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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毅平 | “书同文”的智慧:古代东亚世界的“笔谈”

邵毅平 未曾读 2022-12-22
2021.09 .29 | No.467



本文节选自作者《汉字在东亚的影响》一文(第二节、第七节),全文收入作者《东亚古典学论考》一书,作为“复旦中文学术丛刊”之一种,2021年9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在本文中提出,“书能同文而文难同音”的特点,使汉字具有了巨大的包容性,不仅容易为中国各地各民族人民所使用,也容易为东亚各国各地区人民所使用,所以其实是汉字的最大特点和优点,也是其比拉丁文更长寿的原因之一。


古代东亚世界虽以汉字为通用文字(所谓“书同文”),但文同音不同。说到这一点,明代陆容(1436—1494)曾抱怨说:“书之同文,有天下者力能同之;文之同音,虽圣人在天子之位,势亦有所不能也。”(《菽园杂记》)其实他有所不知,正是这种文同音不同,或书能同文而文难同音的特点,使汉字具有了巨大的包容性,不仅容易为中国各地各民族人民所使用,也容易为东亚各国各地区人民所使用,所以其实是汉字的最大特点和优点。
 
杨绛曾说:“中国地域既大,居民种族繁多,方言错杂,无法统一。幸方言不同而文字相同。”(《汉文》)清代琉球官生教习潘相曾说:“纪风俗之同,故次以书籍;记风俗之异,故次以土音、字母、诵声。”(《琉球入学见闻录》)所谓“风俗”,亦即文明,其同为文字(书籍),其异为读音(土音、字母、诵声)。琉球“官话”(通用汉语)课本《学官话》也说:“读书写字,和中国都是一样的,总是字同音不同就是了。”越南的情况也是如此:“然中夏则说喉声,本国话舌声,字与中华同,而音不同。”(严从简《殊域周咨录》)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如果强求书同文而文同音,那就谁都用不了汉字,汉字早就成为死文字了。

钱钟书、杨绛、钱瑗一家三口在三里河家中
 
出于各种可以理解的原因,经常有人把汉字(汉文)与拉丁文相提并论,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汉字(汉文)不如拉丁文之处,在于拉丁文言文一致,而汉字(汉文)却做不到。也就是说,拉丁文既能书同文,也能文同音,所以汉字(汉文)不如它。
 
其实用于口语的拉丁文,至18世纪初就已经衰落了(弗朗索瓦·瓦克《拉丁文帝国》);而用于书面语的拉丁文,正如美国学者韩南所说,其受众“早已在几百年前就不存在了”(《中国白话小说史》);而汉字(汉文)却依旧存活在现代中国人的语文生活中,也部分存活在现代东亚各国人的语文生活里(日韩的教育体制中都有汉文教育这一块)。
 
其原因之一也正在于,汉字在“文同音”方面虽不及拉丁文,但在“书同文”方面却是远胜之的。比较一下汉字(汉文)与拉丁文的历史,这一点是很容易明白的。汉字(汉文)比拉丁文更长寿,不仅是因为罗马帝国不在了而中国还健在,还是因为汉字这种书能同文而文难同音的特点,包容了中国各地的方言和东亚各国的汉字词汇。这正是语文方面“和而不同”智慧的体现。杨绛曾遐想道:“假如欧洲人同用一种公共文字,各国各用本国的语言读,那么,如有什么新发明,各国都可以同享了!”(《汉文》)可哪怕拉丁文也做不到这一点!世界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汉字。

对于汉字这种书能同文而文难同音的特点,西方学者也有充分的认识和积极的评价。如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曾说:“尽管它们(汉字)是中国特有的,邻近诸国也使用,但各有自己的读法,如全欧洲所有的数目字和星名都一样,但各国仍有不同的读法。它们很适用于外交、告示和书本。这些字,各省用不同的发音去读它们,但他们各自用文字表示时,就都能互相理解。”(《大中国志》)
 
法国诗人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用富于诗意的语言指出了汉字的这种特征:“碑的文体是文言,它不应该被称作语言,因为它在其他语言中找不到回响,而且也不能用于日常交流……它们不屑于被诵读。它们不需要嗓音或音乐。它们看不起那些多变的声调和那些随处丑化它们的各省口音。它们不表达,它们示意,它们存在。”(《古今碑录》)

法国诗人谢阁兰
 
俄罗斯学者李福清则说:“当然,在中世纪中国的文言与其他国家的文言略有不同,如朝鲜读者以朝鲜语音,越南人以越南语音来阅读这些文言作品等等。但这仅止于朗诵,如默读,则无不同。”(《远东古典小说》)
 
他们甚至认为这使汉字(汉文)成为凝聚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世界的重要因素之一:“构成中国的内聚性的又一重要因素是,存在着一种可追溯到数千年前、最古老的商朝的书面语。这种书面语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各地区的中国人,尽管各自操的方言彼此间犹如意大利语之于西班牙语、瑞典语之于德语,颇为不同,但都懂得这种书面语。其原因就在于,它由表示意义或物体的汉字组成。这些汉字的发音,中国不同地区是用不同方式;但是,任何汉字,不管其发音如何,含意却是相同的。这好比有一位意大利人、一位瑞典人和一位英国人,写下数字8,按各自不同的语言发音;此时,8的含意对他们当中的每一位来说,仍然相同。这种共同的书面语是为中国提供统一性和历史连续性的一种重要力量。实际上,它对整个东亚也起了如此的作用,因为中国的文字书写方法已全部或部分地为周围包括日本人、朝鲜人和部分东南亚人在内的大部分民族所采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这与明人陆容的抱怨形成了多大的反差呀!
 
巧妙利用汉字书能同文而文难同音的特点,东亚文人发展起了一种独特的交流方式——笔谈。过去,发音虽然各异,但汉字大都认得,汉文也都擅长,所以东亚文人可以用笔交谈。这是东亚文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其效率相比拉丁文有过之无不及,实无必要套用拉丁文来非难之。
 
对于东亚世界的读书人来说,其实不会汉语(白话)也没有关系,因为他们可以运用汉文(文言),通过“笔谈”的方式来沟通。只要受过汉文化教育,东亚各国的文人,无论是与中国人(如中朝、中琉、中日、中越),还是相互之间(如朝日、朝越、朝琉、日越、日琉、越琉),都可以通过“笔谈”来交流。
 
838年,日僧圆仁(794—864)赴唐求法,刚到唐土时,常“笔言”、“笔言通情”、“笔书通情”(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即用汉文与唐人笔谈。984年,日僧奝然入宋,“奝然善隶书,而不通华言,问其风土,但书以对”(《宋史·外国七·日本国传》)。1003年,日僧寂昭(?—1034)入宋,“寂照(昭)不晓华言,而识文字,缮写甚妙,凡回答,并以笔札”(《宋史·外国七·日本国传》)。1072年,日僧成寻(1011—1081)入宋,“以书通言谈话”,“以笔言问答”,“以文字通言”(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明弘治、正德年间,有日僧左省过吴,往谒祝允明求文不值,与祝氏友人笔谈通情(钱谦益《列朝诗集》引沈润卿《吏隐录》)。
 
1543年9月23日(中历八月二十五日),是公认的欧洲“发现”日本的日子。那天,一艘载有葡萄牙商人的大船来到日本萨南种子岛西村小浦,船员与当地村民语言不通。船客中有一个名叫“五峰”的明朝儒生(即后来成为倭寇巨魁的王直),与认识汉字的西村村主织部丞在沙滩上以杖笔谈,又与精通汉文的僧侣忠首座笔谈,这样,日本人才弄清楚了此船的来龙去脉。“天文癸卯(1543)秋八月二十五丁酉,我西村小浦有一大船,不知自何国来,船客百余人,其形不类,其语不通,见者以为奇怪矣。其中有大明儒生一人名五峰者,今不详其姓字,时西村主宰有织部丞者,颇解文字,偶遇五峰,以丈书于沙土云:‘船中之客,不知何国人也,何其形之异哉?’五峰即书云:‘此是西南蛮之贾胡也。’”(《铁炮记》)这件事情富于象征意义:日本与欧洲的初次接触,靠汉文笔谈才得以沟通。
 
日本与美国的初次交涉也是如此。1854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M. C. Perry,1794—1858)率舰队(日本所谓“黑船”)再次访日,强迫日本结束“闭关锁国”政策,与美国缔约,向美国开放港口。中国人罗森以懂英语而又能与日人笔谈随行,在日美签订第一个协定中起了关键的沟通作用。他的工作方式是这样的:美国人说英语,罗森将其意思用汉文写下来给日人看,日人看完后又笔写汉文作答,罗森再将其意思用英语说给美国人听。同年六月六日,佩里舰队返途经过琉球,与琉球“相议和好章程,务期遵守罔替”,罗森或也起了同样的作用(罗森《日本日记》)。

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
 
后来辜鸿铭会见芥川龙之介,据后者回忆:“先生与仆语,几上置白纸数页,手捉铅笔书汉字如飞,口中操英吉利语不绝。于耳不敏如仆者,诚便利之会话法也。”(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北京日记抄》)高低活兼擅,口笔译双美,可与罗森成双璧也。
 
也许正因为这样,所以日柳燕石(1817—1868)的《送人使米国》,便以为美国人也可用汉文笔谈:“神州仁泽及东偏,使节新通米利坚……纵令蛮奴谙汉字,笔锋应避汝雄篇。”(俞樾编《东瀛诗选》)这是东亚悠久“笔谈”传统的历史惯性吧。又,“神州”是日人自称,“米利坚”就是“美利坚”,当时尚被视为“蛮奴”。
 
朝鲜使臣洪大容粗通汉语,使华滞留北京期间,与中国学者过从甚密,“除偶尔借助译者外,更多的场合是直接用笔谈来交换意见”(金柄夏《韩国经济思想史》)。朝鲜使臣李睟光使华期间,1597年,在北京会晤安南使臣,1611年,又在北京会晤琉球使臣、暹罗使臣,他们之间或用汉文进行笔谈,或借助译语相问答,交流内容广泛,涉及国体、官制、外交、历史、风俗、宗教,以及与朝鲜的距离、气候、风土、面积等内容(李睟光《芝峰集》)。这也是朝鲜半岛的文人,或东亚其他地区的文人,与中国文人交往,或彼此间交往,所常用的方式。比如在越南使臣汗牛充栋的“北使录”里,就多有与朝鲜半岛使臣的笔谈酬唱之作。这是由汉文的性质和地位所决定的。
 
1800年,李鼎元作为册封使出使琉球,想要编撰琉球语词典《球雅》。“因语法司官,择有文理通畅、多知掌故者,常来馆中,以资采访。是日,世孙遣杨文凤来,长史言其文理甚通,能诗善画。与之语,亦不能解,因以笔代舌,逐字询其音义,并访其方言,文凤果能通达字意。”“听其言,源委了然,笔谈翻胜口谈,当推为中山第一学者。”(李鼎元《使琉球记》)又,其《首里向公子循师世德过访》诗亦云:“未嫌款洽方言异,犹幸文书海国同。”(李鼎元《师竹斋集》)明显是口语难通时,或以汉文笔谈解围。
 
琉球亡国前夕,最后一批琉球官生在北京国子监学习,遇到朝鲜来的使臣,也以汉文笔谈交流。徐榦所编《琉球诗录》卷一里,收有林世功的《秋日高丽贡使朴珪寿姜文馨成彝镐过访因成七律二首》,其一有句云“共喜笔谭询土俗”。琉球官生大都能说“官话”,但朝鲜使臣就不一定了,所以还得依靠笔谈沟通。
 
而且,也正因为汉字写法重于念法,所以在东亚文人看起来,用汉文笔谈是高级的,而用汉语口译则是低级的(现在的外语教学,据说以“同传”为最高目标,古人却是看不起的)。所以古代东亚的汉语教材,如朝鲜“官话”课本《老乞大》、《朴通事》,琉球“官话”课本《白姓官话》、《学官话》、《官话问答便语》等,便大都以做买卖、过日子为题材,显然是给平头百姓用的,而与文人学士有点距离。对于罗森在日美间所起的沟通作用,从传统的或当时日人的立场来看,其用汉文笔谈是高级的工作,其用英语口译是低级的工作,所以有日人就替他可惜道:“复遇明笃(日本官士),笔谈曰:‘子乃中国之士,何归鴃舌之门?孟子所谓下乔木而入幽谷者非欤?’”(罗森《日本日记》)
 
而且在实际交流沟通中,因笔谈之士有文化,口译之人为平民,没有多少文化,故笔谈有非口译所能替代者。如明洪武三十年(1397),“安南侵据思明府地百余里,思明守诉于朝,遣行人陈诚、吕让往谕日焜(陈顺宗)还其地。日焜言:‘此地安南故土,今复守之,非有所侵。’议论往返不决。让以译者言不达意,复自为书与日焜。”(严从简《殊域周咨录》)
 
又如明末清初,朱舜水流落安南期间,曾被安南国王抓去“供役”。他与安南君臣打交道,平时有一个黎医官,为朱舜水充当翻译,但涉及艰深的学问时,黎医官也无能为力了,朱舜水就改用“笔谈”来沟通。“因黎医官作通事,言语亦不明辨,大凡问答俱用书写,写毕即将去复王。”(《安南供役纪事》)以上两件事都很像:口译程度不够,要靠笔谈沟通,笔谈又全靠汉字。

朱舜水书法
 
《镜花缘》里有个淑士国,酒保用文言(而非白话)问客人:“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从鲁迅开始,大家都笑他酸(其实鲁迅本意是表扬他“终日高雅”,而批评所谓“雅人”难以效颦的)。多九公吹嘘:“我们天朝乃万邦之首,所有言谈,无人不知。”全世界都会说汉语,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未来则抑或如此)。如果淑士国在东亚,那么对他们来说,比起汉语白话来,反是文言来得容易,而且更显得高级,尤其是写下来的话。所以,对古代东亚人来说,“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比“您老是要一壶酒呢,还是两壶酒?咱们是要一个菜呢,还是两个菜?”其实反而更容易理解。这就是汉文(文言)与汉语(白话)的区别。
 
笔谈的风景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遗风绪响则至今仍袅袅不绝。1862年,日本德川幕府派往中国的贸易船千岁丸,由长崎出发驶抵上海,这是1635年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后,时隔二百二十余年,日本向中国派遣的首艘贸易船。随船访华的幕府官员和藩士们,借助笔谈跟上海市民交流。“盖市肆所至之处言语不通,借笔相语,即刻可通意思,且颇有趣。”“他们从中感受到了自己与中国人同是生活在汉字文化圈中的东方人这种一体感。”(佐藤三郎《1862年幕府贸易船千岁丸的上海之行》)
 
又过了将近一个世纪,1951年苏联作家爱伦堡访华时,对汉字提出过一个疑问:“我感到奇怪,何以中国人不能像越南人那样改用拼音文字,或像日本人那样部分改用拼音文字。他们向我解释说,那样一来广东的居民就不能阅读北京的报纸或杂志了。”他后来观察到的一个有趣现象,也马上就证实了中国人的解释:“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会议上,我好几次看见越南、中国和朝鲜的中年人交换字条——他们不能交谈,但是懂得象形字。”(爱伦堡《人,岁月,生活》)他们其实正在利用传统的笔谈方式,重新活用东亚世界的历史遗产。
 
今天有人把这种笔谈的交流方式称为“畸形文学”、“畸形现象”,理由是这种交流方式有悖今人所谓的“常识”。曾经在东亚文化交流中起过那么大作用的方法,在时过境迁之后却被污之以如此恶名,这说得难听一点,其实是一种“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行为。而究其致误之由,恐怕正是出于对汉字“书同文”本质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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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毅平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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