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布迪厄的《自我分析纲要》时，我是深受触动的，以至于希望“邯郸学步”，仿照布迪厄的“自我分析”将自己置于一个客观化的位置进行一个“对象化”分析，着笔写了一千多字终因水平不够而停下来，不过，被其激发的“自我分析”欲望却没有消褪。在《帕斯卡尔式的沉思》中，布迪厄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之所以质疑这个世界，那是因为这个世界对我也满怀狐疑。”深受触动，感觉到了共鸣，不仅让我反思，我是如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像布迪厄那样——对这个世界满怀狐疑、从来不愿意轻易群体所相信的东西、条件反射式的与群体保持距离，以至于常常与集体格格不入？
如布迪厄所说，传记常常试图从个体历史片段性的不连续中寻找连续性，试图为自己或为他人立传的人总是在脑中通过有意识的反观过去来寻找某种连续性和统一性的传主形象，这往往造成一种自恋和对传主生平的歪曲。因此，有必要强调，我的这种反思不是一种传记，也不在意欲从断裂中寻找以一种连续性，只是意在为自我分析寻找一种可能性，至于其中的科学性，我只能持有有所保留的态度，或者说这只能说是一个尝试，人生一定是由无数个偶然所组成，可以在偶然中尝试寻找一种模糊的连续性，但是不能试图将偶然解释为必然。
我想我的许多基本的所谓的“三观”形成于正在走向叛逆期的初中三年，就像布迪厄在《自我分析纲要》中引用福楼拜《狂人回忆》所写的那样：“经历过寄宿生活的人，十二岁时几乎懂得了生活的全部。”在寄宿的环境中，我经历了许多同年人未曾经历过的事件，让我对人际关系、对个体的价值、对个体与集体的关系都产生了一种思考。而寄宿生活课程之余的大量时间，让我沉浸于阅读的世界，又经历了一番不同的体验。
我不知道我这一代人有多少人读过韩寒的书，不知道有多少人沉迷于韩寒的书。今天我们也许还会评价韩寒著作中透出的“没有文化”“反智主义”，甚至用他后来的表现把他称为“油腻”，甚至有一些诛心之论意指韩寒不过是在“作秀”，造反叛的“人设”收割智商税。暂且不论这些，只谈谈他对那个时期的我的影响。82年出生的韩寒比我大了十四岁，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正是他成名的时候，《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一座城池》《他的国》《光荣日》《杂的文》《像少年啦飞驰》《可爱的洪水猛兽》一批书陆续出版。当然，今天，我已差不多全部忘记了这些杂文里所讲的事情，也差不多全部忘记了他的小说里那些主人公、那些故事。然而，书里的那种桀骜、那种看待平常之事的另一种视角、那种对现实的质疑与反思、那种对生活的反叛却深刻影响了正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处于叛逆青春期的我（也许我可以花些时间重新翻翻这些书，仔细讲讲这些评论、这些故事对当时的我的影响），让我对这个“理所当然”的世界保持一种怀疑，保持一种距离。让我对集体（无）意识始终保持一种质疑，对一种集体情感的凝聚产生一种先站在边缘人的角度“作壁上观”的态度。
布迪厄曾说过：“我们的社会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要避免陷入两种相对立的错觉之中。一是错以为“前所未见”，二是错以为“历来如此”。其实对于我们个体来说也是，不把任何现象当作“前所未见”，也不要以为任何事物都是“历来如此”。我想，这也是是那个时候读韩寒我所领会到的，并且塑造我的。当然塑造今天之我的远不止韩寒那几本书，不过要我进一步深入剖析也是难为现在的我。
总之，借用方老师的话，如今，是[人何寥落鬼何多]，当真是诸人似鬼，鬼不如人了。我想，在这样的情势下，保持一种“满怀质疑”的状态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虽然常常像布迪厄那句拗口生涩的话说的那样，又不免陷入这样“不幸”的境地：人认识到他是不幸的；因此他是不幸的，既然他是不幸的；但他非常伟大，因为他知道他们是不幸的。2001年10月到12月期间，布迪厄撰写了《自我分析纲要》，次年1月23日，布氏溘然长逝。不过，这本著作绝对不是布迪厄在人生暮年之时为自己撰写的一本自传——“这不是自传”——布迪厄特意强调了他对自传这种体裁的反感。在布迪厄本人看来，这是一本采用他毕生追求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我把最客观的分析用来为最主观的服务”——对自我进行的社会学分析。
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试图写一份自传似乎是一件不太合适也难以进行的任务。那么，能否向布迪厄一样，采用社会学分析方法对自己进行一个客观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分析排除心理学，几个情绪变化除外。”——倘若模仿布氏对自我进行这样一个分析，会不会只是一种粗浅、拙劣的模仿，最终堕入自我陶醉的心理学分析的歧路？
虽然由这样的疑虑，但在读完布氏的《自我分析纲要》后，还是希望做这样一个尝试。不过，在做这样一个大胆的尝试之前，希望能够梳理一下布氏这本短小但是凝聚其一生关于社会学反思的“自我分析纲要”。
本书共分为五个部分，布氏并没有给每个章节起一个标题。在第一部分，布氏直言，这本纲要是其解释和理解自己的努力，在这种努力种，布氏依靠对自己的客观化片段，把这些片段留在整个研究过程的路途上。在这里，他将尽力深化它们，并把它们系统化。布氏坦言，由于其“在社会空间中行程广泛，以及这种形成连接但不加以调和的诸世界在实践种的不相信”，并不能保证借助社会学工具对自我进行分析能够达到目标。依布氏风格，这绝不是自谦之语。不过，在这本短小的纲要中，布氏的自我分析无疑是成功的。
紧着着，布迪厄并没有通过展示其早年经历和同年的社会空间来进行自我分析，而是直接检验其在50年代左右进入哲学场时的状态，对巴黎高师的知识分子场域进行了批判反思——法国哲学界的“不落地”、大学对知识场的文学迷恋让布氏感到反感，而这些都反映出当时理论与经验、一般与特殊、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立。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布迪厄转向了团队式（研究中心）的社会学研究。
在第三部分，布迪厄谈到了萨特、康吉扬、雷蒙·阿隆等学者对他个人、对巴黎高师学术风向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促进了布迪厄对社会学场的认识，促进了他对对把他导向这个场的社会和学校教育轨迹进行反思。由此，布迪厄又谈到阿尔及利亚的兵役生活、人类学调查对他与学校教育经验进行决裂、对社会学和社会学家产生具有相当批判性观念、对知识分子的个人或集体立场产生一种幻灭或现实主义表象的影响。正是这些诸多经历使其由哲学转向社会学，“发狂的工作也是一种通过关注别人来填补巨大空虚和摆脱绝望的方式；放弃哲学的高贵，趋向贫民窟的苦难也是对我少年时代非现实主义的一种牺牲式赎罪；艰难的回归一种清除学校教育修辞的习癖和秘诀的语言也标志着一种新生的纯洁。”——在这种自我批判与对大学制度的批判过程中，布迪厄建立了自己的实践理论与一套方法论。
在第四部分开篇，布迪厄就说道：“这种关于自我分析的纲要，若不为与出身地位相关的配置之形成留有一席之地，就无法进行……”在这一部分，布氏讲述了其家庭出生、寄宿生活的经历对其“习性”复杂的影响，出生地区文化的特殊性、从农民家庭到底层公务员家庭——家庭阶层的变动、父母及父母家族关系对布迪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正如福楼拜在《狂人回忆》所写：经历过寄宿生活的人，十二岁时几乎懂得了生活的全部。布迪厄也说：“在寄宿学校的经历无疑在我的配置的形成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尤其使我倾向于对社会关系采取一种（福楼拜式的）现实主义的和战斗的观念，这种观念在我的童年的教育中就以存在，它与和平的、说教的和中立的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我看来，资产阶级生活的被保护经历鼓励了后一种观念（尤其当这种生活掺杂了基督教和道德主义时）……其实自相矛盾地，我相当适应这个深受憎恶的世界，乃至我考虑出去地可能性时毫无兴致，我最终爱上了在差不多空无一人的学校里安安静静度过的星期天（尽管学监急于把我赶出我躲在里面读书的教室）。漫长假期丝毫也不让我愉快，因为上中学把我置于社会疏离中，这种疏离给我带来了烦恼和孤独。”
高度的学校教育认可与低等的社会出身之间的极大的差距带来的双重经验对布迪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紧张与矛盾占据的分裂的习性”——这种“对立面的重合”无疑有助于持久地建立一种与学校教育制度地双重地、矛盾的关系，这种关系由反抗与服从、决裂与期待组成，也许是与本身也是双重的和矛盾的自我之间的一种关系的根源……”在这里，字里行间中都能看到习性、“跃变”对布迪厄产生的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在此个性还是在学术研究上。“也许在这种情况下，出身于某些人喜欢说的“低等阶级”这个事实，提供了方法论手册上没教的品行：毫不轻视经验的琐碎，关注卑微的对象，拒绝轰动的决裂和惊人的喧闹，坚持谨慎的贵族主义……”习性与场域之间的迟滞性效性使得布迪厄无论是在个人风格还是学术风格上都显得独特、甚至与主流格格不入，就像在本篇最后谈及其研究和政治立场时，布迪厄说的一段话：“在必须当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我有意强调自己是韦伯或涂尔干一派的。当大部分知识分子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不是，但我从未沉湎于反共产主义，而他们不再是共产党员的时候，他们经常迎合反共产主义……”
自以为彻底地摆脱礼仪和习惯的知识世界，在布迪厄看来总是被极度的因循守旧占据着，而这种因循守旧作为斥力一直作用于布迪厄。使他对知识世界产生非常矛盾的情感，这种情感正是那种双重距离的根源。
在简短的第五部分，布迪厄再次面向读者谈了谈其撰写这本《自我分析纲要》的目的：“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让我高兴了，即我成功地使得我的某些男女读者对我的经验、困难、疑问、痛苦等感同身受，并从这种与赞同的投射截然相反的现实主义认同中，得到比他们所经历的和所做的稍微好一点的行动和生活手段。”
在布迪厄的理论建构中，“[（习性）（资本）]+场域=实践”使其核心理论之一，而其低微的出生与超凡的学术成就造成了他复杂的习性，这种习性又与他更为复杂的人生经历与学术历程（或许可以进一步阐述：经济的、学术的、社会的、文化的资本的特殊性与复杂的习性，在经历多次变动的场域中对布迪厄产生的复杂的作用）使得他在学术上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实践理论。
作为一本“把最客观的分析用来为最主观的服务”的自我分析纲要，布迪厄很成功的做到了“对客观的客观化分析”。据我所知。将自我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分析的学者寥寥，而布迪厄能够做到用自己构建的理论分析自己的习性、所处的场域，以及由资本、习性、场域的复杂作用对自己以及学术研究的深刻影响，不得不说是一种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