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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０６．０４｜ Ｎｏ．５１６

沈玉成先生突发急病辞世时，我正在外地开会，未能向沈先生作最后诀别，深以为憾。1998年，《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卷）出版不久，曹道衡先生就送给我一部，并在扉页上题写：“道衡并代玉成奉。九八年六月。”看到这行字，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当时有一种强烈的写作冲动，想藉此表达一个后学者的感念之情。但是，几次提笔，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星移斗转，转眼间，沈玉成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十年了。刘宁博士不辞辛苦，网罗遗文，编纂《沈玉成文存》，既成，她很希望我能写点纪念文字。对我来说，这是义不容辞的重托。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扉页

重读先哲遗著，梳理纷繁思绪，往事又涌上心头。

一

第一次见到沈玉成先生是在1986年的秋天。那时，刚从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毕业，很想回到一直萦绕于怀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领域，于是自己尝试着编纂沈约年谱，想从沈约入手，对六朝文学作综合研究。这个想法得到了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的首肯，他热情地把我引荐给中古文学研究专家曹道衡先生和沈玉成先生。

那时，我在清华大学感到学问上的孤独，每日泡在图书馆里，与布满尘灰的古书相伴。而今终于有机会见到心仪已久的两位先生，其激动的心情不言而喻。两位先生皓发红颜，温文儒雅，非常耐心地听着我的汇报，不时还插上一二句话，给我以勇气。在两位蔼蔼长者的鼓励下，我竟然忘记了自己的浅陋，滔滔不绝，尽可能详细地介绍自己为什么酷爱六朝文学以及今后的研究打算。言毕，就像等待审判似的望着两位先生。我想，他们一定认为我过于天真，过于稚嫩，少不了一番指点和训诫。没想到，沈先生用“空谷足音”这句话一下子就打消了我的顾虑。这对于正在求学路途上苦苦求索的后学者来说，该是多大的鼓励呵！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有幸在两位先生的门下求学问道，他们耳提面命，几乎是手把手地把我一步步引进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领域。

1993年作者与曹道衡先生（中）、沈玉成先生（左）在长春

起初，知道我曾下功夫收集过一些沈约的资料，沈先生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沈约这个题目本应由他来做比较合适，毕竟是本家嘛。后来，在考虑博士论文选题时，沈先生建议我做永明文学研究，初定的题目是“沈约与永明文学”，不过，沈先生建议我题目再集中一点为好，于是定为“永明文学研究”。至于沈约专题，可以作为附录处理。此前曾做过沈约资料编年，有一定的基础，论文写作进展比较顺利。每完成一章初稿，先交给曹先生审阅，曹先生总是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多年收集的资料和心得用铅笔写在我原稿旁，几乎每页都密密麻麻的。我拿回来修改，再交沈先生复审。沈先生积多年编辑经验，敏锐地发现文字表达、篇章结构方面的问题。行文上的不妥，径直修改；遇到较大的结构调整问题，则和我商量，请我斟酌。改定后，我再提交曹先生终审，有时还要再改。就这样，我所写的每一章，都经过两位先生如此严格把关。

我在《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后记中写道：“幸运的是，我游学南北，数从名师。他们从材料的甄别、论点的推敲、行文的斟酌、书写的格式，甚至标点符号的运用等，给予我许多具体的指导，披隙导窍，发蒙解惑，使我避免了许多错误，并初步摸索到了一点治学的门径。这部小书实际凝聚了许多学者的心血，这是我永远也不能忘怀的。”这样说没有任何的套话，而是真情的流露。沈玉成先生实际上是我的另一位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可惜的是，这本小书1996年在三联书店出版时，沈先生刚刚去世不久，不及看到。这是我感到非常遗憾的事情。

1991年，曹道衡、沈玉成先生申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中古文学编年史》，所函盖的范围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当时我刚刚毕业留所，二位先生就把我吸收到课题组中，并作了明确分工：沈先生负责魏晋部分，曹先生负责南北朝部分，而我则协助作资料收集整理工作。为此，沈先生责成我编纂《中古文学文献学》，目标很明确，一是将中古文学的原始资料交待清楚，二是评述历代研究状况。他特别告诫我，不要写成综述性的著作，而是要有自己的见解。而在我，初入学苑，要在许多问题上提出自己的见解谈何容易。在这种情况下，两位先生又是一如既往地扶持着我，确定章节目录，补充修订，甚至连书名也是沈先生替我起的。书稿完成后，沈先生又热情地推荐给金开诚先生，收录在金先生主编的“中国古文献研究丛书”中。

后来，沈先生在给这部小书作鉴定时这样写道：“《中古文学文献学》是带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这样说也许不算溢美，因为作者几乎接触到了在国内（主要是北京）所能见到的中古文学原始资料和研究文献，作出了繁简得当的介绍和评价，而且这种介绍和评价并非孤立的、零敲碎打的，而是在中古文学的研究体系中为这些材料和成果各各安排了恰当的位置，如登高望远，村落田园，历历在目。这项工作，粗看来似乎只要肯下死工夫，统览材料就可以完成，而实际上，如果对这一段文学的全貌未能了然于心，是不可能安排得如此恰当的。我认真读过此书的全稿，完全同意曹道衡同志在序中的话，‘不但对初涉中古文学研究的同志有很大的教益，就是对研究工作多年的同志，也同样能得到不少启发。’另外，还要强调介绍，此书的价值不仅在于为研究者提供了全面的资料线索，更在于对某一类材料和成果作了介绍以后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指出了已有材料和成果的不足与缺失。所以，它的品味要高于过去的目录学、史料学。”这段话是沈玉成先生对我的较高的期许，尽管努力去做，但限于学识，还有很大的距离。这本小书直到1997年才出版，而沈玉成先生已经去世了两年，又不及看到。这是我感到非常遗憾的另一件事情。

《中古文学文献学》书影

而最让我感到遗憾的，还是未完成的《中古文学编年史》。沈先生对这样一个课题充满了信心，他与曹先生也为此作了充分的准备。1984年，两位先生应中华书局之约，编写多卷本《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的先秦至隋代卷。为此，他们对这一时期的作家作了系统的考察。几经春秋，辞典如期完成。与此同时，五十余万字的《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业已脱稿，交付中华书局出版。1987年，两位先生再度合作，完成了十四卷本中国文学史系列中的《南北朝文学史》。以此为基础，《中古文学编年史》的编撰便正式列入议事日程上来。此前，沈先生就如何编定这部著作曾有过较长时间的思考，并以魏晋文学史料作为探索的基地，编纂了《建安文学史料系年》（与傅璇琮合著），发表在1985年出版的《艺文志》第三辑上。该稿篇幅较长，拟分两次刊发，第一篇至建安十三年。可惜，由于这份以书代刊的《艺文志》没有继续编辑，而建安十四年以后的稿件至今下落不明。

尽管如此，沈先生并没有停止探索，陆续发表了《<张华年谱>、<陆平原年谱>中的几个问题》等论文，并初步草定了《中古文学编年史》的框架结构和编纂体例。当我们开始对全部资料进行系统编排考订之际，沈先生突然因病去世。而他负责的魏晋文学系年工作也因此而告中断。由于沈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将有关资料系统整理出来，加之魏晋文学编年研究又有新的进展，曹先生决定将课题压缩在南北朝范围内，并重新作了分工，把我推到工作前沿：前编、后编及正编中的北朝文学部分由曹先生编撰，其余部分由我负责。《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于200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抚今追昔，我们只能向沈玉先的在天之灵表达我们的怀念之情。

二

沈玉成先生的学术生涯虽然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间有二十多年宝贵的时光被迫荒废。直到80年代初期进入文学研究所，已近知命之年的沈先生才得以集中全力研究学问。老天不公，只给了他十几年相对完整的学术研究时间。就是在这有限的时间内，他与曹道衡先生精诚合作，著述不辍，成为当代学苑的一段佳话。

整理校点高步瀛先生《文选李注义疏》是两位先生第一次学术合作的成果。此后，先后完成了《南北朝文学史》、《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中古文学史料丛考》等重要论著，为中古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而赢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南北朝文学史》凡二十七章，依次叙述了南朝宋齐梁陈以及北方十六国文学、北魏北齐北周隋代文学的代表作家及重要作品。从容量上说，1962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南北朝文学只有65页，这部《南北朝文学史》扩充到536页，是前者的近八倍。按照分工，曹道衡先生负责北朝文学部分，从作家生平事迹的考索到作品内容风格的评价，大都是前人和当代研究者极少触及的。沈玉成先生撰写南朝文学，除了过去常常论及的重要作家如谢灵运、颜延之、鲍照、江淹、谢朓、何逊、庾信等外，一些过去所忽略的作家作品在这部书中也专门见之于有关章节中，如王俭、虞炎、虞羲、张融、刘绘、沈炯、周弘正、张正见、姚察等。一些重要章节，两位先生反复探讨，字斟句酌，已难分彼此。因此说，这部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全面详尽地论述了南北朝文学发展的总体面貌以及有关的政治、社会、学术文化的背景，填补了文学史分期研究和大量作家研究的空白。

《南北朝文学史》书影

从体例框架上说，它基本上采用了传统的文学史的写法，以时代先后为纲，以作家作品为目，将二十七章大体划分为两大部分：南朝文学十七章，北朝及隋代文学十章，眉目清晰、严整、有序，是其显而易见的特点，也可以称之曰优点。但是以作家作品为线索又不免有“块块结构”的弱点，为此，这部书加强了概说章节，同时加强了对文风流变的研究。如第二章“晋宋之间的诗文风气的嬗变”，第七章“永明诗风的新变”，第十三章“从永明体到宫体”，第二十七章“南北文风的融合”等，从宏观上描述了南朝文学从元嘉体到永明体、再到宫体以及南北朝文学从隔绝走向融合的发展脉络，再配合大量的作家作品论，形成了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经纬相织的新面貌，使读者在作家作品的介绍之外，看到文学发展的线索，体现了史的特色。

此外，评述每一个作家，在通常的介绍生平事迹和文学活动之外，特意标举文集的存佚、版本的流传等情况，不仅拓宽了文学史家眼光，而且大大提高了文学史的文献和实用价值。还应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每章后面的注释，不论是对作家生平的考证，还是对作品的辨析，或者是关于某一问题的异说的介绍，很见功力。可以使正文简明清晰，同时又可以补充正文叙述的不足，不枝不蔓。至于注解中为新说补充论据、为诸说并存俟考的例子尤其多得不胜枚举。

这部书在具体文学背景的阐释、对南北朝文学观念的辨析以及对作家作品的分析等也有许多精彩之见。就文学发展背景的阐释而言，本书论文学创作在南朝统治者心目中的分量、南朝文人集团的作用、陈代诗歌中赋得体的流行、北朝文人尊儒务实的特点对其文学复古观念的影响、李谔的主张与北齐世家大族观念的关系、隋文帝与隋炀帝的不同文学观基于山东文化和南方文化的不同背景等等，都使这段文学史中一些重要现象得到了深入一层的阐发。就文学观念的辨析而言，本书分析谢朓“圆美流转”说与沈约“三易”说的关系；指出刘勰和萧统在人事和思想上的密切联系促使《文心雕龙》和《文选》在文体分类和基本观念方面的相互呼应；通过分析《文选》所录作品和不录作品的作家，论述其选编的标准；在详考《玉台新咏》编纂时间、目的和背景之后，与《文选》加以比较，指出这两种选集是萧统、萧纲两种不同文学观的体现，从而纠正了从刘肃《大唐新语》到《四库全书总目》的传统看法。这些都是在文学批评方面的重要进展。

再就作家作品的分析而言，本书指出颜延之是最早提出文笔对举的作家，他在性格上近于阮籍而文风却典雅重拙，并分析其原因；江淹与鲍照代表着元嘉体向永明体过渡的诗风；沈约在文坛上的领导作用对永明体的影响；谢朓受曹植、谢灵运、鲍照影响的另一面；孔稚珪《北山移文》的主旨不在讥刺而在游戏嘲谑；吴均大力写作边塞诗是对鲍照的继承；宫体诗形成于萧纲入主东宫之前；绝句名称起源于宋齐之际等。这些论述，不仅使得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转化轨迹显得格外清晰，而且体现了著者并不刻意求新，却处处都能在辩证、求实的分析中自见新意的特色。所以，学术界评论其特点是“在平实中创新”，这是恰如其分的。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书影

编纂《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魏晋南北朝卷）是两位先生创造性的合作研究成果。研究先唐文学，面临的最大的困惑还不是史料的匮乏，而是如何确定研究对象的问题。先唐文学史料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哪些内容应该进入文学史？哪些历史人物可以视为文学家？哪些作品属于文学创作？运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这些作家和作品？诸如此类的问题，似乎约定俗成，不言而喻。但是，如果仔细追究起来，古往今来，其实又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分歧无处不在，迄无定论。

本书的编纂，既要依据现代的文学观念，又要充分考虑先唐文学的历史实际，权衡之后确定了下列几项收录原则，即：（1）有诗作或辞赋等文学作品存世者；（2）有文学批评著作存世者；（3）无作品传世而据传文或史志记其能文而生平可考者；（4）许穆夫人、寺人孟子等传统记载中以之为诗人者。此外，异域之人以汉文从事与文学有关活动者亦予收录。据此，全书收录了一千三百七十多位历史人物。洋洋大观，前所未有。问题是，这样多的历史人物，逐一排比考订，自然繁难异常。特别是春秋以前的某些作品，虽然相传为某人所作，其实有不少是存在疑问的。此外，许多作家生卒年也众说纷纭。依据现在所能掌握的材料又很难形成定论。为此，两位先生沉潜数年，积稿盈尺，逐一考叙每一位文人的字号、籍贯、行迹、主要作品及其存佚情况，为学术界提供了全面系统而又可以信据的丰富资料。其意义还不止于此。近些年来，学术界逐渐对于中国固有的文学观念，特别是先唐文学试作全新的探寻，试图突破20世纪逐渐形成的用舶来观念框定古代文学苑囿的模式。两位先生的论著，具有筚路蓝缕之功。我近年编纂《秦汉文学编年史》经常参考两位先生的这部著作，饮水思源，内心不时涌起对两位先生的由衷敬意。

《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书影

《中古文学史料丛考》是近年中古文学研究的独特成果。这种独特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文体独特：用浅近的文言编写，引文与叙述文字融为一体，没有突兀之感；二是体例独特：没有充斥于市面的那种煌煌大著的框架体系，只是近千则读书杂记，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求其形式的完美，但求言之有物；三是内容的独特：两位先生本着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中古文学史料的疑难问题细致辨析考订，举凡作家生平事迹、作家生卒年、作品的写作年代等无不涉猎，而对于前人成说也析疑辨难，对时人乃至后辈的见解也多所吸收。沈玉成先生起草的序中还特别点出小文《周颙卒年新探》，他说：“刘跃进君据《南齐书》中周颙与何胤的交往和《抄成实论序》考出了周颙卒于永明八年至十一年间，而我们却是在阅读他的博士论文初稿时才了解到这一有力的结论，《南北朝文学史》中已经来不及利用而一仍旧说，致使对四声论兴起的说明不能完全准确。这样的小问题，有的学者会不屑一顾，而对我们来说则始终是耿耿于怀的遗憾。”在“周颙卒年”条又再申其意。拙见确实不是什么重要发现，而曹道衡先生和沈玉成先生却虚怀若谷，再三征引，令人感动。

《春秋左传学史稿》书影

在收集整理这些资料的过程中，沈玉成先生又撰写了若干较长的论文，多集中在魏晋和南朝两段。其中，以魏晋史料勘订、谢灵运、颜延之的综合研究最为精到。除中古时期外，先秦文献也是沈先生广泛涉猎的领域，编有《韩非子译注》（与郭咏志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先秦六子散文选》（与曹道衡、李少雍合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等著作，对《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下过很深的功夫。在诸多先秦典籍上，《左传》是沈先生投注精力最多一部著作。《左传译文》（中华书局1981年版）为配合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而作，而《春秋左传学史稿》（与刘宁合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则从史的角度论述了各个不同时期有关《左传》研究的成就与不足，线索清晰，文字明快，是近年出版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力著。

三

曹道衡先生和沈玉成先生都是著名学者游国恩先生的高足，深受游先生治学风格的影响，注重文字、训诂、音韵、版本、目录、校勘之学，追求“崇尚实学，去绝浮言”的实事求是的朴学境界。与此同时，又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融入较新的学术观念，视野弘通，平正严谨。两位先生最初都从事先秦文学研究，对于明清小说也常有论著发表。学术视野是很开阔的。当然，他们倾注精力最多的还是魏晋南北朝文学。这段文学，非常有限的材料都摆在明处，能作出多少成绩，不仅仅取决于勤奋，更应强调学识。“学”是学力，是基础，意味着不懈的勤奋；而“识”则是天分，是视野，显示着较高的境界。这种境界，用两位先生的话来说，就是“通识”。共同追求学术上的“通识”境界，也是两位先生十余年密切合作的思想基础。这种“通识”，曹道衡先生称之为练内功，而沈玉成先生的说法更形象，他说作学问就像烤鸭，不温不火，不紧不慢，要从不同的侧面下功夫，做到外焦里嫩，才叫完美。我的理解，这与姜亮夫先生教导我们的是一致的。我最近在《文学遗产》和《中国文化研究》上发表了《姜亮夫先生及其楚辞研究》、《从文献学的角度谈建立国学研究的新起点》对此作了初浅的阐释。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不要作电线杆式的专家，而应当有一种通达的治学态度。

这里旧话重提，确实是有感而发。近二三十年以来，我们的学术风气、研究方法、学术队伍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成就自不待言，问题也不可回避。五六十代，言必称马列，庸俗机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到了80年代中后期，几乎人人又都成了西方哲学的行家里手，时时都要把古希腊哲学乃至现代西方学术思潮挂在嘴边，方法论的探讨成为“显学”。不卖弄新名词，不作大块文章，似乎就有被时代抛弃的危险。有许多文章，懂行的不看，不懂行的看不懂。时间没过去几年，水过地皮湿，到底留下多少有价值的东西，确实使人生疑。近年，许多学者对于过去那种坐地日行十万里的空疏学风表示不满，又把精力转到文史考证上来，甚至扬言要回到乾嘉学派那里去。结果呢，矫枉过正，又走向了另一极端。有些研究者常常为一个字、一句话、一条史料，拆来卸去，穿凿附会，已经到了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当然，我们并不一概地反对为考证而考证，倘若确能考出一些问题，也许还有它的价值。就怕那些貌似朴学的考证，明明有些问题限于材料不能得出结论，却偏偏发誓要搞个水落石出。没有材料，就刻意穿凿，别立新说。还有的文章，仅仅根据一两条材料，一头钻进牛角尖里，对于所论的问题非要得出某种斩钉截铁的结论来，非此即彼，必见分晓。不这样，似乎不足以显示其考证的功夫。至于他们所根据的材料是否可信，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是否有意义，似乎从不关心。

毫无疑问，对于传统的成说应当表示疑议，而且学术探索真谛，就是要时时提出新见，否则学术就不可能有发展。但是，这种新见必须建立在充分的学术论证的前提下。就中国文学史研究而言，仅仅占有充分的文献材料还不够，更要在更高的层面看到这个问题。我们既不能拘泥成说，固步自封，又不能孤立地偏信某些材料而忽视对文学史实的全面考察；既不能脱离对某一时期具体作品的细致辨析，又不能脱离对某一时期文化背景的深刻认识。这就需要一种通识，需要一种深厚的学养。我们看《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中的论文，多是从具体问题入手，题目不大，但是所得的结论，却多富有启发意义。通观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既有细微的考证，又有雄厚的文化背景做支撑，探微知著，通观万象，表现出博赡的通识和深厚的学养。而这，正是两位先生潜心追求的较高的学术境界。

君子和而不同。在共同的学术追求过程中，曹道衡先生和沈玉成先生又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学术特色，互为参照，相得益彰。关于曹道衡先生的学术成就，我在《中古文学领域的开拓者》（《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一文中有所蠡测。相比较而言，曹道衡先生的学问，研几抉微，是纯粹的学者，而沈玉成先生秀外惠中，更倾向于文人类型的学者。这两类学者，在我们文学研究所老一辈学者中都不乏其人。其实在整个学术界也大致如此。沈玉成先生在《我所了解的吴小如先生》中写道：“学者和文人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过对古典文学研究者来说，理想的状态还应该是合二而一。”为什么呢？“研究文学的人如果自己不能动手写一点，则极难体会作家的得失甘苦，所以就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处。林庚先生讲诗，吴组缃先生讲小说，所以能精彩纷呈，鞭辟入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诗人、小说家。”

《沈玉成文存》书影

我们读沈先生的《谢灵运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性格》，分析晋宋之际作为逐渐衰微的谢氏子弟谢灵运面对着原本是祖上老兵的刘裕的矛盾心理，细致入微，合情合理。这是我所读到的有关谢灵运论文中最好的一篇。而《自称“宋朝人”的王仲闻先生》，通过几件小事，展现了作为一代文豪王国维后代的落寞、无奈与在学问上孜孜以求的当代文人的形象。作者将这个复杂的人物放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寥寥数笔，就描绘出王仲闻先生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和非同寻常的遭际，感人肺腑，展现了沈先生深厚的人文情怀。这种文人型学者，往往在人物分析、语言运用、文章结构等方面，冥心独造，感发意志。如《怎样读诗经》：“从总体来看，它一出现，就给中国诗歌的发展预示了方向，如同在一个孩子身上看到了体型、性格乃至气质的苗头。”《从文学角度看左传》：“文学和历史是两种范畴。……诗人和小说家遇上考据家，常常会大伤脑筋，类似于秀才碰着兵，有理说不清。用这种标准来衡量《左传》，同样会立刻出现两个问题。”用语诙谐，引人入胜。

沈玉成先生才华横溢，二十出头就发表了好几篇很有深度的学术论文，引人瞩目。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的反“右”斗争，沈先生被打入冷宫，一生的苦难由此而起。这种特殊的身世际遇，使得沈先生对历史人物、对现实生活有着一份与众不同的特殊感悟，书生道义，忧患飘零。他的很多文章论题往往融入很深的历史感慨。《辨<史记·酷吏列传>》中分析张汤善于窥伺上意，玩弄政治权术，特别是在《平准书》中提到的陷人以“腹非”之罪，沈先生胸中那不平之气喷涌而出：“一撇嘴就有罪，这一发明创造为后世开出了多少罪恶之门，流毒所及，可以与‘莫须有’三字并比。司马迁写这件事，似乎漫不经心，轻轻一点，却带给读者以极为沉重的感受。后人所谓举重若轻，也正是指的这种写作技巧。”他研究张华、陆机、谢灵运、颜延之等怀才不遇的历史人物，无不寄遇着深深的沧桑之感。

我们深知，沈玉成先生还有很多研究计划要制定，还有很多学术论著要撰写，还有很多问道后生要指导，但是，所有这一切，都随着他的突然去世而化作天边的游云。岁月不居，人琴已渺。但是我相信，他留给学术界的成果，必将长存于世间，得到后人的赞誉和重视。

2005年元月撰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本文原载刘跃进《走向通融——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经作者授权刊发，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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