的城市也都处在严控状况之中，刚刚我从窗户望出去，看见树林里一个人在散步，当他远远看到另外一边走过来一个人时，默默静悄悄地隐身了。一时间我看得恍恍惚惚的，这些在外透一口气的游荡影子连同这前所未有、无限安静的天地，竟是我进入2020年面临的最初景象。文章版权归深圳市打边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所有，未经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及使用，违者必究。转载、合作及广告投放请联系我们：info@artdbl.com，微信：dabinlou2018，电话：0755-86549157。

1月28日，家人在小区楼下玩老鹰捉小鸡，其时，老鹰真的在扑向武汉。（作者供图）李昊为《打边炉》特约撰稿我住在远离武汉市区、紧挨湖北美院新校区的藏龙岛上，所在的小区没有多少人住，封城至今的日子即使艰苦，但其惨烈程度，也远逊于那些被困塞于长江另一端的武汉人，当然更不用提那些在绝望中染病、被隔离、身故乃至绝户，或者冒生命危险战斗的同胞，所以在这种时候谈论自己的生活对于我来说是可耻的。对整个事件，我的了解也不会比信息风暴中的大家更多，所以，我只能谈谈也许对别人有那么一些尖锐现实意义的事情或思考。在这些天里，我家六口人囿于七十多平的空间，当然不会那么和谐，但是有一种不和谐却具有特殊的典型意义。就在《打边炉》给我发出笔谈邀请而我没有回复的一个多小时间，我跟父亲进行了一场空气几乎铅化的交谈。在六十年前那场历时十年的运动中，我的父亲经历了家族的沉重打击，用他自己的话说：“叶子落下都会吓得发抖”。

窗外（作者供图）杨国辛为《打边炉》特约撰稿2003年SARS（非典）暴发时，我在广州；2020年SARI（新冠肺炎）爆发，我困在武汉。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大串连，其间我在长沙因感冒患病毒性肺炎，抢救三日死里逃生，人说事不过三，但三次与“肺炎”相遇的经历我都赶上了，这一次还在胶着中，坐困愁城。12月16日从广州回到老家武汉。父母亲都90高龄，陪侍二老渡过春节是近几年的要务，也是责任。我离开武汉南迁广州已经26年了，其间保持每年回到父母身边看看，少则三五天，多则半月即返穗。武汉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这儿有亲人、朋友、师长和众多的学生。近三十年来这座涵盖大江大湖的城市发展成为一座千万人口的巨无霸都市，每每回来所看到的变化既感叹又陌生。我曾经工作过的湖北美术学院，从武昌小东门的昙华林搬迁至郊区的汤逊湖畔，前年底曾受邀去作过一次讲座，学校区域变大了，都是新建筑，过去所有熟悉的节点都不在，除了越来越少的老同事外，其他与我真的没有什么关系了。武汉地处区位中心，地形开阔，八面来风，四面透气，长江汉江两江交汇，水汽蒸腾，夏日暴热，冬日酷寒，武汉人性格亦如此，豪爽，彪悍，言语不和便高声叫骂，动辄拳脚相加，开口“婊子养的”脏话不离嘴，但不一定是骂人。武汉人既精明又冲动，辛亥革命党在南方多次暴动不成，武昌城一声枪响，满清帝制如雪崩溃塌。钟南山院士称“武汉是个英雄的城市”，林彪的“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就是武汉人乃至湖北人的写照。上世纪的“八五新潮”美术运动，武汉艺术家的冲动之力便是掀开新时期艺术变革的重要力量。武汉人对外有包容量，不排斥南来北往的过客或迁移至此的异乡人，但又是散漫、不信邪、不服周的犟牛，还有出了名的不抱团、易扯皮的毛病，常常将一桩事扯成说不清道不明的一地鸡毛。庚子年注定是个不平常的年份，元月份始逐渐传开后经官方证实的消息，传染病正朝人们逼近，22号警报终于拉响，23号上午十点封城开始，一切都混乱起来，形势比17年前的广州“非典”严峻得多，那时候我并未有多少害怕和担心的感觉，当时带着一帮研究生正在编写教材，到了吃饭的时候满大街去找餐厅吃喝，出门也没有一定戴口罩一说，但眼前的武汉已成惊弓之鸟，商场、餐厅、小店纷纷关门闭户，除夕夜全城已沉寂下来，年前的喧嚣和公众活动荡然消失。我做了一顿饭和父母一起渡过了己亥年的最后一夜，三个人默默无言。我站在窗口望着黑沉沉的夜，刷着手机浏览着铺天盖地的信息、视频，除了朋友们的节日祝福，更多是众声嘈杂，真假莫辩的关于新冠病毒的消息和令人心惊的悲伤故事，12点钟声响过，鼠年来了。年初一为母亲去买点常用的药品，戴上口罩裹紧衣帽出门，雨后的街头不见人影，满地的梧桐黄叶，马路边停满了私家车，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依然交替闪烁，停立在路中间可以看到道路伸展至远方的尽头。小店及药房都大门紧锁，走了两条街，找到一家掩着门的小药房，一个售货员当值，穿着全套的防护服，从门缝里伸出戴了塑胶手套的手递给我药，并指指玻璃门上的付款二维码，看来她比我更害怕。晚上送垃圾下楼，顺便走出小区散散步，大街上的节日彩灯在暗夜里幻化成一个个红蓝绿紫的光环，寒气袭人，寂静无声的空间里能听到自己的喘息声和心跳。十多年前我想拍一幅空无一人的闹市街头照片，因器材和时机总凑不上，一拖再拖而放弃，今天也许是百年难遇的时机，而此时却无心情考虑什么创作了，眼前这座空洞而巨大的都市正在进入恶梦般的沉沦。第二天尚扬先生发来信息告之，不要外出散步！已有人因散步而中招。在二十多天的时间里，我熟悉了解的同事、朋友、朋友的亲属在这场瘟神肆虐中丧生或生命垂危，每一个消息都使心灵受到沉重的撞击！让人喘不过气来。上周我住的小院里，中午来了几个穿白色防护衣的工作者在隔壁单元门洞消毒，晚上十点多钟驶进一辆黑色运尸车，又是一番消毒喷洒，将一位过世者运走，黑夜中突然传出死者女儿的悲号声：“老娘！你就这样走了，我不能去送你，你好走啊！”这生离死别的呼号震颤在寒夜中，令我血液凝固起来。这是一场意料之外的疫情，但此刻的真实情境和情绪告诉我，让很多人的生命突然终结的这个特定时刻，以及那些患者经历求告无门的绝望，和在一个城市与一个城市之间无处容身的漂荡者的惶恐，无数人的生活正被病毒和人性的阴影所吞噬，疫情瞒报和处治不当暴露出曾无比光鲜表相的黑洞。2003年“非典”消散后，花三千万建有的全球最庞大的疫情直报系统，却在这次疾病流行传播中捂了一个多月，直至病毒肆虐蔓延，非典之后建的系统应该是吸取了教训所为，但16年后依然被这次更甚于非典的新冠打了个人仰马翻，而且更惨烈，真是令人寒彻透底。作家方方说：“不是只有死者和病人承受了灾难，我们所有的普通人，都在为这场人祸付出代价。”到今天，封城已经二十七个日日夜夜了，全城颁布了最严格的24小时禁足令，网上看到有违令出门者被集中扣押在隔离点，也看到了不顾禁令在超市排着长队购买生活用品的市民，钟院士指出武汉还存在着病毒人传人的情况，前方救治紧张，后方漏洞频出，方舱医院还在兴建，据说要备好十万张病床！事情好像没有个完结。我住的小区很小且无人问津，除了偶尔听到社区喇叭声外见不到一个人影，想购买生活必需品则一筹莫展，朋友们寄来的几个快递包裹十来天也未收到。两个月没有理发，昨天对着镜子用电剪给自己推了个光头，作好了长期准备。随身带回的两本书也看完了，愤怒和忧思开始麻木，一切有关艺术的思考在此时都显得苍白无力，一个时代正在退回暗影中，当下也许就是个分水岭，眼下能做的仅仅是熬时间熬生命，等待春暖花开……。2020年2月19日凌晨于汉口文章版权归深圳市打边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所有，未经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及使用，违者必究。转载、合作及广告投放请联系我们：info@artdbl.com，微信：dabinlou2018，电话：0755-86549157。

刘钢：同理心，我尽力去保护医务人员，因为我们需要他们来保护。其实我这里要特别感谢民航湖南监管局的信任。湖南红会的全力协助，以及湖南海关所给的绿色通道。以及所有的给予我信任、将物资交给我的捐赠人！

©李翔伟疫情危急时刻，不少人会焦虑地追问，在这个时候，艺术家可以做点什么？——不少艺术家积极行动起来，投身物资援助、义卖、批评监督的事务之中，也有艺术家被组织动员起来，创作弘扬社会正能量的作品以鼓舞民众，或趁水浑摸鱼得利——此时，我们更想问几个问题，灾难时刻，艺术家不应该做什么？或者艺术家可以不做什么？以及作为一个困于居室的公民，我们从汹涌的疫情当中的体会和启示又是什么？为此，《打边炉》在疫情爬坡期间，采访了五位艺术工作者，按照惯例，问题隐去，发表前经过受访人的审校。杨小彦，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美术学院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华南师范大学和西安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广东高校摄影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杨小彦：提醒同行，千万不要参与虚伪！灾难面前，人人平等。灾难面前，艺术不重要。艺术家如果能够参与具体的救助或相关的社会工作，不要回避！非常时刻却一门心思摆显“艺术家”的身份，通过美其名曰“捐助性拍卖”，趁机哄抬画价，便是卑劣！“非典”时期已经有过这样的人和事了。我佩服那些能够进入第一线及时并如实报道真实灾情的摄影师、记者和作家，他们的工作构成了抗灾的一部分。理由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至于“艺术何为”，这种问题比较无聊，最好少想，甚至别想！明白这些，艺术家就知道他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我理解“正能量”的意思是，贴近事实，反映真情，不为应时，只为历史！要知道，艺术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所有的“应时”都是虚伪！最虚伪的莫过于伪造的“英雄事迹”！历史会有淘汰的，最终能够留下来的，才是“正能量”！我的工作倒没什么，因为不在第一线！唯一能做的是，提醒同行，千万不要参与虚伪！这段时间我在家待着，着手修改一本书稿，描述中国当代摄影的。进一步完善讲了十多年的“视觉传播学”的课程内容。其实，没有理由，做的最多的是读民国史，集中读1929年到1932年这一段。面对历史，颇多感慨。我本来就喜欢在家待着，正在计划以后减少社会活动。一场突发的疫情让我提前实现了这个小小的个人目标。

武汉安置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的方舱医院，这是患者们临时的安身之“家”。新冠肺炎的蔓延，“居家隔离”成为时下的一种常态。无论大家身处城市，还是乡村，都过着非常均质化的室内生活。闭门不出，和家人呆在一起，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结束。这既是无聊且庸长的日子，也可以说是瘟疫时期幸存者难得的家庭日常状态。2018年底至2019年初，《打边炉》曾和广州设计周联合推出“艺术家的家”栏目，11位艺术家和设计师向我们讲述了他们对家的理解及其行动。今天我们首次整理这个专题的内容，进而形成了这则“家庭观念”索引，以期在当下这个瘟疫横行的阶段，重思家庭生活，以及家之如我们的意义。今天是我们的新年第一次推送，顺祝大家新年顺遂！上元安康！

2020年新年伊始，《打边炉》将开启一个新的系列专题——“公共艺术十人谈”。我们将持续邀请活跃在中国公共艺术现场的创作者和研究者，共同参与这一话题的讨论，以期在新的十年开始之际，通过梳理、总结和反思，呈现当下中国公共艺术的语义指向及其发展的问题所在。此次专题的策划背景是源于第五届深圳公共雕塑展的举办，由展览延伸出的对公共艺术背后社会利益主体多样性的话题讨论，非常值得进一步深探和讨论。为此，《打边炉》在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汕头大学及南方公共艺术研究院的支持下，借“中国公共艺术三十年”论坛契机，与台中教育大学教授、公共艺术理论专家颜名宏进行了一次谈话，本文由谈话内容整理编辑而成，发布前依照惯例，问题隐去，经过受访人的审校。受访：颜名宏采访及编辑：黄紫枫

2020年新年伊始，《打边炉》将开启一个新的系列专题——“公共艺术十人谈”。我们将持续邀请活跃在中国公共艺术现场的创作者和研究者，共同参与这一话题的讨论，以期在新的十年开始之际，通过梳理、总结和反思，呈现当下中国公共艺术的语义指向及其发展的问题所在。此次专题的策划背景是源于第五届深圳公共雕塑展的举办，由展览延伸出的对公共艺术背后社会利益主体多样性的话题讨论，非常值得进一步深探和讨论。为此，《打边炉》在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汕头大学及南方公共艺术研究院的支持下，借“中国公共艺术三十年”论坛契机，与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艺术设计理论专家杭间教授进行了一次谈话，本文由谈话内容整理编辑而成，发布前依照惯例，经过受访人的审校。受访：杭间采访及编辑：黄紫枫ARTDBL：在“中国公共艺术三十年”论坛上，你提到公共艺术在中国发展的这三四十年来，并不只是艺术形式的变化，而是形成了一种艺术的运动。我想，“运动”这一词的提出，说明这个过程必然是社会性的，甚至可能它还带有一定的破坏性，形成了对过去经验的某种摧毁，不知道你是如何理解中国的公共艺术“运动“的？

尊敬的各位来宾、参展艺术家、观察员、提名评委和初审评委：

在广州，大家经常会提到“务实”二字，并为此感到自豪。但务实和短视之间的界限，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稍不留神，就会跨越到另一边。目前来看，广州偏向哪一边，其实非常清楚了。

北川富朗在上海（摄影：钟刚）9月28日傍晚，由北川富朗担任总策展人的2019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SUSAS）在上海杨浦滨江开幕。今年73岁的北川富朗，是日本越后妻有艺术祭和濑户内国际艺术节的发起人和艺术总监。在中国城乡建设的浪潮下，谈乡建，总是绕不开北川富朗，甚至中国的不少地方，出现了一些向其致敬的乡村艺术季。而真正出自他之手的并不多，上海城市艺术空间季是其中的一个。北川富朗是一位健朗而朴素的老者，在上海杨浦滨江的展场，他头戴礼帽，穿一身西装，蹬一双轻便的运动鞋，导览全程背着一个双肩包，背包一侧插了一瓶纯净水。由于展场长5.5公里，北川富朗在开放给公众参观之前，独自步行检查了一遍所有作品的安装和维护情况。在艺术季开幕前一天，北川富朗接受了媒体的采访，《打边炉》摘选了一部分他谈公共艺术的论述，获得授权发布。

黄小鹏：什么运动都不喜欢，但如果走路也算的话，我在柏林呆的时间，只要不是赶时间，范围在5公里之內，一般都会步行，有时一天可以走4-5个小时。

刘钢：艺术在我家的位置是自生自灭。我记得第一届乌镇的时候，我大儿子四岁。我在发邮件，他一直在边上闹，我就打开电脑说，你看电影吧，结果发现我电脑里只有阿布拉莫维奇的片子，就让他凑合着看了。

不过，在执行中还是有点儿私心，觉得这样的平台挺不错的，希望尽可能地多邀请中国艺术家参与。但后来想想我们太过一厢情愿了，最终结果显示出的性价比不高，责任在我。相比之下这届展览中港台艺术家的作品还不错。

DBL：在你的两篇展览前言中，都有一个很核心的词语：时间。第一届其实在解构未来，第二届虽然字面上是“时间开始了”，但对“开始了”还是有深的怀疑，“时间”这个概念在你的策展工作中有一股怎样的作用力？

DBL：“互相拯救”这个说法很有意思，艺术家和建筑师之间的协作越来越频繁，但过去的合作还只是停留在形式的协商上，比如建筑师设计一个美术馆建筑，或者一个艺术展览，双方在展览空间的营造上展开合作。

“打边鼓”是民间俗语，意思是旁敲侧击，多指侧面帮其他人、事说些好话，或者侧面做些事情来协助。意思类似的成语有：旁敲侧击。区别于旁敲侧击，“打边鼓”偏向于一个正面的、褒义的、轻松的和更积极主动的意思。

梁琛《阿莱夫》双个展于成都麓湖·A4美术馆开幕，孙冬冬和孙莉共同担任本次展览的策展人。《打边炉》对策展人孙冬冬进行了采访，问题隐去，发表前经过受访人的审校。

“吃茶去”的品牌理念是关注内心，而非外相，推崇真实和自然的生活态度。昨天刚得知，深圳一位艺术家朋友一年要在“吃茶去”买几十件T恤，每天换着穿，可见大家对他的认可和喜爱。

5月3日，作为“2019OCT凤凰花嘉年华”的一部分，由《打边炉》策划的“吹水集：此地此时”在深圳华侨城举办。成都麓湖·A4美术馆首席策展人、iSTART儿童艺术节策展人李杰是当天的12位演讲人之一，他的演讲的主题是“赋权”。以下为演讲实录整理，发表前经过受访人的审校。我讲的内容可能跟每个人个体的起源有关系，核心是讲儿童。今天嘉宾讲的内容都挺高大上的，有关于历史的、艺术的、哲学的，这些东西都来源于每一个成长的个体。我今天的主题是如何赋予被忽视的一个群体的权利，即如何给予孩子更多的权利。

另外，上文我们已经提到了艺术作品正在迈向比特化，这种数字资产是否还能沿用原来的艺术品收藏和商业模式尚未可知，但至少我们能明显感知到在这个转移过程中参与者的阶层正在下沉。

雕塑从开始的定义到现在有着非常大的变化，以我对雕塑的浅显认识，我不想从方法和材料上去谈雕塑，雕塑是物质拥有了空间。关键是我们看雕塑的方式变了，雕塑可能是四处蔓延的整体，也可能是诱发心理活动的瞬间。

“吹水集”是“第四届OCT凤凰花嘉年华”的一部分，将于2019年5月3日下午及晚上在华侨城举办。“OCT凤凰花嘉年华”是由华侨城集团主办的立足社区、面向城市的公共项目。“吹水”（Blow

鲁明军：就像“极限混合”这个主题一样，此次展览我们没有设计展览框架，进行分类，而希望是混合的，希望观众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进去，也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结束。但我们会提前做好作品位置的标注。

、如今艺术家越来越职业，貌似和这个系统很合拍，职业化加速了这个艺术系统对个体的规训。越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越是要回过头来思考我们做艺术到底是要干什么，到底想表达什么，做作品的文化针对性是什么。

©何健翔2018年广州设计周首度推出特别艺术项目“城市艺向”，呈现一个以家为主题的展览《来处》，策展人为杨青，《打边炉》同期推出线上内容项目“艺术家的家”，对参展艺术家进行主题采访，形成口述文本。“艺术家的家”最后一期为何健翔的口述，作为建筑师，何健翔工作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莫过于“空间”和“建造”。故我们以十处“空间”作为线索，带出何健翔对一个更广义的“家”的概念建造。这里的空间所指，不只是物理空间，也包括个人和社会生活的交叉下规约出的精神性场域。采访问题已隐去，文章经受访人审校。查阅专题往期，可点击他们的名字查询：李景湖；张小川；侯莹；张爽；孙宇；胡尹萍；蒋志；胡庆泰；马秋莎；梁硕。口述：何健翔采访：钟刚编辑：黄紫枫家对我来说分两个层面，一个是物理层面的固定地点，我可以在这个物理空间里完全地放松。第二个是精神层面，当现代人不再像过去那样会和家人长期待在一个地方，家，就成了现代人在四处漂泊的游历中，特定精神场域的触动下产生依恋的瞬间。餐桌我在家的活动基本围绕着餐桌展开。家里很多空间都被小孩占据了，只有餐桌是我待得最长的地方。一家人在这吃饭，我自己在餐桌上工作。而且从餐桌，透过厨房和客厅之间的那个露台，刚好能看到屋外的绿树，树的后面有一座小山。餐桌，它是一个连接内外、连接生活和工作的点，是家里公共性的体现。我习惯有一个小册子，因为要到处跑，有时候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或者可能解决问题的方式，我就会把它记录下来。在家里，我最放松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在餐桌前，拿出我的本子，拿起一支笔，尝试解决其中一两个设计的问题，勾勒脑中对设计的想法。这也是我最自由的时候，当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消失了，我进入到一个可以畅想不确定和可能性的状态。做饭做饭，你得了解食材，每个食材本身的特性，什么样的搭配方式，可以让它能够呈现最有品质的结果。做建筑一样，特别是在一些低造价的项目里，怎么用有限的几种材料呈现出一开始所追求的那个精神属性的空间？路易斯康也说，“砖块：我想要一个拱顶”，我们要尊重材料，试图让它回归到它想要的那个状态。我们这一代做建筑的，最早都会对建造技术和材料的更新有股莫名的冲动，但慢慢会发现，动荡的社会中，技术和材料能起到的作用有限，甚至它自身成不成立都是一个问题。因此我近年反而是希望在这种混杂的环境里，为处于流动状态的空间使用者，刨挖出一个让人可以获得身心的解放和自由的安静环境，耕作出一个能产生“故里”的情感的地方，这跟我对于家的冲动和情感的想象是相关的。毕竟这是一个比较严谨的建造过程，怎么能够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建造过程，将接触场地的那一刻产生的情感，更强烈的呈现出来，到最终我们关注的反倒不再是技术和材料本身，是技术和材料带来的情感呈现。独处我很喜欢能够真正独处的状态，家里要保留某些让你可以独处自由的空间，实际上这也是在主动切断和其他空间的关系。过去的社会里，我们努力获取联系，信息太难连接了。记得我小时候珠三角的河涌桥路都不通，从新会到广州至少要过两次轮渡，要花上一天的时间。到现在，最泛滥的联系是信息的联系，所以我们反而要做切割，很多的设计喜欢营造一种和外界环境异化的空间，这才能暂时地切断“联系”，让你向内回到自己的本体。电视对大部分人而言，电视是交往的媒介，但对我而言这是陌生的相聚，电视的出现，把所有东西都陌生化了。电视是一个富有象征性的东西，它是把垃圾信息无限接入家庭空间的一个渠道。在一些科幻小说里，电视就像一个监视器一样监视着你。电视在描画一个好像跟你相关，实际上毫无关系的形象，而且这个形象每天干预你的生活，干预着你的消费，干预着你的判断，让你的言行更加符合更大的商业模型里对个体类型的期许，它真的在塑造我们所有的形象，挺可怕的。有小孩之后，我们家就没有电视了，这反而对家里的内部公共性交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家庭成员之间充分的相互交往。所以我们家里会抹除一些相对传统的空间区隔，比如厨房，保留它的使用功能之余，我们希望清除这些产生隔阂的墙体界限，形成一个大家可以交流的连续的家庭空间。商品房商品房，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严格意义上来说，都不太能被称之为建筑。因为它只是一个工业和市场计算出来的标准化产品，基本上没有过去，即使是别人住过的房子，住宅里精神性的痕迹还是被清除掉的。建筑，相较于一个用材料搭建起来就能卖能用的空间，它的意义会更深刻。如何把转化它，表面上的装修可能很容易，但要在一个没有任何精神属性的情况下，建立起这种家的精神概念，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多元的社会，每个人的家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一个自己的、自我的、自由的一个空间，所以家没有一种绝对固定的范式。我的设计，还是希望能够产生一种“公共的故里”的感觉，它可以应用于不同的场地，应用于完全不同的人身上。所以家对我来说，我只关注在那一个点上遇到的人和场景，正是这种放弃由任的方式，让我对新的东西有非常强烈的好奇心，去探究空间的内涵，去挖掘它未来产生的新的可能性。墙无论是可见的装置，还是人在空间中的主体性，每个人跟环境之间能够产生互动的起点都不太一样。我家自身属性的建立，第一步要拆掉全部可能拆掉的墙，清除所有可以被清除的东西，把它变成一个尽可能简单的容器。再植入一组介于家具和装置之间的东西，比如说可以活动的书架，或者是可以活动的门，这些带有个体生活习惯的“家具”，还不能叫做精神，只能叫做是可以跟自己发生关系的一组空间装置。年复一年的使用后，这些空间装置会产生某种情感的因素，居住者会把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融进这组空间装置里，而且它确实只能跟特定的人的习惯发生关系，才有可能产生所谓的家的概念。书我的家，最让我迷恋的还是那堆书，虽然很忙，总是想着今晚可以回到家里，翻着没看完的那本书。我们没有太多的收藏和物件，每次搬家，书是最多的东西，这么多年下来的学习资料、图纸，还有各种的书，书是可以一直为伴的物件。记忆此刻的设计，和过去、未来的时间都是连接的。对过去，设计是一种和记忆之间的连接。大部分人做建筑改造，就会把整个建筑包装成一个新的东西，时间的层面和历史的记忆都被抹去了，我更倾向于通过新的建筑，把这些层叠的时间完整地保留、呈现，甚至是强化它沉积的过程。对未来，我希望设计是一个开放性的引入，它应该是一出时间和空间的戏剧，建筑师在其中只是引发、导演了开头的角色，接下来有更多人参与其中，共同塑造一个不一样的未来。有的人会觉得我们做的建筑有点点未完成的状态，我们倒是挺喜欢这种状态的，希望不管是谁，进入到那个空间时会被激发一些新的创造或可能性，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畅想。在商品化的社会里，大众倾向于家就是纯居住功能的机器，办公室、工厂、美术馆、电影院优势另外的工作机器。在未来，是否有可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自由地在不同地方独立工作，那这些功能就不再像传统那样被切割开来，分散到不同的空间里，而是一个糅合的空间。空间关系学，比纯粹的空间更有意思。集体主义我们那个年代的集体主义，是抹杀、牺牲个性实现的集体，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很多时候被权力、被商品异化了，你很难找到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但我们希望能够在个体独立和自由的基础上，创建一种尊重个体差异又同时具备公共性的集体生活空间。如果个体都有权利自由创造的话，每个个体都可能把空间变成自己劳动的艺术空间。这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状态，可能性在于，一旦我不再把所有的时间放在消费、再消费、生产、在生产环节里，我们日常的劳作就能够产出价值。如何在家里创造出这一系列的可能，这是我觉得未来的家里一个重要的环节。游历我是长孙，“家族”这个概念给我最强的观感就是我爷爷，他是我和家族最密切的关联。他是一个文人，一旦他有时间就会带我去走很多地方，我和他的记忆就是不断地走。他带着我去看古村、古祠堂，告诉我过去有一条铁路在新会这里过，日本人来的时候炸掉了，再后来铁路就没了……他就这样不断地带我去看，告诉我以前的事。我估计这个事情在潜意识里对我影响挺深的，也可能导致我在做很当代的建筑时，会去关心背后的历史，这种空间和过去的牵连关系。工作的关系，我大部分的出游都是半工作半旅行，很少有纯粹的旅行机会，对我而言，旅行甚至是家的一部分。威尼斯开幕的时候，我们也把小孩带过去了，以后这样的机会可能会越来越多，慢慢也是成为一个闲暇和劳作交织的状态。一开始你走的时候，压根没想着要走去哪里，但走到一定的时候，必然就会有种矛盾的力量在拉扯你。人，个体也好，集体也好，在走的过程中，需要同时在不断地停下来，去反思，去观看一些事情。最有趣的是中间的拉扯力部分，而不是任何一端，这种含混和混杂，比任何一“端”都要有意思。当下，所有的东西都是杂交的，它很难是一种纯粹的状态，我们可以有这种理想，但这种理想必然是在现实之间被不断拉扯的一个结果。梁硕：家，大山，寺庙，坟包马秋莎：从不离家胡庆泰：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的家蒋志：消灭多余之物胡尹萍：家是鸡粪孙宇：回家，哪里才是家？张爽：容纳之地侯莹：家，就是要不断地出走张小川：在家冒险李景湖：身体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