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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信砚：视野·论域·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的三个方法论问题
视野·论域·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的三个方法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 对整个中国现当代哲学的发展具有根本的制导作用, 其研究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是, 以往人们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着不少局限, 它们严重地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的广度、深度和创新程度。当前和今后要把这一研究引向深入, 必须突破这些方法论上的局限。
开阔视野, 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完整内涵和深刻意义
在中国思想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20世纪30年代明确提出的。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 毛泽东同志首次指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二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 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2卷, 第534页) 然而, 自30年代后期以来, 人们基本上只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内部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 缺少观察这一问题的世界眼光和世界视野。而当人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内部来考察这一问题时, 其理论视野也基本上只是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际上主要是作为一种与教条主义相对立的学风和研究方法而受到人们关注的。这种偏狭的理论视野使人们很难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完整内涵和深刻意义。因此, 当前和今后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 必须突破这种偏狭的理论视野。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150多年来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发展历程是一个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之初, 它直接地是以一种民族哲学的形式出现的, 但它很快超越了其创立时期的狭隘地域和民族界限, 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 产生了普遍而深刻的影响, 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世界化进程中, 特别是20世纪以来, 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纷纷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民族、本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地民族化, 出现了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在世界上的一些民族中生根、开花和结果, 并深刻地改变了这些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这一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 是人类哲学思想史乃至整个世界文化史上最为壮丽的篇章, 以往还从未有过任何一个理论体系能够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能够如此深刻地影响人类思想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这一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方面和表现, 它决不是一个孤立的、地域性的现象, 而是一种世界文化和历史现象;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这一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中, 我们才能在其完整意义上理解和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也是近百年来中西文化大激荡条件下, 中国先进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的根本基础。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 为了救亡图存, 先进的中国人曾不辞辛劳地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 大力引进西方的各种自然科学理论、社会政治学说和哲学理论, 并由此出现了中国文化史上蔚为壮观的中西文化交汇、碰撞和冲突的局面。但是, 中国知识分子千辛万苦寻觅而来的各种西方理论以及种种社会改造方案都在实践的严酷考验中一一破产了。最后,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 第1471页) 但是, 十月革命后,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还只是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序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当时还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前提性问题, 其中之一便是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对立起来, 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批判和根本否定。直到20世纪30年代,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才认识到“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我们应当给以总结, 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毛泽东选集》第2卷, 第534页) , 并由此才真正开始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和解释中国传统文化并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来铸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形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经历了无数的曲折, 特别是在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上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偏差, 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的发展终究克服了这些偏差。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置于近百年来中西文化大激荡条件下中国先进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理解, 我们才能深刻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才能说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在中国生根、开花和结果。
扩展论域, 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丰富内容
任何理论研究的论域都是由人们的理论视野决定的。人们的理论视野愈开阔, 其论域必定愈宽广, 反之亦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研究也不例外。在以往人们的理论视野尚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面时, 人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的聚焦点是中国的具体实践, 而诸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根据、曲折历程、现实问题、未来走向等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都极其重要的问题, 则或者只显露出冰山一角, 或者完全被遮蔽, 结果原本内涵丰富深刻、复杂多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被极端简单化。而一旦突破上述偏狭的理论视野, 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置于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世界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中考察, 置于近百年来中国先进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的论域就会得到极大的扩展, 这一研究就会走入一个新的天地。
第一,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 必须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 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根据。这一问题包含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根本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底具有何种区别于其他哲学的特质和理论品格, 使它能够不断地世界化和民族化。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及其统一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或者说, 在特定民族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能够与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不断地世界化和民族化。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和与时俱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和与时俱进性及其统一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或者说, 在特定时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能够与新的时代条件下各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不断地世界化和民族化。
第二,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 必须深刻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一是研究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就。我们不仅要深入研究毛泽东哲学、邓小平哲学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 而且要全面总结作为这些标志性成果形成和发展基础的中国广大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贡献;不仅要重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成就, 而且要正确评价中国其他哲学学科的研究、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产生的积极推动作用。二是研究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验教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既有一个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学风和方法问题, 也有一个正确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正确对待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问题。
第三,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 必须认真分析、回答和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当代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这类问题和挑战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相关联的, 如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是否证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 苏东剧变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应该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等等。二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发展相关联的, 如当代中国哲学建设应该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 当前深化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正确思路到底应该是返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 还是应该面向时代和现实, 等等。三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直接相关联的, 如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关系等。对于所有这类问题, 我们都应该认真地分析它们的形成原因、演变过程及其实质。
第四,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 还必须着力探讨和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进方向。可以说, 探讨和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进方向, 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的落脚点和理论归宿。而要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进方向, 除了必须做好上述基础性工作外, 还必须深入研究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客观需要。为了适应不同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才一次又一次地实现了理论上的飞跃。二是当代世界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趋向。只有同时深刻地把握世界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趋向, 我们才能在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 创造出一种既适应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又在世界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并能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独特贡献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创新方法,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研究提高到总结规律的水平
如果说理论研究的论域是由理论视野决定的, 那么, 理论研究的深度和水平、特别是理论研究的创新程度则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有着本质联系。实验心理学之父冯特曾经说过:“自然科学史从各个方面使我们铭记在心的一个通则是:科学的发展是同研究方法的进展密切相关联的。近年来, 整个自然科学的起源都来自方法学上的革命, 而在取得巨大结果的地方, 我们可以确信, 它们都是以先前方法上的改进或者以新的方法的发现为前奏的。” (见《西方心理学家文选》, 第1页) 自然科学研究是这样, 哲学研究的情况亦复如此。在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中, 与人们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内部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 并专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这样一种偏狭的理论视野相适应, 人们所采用的主要是一种宏观的定点研究方法, 这种研究方法显然是把原本极其复杂的研究对象过分简单化了。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研究提高到总结规律的水平, 就必须突破这种单一的研究方法, 创造和运用新的研究方法。
首先, 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多维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层面上, 我们不仅要深入地探讨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后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思想的丰富、完善和发展, 而且也要考察和分析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其他各种不同理解、特别是国内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者对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的歪曲和攻击, 以及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的发展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的影响。在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层面上, 我们既要充分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三个标志性成果的毛泽东哲学、邓小平哲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继承和发展关系, 也要高度重视和探讨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既要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宝贵经验, 也要总结在实践上错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深刻教训。
其次, 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微观个案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艰辛探索的结果, 它凝结着一代又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血和智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中, 无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都作出了自己的独创性贡献。不了解他们每个人高度个性化的哲学创造和理论贡献, 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 从而也不可能真正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在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受到宏观定点研究方法支配的情况下, 人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微观个案研究。例如, 在毛泽东哲学的研究上, 正如对待整个毛泽东思想一样, 人们一般都强调毛泽东哲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集体智慧, 至于毛泽东哲学中哪些内容是毛泽东本人的哲学创造、哪些内容是其他人的理论贡献, 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其实, 不对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艾思奇等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及毛泽东本人的哲学思想作深入的微观个案研究, 我们既无法真正理解毛泽东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中的地位, 也无法真正说明何以只有毛泽东才能集中全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智慧而创立毛泽东哲学, 从而也就不可能通过毛泽东哲学的研究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
再次, 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外两方面的比较研究。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 能够帮助我们找出相似思想文化现象之间的共性和差异, 有助于我们发现思想文化现象变化发展的规律。要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 也必须高度重视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中, 这种比较研究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不同阶段的代表人物以及同一阶段不同代表人物之间的比较研究。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代表人物的思想进行深入的微观个案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他们的哲学创造和理论贡献的比较研究, 我们就能够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该坚持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 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一些共同的经验教训。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形式的民族化之间的比较研究。20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过程中出现的其他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形式, 虽然它们所经历的发展道路各不相同, 在理论视角、所关注的问题及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方法等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 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 但它们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和方面, 因而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必然在若干重要方面有一些共同或相似之处。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形式的民族化如苏俄化、东欧化、朝鲜化、越南化等的比较研究, 是以世界视野、世界眼光观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内在要求和具体表现。这种比较研究, 不仅可以为我们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提供外部参照, 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认清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特殊规律、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普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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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汪信砚，男，湖北麻城人，1961年9月出生，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03,(12):3-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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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责编：曹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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