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三联专门成立了《邓小平时代》出版领导小组，社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和相关部门负责人都加入其中，樊希安和我两人共同担任组长。樊对我说，编辑工作由我主持，但营销推广他亲自负责。

据此，我谈到三联的报价按照上中下三策，同时计划送审备案分两步走。我写的文稿加上叶彤提供的附录总共1万字，大约10页纸。据说，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上海的一家出版社狠下功夫，竟然写了44页纸。

刘瑞恒到南京任职，成为中国现代医疗卫生管理的第一人。对他来说，亟待解决的问题成堆，百事待举，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他其实并非没有自知之明。上任之前，他清楚地知道自己面临的是怎样的困境，并做了四点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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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有一天杨义忽然拿了一大堆书稿来找我。此稿文字不多，大约20多万，但是插图却有1000多张。那些图是杨义四处搜罗来的，主要是从民国时期的报刊上复印，清晰度不高，有些图黑乎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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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带说一个小插曲，与建川谈完以后，我临走时，建川送我上汽车。他忽然问我，你昨晚的谈话提纲还在吗？我从口袋里掏出来，他接过去，说，“这东西我收藏了。”我心里想，这个人收藏成癖，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请美术编辑蔡立国重新设计了封面。他采用藏蓝底色，以一条乳白色的河流蜿蜒曲折地贯通其间，把封面和封底截成上下两半。以此隐喻作者的感叹：“渡不过的巨流河”。

在文学创作方面，他的确也写过像《北京法源寺》《第73烈士》《上山，上山，爱》等小说，这些作品带着学者著述的鲜明印记，可以说也是自成风格，独具价值。但是我以为杂文、随笔更能代表他在文学上的风格特色。

李昕编辑生涯的三个主要段落（北京人民出版社担任编辑时期；香港担任三联副总编和总编时期；北京担任三联副总编和总编辑时期）都和我关系密切，具体地说，都支持过我，帮助过我，甚至是“激活”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