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志勇丨姚明煇《汉书艺文志注解》综论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方志馆研究》第四辑（方志出版社，2022年），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杜志勇老师授权发布！
姚明煇《汉书艺文志注解》综论
杜志勇
内容摘要：姚明煇《汉书艺文志注解》是最早成书的详注《汉志》的著作，姚氏以其审慎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小学功底，使《汉志注解》成为一部注解简明扼要、考证精审有据的著作，对其后的《汉志》研究影响深远。
关键词：姚明煇 《汉书·艺文志》 注解
有关姚明煇生平思想的文献资料留存较少，四处掇拾，欲留其真，以期现其为人为学之端倪。
姚明煇在南京两江师范学堂教授舆地之学，后来逐渐延伸到兼授国学的课程。
可以说姚明煇虽然尊经尊孔，但并不排斥吸收新学所带来的新知识，只是对新学涌入所造成的浮躁气氛十分不满。“其时哗然，皆欲贬古圣贤典籍，使学者诵世人所作报章、杂志。……顾报章、杂志之流，新文化白话文已充乎宇内矣。”[5]姚氏认为古圣贤典籍自有其价值，不能一味贬损，相反，为时所宗尚的报章、杂志里的白话文章却浅薄不经，姚氏在此以“世人所作”示其鄙夷之意，暗示学者当不为此业，并以身示范[6]。后以《汉书·艺文志》等经典国学内容教授诸生。同为尊孔主力，姚明煇对新学有选择的接受，与孙德谦一味排斥形成鲜明对比。
关于《汉书艺文志注解》的成书，姚明煇在此书《自序》中说得十分清楚：
《汉书艺文志注解》就是姚明煇以上诸次讲授《汉志》课程的讲稿，其草成于1914年，1916年脱稿，1917年编辑成书，并由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印行，这是本书的最初版本。到1921年，1917年所印刷的《汉书艺文志注解》全部售完，姚明煇将修改本交由诸生校对，编为上、下两册，于1924年由上海吴兴读经会铅字排版印行，影响颇大。据此版书后所附参与校对的学生名单，当时追随姚氏研读《汉志》的学生很多，史学名家郑鹤声等人名列其中。后来，上海大中书局于1930年再版影印此书1924年吴兴读经会版，名曰《姚氏注解 汉书艺文志》。到1933年，大中书局已将此书再版五次之多，并且从封面和版权页上把姚明煇之名去掉，直接署《汉书艺文志》，但其内页仍旧影印吴兴读经会版。1949年后，此书没有再次印刷，故学者难寻，论者日稀[8]。而其价值却不应因此被掩盖。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言此书：“今本为经南京暨南学校讲授后之改订本。……为《汉志》详注中最早刊出者”[9]。长泽规矩也所言甚是，《汉书艺文志注解》吴兴读经会版当是此书的最后定本。又，顾实《汉志讲疏》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8月版《例言》中所列参考书就有姚氏《汉书艺文志注解》。考虑到姚氏此书于1924年12月才由上海吴兴读经会出版，所以顾实所引当为1917年出版的武昌高师版。
另外，还有一点似乎亦应引起注意，《汉书艺文志注解》只有武昌高师版和吴兴读经会版两个版本，前者是姚氏作为史学课程讲授的，而后者则是适应文学课程讲授需要，在前者基础上修改的。对此，姚氏肯定在其书中有所区分侧重，正如吴兴读经会版中，姚氏篇首辨明六艺源流时直言，“中国文学源流者，艺文志为最古”，其于武昌高师版中肯定不会这样说。由于没有见到武昌高师版，无从比较，只得存疑。但在“史学”基础上，增加“文学”角度，来看姚氏此书，或可入其室。
另外,姚氏《汉书艺文志注解》别称颇多，仅在吴兴读经会1924年版中，书名页上标为《汉书艺文志姚氏学》，每卷之首标注《汉书艺文志注解》，版心位置标注《汉书艺文志姚氏注解》，版权页标注《汉书艺文志注解姚氏学》。同一版次的书内竟会出现四种互不相同的书名。后大中书局又将书名改为《姚氏注解 汉书艺文志》，又增其乱。我们一时无从选择，但细究起来，似有端倪可循。此书是姚明煇在南京暨南学校为学生上课的讲义，姚明煇在《自序》中仅言“注解”。而此书最后由其诸生校订编印，所以，1924年版中出现在书名页、版心、版权页上之“姚氏”，当是其诸生为尊崇其师所加。由于校订编印前后有多人参与，容易出现不统一的情况，故于1924年版中同时出现四种书名。但综其要，此书本名《汉书艺文志注解》（以下简称《汉志注解》）无疑。而大中书局版之定名及其改名，乃书贾作祟，无需深究。
长泽规矩也谈及《汉志注解》时说：“录《汉志》原文原注，标明存佚，加详考。”[10]长则氏此语并非完全正确。《汉志注解》“录《汉志》原文原注，标明存佚”，没有任何问题。而“详考”则是部分条目，而非全部，或者说，大部分条目未加详考。而对长则氏此语的讨论，也正好能看出《汉志注解》在体例上的两个特点。
1.强化标识
《汉志注解》于所列书后标注今佚、今存、今阙、不详等标识，以示其书之现存状况。遇到上述标识所不能涵盖的情况，则标以“今名”而加以解释。“陆贾二十三篇”条下：
今名《新书》，凡五十六篇，为十卷。
对于情况复杂，无法单一标识的，姚氏则采用解说与标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说明。“兒宽九篇”条下：
2.引书重简
《汉志注解》虽未在篇首详列征引书目，但就文中引用情况来看，姚氏所参考的文献应该说是很全面的。于每种文献，征引次数相对较少，即使有所征引，也仅删取要用。
有关作者之本传，《汉志注解》多参以《史记》、《汉书》，而涉及后世《汉志》研究之书，则以《汉书》颜师古注为主。姚氏除未引孙德谦《汉志举例》之外[11]，尚有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章学诚《校雠通义》、沈钦韩《汉书疏证》、朱一新《汉书管见》、王先谦《汉书补注》、叶德辉《汉书》注（转引自王先谦《汉书补注》）、顾实《汉志讲疏》等书。即使对上述所列之书偶有引用，次数也不多。如对顾实《汉志讲疏》的引用仅有两次。对于《汉志》颜注，后世注《汉志》者无不全录，唯姚明煇《汉志注解》选择引录，观其书卷一，无一处直引颜师古之说。此可为姚氏书之一特别之处。
即使对于引用文献，姚氏也大加删减而取其精华，在《诸子略》农家“宰氏十七篇”条下，姚明煇从王先谦《汉书补注》中转引叶德辉之说：
3.索引文献
姚明煇虽然引用他人注解相对较少，但他却没有放松对与所列之书相关资料的搜寻，他把这些相关文献列于《汉志注解》当中，指导学生通过阅读这些延伸资料，来理解《汉志》所列之书。
《汉志注解》把《史记》《汉书》作为学生深入学习《汉志》的首选文献，经常采用“《史记》、本书皆有列传”（“陆贾二十三篇”条下、“朱建赋二篇”条下等等）的方式指明可把二书作为参考。值得注意的是，姚明煇使用此方式，都是对《汉志》班固自注的补注，凡班固自注已标明“有列传”者，姚氏皆不再标明。如“《筦子》八十六篇”，班固自注：“名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有《列传》。”《汉志注解》则标：“今存。自《隋·经籍志》及《四库总目》皆入子部法家类。”而班固未言“有列传”的“公孙弘十篇”，姚氏则曰“《史记》、本书皆有列传”，是以补班氏之缺也。此种方式虽然首创于班固，但姚氏补其阙漏，并在《汉志注解》中给予突出和强化，却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残缺之书，姚氏亦努力搜集文献，指出其现存之残篇：
另，姚明煇在行文语言十分精简，如常把“诸子略”称为“子”。在“吾丘寿王赋十五篇”条下，姚氏注曰：“子儒家寿王亦有六篇。”所注多为此类。
姚氏《汉志注解》最早出版于1917年，当时尚未有专门注解《汉志》的著作问世，姚氏因己之所学，加以注解阐发，当属无复依傍之作。今综观全书，其特点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疏通文意，不强解说
姚氏《汉志注解》可能出于课堂讲授的需要，特别侧重用浅显的语言解释《汉志》中出现的字、词、名物、制度等，以此来疏通文意。《汉志注解》卷一“于是建臧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下：
在《汉志注解》中，推测成分极少，不强作解释。如姚氏对诸家篇数的统计，遇篇数不符者，常用“如目，实××篇”的句式来表述。如，《六艺略》书类“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条下，姚氏注曰：“如目，实四百二十二篇。”姚明煇在此只是就《汉志》所列诸篇相加，而得出实际数字。至于与《汉志》所述不符，则不去追究。因为姚氏明白，即使强为讨论，也是推测，文献不足故也。这与姚氏重考据的研究方法是相表里的。
2.设课所需，倾向文学
我们现在见到的《汉志注解》1924年版，是经过姚明煇修订、作为文学课程给学生讲授的。所以，姚氏在《汉志注解》开篇即言：“言中国文学源流者，《艺文志》为最古。”姚氏所言之“文学”是与经学、理学、史学相并列的四科之一，其文学具体含义虽不得而知，但已把《汉志》中之《六艺略》排除在外，当无问题。理学虽专言宋明儒家诸子，但后世已将《诸子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之内容归入子部，当与姚氏所言“文学”联系不大。则《汉志》中与文学关系甚密者，唯有《诗赋略》。我们看到，与其他诸略相比，对《诗赋略》的说解确实所占比重较大，这可能是姚氏为向文学课靠近所作的努力。
姚氏十分注重《诗赋略》中作品在后世流传的状况，并不厌其烦地详加罗列。在“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下，姚明煇依据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逐一详列了“大抵皆王莽以前歌诗”一百八十四篇，又依《文选》、王闿运《八代诗选》补充若干篇。姚氏从《汉志》的抽象记录中跳出来，把他认为王莽以前的歌诗作品，直观地列于学生面前，估计是为了表现当时歌诗创作的兴盛，虽然这样做并不会取得很好的效果，并且会令学生一头雾水。但这并不妨碍理解姚氏为向“文学”靠近付出了努力。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十分清醒，姚氏之文学与孔门四科之“文学”不同，但也不同于今日之文学，其文学之设科，反映出当时对 “文学”概念的模糊认知，乃向西学妥协之结果。姚氏讲授《汉志》，仍旧以崇儒尊经为主轴。
3.重序轻目
总的来看，《汉志注解》对于所列书目的探讨较少，对小序的研究较多，给人一种重序轻目的感觉。但是《汉志》所录之书，大多早已失传，很难展开讨论。姚明煇就把每类后面的小序作为深入探讨的对象，以序载道，把小序作为阐发其尊经宗孔思想的阵地。
就以《诗赋略》为例，虽然姚氏把讲授《汉志》作为文学课程，并且《诗赋略》是其中与文学最近者，但姚氏并未放松在此宣传其尊经宗孔思想，最直观的表现就是“诗言志”（《尚书·舜典》）和“放郑声”（《论语·卫灵公》）。
《诗赋略》“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下，姚明煇共引用了《左传》中十二个赋诗言志的例子，用来说明学《诗》的重要，并加总结，“夫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诗》之为文也，所以足志也，可以行远焉，故不学《诗》无以言。”而姚氏“放郑声”的思想是在对《诗赋略》中歌诗持批评态度的背景下产生的。他依据《汉书·礼乐志》，认为汉武立乐府而郑卫之音兴，汉哀帝罢乐府而“放郑声”。暗指《汉志》歌诗当为郑声之类，虽“可以察治忽而验盛衰”，但亦当在被“放”之列。由此不难看出，姚氏于《诗赋略》畅言文学的同时，却有一丝反文学的意味在里面。
另外，在《兵书略》小序“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条下，姚明煇援引《左传》、《淮南子》、《史记》当中的十一个例证，来说明“出奇设伏变诈之兵”的具体所指。这十一个例证全面包含了兵权谋、兵阴阳、兵形势、兵技巧四类所指的战例，虽然其书大多不存，但其书所依据的战例犹在。可以说在这样形象的讲述中，能让学生更为透彻地了解《兵书略》所言四家的大体状况。而这样的讲述方式，在所有的《汉志》研究著作中，是独树一帜的。
4.以古鉴今
姚氏在对《汉志》进行注解的同时，常常把古今相类之事进行对照，借古以见今，同时阐发自己对此事的看法。《诸子略》法家“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下，姚氏案语：“今世俗好言法治，然法治所以辅礼治也，若欲专任法治，商鞅之前车可鉴”。姚明煇于此，对民国时期西来之法治思潮提出批评，希望还是以礼治为先。
又，《术数略》形法类“宫宅地形二十卷”条下，姚氏“案今堪舆家亦自称地理家”。姚明煇以地学名家，专门研究地理，又深明堪舆之事，是名副其实的地理家。他在此处提出批评，引《四库提要》所言“相宅、相墓自称堪舆家”，指斥所谓的堪舆家与地理家截然不同。
姚明煇希图通过对《汉志》中所见古代文化现象的梳理，为当代提供借鉴。虽然他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外来的文化（尤其是地理学），但面对本土文化所受到的剧烈冲击，姚氏还是本能的以排斥西化为主，也体现出这批文人在新旧文化交互作用下，所感受到的危机和困惑。
综上，姚明煇《汉志注解》是最早成书的详注《汉志》的著作，姚氏以其审慎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小学功底，使《汉志注解》成为一部注解简明扼要、考证精审有据的著作，对其后的《汉志》研究影响深远。此后出现的顾实《汉志讲疏》、李笠《汉书艺文志汇注笺评》、陈朝爵《汉书艺文志约说》、余嘉锡《汉书艺文志索隐》、叶长青《汉书艺文志问答》、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等等，没有不援引姚氏考证结论以佐己说者。
[2] 《汉书艺文志注解》卷一“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下姚氏注解。
[3] 苏云峰《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1903-1911》，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4] 同上。
[5] 姚明煇《汉书艺文志注解·自序》，上海吴兴读经会1924年版，第304页。（此书的发行者为吴兴读书会，总发行所为南京共和书局，所以有的研究者称此版本为南京共和书局1924年版，所指一也。）本文所引姚氏《汉书艺文志注解》皆据此版本。《汉书艺文志注解》于各个版本书首并没有序言，遍检此书才发现，在书末附有姚明煇所写的一小段文字，中有“而序之如此”之语，故敢断言此为姚氏为此书所写序言，只不过被其诸生放于书后，并且没有标明此为序言。
[6] 姚氏著作皆不用白话文写作，即使其所编《高等小学地理课本》亦用文言著成。
[7] 《汉书艺文志注解·自序》。
[8] 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中曾大量征引姚氏《注解》之说，足见其书之价值。傅荣贤先生乃较早专门研究《汉志》学史的学者，其专著《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黄山书社2007年版）因“囿于资料所限”，对姚氏这一重要著作付之阙如，亦可证此书之难寻。
[9] （日）长泽规矩也著，梅宪华、郭宝林译《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10] （日）长泽规矩也著，梅宪华、郭宝林译《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第6页。
[11] 姚明煇《汉志注解》草成于1914年，1916年脱稿，1917年编辑成书，并由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印行。而孙德谦的《汉志举例》刻于1918年，姚氏书中未言及《汉志举例》，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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