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是非谁与辨？ ----中国现代医学的重要奠基人刘瑞恒
一身是非谁与辨？
----中国现代医学的重要奠基人刘瑞恒
李 昕
在二十世纪中国医学史上，刘瑞恒[1]的名字是无论如何不应被忽略的。他是北京协和医院的第一任华人院长，协和医学院的第一位华人校长，国民政府卫生部第一位担任实职的部长，军医署第一任署长，此外还有多个“第一”。可以说，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实现现代化转型，其间的一系列举动他都曾参与筹划乃至实施。他对中国现代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特别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创，有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绩，因此称他为中国现代医学的重要奠基人绝不夸张。然而，几十年来，在相关的历史研究中，他的名字除了被一些人讳言以外，他的形象还常常被人贬损、扭曲和戏说。这当然有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原因，同时也与他沾惹了一身难辨的是非有关。
关于他的事情，需要从头说起。
（一）
刘瑞恒1890年出生在天津。他自幼聪颖，说是神童也不过分。
他的父亲刘桐轩原是河北贫苦农民，15岁时独自闯荡天津，误打误撞进入了一间外国人开办的教堂，从此信奉基督，留在教堂里做事，后来还成了牧师。
刘瑞恒7岁在教堂开办的学校上学，8岁起跟着外国牧师学英语。12岁进入了正规的“新学书院”，开始接触数学和各种自然科学知识。他悟性很高，学习进步飞快。
1903年，原北洋学堂在天津西沽改建为“国立北洋大学”。一天刘瑞恒去上学，发现自己“新学书院”的同学都不见了。一打听才知道，他们都去参加北洋大学的招生考试。他回家告诉父亲，他也想去，但是父亲不同意，理由是两条，一是他年龄只有13岁，二是学校离家太远，足足有5公里，交通不便，只能步行。但他执意要前往就读，于是找到北洋大学总教习（校长）丁家立。丁家立看他人小志大，决定给他一次机会，特地为他举行一场补考。谁知他一考就中了。
在国立北洋大学第一届学生中，他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但是学习成绩总是第一名。
1906年，清政府在国内选派60名学生赴美留学，其中有22个公款名额，刘瑞恒居其一。因成绩优异，到美国后他被分配到哈佛大学学习化学。他感到不满足，又兼学生物学，这便奠定了他日后转向医学的基础。1909年他从哈佛本科毕业，开始攻读医学博士学位。1913年他成为第一位获得哈佛医学博士的中国人，在美国担任两年实习医师以后，于1915年回国，到上海哈佛医学院任教，1919年转入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他是外科医生，专攻肿瘤外科，他在美国医学刊物上发表研究X射线与血液中的肿瘤细胞之关系的论文，曾在国际医学界的引起反响。因为当时X射线用于肿瘤的治疗尚在起步的尝试阶段，他的研究是国际领先的。作为外科专家，他也擅长手术，医术精湛，担任协和医院外科教授，他的声望极高。据说当时中国医学界无人不知北京有个“刘一刀”或“快刀刘”。协和医院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私立医院，院内医界名家云集，特别是外国专家成堆，但是刘瑞恒却能在其中脱颖而出，从1924年起出任协和医院代理院长，1926年被正式任命为院长，一直到1934年才卸任此职。
他做过的手术，最著名的是孙中山的开腹手术。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住进协和医院。因出现黄疸，外国专家狄伯尔和克利诊断为肝病，并疑为癌症，不能确定是否需要进行“割治”。因为当时没有核磁、CT、B超等先进的医疗检查设备，所以只能以手术进行“探查”。主刀的人选，由于刘瑞恒是医院院长，又是肿瘤外科专家，还是以“快刀”闻名的医生，所以成为不二选择。当时报纸报道说主刀医生是协和“大外科主任美国邵乐尔，院长刘瑞恒亦在旁照料”[2]纯属误传。根据协和医院的病历档案，邵乐尔等三名外国医生，只不过是手术中的助手而已。
1月26日下午手术。切开腹腔后，刘瑞恒等见到患者腹腔充满脓液。他们先将脓液吸干，继而对腹内进行清洗，方见到长满癌症的肝脏及横隔膜，这表明癌症已全面转移，无法“割治”，于是仅在相关部位切下一些细胞组织，以便进行病理检验，便迅速将刀口缝合了。整个手术过程仅用26分钟，尽管手术于癌症治疗无助，但是这“快刀”的确动得精准利落，无可挑剔。后来有人说，这一手术未能“割治”，所以失败了，不确。手术名为“剖腹探查术”[3]，原本就没有准备当场进行“割治”的。
根据病理检查结果，孙中山自2月6日起在协和医院接受了放射治疗，但疗效甚微。2月17日，刘瑞恒代表协和医院致函宋庆龄和国民党中央，告知孙中山的病情“已从不好至极不好”，“孙先生之在存，无希望矣”，请提前准备后事[4]。此后孙中山出院，回到铁狮子胡同的寓所用中药治疗，于3月12日病逝。
读者未必知晓，孙中山去世后，其遗体的防腐手术也是在协和进行的。这次主刀的是协和病理科的外国医生，但刘瑞恒在场负责检查病因。他发现除了肝脏和横隔部位以外，“胆囊里也有小核六粒”，遂判断孙中山的原发病灶为胆囊癌。这个诊断，与协和医院现存的编号为9954的孙中山英文病理报告所表明的诊断结果相一致。
刘瑞恒担任协和医院院长期间，除了亲任外科医生、亲自动手术并对全院医疗、科研和教学进行督导以外，主要是做了两件大事。
首先，是对公共卫生的关注。
这本是英美派医学院的传统。自1923年起，洛克菲勒基金会就聘请美国医生兰安生教授来协和医学院建立公共卫生学科，这意味着医学院不仅要教育学生救死扶伤，而且要使他们在全民健康方面承担责任。不过，一间医学院在这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毕竟是极其有限的。
1924年，北京郊区通州发生的新生儿死亡事件，使得公共卫生问题一下上升为一个时代性的主题。
那时，通州附近有一片乡村，几百户人家所生的婴儿，全部都在出生后数日死亡，几乎无一幸存。这使女人不敢怀孕，因为她们知道生孩子会死；老人不敢期望抱孙，因为他们知道那是奢求。大家都极度惶惑，有人埋怨风水，有人则疑神疑鬼，以为有不吉之人惹了妖魔。幸亏村庄里有一位略微知书达理的人，听说北京有个协和医院，便派代表到这里来求救。刘瑞恒知道此事后，便立即和兰安生研究，两人判断，必是新生儿破伤风所致。其原因就在于接生婆不讲卫生，接生用具和剪刀不消毒，造成婴儿脐带感染引发破伤风。于是派人前往调查，立即证实他们的判断正确无误。当时，政府没有任何公共卫生部门可以依靠，于是协和医院只能自己派人去训练那里的接生婆，告诉她们如何消毒接生用具，如何洗手，如何剪脐带等。此后，当地新生儿死亡事件再也没有发生，乡人以为神奇。
这件事对于刘瑞恒有很深的触动。他感到在经济贫困、缺医少药且思想愚昧的中国，哪怕是传授一点有关公共卫生的知识，都可以挽救无数人的生命。由此，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在政府尚未顾及的公共卫生方面，他与协和需要贡献绵薄之力，这一点义不容辞。
于是他与兰安生商量，决定建立一个公共卫生教学区。他们与京师警察厅合作，在东单北面的内务部街，成立了北京第一卫生事务所。这个事务所除了负责生命统计、死亡调查、传染病管理、环境卫生治理、妇幼保健宣传以外，最重要的是开展全民健康教育。他们建立的公共卫生培训班，训练了大量保健干部，包括公共卫生医师、护士和卫生稽查员等等。尽管，这只是一个规模不大的教学区，但是它所培养出来的，确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预防医学人才。后来刘瑞恒到政府任职时推广公共卫生管理，他在全国各地所倚重的管理人才，大多出自北京第一卫生事务所[5]。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这里是公共卫生领域的“黄埔军校”也不为过。
其次，是组织医学院的学生参与战时救护和诊疗。
协和医学院是一间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校，学生在协和医院实习已属于基本教学内容。但是战场上的许多创伤性疾病和流行性、传染性疾病，平时在医院中并不多见，学生们往往无缘接触。1924年正值第二次直奉战争，刘瑞恒号召医学院三、四年级学生到冯玉祥的野战医院做救护工作。这种实战的训练，对学生们产生了深刻影响，为他们积累了珍贵的经验，大家感到获益匪浅。从此，这也成为协和医学院的一个新传统，1925年“五卅”运动中，医学院学生组织救护队，对游行学生和群众展开救护；1931年长江中下游发生大水灾，协和医学院组织两批医护人员，到武汉开展灾民疾病救治工作近3个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长城沿线多战事，协和医学组织救护队，赴长城古北口建立战地诊所，开设手术室，救治前线伤病员数以千记。[6]这些举动，不仅对国家、社会作出实际贡献，而且极大地锻炼了协和的学生和医护人员。一个世纪以来，人们总是称赞协和出身的医护人员医术精湛，其实这与刘瑞恒当初倡导的注重实践的教学传统息息相关。
刘瑞恒在协和期间的业绩，使他获得了很高的声望。1926年，他被推选为中华医学会理事长。而他在公共卫生方面的作为，也引起了中央政府的关注。
有感于医疗落后的中国迄今尚无卫生管理部门，1927年3月13日，在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时，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提议中央设立卫生部，管理全国卫生行政事宜，孙科、宋子文等多人表示支持，会议最后表决一致通过。次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即通过“刘瑞恒为卫生部长”的决定。有学者考证，提名刘瑞恒出任此职的，必是宋庆龄女士无疑。但是，因为事发突然，这一决定暂未对外宣布。直到1928年10月，国民政府才将此事重新提上日程。又因蒋介石要考虑政治派系的平衡，需要给冯玉祥的助手薛笃弼安排一个挂名的卫生部部长职务，于是刘瑞恒被任命为卫生部常务次长，但实际是全国卫生行政系统最高负责人[7]。一年以后，薛因中原大战中冯玉祥与蒋介石反目而离职，刘瑞恒接任卫生部长。
到南京国民政府去做官这件事，对刘瑞恒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他的家人群起反对，特别是他父亲刘桐轩，自他幼年时代就教育他要有一技之长，凭真本事吃饭，既不要经商也不要做官。现今他已是名震一方的医学专家，操一把手术刀，技艺超群，可谓京城无伦。忽然要去做官，放弃自己热爱的外科医学，一代名医从此改行，岂不可惜可悲！但是他考虑，此行是去为广大的国人服务，救国救民，其作用远比一个外科医生的作用更大。于是他说服了父亲，毅然前往南京。
（二）
刘瑞恒到南京任职，成为中国现代医疗卫生管理的第一人。对他来说，亟待解决的问题成堆，百事待举，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他其实并非没有自知之明。上任之前，他清楚地知道自己面临的是怎样的困境，并做了四点归纳：
（1) 可以获得的资源非常匮乏；
（2) 政府高官对于卫生工作并不重视;
（3) 自己对于官场毫无经验;
（4) 在各个工作领域里都存在着派系冲突。
尽管如此,他“仍然决心尽自己最大努力而为之”[8]。
作为全国卫生管理体系的创建者,他首先领导成立了中央卫生实验处(后改称中央卫生实验院)，自任处长，一方面争取国际合作和外国专家来华援助，一方面开展地方流行病管理，如山西、陕西的鼠疫，流行期的霍乱，长江、黄河水灾地段的救护，黑热病、血吸虫病、疟疾等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并督促各省市建立卫生局。他还协助教育部设立医学教育委员会、护士教育委员会和助产教育委员会等。
很多事，都是需要他亲历亲为，身体力行的。
就拿医疗机构来说，堂堂的首都南京竟然没有一间政府开办的公立医院。百姓患病，要么找中医开点草药，要么到私人诊所就诊，否则就要去外国人开办的医院。1929年，经蒋介石批准，刘瑞恒主持，在南京建立大型现代化的中央医院。新建的医院直属卫生部管辖，设有病床500张，刘瑞恒亲自出任院长，并从北京协和医院请来戚寿南、沈克非两位教授，分别主持内科和外科。其他各科的主持人，也都是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教授，堪称一时之选。刘瑞恒的想法，是要将中央医院在短时间内建成国内最高水平的医疗机构，可与欧美国家的顶级医院相比美。所以他不仅引进最优秀的人才、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同时也引进在协和医院已经被证明是先进的管理制度，如住院医师制、主任医师及主治医师查房制，还有专业医师指导实习医师的制度等等。为了将临床医学和教学相结合，他又仿照协和医学院的规制，在南京中央大学建立医学院，聘请戚寿南教授为院长，请中央医院各科专家担任医学院教职。这样一来，他几乎是用克隆的方法，把南京的中央医院和中央大学医学院，迅速按照北京协和模式复制在南京，只不过，这两家都是政府开办的公立医院和大学。这个做法以高效、快捷，确保质量，颇为时人和后人所称道，但是它同时为三十年代中国医学界（西医）内部的派系斗争埋下了祸根，这也是后来的学者们一再指出的。
他担任卫生部长、署长（卫生部后改为署）期间，中国的医学教育体系亟待健全和整顿。当时国内有20多所医学高等院校，不仅课程设置不统一，教学语言不统一（有的用汉语，也有的用英语、日语或德语），学制不统一（有的四年，有的五年、六年或七年），甚至入学资格也不统一（有的招收高中毕业生，有的招收大学三年级学生），他为此费尽心思，试图对如此混乱的现象进行一些体制性改革。但改革总是有风险的，也未必会成功。
刘瑞恒主持编辑的《中华药典》
1935年，他组织政府医学教育委员会专家讨论，通过了一个高等院校的《医学课程大纲》，希望从课程设置入手，对医学教育加以整顿和改革。然而事情出乎他的预料，因为这份课程大纲中较多借鉴了协和模式，引起了不同派系的医学院的反感和抵制。特别是在推广英语教学方面，遭到的反对极为强烈。由于意见莫衷一是，最终这个课程大纲未能实行。
说到改革，自然是有失败也有成功。刘瑞恒在军医教育方面动手术，雷厉风行，大刀阔斧，胆魄过人而成效非凡。
1932年，当局要他担任军事委员会军医监理委员会主任，他发现当时军医的素质很低，原因在于他们曾经接受的教育和培训既不正规又不严谨，可以说是一团糟。1934年，他兼任军医学校校长，上任的当天，就宣布所有的教职工一律解聘，等待重新选择聘用；所有的学生必须参加甄别考试，重新进行入学登记。甚至他还颁布了一条令人颇感意外的规定，今后学生（男生）到校上学，一律剃光头。[9]
在他的力行改革之下，军医学校可谓除旧布新。增设备，改教材，换教授，改革教学方法，一系列措施出台，学校面貌大为改观。他请此时已是中央医院院长的外科专家沈克非兼任军医学校的教务长，明令中央医院作为军医学校的实习医院，以便教学和临床合一，又从协和医学院和湘雅医学院请来多位医学专家充任各系教官。这一切，使军医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从此走上正轨，变身为培养高素质、高水平军医的摇篮。作为一项改革，刘瑞恒在这里无疑是大获成功的。不但他主持编辑的《军医必携》教材长期被业界奉为经典，而且他对学校体制的改建此后一直沿袭，被军医界人士高度评价。例如，半个世纪后，他在军医学校的继任者、台湾国防医学院院长潘树人撰文纪念他，说“抚今追昔，饮水思源，我军医工作者得以昂首阔步于医界之林，实不能不感念刘先生之高瞻远瞩与伟大贡献。”[10]然而，更多的人都不会忘记，他在军医学校改革中的举措带来了诸多人事矛盾，使他不免惹祸上身，这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笔者将在后面详述。
当然，刘瑞恒为社会作出的主要贡献，还是在推行公共卫生事业方面。
公共卫生之所以艰难，在于它是全民性的活动。它的服务对象不仅是病人，而且是健康人。人之生存环境，是公共卫生需要首先关注的问题。几乎所有的流行病、传染病、瘟疫，都与环境影响相关。中国地域广大，特别是农村辽阔而环境卫生基础条件恶劣，迫切需要培养大批人才，通过宣传、教育和实地示范操作以改造环境卫生。
为此，刘瑞恒从1932年起，在中央卫生实验处下设专门的公共卫生部门, 开办了“城市卫生教学示范区”和“乡村卫生教学示范区”，以各种培训班训练专业人员，力图满足公共卫生建设的需要。两年后，他在全国卫生会议上，大力推广协和医学院兰安生教授在北京第一卫生事务所和陈志潜教授在河北定县乡村卫生实验区所获得的经验。前者经验前文已经谈及，后者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在乡村建立卫生网，村村设立卫生员，以解决农村无医无药的困难，并同时消灭天花、黑热、霍乱等传染病。这一模式，便是开启了中国乡村卫生保健医疗的先河，可以说是后来流行于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模式的滥觞。
公共卫生特别需要关注妇婴健康。刘瑞恒有感于中国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居高不下，于1929年创办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又于1933年创立中央助产学校。为了提高医疗护理工作的水准，他还在1932年开办中央护士学校。这几所学校在中国都是的最早的公立医学专科学校。
公共卫生也是一种预防医学。首先需要预防的便是各种瘟疫。而瘟疫的流行往往是世界性的，因而海关检疫是阻断瘟疫输入的必要手段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联”卫生组织曾派人来华考察，并协助中国组建了一个全国性的海关检疫机构，地点设在上海海关。然而，因为中国海关的各项检查权自晚清以来一直在外国人控制的海关税务司手里，所以此时虽设立了检疫机构，但检疫权却被海关的外国人把持。为此，1930年，刘瑞恒根据公共卫生专家伍连德的建议，与“国联”卫生组织交涉，收回海关检疫权。将检疫机构从海关迁出，单独成立上海海关检疫所，聘请伍连德担任所长。此后，上海港每年都会对近2000 艘船舶、30 多万入境旅客与船员进行检疫。一旦发现染疫者便立即交由专门医院治疗。这便有效地防止了传染病的输入。
上海海关大楼
这一举措，可以说是刘瑞恒在中国现代医学史和外交史上的一大功绩[11]。
另一方面，为预防传染病，保护人民健康，刘瑞恒任职卫生部期间，已经开始在全国推广传染病的疫苗接种。
1931年长江、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水灾。俗话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为防止出现霍乱、天花、伤寒等大疫发生和蔓延，引发次生灾害，作为卫生部长的刘瑞恒亲自担任水灾救济委员会卫生防疫组主任，与中央防疫处处长金宝善等组织医疗队，赶赴灾区主持医疗救护工作。
这个卫生防疫组曾到达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对当地民众组织预防性注射，以阻止灾区传染病蔓延。卫生防疫组注重环境卫生，所到之处，无不进行喷洒消毒，并在霍乱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设立临时防疫医院收治病人，这种办法颇有些类似我们今天在武汉为新冠病人建立的“雷神山”和“火神山”医院。而在霍乱较轻地区，则依靠当地医院合作收治疫病患者，中央卫生防疫组给与技术指导。这样使得超过 34 万病人接受了医院或医疗队的治疗，大量生命得以挽救。至于传染病疫苗，他们采用巡回注射的方法，在短短一年内，灾区接受霍乱、伤寒、天花、脑膜炎的预防注射者竟达200多万人次，这是中国历史上空无前例的预防接种工作。人们相信，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措施，死于疫病的人数恐怕会是惊人的数字[12]。
除了关注环境卫生、保健和防疫以外，刘瑞恒意识到，公共卫生服务要从儿童卫生抓起。他提出的口号是：“今日有健康的儿童，明日就有强盛的国家”。这是因为他看到英国政治家Newsholme的一个观点，“一个国家的盛衰，最准确的测量，是看它的婴儿死亡率”，于是进行了一番对比性研究。他发现，中国的婴儿，每1000个活产（即正常出生存活者）在一年中会死亡200人，而英国是66人，最注意卫生的澳大利亚只有42人。于是他说：
“人家死一个婴儿，我们要死三四个，足见四个当中至少有两个是冤枉死的。中国每年约有1200万婴儿，不到一周岁就要死去240万。再看较大的儿童是如何呢？不到5岁就死去40%，这是同英国前250年前的现象一样，现在英国已经降至10%。就拿南京来说，5岁以下的儿童，占全市人口8%，但5岁以内的死亡，占全市全体死亡人数的45%，足见这儿童卫生问题是多么严重。”[13]
他指出，要使儿童健康有保障，必须“要全国共同有组织地去进行”。正巧，1934年4月，政府为了关注儿童的成长，决定设立“儿童年”，使国民在这一年里聚焦于儿童的社会养育问题，并特别提出要着意于改善底层儿童的生活状况。同时在全国各地组织建立“儿童年实施委员会”。于是刘瑞恒要求把这个委员会变成常设机构，其工作目标之一，即是“将儿童自产前时期至生产以迄16岁止，所有卫生工作，均由该会一手办理。”其任务包括对孕妇的产前检查，生产时破伤风的预防，婴幼儿及学龄前的按年体检和预防接种，学龄时期的健康教育等等。他将所有儿童保健工作分为5期，要具备条件的地区（城市）在每个阶段都有落实的保障。
应当承认，刘瑞恒所有这些举措，使我国公共卫生体系从诸多方面得以形成和确立，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三）
刘瑞恒到政府部门任职以后，短短几年，便从一个操持手术刀的外科医生，变身为全国公共卫生事业的领导人。他是做具体事务出身的官员，习惯于亲历亲为做实事，大事小事都要过问，身兼九职那一时期，真是忙得不亦乐乎。可以说，他是使出浑身解数，为人民健康、国家富强而殚精竭虑。这对国家来说，起用了一个尽职尽责、业绩卓著的官员，自然是幸事，但对他本人来说，作为一种选择，是福，是祸？恐怕就难以说清了。
正像本文开篇所讲的一样，刘瑞恒在中国现代医学史上的功绩，几十年来似乎被社会选择性遗忘了。然而有关他某些“污点”、“劣迹”、“硬伤”的故事，却在学术界和民间流传，有的甚至成了市井街头有闲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刘瑞恒从留学美国归国时开始，先从医再从政，十几年来一路积德，同时也积怨。他被人嫉恨之处委实不少，至少有四件事遭人诟病：
其一，是关于“废止中医”之议。
1929年2月23至26 日，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由刘瑞恒主持，出席者有国民党中央代表，西医院校领导，以及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市政府卫生部门负责人，以及中华医学会会长等共 17 人。他们根据余云岫的提案，在会上讨论了有关废止中医的 4 项意见，一致通过了名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不可否认，这是一个荒谬而粗暴的决议，因而它尚未公布，便在全国中医界引起强烈不满，一时间各地纷纷致电南京政府，组织集会表达抗议，在各大城市街头贴满反对废止中医的标语。他们还组成请愿团赴南京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各有关部门交涉。这一切，令刘瑞恒始料不及。他是一介书生，缺乏从政经验，完全不懂中医问题乃是政治问题，关系到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他从小接受西式教育，在美国学习西医，自然是对中国传统医学不仅毫无概念，而且也不认同。结果，他作为医学界领导人，竟然在没有征求中医意见、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讨论的情况下，让西医为主的委员会草草表决，通过对中医抱有偏见的提案，既不慎重也不明智。造成这样的局面，他十分尴尬狼狈，连忙以卫生部的名义解释：
“查中药一项，本部力主提倡，惟中医拟设法改进，以期科学化，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决案，并无废止中医中药之说”[14]。
这当然就等于同意收回成命，可以算是刘瑞恒在刚上任时遭遇的一次下马威。
不过，客观上说，所谓“废止中医案”到此为止，只是一个想法而已，并未给中医的发展造成实质性的消极影响，相反，经此一案，恰恰促成了全国中医界的团结，而且引起了社会对中医问题的重视。中医界因为痛感需要为自己争取权益，于是上书中央，要求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中医研究和学术管理机构。于是1930年3月，经国民政府批准，中央国医馆在南京建立，这算是中医发展中的一个重大成果。卫生部试图“废止”的做法，对中医来说不啻为因祸得福。
然而，刘瑞恒从此却与中医结怨，后来，在部分西医发起“倒刘运动”时，中医也顺理成章地加入了对他的围攻。
其次，是所谓孙中山遗体存放案。
众所周知，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在南京筹建中山陵。陵墓建成之前，孙中山的遗体曾被暂时安放在北京香山碧云寺。这期间，遗体的防腐处理，是由协和医院负责的。刘瑞恒作为院长，亲自布置有关人员定期到碧云寺检查遗体保存情况，两年中一切正常。
北伐战争以后，到了1927年，南方革命军一路高歌猛进，把长江流域的吴佩孚、孙传芳打垮，即将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宗昌等决战。这两个军阀头目都有些迷信，在研究对革命军的作战计划时，张宗昌提出，南方革命军节节胜利，是因为孙中山停灵香山占了好风水。要求将孙的遗体烧掉，以绝后患。张作霖竟然表示赞同。幸亏有杨宇霆等将领劝说阻止，此议方作罢。接着，北京的报纸上又刊出消息，说是某土匪头目扬言要烧毁孙的遗体。当时的守灵处主任李荣非常紧张，他向南京报告，又怕远水不救近火，于是向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求救。他希望协和以“遗体有变，需要运回治理”为理由，对遗体暂行保护。但几番请求，刘都没有应允，最后他只好把孙的遗体偷偷转移到一个山洞里隐藏起来[15]。
此事公开为世人所知以后，刘瑞恒被诟病“胆小怕事，不敢承担责任”。这样说，乍听起来似有道理，但平心而论，真是怪不得刘瑞恒。因为这本来不该是他的责任。他只管遗体的防腐处理，至于防止遗体被盗被毁，那是该由国民党中央负责的。在没有上层的旨意之时，孙的遗体转移大事，李荣和刘瑞恒之间怎能私相授受？何况，即使此时刘瑞恒大胆应承下来，将遗体运回协和，是否可以确保军阀或土匪抢劫、毁坏的意外就不会发生？恐怕谁也说不清。协和没有官方色彩，只是美国人资助的一间私立医院，自然是没有能力对付军阀和土匪的。所以，假如他真的用这种方法成功保护了孙中山遗体，人们可以称赞他见义勇为，有胆有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恐怕也是不该受到指责的。
其三，是关于梁启超割肾手术。
自从1997年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在中国出版了《梁思成与林徽因》以后，国内文化界就一直盛传梁启超被刘瑞恒“割错了腰子”的故事。费慰梅的书中说：
“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被指定来做这肾切除手术。当时的情况不久以后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秘密讲述出来。据他们说，在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以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进行了手术（切除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这一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即就发现了，但是由于协和的名声攸关，被当‘最高机密’保守起来。”
她所指的悲剧，是手术中“竟将健康的肾切去，而留下坏死的肾”。结果，导致梁启超病情如故，仍然血尿不止。
于是，刘瑞恒这场手术，被描绘成一场由于医生渎职而造成的医疗事故。
事实上，这个说法，根本是不负责任的以讹传讹。协和医院关于梁启超的病案和诊治报告完全可以说明这一点。
病案记载，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患尿血症住进协和医院，经X光检查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遂决定予以手术割除。手术后解剖切下之右肾，可见樱桃大小之黑色肿瘤，经化验排除癌症。提示这黑色肿瘤是良性瘤。[16]
简言之，病理检查表明，梁启超右肾上被怀疑是癌症的黑点只是良性肿瘤。
显然，这是一个诊断错误，而不是手术事故。原本肾脏可以不切，手术可以不做。这个手术不仅多此一举，而且伤害了梁启超的身体。但是，梁启超的肾病，先后在协和经过多位外国专家诊治。因为不属于外科疾病，所有的诊治刘瑞恒都没有参加，提出割肾治疗方案的并不是他。他只是在专家会诊后被请来做手术的。就像费慰梅所说，他是“被指定的”。之所以指定他，只因为他是京城著名的“快刀刘”，协和外科的第一把交椅。而他，也只是根据专家会诊的意见，照章办事地将右肾切割而已。手术中并没有发生将坏死的肾留下而将健康的肾割去的奇闻，因为瘤子就在他切下的右肾上面。
梁启超为避免公众误解协和医院，用英文所写的《我的病和北京协和医院》
事实上，手术本身就像孙中山的“剖腹探查术”一样无可指摘。梁启勋在记录其兄病情的《病院笔记》里说：
“至于刘瑞恒，不能不谓为高明。割后绝不发热，且平复速而完好，虽则病人身体之强健，医生认为有异于常人，然亦良工也。”[17]
由此可见，将梁启超被误诊的责任嫁祸给刘瑞恒，对他是多么不公平。
其四，是中央医院的贪污舞弊案，这是对刘瑞恒的致命一击。
事情发生在1936年。原本两年来中央医院已经因为牵涉几起医患纠纷，被卷入社会舆论漩涡，早就有人在报纸上声称，要对中央医院院长刘瑞恒问责。恰逢1935年审计署在审计中央医院账目时又发现了一些疑点。他们注意到中央医院列支报销的账目，有的台头注明“刘公馆”字样，报销款项为房租、水电费、修缮费、电话费等。开支时间是1933年1月至1934年12月，总计款项1万2千余元。审计署认为涉嫌侵占公款，发函到卫生署调查，但刘瑞恒不以为意，置之不理，拖延半年之久，竟然不给回复，审计署于是动怒，向行政院报告，要求行政院下令彻查。
于是行政院对刘瑞恒进行申斥。刘方才开始醒悟，自己遇到麻烦了。他过去完全没把所谓“私占公款”当一回事，因为他认为自己从北京奉调南京出任公职，在南京无房产，需要租房，那么房租等费用理所应当由公家报销。他平时不太关心账务的事情，并没有意识到，他报销的“刘公馆”房租等费用的标准可能是超标的。现在行政院申斥令下，他有些心惊，于是立即承认自己行为有失检点，表示愿意将这笔1万2千多元的款项退回，上交政府财政部。
若在正常情况下，这个案子便可由此了结。谁知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所谓“贪占”的由头，一些原本对他怀有怨恨的人便乘机大做文章，试图从中央医院弄出一个舞弊大案。有人到法院去控告，说中央医院的账务混乱，包括增列开支，截留公款，制作假账，从药品中渔利等等，多是根据传闻，并没有什么证据。但是法院同意立案，并开庭审理。与此同时，监察委员会也有几位委员根据街谈巷议提出议案，准备弹劾刘瑞恒。此时，他感到压力极大，但他对这些涉嫌犯罪的行为是拒不承认的，所以法院几次传唤他都不理，中央医院只有其他几位被告出庭。就在法庭调查控辩双方处于胶着状态之时，发生了被免职的军医学校教职工包围“刘公馆”事件，引起报刊炒作，社会舆论沸沸扬扬。接着又有人在南京街头到处散发印刷精致的小册子，内容是揭露“九二博士”（“九二”为刘字草写）贪腐的文章15篇。细心的读者发现，这也是军医学校的那些下岗的旧教官所炮制，他们在文中攻击刘瑞恒“既不会骑马又不会打枪”，不配做军医学校校长等，便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这表明，刘瑞恒正遭到来自各方面反对派的围攻，他成了众矢之的。
何以至此？原因是刘瑞恒到政府任职后，由于改革旧制，推行新章，动了一些人的奶酪，结下了一些仇怨。先是中医对他不满，继而是西医中不同派系的人士对他有怨。他是属于英美派的，自然是习惯于按照英美的模式建医院、办医学教育。在用人方面，他主观上未必有多少宗派观念和门户之见，但是他受自己的经历和人脉的局限，也多重用英美派医生，特别是协和系统的人才。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英美派医学专家特别是协和系统的专家在中国现代医学史上的确发挥了特殊重要的影响，这和刘瑞恒的用人选择是分不开的。这一做法，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现代医学的进步，成绩不可否认。但是，民国时期的医学界在英美派之外毕竟有着庞大的人群，远的不说，只讲德日派，他们在北洋政府时期曾经掌握较大的话语权，其势力在各地医院和学校一直比英美派更强。据1932年的统计，当时国内共有留学归国的医师367人，其中德日两国归来的占236人，而英美两国归来的仅占89人[18]。但是，自从刘瑞恒执掌卫生部以来，德日派便难以受到重用。这当然和蒋介石政府亲英美的政策有关，也和刘瑞恒“借鉴必英美，用人必协和”的风格有关。在此情况下，德日派人士焉能服气？
所以，这件事正像当时担任中华医学会会长的公共卫生专家金宝善所说的，它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倒刘事件’”[19]，反映的是国民政府初期医学界复杂的派系斗争。中医界、西医中的不同派系，再加上一批旧军医教官联手出招，必欲制刘瑞恒于死地。他们的情绪中掺杂了太多的派性恩怨，使得简单的问题被无限夸大和上纲。
其实，如果说中央医院有账目不清、做账不规范等问题，原本不应闹到这般地步。当时医学界的四家协会，即中华医学会、中华护士协会、牙医学会、防痨协会曾联合向行政院上书，文中说：
“刘瑞恒于吾国卫生事业，擘化经营，多所建设，蜚声国际。此次被控，闻经法院多方查询，账目款项，悉有着落，并皆用之于公，至会计手续不完备处，要为行政问题，拟请行政机关直接处理，以正视听。”[20]
这应该是了解内情的人提供的意见。既然是账目款项“皆用之于公”，就不涉及贪污犯罪问题。所以从根本上说，这件中央医院舞弊案，即使不说是无中生有，也至少是小题大做，混淆视听。事实上，后来法院一直没有作出判决，此案稀里糊涂地不了了之。
但是，刘瑞恒的名誉却因此案件受到严重伤害。他在心理上也受到沉重打击。世态炎凉令他心灰意冷，于是他决心退出江湖。1936年底，他提出辞去本兼各项职务，但是蒋介石诚意慰留，只免去了他的中央医院院长和中央卫生实验院主任两职。到了1937年，他再此请辞，终于得以免去他中央卫生署和军医署两个署长以及军医学校教务长[21]的职务。从此之后，他没有再次踏入政坛“做官”。
（四）
说到踏入政坛，就不能不说他的政治倾向。
和胡适、傅斯年等中国二十世纪早期留学美英的知识分子一样，刘瑞恒既亲美英又亲蒋。他和胡、傅都是很好的朋友。1929年胡适与他同时当选北京协和医学院第一届华人董事，此职两人一直担任到1949年。两人都与美国关系密切，因而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同在美国为中国筹集战备物资，争取美方援助。傅斯年与他的交往亦颇多，特别是1949年傅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以后，强力推行改革，要对台大医学院动手术，自觉底气不足，便请刘瑞恒担任顾问，为其在幕后谋划。胡与傅都信奉自由主义，在政治上都追随蒋介石，这一点刘瑞恒与他们一样。
就和蒋宋两家的私人关系来说，刘瑞恒甚至比胡、傅更近一层。
青年时代的宋子文
宋家人，他最早结识的是宋子文。他在美国哈佛大学读医学博士时，宋子文也来到哈佛读经济学硕士。当时在美国留学的华人很少，他们相识后很快成为密友。那时宋美龄也在美国读书，不过十六七岁，宋子文介绍刘瑞恒与她相识，据传说，刘还与她谈过一场恋爱。但是因为刘瑞恒的父亲早早就为他在国内订婚，所以这场恋爱注定没有结果。宋子文和刘瑞恒的友谊保持终生。特别是在30年代刘担任卫生部长期间，宋作为财政部长，对刘建立现代医疗体系和发展公共卫生给予了很多支持。
至于宋庆龄，刘瑞恒应该也是在美国认识的。后来因为他曾为孙中山在协和医院诊病、手术和料理后事，宋庆龄对他也较熟悉，并对他抱有好感。因而她才会提名将刘从北京调到南京出任公职。
提拔刘瑞恒的当然是蒋介石。蒋认为刘是能人，在他任卫生部长期间，给了他多达8个兼职，以至于引起医学界有人质疑，有人嫉妒，有人愤愤不平。刘对蒋自然也是恭敬如仪。1934年10月，蒋介石因为腹痛，被身边的医生怀疑肝病，特意携宋美龄到北京协和医院体检。此时刘瑞恒刚刚卸任协和医院院长，身份是政府卫生部长，但他闻讯特地从南京飞来北京，到协和亲自布置，请最好的医生为蒋宋做了全面检查。为此蒋宋两人在协和一住就是9天，而刘瑞恒全程陪同。
蒋介石喜欢兼职，到处挂名。刘瑞恒兼职很多，便投其所好，主动出让。1935年，他将全国禁烟委员会主任奉送给蒋介石，自己担任副职；同一年，他又请蒋介石担任改制后的军医学校校长，自己改任教务长。这显示出他和蒋非常默契的关系。
许多读者都知道，1943年2月，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做了一场堪称轰动的演讲，为中国的抗战赢得了美国民意的更多支持，因此她还成为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听起来，宋美龄赴美似乎是中美间的官方外交，但事实并非如此。她是以治疗皮肤病（荨麻疹）为理由前往美国的。当然，作为“第一夫人”，她自然会设想开展“夫人外交”，预先构想各种为中国争取美方援助的方案，但是，到国会演讲，原本并不在其计划当中。
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讲
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这肯定是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一手安排的。其实，胡适那时已经离任去纽约休养，而刘瑞恒时任美国医药援华会会长，正在美国游说争取对华资助，同时在中国驻美大使馆负责中国战时药品的采购，正是他利用自己和小洛克菲勒[22]的特殊关系，请其到美国国会游说，才促成了宋美龄的这场演讲[23]。
总之，刘瑞恒与蒋宋两家的渊源不浅，但这些并不反映政治立场。在政治上，他崇尚自由，奉行“君子不党”的原则，和胡适、傅斯年一样，他始终没有加入过国民党[24]。
至于和中共方面，他也不是没有一点渊源。
刘瑞恒是天津人，家里兄弟姐妹共7人，都曾在天津读书。其中他的大妹刘淑蓉、二妹刘淑英都和邓颖超是非常要好的中学同学，相互之间以姐妹相称。邓颖超和周恩来恋爱以后，两人经常一起到刘家做客，于是周恩来和刘家的兄弟姐妹也都熟悉起来。这中间有两位协和医院的医生，一位当然就是刘瑞恒，另一位是该院耳鼻喉科的创建者，刘瑞恒的弟弟刘瑞华[25]。
受周恩来影响，刘家绝大多数人是跟定共产党的。刘淑蓉的丈夫韩文信是美国加州大学博士出身的著名牙科医生，刘瑞恒在南京创办中央医院时，曾聘请他担任牙科主任。当时报纸上说蒋介石的牙病都是由他诊治。但韩文信却始终与周恩来更为亲近。1927年国共分裂，周恩来在上海遭到国民党搜捕时，曾到韩文信牙医诊所的密室里躲避，逃过一劫，为此周恩来一直感念他，对他信任有加。抗战期间，他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联系密切；国共重庆谈判时，周恩来甚至找他为毛泽东主席看牙；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曾邀请他出任一家医学院的院长，因他本人不愿教书而作罢。韩文信在“文革”中去世后，他的儿子、同为牙科医生的韩宗琦时任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革委会副主任，被周恩来直接调来北京，担任北京医院的副院长，主管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26]。韩在周恩来和邓颖超面前，一直是执子侄之礼的。周恩来去世时，他主持处理了周恩来的后事。为此邓颖超对他说：“我们这辈子没儿没女，想不到恩来倒得了你的济了”[27]。
同样，在1949年海峡两岸的政治角力中，刘瑞恒的弟弟刘瑞华，作为协和医院资格最老的教授选择留在北京。他的妹夫余贺，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细菌学专家选择留在上海。他们两人早年都是哈佛医学院的博士，解放后都被评为一级教授，而且刘瑞华当了北京市政协委员，余贺当了全国政协委员。他们都是因为了解周恩来而对共产党抱有好感。
然而刘瑞恒在国共之间，却选择站在蒋介石一边。
1949年5月他去了台湾，和过去十余年一样，他不再担任政府部门的官员，而受聘为台湾红十字会主席。
在红十字会，他照样从事自己心爱的医疗事业。除了建立国际合作、争取国际支援、开展慈善救助从而对内对外救灾纾困以外，公共卫生一直是他关注的领域。天花、疟疾、霍乱等流行传染病在台湾被消灭，都有他的功劳。而防治肺结核病更是突出的一例。这件事，是他30年代在中国大陆就十分重视的。因为所谓“肺痨”曾经是人类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之一，也属于传染病。但那时通过推广X光透视进行普查，限于医疗设备条件，难以在国内普及。到台湾以后，医疗条件改善了。刘瑞恒发现日占时期留下的大量X光机年久失修，便亲自成立一间修理厂，聘请一位物理学教授作为顾问，组织工人将这些机器修复更新，使之在各医院重新投入使用。同时，他在全台湾百姓中推广卡介苗预防接种。后来他又专门组织了一个全台的“防痨协会”，邀请蒋夫人宋美龄当会长，自己当副会长。这些措施，使台湾肺结核发病率迅速下降，死亡率从1949年的10万分之188.7降到1985年的9.4，只相当于原来的1/20。台湾医学界人士提起这事，至今感戴刘瑞恒贡献至伟[28]。
红十字会是国际性的社会团体，奉行人道主义原则，按理说，它应该可以超越政治。一般情况下，刘瑞恒不需在政治上做什么表态。然而，一旦涉及海峡两岸关系，一切表态就都与政治相关，这是他的宿命，躲也躲不掉的。
1952年7月，国际红十字会第十八届会议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海峡两岸的红十字会都获邀出席。代表台湾的是刘瑞恒，代表中国大陆的是中国红十字总会会长、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此时，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还控制在台湾手里，中国大陆方面参与大型国际会议，这还是第一次。所以周恩来总理非常重视，特地把李德全找去开会进行部署。散会时，周总理对李德全说：
“你去找一下刘瑞华，让他给瑞恒写封信，劝他回大陆这边来。”
李德全女士
于是刘瑞华写了一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信给自己的二哥。他将信交给李德全带到多伦多。[29]
谁知在多伦多，刘瑞恒发现，虽然两岸代表团都来了，但是中国大陆红十字会是正式代表，享有投票权，而台湾红十字会只是列席代表，没有投票权。于是就在大会开幕之日，他代表台湾向国际红十字会常设委员会提出抗议，在抗议中当然会有攻击中共的言辞。第二天大会对两岸谁来代表中国红十字会的问题展开了辩论并进行表决，结果多数国家支持中国大陆。刘瑞恒率台湾代表团根据台湾当局指示中途退席[30]。当然，这一切都是职责所系，他别无选择。
在国际性表决中击败台湾，对中国大陆来说，是一场重大的外交胜利。但是，刘瑞恒的反共表现，也激起了国人特别是中国医学界的震怒。
李德全非常气愤，所以刘瑞华给二哥的信一直放在她口袋里，没有转交。
而刘瑞华闻讯后，也决心和二哥一刀两断。他立即公开登报声明，和刘瑞恒脱离兄弟关系。
这样，刘瑞恒从此和中国大陆的家人失去联系，一连多年没有一点音讯。
很长一段时间，刘瑞恒被国人忘记了。
但是，有一个人曾经想起他，这就是周恩来总理。
1959年，协和医学院拟改建为中国医科大学，需要一位有国际影响的医学专家来担任校长。周总理想起了刘瑞恒，此时刘正在美国养病。
刘瑞华（前右）夫妇与三个儿子合影，后排中立者为刘国振
于是有一天，卫生部一位官员到协和医院，找到刘瑞华和他的儿子、时任协和泌尿外科医生的刘国振，说周总理给刘瑞恒写了封信，问他们有无办法转送过去。但那时他们都已没有刘瑞恒的联系方式。后来，周总理便通过外交部找到刘瑞恒在美国的地址，再委托驻第三国使馆人员把信转到刘的手上。据透露，这封信的内容，即是请刘来北京主持这所中国最高医学学府[31]，许以月薪500元，提供公房和专车等待遇[32]。
然而，别的不说，仅身体一条，刘便无法来京赴任。他患有高血压和痛风，时时头晕，两腿发软，不良于行。于是他婉言谢绝了周总理的邀请，转向周总理推荐了其他入选。
这样，刘瑞恒最终没有机会再回到祖国大陆。两年后他患脑血栓合并肺炎去世，台湾举行隆重悼念活动，蒋介石亲自出席。但是中国大陆无人知晓。1961年的一天，刘国振在北京偷听“美国之音”广播，得知伯父刘瑞恒在美国去世的消息，只能暗自悲伤，甚至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自己的亲人。[33]
这样沉闷的日子几乎过了30年。
毕竟，历史不会停步，时代是发展的。云开雾散自有时。
80年代末，台湾“解严”之后，为了纪念刘瑞恒百年诞辰，他的女儿刘似锦来往穿梭于海峡两岸医学界，组织老一代医学专家回忆刘瑞恒，终于编辑成一册《刘瑞恒博士与中国医药及卫生事业》，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人们注意到，这本书中作者----数十位两岸卓有成就的医学家，其中包括时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朱预和吴阶平、诸福棠、严镜清、陈志潜、刘国振、刘绍光等一大批协和出身的专家学者。大家都一致高度称赞刘瑞恒对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的巨大贡献。
这足以令人欣慰。因为真实的历史将通过他们的书写铭记和流传。
写于 2020年8月22-26日
[1]刘瑞恒是笔者的外伯祖父（母亲的伯父）。
[2]张寿山：《孙中山移入北京协和医院后之病情录》，1925年《广济医刊》第二卷第三号，。
[3]参看《协和医事》第227页，三联书店2007年版。
[4]同上注，第228页 。
[5]徐世泽：《我国近代卫生事业创建者刘瑞恒博士》，《刘瑞恒博士与中国医药及卫生事业》第6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出版。
[6]同上书，第44页。
[7]参见郗万富：《刘瑞恒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医派系之争》，《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7卷第6期。
[8]刘瑞恒.致顾临信函( 1930 年 12 月20 日)，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 案卷号 2144:4.，转引自王勇：《略论近代医学先贤刘瑞恒》，《医学与哲学》( 人文社会医学版) 2009 年 5 月第 30 卷第 5 期。
[9]万卒公：《刘瑞恒二三事》，《医学文摘(长沙)》 ，1948 年第2卷第1期 第22页。
[10]刘似锦编：《刘瑞恒博士与中国医药及卫生事业》第169页，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11]参见齐悦：《近代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文史天地》2020年5月号。
[12]参见齐悦：《近代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文史天地》2020年5月号。
[13]刘瑞恒：《儿童卫生问题》，《公共卫生月刊》1934年第2卷第4期。
[14]转引自李经纬：《国民政府卫生部会议通过余云岫提案》，《中国中医药报》2016年4月14日。
[15]参见程薇薇：《孙中山遗体的六殓四棺》，《档案建设》2013年5月。
[16]见《健康时报》2006年8月28日。
[17]梁仲策（启勋）：《病院笔记》，《晨报副刊》1926年5月29日。
[18]许世瑾：《全国登记医师统计》，《中华医学》1933年第5期。
[19]金宝善：《旧中国的西医派别与卫生事业的演变》，《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
[20]见1936年10月3日天津《大公报》载《中央社南京二日电》。
[21]1935年他将军医学校校长职务让与蒋介石，自任教务长。
[22]洛克菲勒家族和中国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二十世纪初，洛克菲勒财团所属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进入中国，参与投资、建设中国的高校和医院，并资助中国的文化项目研究。北京协和医学院正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小洛克菲勒为基金会主席。
[23]此处系根据刘瑞恒侄子（刘瑞华之子）、北京协和医院泌尿科教授刘国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对家人讲述所记。
[24]刘似锦：《我的父亲刘瑞恒》，《刘瑞恒博士与中国的医药及卫生事业》第72-73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出版。
[25]刘瑞华即笔者的外祖父。
[26]此处依据韩宗琦本人对其外甥刘伟民的口述。
[27]韩宗琦：《我为周总理处理后事》，见人民网2019年4月28日。“得济”的意思，是尽孝。
[28]陶锦荣：《忆刘瑞恒博士》，《刘瑞恒博士与中国的医药及卫生事业》第72-73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出版。
[29]此事依据刘瑞恒侄女（刘瑞华之女、笔者的母亲）刘佩锦的口述回忆而记录。
[30]参见徐世泽：《我国近代卫生事业创建者刘瑞恒博士》，《刘瑞恒博士与中国的医药及卫生事业》第6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出版.
[31]此处系根据刘国振（笔者的舅舅）在20世纪90年代对家人讲述所记。
[32]当时北京地区一级教授的月工资是345元，周总理给刘500元是极大的破格。
[33]刘国振：《伯父与中国现代医学》，《刘瑞恒博士与中国的医药及卫生事业》第1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