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丨039河北师范大学杜志勇
青年学者说文献学
——039河北师范大学杜志勇
编者按：2019年《文献》杂志第3期推出“文献学青年谈”专栏（文献学青年谈[一]文献学青年谈[二]），广受学界关注；11月23-24日，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召开了“2019年中国古典文献学新生代研讨会”，海内外数十位青年学者汇聚一堂，回顾“文献学”历史，畅谈现状，展望前景，碰撞出很多有益的学术火花。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尤其是在校年轻学生了解“文献学”，借鉴前人读书治学方法，甚或主动地报考学习“文献学”专业，“书目文献”公众号推出“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专栏。此次参与采访调查的青年学者有数十位之多，主要来自高校、古籍收藏机构和相关出版社及期刊编辑部，他们或讲学于各大高校文献学课堂，或终日摩挲古籍，或矻矻于古籍整理出版和最新研究成果的揭示，均是从自身角度深入浅出地讲述他们眼中的“文献学”。所设问题仅为框架，有些阐述在框架之外，受访者根据心得梳理逻辑层次。本号推送时不作结构调整，仅对明显错误进行订正。感谢在百忙之中支持本次“专栏”的各位老师！
记得关注“书目文献”，陆续推送的青年学者中，或许就有你现在或未来的导师哦！
前期框架设计和邀约人员，得到石祥、董岑仕等老师的具体帮助！特此说明。
南江涛谨按
2020-4-23
个人介绍
杜志勇，1978年生，河北衡水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关注领域《汉书·艺文志》研究、中国古代石刻文献研究。
感谢南江涛老师邀约，从四月份拖延至今，甚为抱歉。我不是文献学专业出身，虽心仪于此，却只能门外狐禅，说一说我教学和读书的一些个人体会，其中没有捷径，或有一点可取，幸甚至哉。
1. 文献学是一个冷门学科，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门学问的？是主动报考还是调剂？谈一谈您对“文献学”的最初印象，现在的理解有没有变化？
我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学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知道文献学这个学科，是读硕士之后的事情，我的导师王长华先生为先秦两汉方向研究生开设了“《汉书·艺文志》导读”课程，在准备相关文献资料和课程学习的过程中，我才有了从《汉书·艺文志》，到目录学，再到文献学这个渐进的了解。
进入大学，我养成了周末逛书店、书摊买书的习惯。老师上课提到的重要著作，大家都需要借来看，当时学校图书馆实行闭架借阅，往往会出现暂时性的“供应不足”，而在旧书店、旧书摊三两块钱就能买到。我家里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的基本文献，大多来自读本科、硕士时期的访旧之旅。在买旧书的过程中，有两个方面对我影响很大，丰富了我对于文献学感性层面的知识积累。
一个方面，经常买书，与不少本地旧书商建立不错的关系，在他们那里遇到过几次大宗的图书流出，往往是得到消息马上出发，到晚上宿舍快熄灯才往回赶。在书商的仓库或家里，把书整体翻一遍，选出自己最需要的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某大出版社样本库的整体库存，还是某被裁撤资料室的三四吨台版书，亦或是某些学者身后散出的个人藏书，虽然我购买能力有限，但在书商善意默许下几乎全部过眼。这些信息与课堂所学相结合，头脑中涉古的基本书目得以不断填充，等于为日后读书买书建了个索引。基于这个经验，我现在上课会要求大一学生，拿出几天时间，把学校图书馆里的文史哲图书挨个书架看看书脊，感兴趣抽出来翻一下目录，不感兴趣就只看个书名作者出版社，不奢求记住，遇到相关书知道去哪里找就行。这种方式可以与电子检索结合使用。
另一方面，在买书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了刻本古籍和石刻拓本，触摸着这些形式各异的古籍，版刻样式、牌记、钤印、题跋等等使我有了朦胧的版本认知。由于写字比较丑，石刻拓本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于是，作为业余爱好，或购买或存留照片，慢慢开始了拓本资料积累。
在聆听老师们的课堂讲授和图书馆借阅之外，买旧书成为我读书期间获取知识的重要方式，这也算是我与古文献的一点儿接触吧。
2. 毕业后又从事古籍工作，您觉得涉古专业本科生学习“文献学”课程的必要性是什么？
我所在的文学院，本科主要是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的学生。另外，学校为文科专业学生在本科一年级开设大类平台课，不同学科的重要课程多在其中。在给本科学生上课的过程中，慢慢体会到文献学的基本知识应该是各个专业学习的基本修养，查找字词人名地名书籍等等，更是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文献学相关课程在面对文科大学生时应该承担起这些任务。二〇〇六年，我在文学院开设“文史工具书使用”课程，作为一门选修课，主要是为学生讲授工具书的种类和使用方法，并设置实践环节，带学生到图书馆使用重要工具书。这门课开设的初衷，就是源于在与学生课下交流时，发现他们除了《新华字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之外，对阅读文献需要用到的其他工具书知之甚少，就更谈不上使用了。何况《汉语大字典》等基本的工具书是需要置于案头，随时备查的。掌握了解决问题的称手工具，各门课程所涉及到的原始文献的阅读也就可以顺利展开了。
其实，对于文史类的本科生而言（文献专业除外），他们最为迫切需要的可能不是版本、目录、校勘这种专业性很强的文献学课程，而是对古代文献基本知识的准确把握，这将是他们进行各专业学习，以及进一步到涉古专业深造的良好开端。在这方面，我很幸运在本科阶段读到赵振铎先生的《古代文献知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此书虽然出版于四十年前，但很实用，不过时。
3. 您的研究方向是偏向历史文献学还是文学文献学？又或者说偏重目录、校雠和版本的哪个具体方面？请重点谈一下您在这个领域的治学心得？
在关注的领域里，自己成果不多，谈不上治学心得，如果有一点经验或感悟，也都是从老师们那里学来的。
目录之学，王鸣盛、曾国藩等人多次予以强调，他们说过的话，也早已成为教科书里时常出现的名言。我意识到目录学重要，是从跟随王长华先生研究《汉书·艺文志》开始的。王老师要求研究《汉志》，先从汇辑历代研究开始，对比不同解说的异同，同时与《史记》《汉书》及其他汉代文献对读，由书目而知人。辑释和对读相对枯燥，却加深了我对《汉志》及其研究史的理解，尤其看到清末民国时期《汉志》研究的兴盛局面对目录学学科建立的巨大推动，于是便以“民国时期《汉书·艺文志》研究”为题跟随詹福瑞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老师以身作则，我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诸多方面，从两位老师那里受益良多。直至如今，《汉书·艺文志》研究是我一直关注的课题，写过几篇小文章，在相关材料的蒐集归纳、学术史梳理等方面，还在尽力探寻。
2006年，夏传才先生主编“建安文学丛书”，蒙先生不弃，命我负责孔融、陈琳作品的整理注释，历时两年成《孔融陈琳合集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现在来看，此书还存在很多问题。但这个整理注释的过程，对于我来说却是一次艰难而必要的学术训练。从搜罗众本到注释繁简的标准，自己没有经验，判断并不准确。于是干脆把此事撂在一边，从基本做起。一方面把孔融、陈琳的作品通读若干遍，加深对作品的理解；一方面阅读相关理论书籍和古籍注释的经典作品，作为尺度和标杆来指导自己的注释工作。这当中令我受益最多的是黄永年先生的《古籍整理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除了这次注释孔融、陈琳的作品，夏先生还为我提供了多次磨砺自己的机会，如撰写提要、辑佚河北古代作品等等，都促使我在相关领域多读了很多书，学到了更多，也加深了我对于文献学的理解，便利了之后的古籍整理工作。说到这里，夏先生的谆谆教诲如在耳畔，不禁想起《礼记·学记》所言“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感恩先生！
我平时比较注意石刻文献的搜集，这些产生于不同制度背景下的文献，除了记录相应文献内容，还通过形式如实反映制度上的规定。石刻文献要素繁多，补经证史，多个维度都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就拿石刻的刻工来说，可以依据刻工所刻诸石，厘定不明时代石刻的大体刊刻时间；刻工与书家关系；刻工的地域流动等等。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传世的石刻拓本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没有刻工姓名，其中当然有碑石不刊刻工姓名的情况存在，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应该是刻工将其姓名刻于碑侧，造成后人失拓。山东济南趵突泉公园的“鸢飞鱼跃”碑，即为一例。所以，石刻文献的研究，不能仅仅依靠传世文献记录或是拓本，有图不一定有全部真相，还需与实地考察结合起来。
我个人的兴趣比较杂，眼勤手慢，以至于读书写作只鳞片爪，有待改正。
4. 有人说“文献学”是个基本工具，算不上单独的“学科”，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如果是“工具”，是否应该有更广泛的应用？是“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是否有瓶颈和走出困境的思路？
关于文献学是基本工具，还是单独学科，感觉这二者并没有在一个维度上，放在一起讨论，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在我的认知里，文献学基本上还是由版本、目录、校勘、考据、辨伪、辑佚等板块组成，这些内容同时明晰了文献学的学科边界。对于瓶颈或困境的问题，我没有思考过。不管是对旧有材料的重新梳理，还是大量简帛、石刻等新材料的出现，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
5. 结合自身的求学经历和工作，“文献学”的研究生培养上与其他学科有何不同，一般做些什么具体学术训练？
文献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的问题，简单说就是理论联系实践。理论层面，只要学生结合课程努力读书，一般可以达到培养目标。实践层面则包括两个维度的训练，一为整理体量适中的古籍，在这过程中，版本、目录、校勘等文献学的基本内容都会涉及到，可以说是对专业所学的实践检验。一为接触古籍实物，虽然受制于多种因素，还是尽量创造研究生参观甚至使用古籍原件（不是影印件）的机会，因为原件所附载的基本信息在复制过程中有可能会失真或丢失。比如说因过分修图导致与古籍原貌不合，因不录函套、书根等处图片，而遗漏重要版本、递藏信息等等。前两年，我在学校图书馆古籍阅览室研修间给学生上版本学课，馆藏的代表性古籍，可以提前登记供上课使用。学生在对照实物学习版刻特点的同时，学会翻阅古籍，学会为古籍撰写简单的提要说明，甚至通过细致观察，通过虫蛀在刷印古籍上留下的痕迹，辨别同一种古籍的先印后印。
6. 请您谈一谈对文献学前景的展望，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哪些方面会引起更多关注？
就石刻文献研究而言，新世纪以来，全国各地所存石刻，纷纷以高清照片形式结集出版，关于石刻文献的各种电子资料库也在成规模地建设。这些新出版的石刻资料，把大量之前未进入研究者视野的文献推到前台，具体的补经证史工作，也会随之而来。同时，也为从地域角度或整体上把握中国古代石刻文献提供了可能（当然，这种整体把握还是概要性的）。应该会迎来一次中国古代石刻文献研究的热潮。
除此之外，新出简帛文献资料的公布，珍藏在海内外的古籍影印出版，流散海外的中国古籍的“回归”（比如最近在法国拍卖行出现的两册《永乐大典》）等等，都是需要关注的。
7. 请您推荐一种“文献学”的必读书，简要地介绍一下内容及您的阅读体会。
对于文献学专业的研究生，我推荐袁咏秋、曾季光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图书著录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此书把官录史志及书录、历代图书著录名著评论以及私家撰述各类书目举要汇为一帙，以文选的形式把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历程展现出来。通读此书，应该说既研读了部分元典文献，为日后读书提供了一个索引，又会在头脑中勾勒出目录学发展的大体框架。另外，作为此书的姊妹篇，《中国历代国家藏书机构及名家藏读叙传选》（袁咏秋、曾季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也十分值得细细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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