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图片查看往期推送马克斯·韦伯深为他那个时代的政治问题所吸引。他的许多同时代人都希望他能成为一个实际的政治家，他本人也曾有此期待。他的全部学术工作，尤其是他为知识诚实与学术客观性而从事的无休止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视为一种日益强大的努力——与当代政治事件保持距离并获得内在自由。这样来看，政治，不唯眼前的实际政治，还有更大意义上的政治，在他的生活以及毕生的工作中，都是处于核心地位的。事实上，即便在他人生的最初几个阶段，也同样如此。可以说，马克斯·韦伯一出生就被抛进了政治。政治是他父亲的职业。这位为人父者是柏林地方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也是该市民族自由党的一个重要成员。城市政治是他的直接利害关系所在，但他的政治活动则远远超出了那个范围。曾有一度，老马克斯·韦伯还是德国国会的议员。19世纪80年代，他甚至进入了民族自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作为普鲁士下议院民族自由党代表团成员的活动。老韦伯固然并不属于该党领导层的核心圈子，但他是一个极有影响的党务组织者与协调人。他与民族自由党的大佬们关系密切，本尼西森（Bennigsen）、米克尔（Miquel）、卡普（Kapp）、前普鲁士财政大臣霍布里希特（Hobrecht）、艾吉迪（Aegidi），以及冯·西贝尔（von

（本文共约26000字，建议收藏后阅读）在本章第一小节中，笔者对韦伯主要著作进行了简要介绍，特别是对《经济与社会》以及12卷本《韦伯作品集》这两份重磅中译版韦伯著作进行了介绍。考虑到在中译版韦伯著作中，他的同一篇论文或论著，往往被收录在不同的文集当中。并且，韦伯许多作品经由不同译者翻译、不同出版社出版，翻译、排版质量往往差别较大。因此在第一小节中笔者在对韦伯相关著作进行介绍时，会对相关版本所收录文本及翻译质量等方面的差异进行简要的比较，并附上我认为翻译及排版质量较高的中译本出版信息。在本节最后，笔者还推介了一些质量较高的中文版韦伯思想研究著作与韦伯传记；在本章第二小节，考虑到韦伯晚年进行的两次影响深远的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政治作为一种志业”触及了韦伯学术研究各个领域——经济史、思想史及社会史研究、宗教社会学研究、政治社会学研究、资本主义与科层制组织体系、现代性与理性化问题等等，贯彻了他的社会学知识论、方法论立场与他的主要研究观点。笔者即以此两篇演讲为线索，对韦伯理论思想脉络与其学术研究历程进行较为细致的缕析。在本节最后，笔者附录了此前撰写的一篇文章《祛魅与立命：涂尔干与韦伯社会学思想之比较》，通过比较两位古典社会学巨头的社会学思想，以更全面、系统的理解韦伯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在第三小节中，笔者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介绍了阅读韦伯相关著作时，选择哪些版本、按什么样的顺序进行阅读效果更佳，阅读过程中可以重点关注哪些篇目、可以参考哪些相关著作；在第四小节中，笔者对韦伯部分著作出版年表的梳理采用了两种形式，一是按韦伯著作德国原版出版时间（部分演讲稿按演讲时间）进行排列整理，二是参照《韦伯全集》的卷目出版情况进行二次编排，摘编韦伯部分重要著作出版卷目以供阅读参考；第五小节辑录了部分中文版韦伯思想研究著作以及一些韦伯传记作品。一、韦伯相关著作推介

……韦伯既是一个统一体，又是他自己的对立面。这注定要使他成为经典式的人物，因为经典人物的生活为人们提供了进一步让人赞叹不已的动机。如果说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经为英雄主题留下某些空白的话，那么，他如今也同样被描述成了一位英雄。人们不说他言行不一自相矛盾，而是说他心绪如麻纠缠不清。人们不说他常常言过其实过分夸张（他自称“煽动者”可以为证），而是把号召人们做最终决定和过一种有意识的生活算作他的功劳。人们同样不说，他本人的生活几乎不能作为最终决定、命运选择或禁欲主义的市民特性的佐证。只要可能，人们宁可将角色分离（韦伯就是这样一个人）的证据掩盖起来，并且把他的情人叫作“女友”，

my--sociology

6月6日，伯明翰城市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中国视觉艺术中心（CCVA)总监姜节泓与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飙就社会距离如何改变公共空间与人的互动、物理交往的“不可控”与线上生活的“可控”以及疫情下对“等待”的重新发现等话题进行了探讨。CCVA就对谈内容进行了以下整理。以下为第一期对谈内容视频以下为第一期对谈内容文字整理姜节泓：从年末岁初发生了这样的疫情，一直席卷了整个世界。我们也发现在这样的疫情中，我们的生活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我们平时的一些习惯，也因为疫情正在渐渐地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这个系列将会请到七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从他们的各自的知识领域和专业角度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所见所闻，所感受到的以及与疫情相关的一些思考。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对谈，我们两个人都在英格兰，现在是早上的九点十七分，比中国晚了七个小时。感谢有这么多学生和学者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来。我们可以从自身的日常经验开始谈起。在中国lockdown（封城）的时候，中国有中国的各种经验。那么我们两个人感受到更多的，是在英国的经验。到处可以听到一些标语口号，比如说“居家（stay

推荐阅读《韦伯方法论文集》韦伯关于方法论议题最具洞察力的评述，可见于他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学报》中对方法论战的评论。「方法论战」一词指的是，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学界对方法论议题所展开的争辩。传统上，人们将这场论战描述成或想象为两个对立阵营之间的争辩。一派学者认为，只要规画得宜，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都应该仿效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策略，另外一派则坚持，人文科学所探索的主题与自然科学不同（这只是部分理由），所以应该采用有别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然而，从分析的角度来说，这场争辩里有两个议题要先区分开来。首先是关于研究社会及历史现象的学科的「价值中立」（value-neutrality

1912由“为什么只有西方有和声音乐”这一问题触发，第一次开始考虑更一般的“为什么只有西方才具有一种独特的理性主义”这一支配其后期学术思考的中心问题，开始走向西方与非西方的宗教文化比较研究发表

《韦伯与马克思——以及黑格尔与哲学的扬弃》，卡尔·洛维特著，刘心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三辉图书出品。关于本书的更多的介绍，可点击公众号“三辉图书”的推送：《韦伯与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犀利批评

且不管这种二元性如何，即使最理性组织起来的群体，也必须以如下一种或多种方式满足自身的需求：大庄园；市场取向的估价；为市场而生产；慷慨赞助；与正面和负面特权相联系的贡赋与劳务（第二章，四）。

接下来，涂尔干重点考察了中等教育，以及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系问题。涂尔干认为中等教育以思考能力为指向，以一种普遍的方式培养思考能力，而高等教育则是以专门的形式培养它们。

（1）马克思的出发点是来自黑格尔的末世学问题：人如何能既与自己又与世界相一致？马克思把人的“现世的实在”而不是黑格尔的“精神”置于自己的世界观的中心，来展开自己的思想。

Words《换句话说》不知为何迟迟没有中译版，鉴于笔者这垃圾英语水平，还在折磨自己，准备好好读读英文版的，不知待何日能读完。

在阅读布迪厄的《自我分析纲要》时，我是深受触动的，以至于希望“邯郸学步”，仿照布迪厄的“自我分析”将自己置于一个客观化的位置进行一个“对象化”分析，着笔写了一千多字终因水平不够而停下来，不过，被其激发的“自我分析”欲望却没有消褪。在《帕斯卡尔式的沉思》中，布迪厄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之所以质疑这个世界，那是因为这个世界对我也满怀狐疑。”深受触动，感觉到了共鸣，不仅让我反思，我是如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像布迪厄那样——对这个世界满怀狐疑、从来不愿意轻易群体所相信的东西、条件反射式的与群体保持距离，以至于常常与集体格格不入？如布迪厄所说，传记常常试图从个体历史片段性的不连续中寻找连续性，试图为自己或为他人立传的人总是在脑中通过有意识的反观过去来寻找某种连续性和统一性的传主形象，这往往造成一种自恋和对传主生平的歪曲。因此，有必要强调，我的这种反思不是一种传记，也不在意欲从断裂中寻找以一种连续性，只是意在为自我分析寻找一种可能性，至于其中的科学性，我只能持有有所保留的态度，或者说这只能说是一个尝试，人生一定是由无数个偶然所组成，可以在偶然中尝试寻找一种模糊的连续性，但是不能试图将偶然解释为必然。我想我的许多基本的所谓的“三观”形成于正在走向叛逆期的初中三年，就像布迪厄在《自我分析纲要》中引用福楼拜《狂人回忆》所写的那样：“经历过寄宿生活的人，十二岁时几乎懂得了生活的全部。”在寄宿的环境中，我经历了许多同年人未曾经历过的事件，让我对人际关系、对个体的价值、对个体与集体的关系都产生了一种思考。而寄宿生活课程之余的大量时间，让我沉浸于阅读的世界，又经历了一番不同的体验。我不知道我这一代人有多少人读过韩寒的书，不知道有多少人沉迷于韩寒的书。今天我们也许还会评价韩寒著作中透出的“没有文化”“反智主义”，甚至用他后来的表现把他称为“油腻”，甚至有一些诛心之论意指韩寒不过是在“作秀”，造反叛的“人设”收割智商税。暂且不论这些，只谈谈他对那个时期的我的影响。82年出生的韩寒比我大了十四岁，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正是他成名的时候，《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一座城池》《他的国》《光荣日》《杂的文》《像少年啦飞驰》《可爱的洪水猛兽》一批书陆续出版。当然，今天，我已差不多全部忘记了这些杂文里所讲的事情，也差不多全部忘记了他的小说里那些主人公、那些故事。然而，书里的那种桀骜、那种看待平常之事的另一种视角、那种对现实的质疑与反思、那种对生活的反叛却深刻影响了正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处于叛逆青春期的我（也许我可以花些时间重新翻翻这些书，仔细讲讲这些评论、这些故事对当时的我的影响），让我对这个“理所当然”的世界保持一种怀疑，保持一种距离。让我对集体（无）意识始终保持一种质疑，对一种集体情感的凝聚产生一种先站在边缘人的角度“作壁上观”的态度。布迪厄曾说过：“我们的社会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要避免陷入两种相对立的错觉之中。一是错以为“前所未见”，二是错以为“历来如此”。其实对于我们个体来说也是，不把任何现象当作“前所未见”，也不要以为任何事物都是“历来如此”。我想，这也是是那个时候读韩寒我所领会到的，并且塑造我的。当然塑造今天之我的远不止韩寒那几本书，不过要我进一步深入剖析也是难为现在的我。总之，借用方老师的话，如今，是[人何寥落鬼何多]，当真是诸人似鬼，鬼不如人了。我想，在这样的情势下，保持一种“满怀质疑”的状态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虽然常常像布迪厄那句拗口生涩的话说的那样，又不免陷入这样“不幸”的境地：人认识到他是不幸的；因此他是不幸的，既然他是不幸的；但他非常伟大，因为他知道他们是不幸的。附上未完成的书评：《客观的主观——自我分析纲要》一2001年10月到12月期间，布迪厄撰写了《自我分析纲要》，次年1月23日，布氏溘然长逝。不过，这本著作绝对不是布迪厄在人生暮年之时为自己撰写的一本自传——“这不是自传”——布迪厄特意强调了他对自传这种体裁的反感。在布迪厄本人看来，这是一本采用他毕生追求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我把最客观的分析用来为最主观的服务”——对自我进行的社会学分析。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试图写一份自传似乎是一件不太合适也难以进行的任务。那么，能否向布迪厄一样，采用社会学分析方法对自己进行一个客观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分析排除心理学，几个情绪变化除外。”——倘若模仿布氏对自我进行这样一个分析，会不会只是一种粗浅、拙劣的模仿，最终堕入自我陶醉的心理学分析的歧路？虽然由这样的疑虑，但在读完布氏的《自我分析纲要》后，还是希望做这样一个尝试。不过，在做这样一个大胆的尝试之前，希望能够梳理一下布氏这本短小但是凝聚其一生关于社会学反思的“自我分析纲要”。二本书共分为五个部分，布氏并没有给每个章节起一个标题。在第一部分，布氏直言，这本纲要是其解释和理解自己的努力，在这种努力种，布氏依靠对自己的客观化片段，把这些片段留在整个研究过程的路途上。在这里，他将尽力深化它们，并把它们系统化。布氏坦言，由于其“在社会空间中行程广泛，以及这种形成连接但不加以调和的诸世界在实践种的不相信”，并不能保证借助社会学工具对自我进行分析能够达到目标。依布氏风格，这绝不是自谦之语。不过，在这本短小的纲要中，布氏的自我分析无疑是成功的。紧着着，布迪厄并没有通过展示其早年经历和同年的社会空间来进行自我分析，而是直接检验其在50年代左右进入哲学场时的状态，对巴黎高师的知识分子场域进行了批判反思——法国哲学界的“不落地”、大学对知识场的文学迷恋让布氏感到反感，而这些都反映出当时理论与经验、一般与特殊、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立。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布迪厄转向了团队式（研究中心）的社会学研究。在第三部分，布迪厄谈到了萨特、康吉扬、雷蒙·阿隆等学者对他个人、对巴黎高师学术风向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促进了布迪厄对社会学场的认识，促进了他对对把他导向这个场的社会和学校教育轨迹进行反思。由此，布迪厄又谈到阿尔及利亚的兵役生活、人类学调查对他与学校教育经验进行决裂、对社会学和社会学家产生具有相当批判性观念、对知识分子的个人或集体立场产生一种幻灭或现实主义表象的影响。正是这些诸多经历使其由哲学转向社会学，“发狂的工作也是一种通过关注别人来填补巨大空虚和摆脱绝望的方式；放弃哲学的高贵，趋向贫民窟的苦难也是对我少年时代非现实主义的一种牺牲式赎罪；艰难的回归一种清除学校教育修辞的习癖和秘诀的语言也标志着一种新生的纯洁。”——在这种自我批判与对大学制度的批判过程中，布迪厄建立了自己的实践理论与一套方法论。在第四部分开篇，布迪厄就说道：“这种关于自我分析的纲要，若不为与出身地位相关的配置之形成留有一席之地，就无法进行……”在这一部分，布氏讲述了其家庭出生、寄宿生活的经历对其“习性”复杂的影响，出生地区文化的特殊性、从农民家庭到底层公务员家庭——家庭阶层的变动、父母及父母家族关系对布迪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正如福楼拜在《狂人回忆》所写：经历过寄宿生活的人，十二岁时几乎懂得了生活的全部。布迪厄也说：“在寄宿学校的经历无疑在我的配置的形成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尤其使我倾向于对社会关系采取一种（福楼拜式的）现实主义的和战斗的观念，这种观念在我的童年的教育中就以存在，它与和平的、说教的和中立的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我看来，资产阶级生活的被保护经历鼓励了后一种观念（尤其当这种生活掺杂了基督教和道德主义时）……其实自相矛盾地，我相当适应这个深受憎恶的世界，乃至我考虑出去地可能性时毫无兴致，我最终爱上了在差不多空无一人的学校里安安静静度过的星期天（尽管学监急于把我赶出我躲在里面读书的教室）。漫长假期丝毫也不让我愉快，因为上中学把我置于社会疏离中，这种疏离给我带来了烦恼和孤独。”高度的学校教育认可与低等的社会出身之间的极大的差距带来的双重经验对布迪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紧张与矛盾占据的分裂的习性”——这种“对立面的重合”无疑有助于持久地建立一种与学校教育制度地双重地、矛盾的关系，这种关系由反抗与服从、决裂与期待组成，也许是与本身也是双重的和矛盾的自我之间的一种关系的根源……”在这里，字里行间中都能看到习性、“跃变”对布迪厄产生的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在此个性还是在学术研究上。“也许在这种情况下，出身于某些人喜欢说的“低等阶级”这个事实，提供了方法论手册上没教的品行：毫不轻视经验的琐碎，关注卑微的对象，拒绝轰动的决裂和惊人的喧闹，坚持谨慎的贵族主义……”习性与场域之间的迟滞性效性使得布迪厄无论是在个人风格还是学术风格上都显得独特、甚至与主流格格不入，就像在本篇最后谈及其研究和政治立场时，布迪厄说的一段话：“在必须当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我有意强调自己是韦伯或涂尔干一派的。当大部分知识分子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不是，但我从未沉湎于反共产主义，而他们不再是共产党员的时候，他们经常迎合反共产主义……”自以为彻底地摆脱礼仪和习惯的知识世界，在布迪厄看来总是被极度的因循守旧占据着，而这种因循守旧作为斥力一直作用于布迪厄。使他对知识世界产生非常矛盾的情感，这种情感正是那种双重距离的根源。在简短的第五部分，布迪厄再次面向读者谈了谈其撰写这本《自我分析纲要》的目的：“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让我高兴了，即我成功地使得我的某些男女读者对我的经验、困难、疑问、痛苦等感同身受，并从这种与赞同的投射截然相反的现实主义认同中，得到比他们所经历的和所做的稍微好一点的行动和生活手段。”在布迪厄的理论建构中，“[（习性）（资本）]+场域=实践”使其核心理论之一，而其低微的出生与超凡的学术成就造成了他复杂的习性，这种习性又与他更为复杂的人生经历与学术历程（或许可以进一步阐述：经济的、学术的、社会的、文化的资本的特殊性与复杂的习性，在经历多次变动的场域中对布迪厄产生的复杂的作用）使得他在学术上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实践理论。作为一本“把最客观的分析用来为最主观的服务”的自我分析纲要，布迪厄很成功的做到了“对客观的客观化分析”。据我所知。将自我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分析的学者寥寥，而布迪厄能够做到用自己构建的理论分析自己的习性、所处的场域，以及由资本、习性、场域的复杂作用对自己以及学术研究的深刻影响，不得不说是一种突破。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