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博新见】何娟：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绿色生活方式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绿色生活方式
内容提要：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生活模式已经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及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从生活视角分析和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是他们的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和生态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下绿色生活方式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指导，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需要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观念进行深刻和综合性的变革。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下的绿色生活方式以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为目标，其可以拓展人自我发展的选择，人发展的生态需要，进而有利于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最高目标。
关 键 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绿色生产方式 绿色生活方式 生活逻辑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维度之一，它表明了中国所提倡的生态文明区别于西方的绿色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为中心，希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1]24可见，绿色生活方式成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题中应有之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也规定了绿色生活方式的方向。绿色生活方式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下生活方式变革的结果，是人们生活样态的绿色化，其实质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
一、绿色生活方式的理论基础
生活方式从广义上来说，是人们一切生活的总和，是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生活内容、生活结构、生活态度及日常的生活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生活方式是包含劳动生活在内的生活状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下灰色的生活方式作出了批判性阐释，从广义的内涵角度论述了构建绿色生活方式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始终坚持人的生活与自然环境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坚持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的科学思想，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多是从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入手来揭示人们生活方式存在的问题。马克思认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是与一定阶段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受生态环境制约和社会的价值指引。在其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大量生产的指引下，过度贪欲的物质生活方式是主流。人们过度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追求感官的刺激，工人企图通过物质欲望的满足来寻求自己生活的价值。“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2]160这就造成了生产活动与生活矛盾的现象。“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2]158，马克思运用对比的方式揭示了工人自身与劳动产品之间的差异，突显了生产方式的病态造成了人们生活样态的病态。这种病态的生活方式不仅影响了人们自身的健康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马克思认为，为了使人类能够获得持续健康的发展，就必须放弃过度贪欲的物质生活方式，重新树立起与自然生态平衡相适应的生态生活方式。想要绿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就得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928-929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处于双向互动中，没有一方受到压制。生产生活决定消费生活，绿色的生产方式会促成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的物质变换，就是生产与生活方式的绿色化的结果。恩格斯亲自调查并记录了英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揭示了英国工人住所和工作场地的恶劣状况，工人们不仅仅面临工作上的巨大压力，而且还得面对生活环境中河流污染严重，空气污染严重的状况。“如果说大城市的生活本来就已经对健康不利，那么，工人区的污浊空气造成的危害又该是多么大啊，我们已经看到，一切污染空气的东西都聚集在那里。”[2]410可见，工人阶级的健康在此情况下是不能保证的，他们有着过高的死亡率，有着不断发生的流行病，他们的体质也是越来越差。工人的食物也是影响他们健康的直接来源之一，他们的食物都是不易消化的，小孩从小的饮食就不能保证健康，导致死亡率很高。所以《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记录的不仅仅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还是工人们生活样态的记载。人与自然关系高度紧张，一方面，工人们非常依赖自然环境，另一方面，自然环境对工人们的伤害也很大。工人们的生活方式是被动选择的结果，他们用双手创造了工业文明，却承担了自然对人的报复。恩格斯坚持了阶级分析方法，认为只有破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灰色生活方式的揭露离不开对工人阶级生活异化的批判和工人阶级生活环境恶劣的揭露，对该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对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生态马克思主义着眼于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的异化消费，虚假需要，异化生活，进而批判资本主义造成的人生活样态的扭曲，提出绿色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威廉·莱斯和岩佐茂的观点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关于该问题的代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威廉·莱斯在《满足的限度》中指出“除非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的需要，并对我们的社会与经济行为重新制定方向，使之不再依赖于高消费生活方式，否则就无法解决这一基本矛盾，随之而来的就会是工业化世界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就可利用的资源而展开的日益残酷的竞争。”[4]这里所说的基本矛盾是指物质财富持续增长和积累，而人们却由于错误的引导形成了对物质产品需要的匮乏的可能感到恐惧。莱斯从人们需要的角度，指出了高强度市场架构下的生活方式依赖于无限度提高物质产品的消费水平。人们对物质产品的消费依赖带来的是对自然生态的挤压，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就是生态危机的形成。莱斯在诊断工业化社会之后，提出了替代性架构出现的两个必要条件。第一是创造一个易于生存的社会所需要的制度重组，第二是作为整体来考虑人类以外的自然，也就是说联系人类以外的自然来考虑人的实际需要。人们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对环境造成的冲击是很大的，这就需要我们重新评估我们的物质需要，在易于生存的社会中形成正确的物质需要观，避免虚假消费，进而形成绿色的生活方式。岩佐茂在《环境的思想》中指出：“造成、支持、担负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活方式的是发达的资本主义。”[5]169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大量生产的体制是与资本逻辑最适应的体制。资本逻辑把人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商品化，追逐利润是其本性，资本逻辑根本不会考虑对环境造成的伤害。岩佐茂认为想要形成有益于环境的生活方式，需要提倡生活逻辑。“这里所说的生活逻辑，是指在人的生存或‘更好的生存’中发现价值，在劳动生活与消费生活的各个方面重视人的生活的态度、方法。对人的生存来说好的环境是不可缺少的，因此生活的逻辑也就必不可少地包含环境保全之意。”[5]169-170这里的生活逻辑与资本逻辑是对立的，是为了捍卫生活坚决与资本主义的体制作斗争的逻辑。岩佐茂认为克服由资本的逻辑在生活各个方面造成的异化，对社会主义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不是按照资本的逻辑，而是按照生活的逻辑即生产人必需的使用价值的生产的本来面貌来进行的。社会主义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过程中，突出生态环境的维度，生态社会主义的表述就有其自身的意义。共产主义社会不仅仅具有生态学的观点，而且只有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实现生态学的观点。
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代表人物乌尔里希·布兰德继福斯特的“生态帝国主义”概念之后提出了“帝国式的生活方式”用来形容北半球发达地区的生活方式，并借此批判绿色资本主义的选择性。他认为北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是基于对别的国家资源、空间、劳动力和“污水池”的无限占用，并且通过政治、法律或者暴力的形式来确保实现。20世纪福特主义发展之后，这种生活方式在普遍意义上存在，正是因为这种生活方式，自然的资本主义关系才深深植根于北方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布兰德提出的“帝国式生活方式”概念具有理论和时间诊断的维度，帝国式生活方式内嵌于当下的国家-资本关系中，体现了社会-自然关系的危机影响了日常生活结构的再生产。布兰德认为帝国式生活方式的有效性，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一方面是它可以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下降来解释，一方面它还借助于日常生活的微观结构再生产出来。帝国式的生活方式不仅仅体现了国际性的资源利用关系，还体现了国际性生活方式的再生产。北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成为了南方国家的向往，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所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仅把自己的废弃物倾倒给了发展中国家，而且还将自己的生活方式普遍化。目前的社会自然关系危机，当然也是北方国家的生活方式危机，一直在向全球扩展。从全球的角度来看，环境治理受到帝国式生活方式的内在矛盾所累，并不能取得积极有效的成果，社会生态矛盾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变换影响下日益加剧。因此，想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构建绿色生活方式，一定要克服霸权关系的影响，立足全球，立足人类，有全局观念和系统性思维。
从上述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和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思想中可以得出，绿色生活方式的构建需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视野，需要与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相统一，需要全球的生态智慧，需要系统性的分析方法。局部性的改善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活方式终究会受到资本逻辑的影响。大量生产——大量的消费和大量的丢弃，使得绿色生活方式的提出成为必要。人们作为生产和消费的主人，只有积极主动地克服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再生产，使得绿色生活方式成为自己积极实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结果，才能缓解社会自然关系的紧张，缓解生态危机。
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绿色生活方式
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时代下的人的生存状态是人与自然的单向沟通（人对自然的改造），而进入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人类的生存状态则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自然的主体性日益凸显。与此相应的是，人的生活方式也必须发生改变。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生态文明的建设“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1]50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实践中，必须进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产生活观念的综合性深刻变革。建立绿色的生产方式，培育绿色的消费方式和形成绿色的生活观念是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视阈下绿色生活方式的内在要求。
建立绿色的生产方式，是形成绿色生活方式的必然要求。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想要建立绿色的生活方式，就需要建立绿色的生产方式，“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1]51。通过上述的理论分析可以发现，生态危机的出现及原因都可以从生产方式及其形成的社会制度追溯得到，而生活方式的选择，与生产方式密不可分。所以绿色生活方式的建立与绿色生产方式的建立密不可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要求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绿色生产方式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内在要求。绿色生产方式的内涵在此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与工业文明时代的大量投入——大量生产——大量废弃的线性生产方式相对，绿色生产方式是非线性和循环的生产。这一点从自然的角度强调了绿色生产方式会首先肯定自然的价值，并且尽可能地使原材料在生产过程中循环利用，它的模式是原材料——产品——再生原材料——产品的模式，最大限度的减少资源使用的损耗和对环境的污染。习近平在《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2014年12月9日）中指出，“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可以放开手脚大开发、快发展。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难以承载高消耗、粗放型的发展了。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生态环境越来越珍贵。我们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并从中创造新的增长点。”[6]25这就是说自然资源的承载力和人民群众对优质的生态环境的需要都促使我们建立绿色的生产方式，而这种生产方式以低碳、循环和创新为特点。第二，与追求资本的增殖相对，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中，绿色的生产方式追求的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这一点从人的角度强调了绿色生产方式肯定了人的需要，并且以人的需要为目标。当然这里人的需要突出强调了对美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态产品的需要。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11也就是说绿色的生产方式不仅仅以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创造丰富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为目标，而且还以提供优质的生态产品为目标。绿色生产方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自从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7]以来，绿色生产方式就一直被强调，但是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还是存在粗放型和高能耗高排放的发展方式，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此同时绿色生产方式的建立，还需要相关制度的保证，科技的创新，产业结构的调整等等。此外，重要的是要立足全球视野，谨防帝国式生活方式对建立绿色生产方式的消极影响。帝国式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对物质主义的追求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基础之上的，这就需要警惕他们影响绿色生产方式的建立，影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绿色生产方式有助于推动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正如马克思在论述机器的产生引起生产方式的改变时所说，“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而引起社会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3]343。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会引起生活方式的变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生产端上进行绿色革命，“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1]30，为绿色生活提供更多的绿色产品，推动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
发展绿色的消费方式，是形成绿色生活方式的关键环节。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不仅要从生产的源头着手，也需要从消费方式上寻找途径。在马克思那里，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出发点和归宿，那么相应的，消费就是生活的必不可少的环节，生活方式的改变需要消费方式的改变。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21世纪议程》的第一部分第四章《改变消费形态》中指出了全球环境持续恶化的主要成因是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形态，所以必须要改变不可持续的消费形态。发展绿色的消费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可持续性消费，调整现有的大量消费，高消费和过度提前消费的状态，走向适度节制，避免对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浪费的行为，崇尚保护自然生态。大量生产带来的大量消费和高消费的生活是现代社会的形态，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偏向奢侈型消费，商家通过广告，通过不断促进产品的升级和改变包装来刺激和满足人们虚假的、超前的需求。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结构的升级，帝国式生活方式的影响，也出现了夸耀式和追求奢侈型的消费。在对物质迷恋的社会，在经济主义的指导下，物质的消费会给人们带来愉悦的心情，可以弥补人们在生产中被剥夺的快乐，同时也会促进GDP的提高。但是地球资源无法承担过度的消费，无法承担奢侈的消费，也无法承担消费之后产生的庞大数量的生活垃圾，这就需要改变现有的消费方式，发展绿色的消费方式。绿色的消费方式体现在消费时和消费结束后，消费时需要选择绿色产品，选择节制消费，选择有利于自然的方式消费；消费后尽量可循环利用，降低对环境的污染。第二个方面，注意全球消费形态的失调，在关注到发达地区过度消费对环境带来巨大压力的同时，也要关注到贫穷落后地区的人们还不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富有的阶层进行奢侈型消费的同时，贫穷的阶层还不能满足基本的温饱问题或者食物的健康不能保证。所以发展绿色消费方式，还要注意到消费的失衡问题，保证地区的消费公平和基本需要。布兰德认为“北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是“帝国式的” (imperial)或“奢糜性的”，因为它基于对别国资源、空间、劳动力和“污水池”的无限占用，并以政治、法律和/或暴力的形式来确保实现。”[8]15此外，“北方发达国家盛行的化石燃料支撑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也就是由于其工业、交通和日常生活的大量排放远远超过自然系统的吸纳净化能力，应该为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加和由此引发的气候变化负大部分责任。”[8]16国际间的消费行为的不平衡自然会影响到国内发展绿色消费方式进而影响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这就需要发展绿色消费行为时要抵制帝国式生活方式的影响，这也是目前发展绿色消费行为的主要隐形的障碍。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发展绿色消费方式要结合当今中国具体的国情和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实现消费的可持续性。以绿色消费来引领整个社会的绿色转型，使社会形成绿色生活方式。
培育绿色的生活观念，是形成绿色生活方式的重要保证。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不仅仅需要生产，消费领域的转变，还需要生活观的绿色化。生活观念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引导作用，培育绿色的生活观念，自然会促进人们形成绿色的生活方式。绿色的生活观念的培育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第一，要促成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思想观念的绿化和思维方式的绿化是构建绿色生活方式的题中之义。五大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有助于推动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形成。思维方式是思想观念的具体化，思维方式会直接影响人们的认识和实践。人与自身的交往的过程就会形成自己独有的思维方式，人与自身的交往肯定会影响人与自然的交往，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加强思维方式的绿化。第一，思维方式的系统化。将人-自然置于生活的系统中，思考和判断问题时总是运用系统思维方式。第二，底线思维方式的绿化。让大家关注自己的生态需要，而不是当前的物的需要；考虑自然的物质变换，考虑自然的承载能力，顾及未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第三，问题思维方式的绿化。让大家关注自己的生活环境问题，关注自然环境中的突出问题，并且着力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任由其发展。第四，创新思维方式的绿化。任何创新活动都需要考虑对自然环境的消极影响，克服先污染后治理的思维定式，并且试图通过创新来改变已经恶化的生态环境，改善现有的生态环境。第二，思维绿色化进而会带来绿色的消费观。绿色的消费观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坚持合理消费。对个人而言，根据自己的现实需要来消费，不虚假消费。对社会而言，人们的消费要根据社会的生产水平来定，使生产与消费处于良性的互动中。其次，坚持适度消费。任何企图通过量的增加的消费代替质的体验都是徒劳的。将量和质两者统一起来，人们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活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借助于其它途径。再次，坚持节约消费。自然界的承载力是有限的，将消费排泄物控制在自然生态环境可以承受的范围以降低消耗，减少自然环境自身的负担。最后，坚持协调消费。要协调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要协调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然资源的持续发展。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绿色生活方式理念的宣传教育工作已经展开，比如在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进行系统的环境教育，在大学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加入绿色生活方式的具体措施的展示，让学生争做绿色生活方式的实践者和创新者；在社区教育中，加入节约水电和生活垃圾处理知识的宣传讲座，让人们自觉加入到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队伍中来；在乡村教育中，加强指导农作物耕作知识的宣讲，让农民们知道如何保证土壤的养分，减少农药化学作物的使用。加强秸秆等农作物处理的方法的教育，减少秸秆的焚烧等等。形成绿色生活方式，需要综合城乡，综合区域，综合不同阶段的教育，使得绿色生活方式摆脱利己主义的迷雾，而成为人们美好生活的样态。
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是一个包括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与生活观念的综合性深刻变革。建立绿色的生产方式，发展绿色的消费方式和培育绿色的生活理念三者是相辅相成的，是系统性的变革的不同方面，所以在真正绿色生活方式构建的实践过程中，这三者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统一性的过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非生态生活的表现，并在揭示的过程中对资本主义社会过度追求利润的行为进行了批判。无论是劳动生活、消费生活的异化，还是人们对物的追求和淡漠的生态意识，都是资本逻辑作用的结果。构建绿色生活方式，其本质是超越资本逻辑，追求人与自然以及与人社会矛盾的双向和解，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三、绿色生活方式与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批判性的反思，是人在资本奴役下异化生活状态的一种解救，其本质是追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里的全面发展主要是打破原先单一的追求物质的发展，拓展其它向度的发展。满足人的物质精神需要的发展和生态需要的发展是绿色生活的题中之义。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构建绿色生活方式具有内在的契合，其本质就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进而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
绿色生活方式拓展了人自我需要的选择。人自我需要的选择是受制于社会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们根本无法区分自己的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可以将虚假需要定义为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给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这些需要的满足通常会让人们心理上获得满足，因为这是他们自动选择的结果。比如，消费社会的存在，使得工人在消费中获得自己的满足感，他们会认为购买奢侈品或者购买可以缩小与资本家身份差距的商品，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其实质却并不是自我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社会控制的结果。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虚假需求“这样的需要具有社会的内容和功能，它们取决于个人所无法控制的外力；这些需要的发展和满足是受外力支配的。无论这些需要有多少可能变成个人自己的需要，并由他的生存条件所重复和增强；无论个人怎样与这些需要相一致并感觉到自己从中得到满足，这些需要始终还是它们从一开始就是的那样——要求压制的势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产物”[9]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控制的压倒一切的需求就是浪费的生产和消费。而个人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的选择自然而然地就会遵循社会控制的需求。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过程中，人们的需求不会受到社会的控制，人们逐渐认清自己的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认清自己与自然的关系。在此过程中，在绿色生活理念的指引下，人们会主动选择与自然友好相处，主动选择自己的真实需要，避免浪费生产和消费的情况发生。绿色生活方式，可以让人们在不受资本逻辑控制的条件下，以生活逻辑为指导，选择自己的真实需要，这就拓展了人自我需要的选择。当然，人作为绿色生活方式的实践者，自身主动加入到绿色生活方式的构建中，也丰富了绿色生活方式的实践形式。人的自我需要的选择可以看成是人发展的自由，人们可以逃离虚假需要的控制，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向往的生活。
绿色生活方式拓展了人发展的生态需要。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与自然处于相对分离的状态，这不仅仅表现在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上，还表现在穷苦的工人连生存都无法保证更无暇关注自然上。其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们为了追逐利润，不仅滥用自然资源，违背自然的系统归还的规律；资本家们还乱排废气，乱丢废物，忽视废物循环利用的原理，造成自然资源的极大破坏和浪费。“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10]在大量生产的情况下，必定会引导劳动者大量消费，只有这样才能追求经济增长。所以，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将物质需要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忽视了其它需要。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在绿色生活方式形成的条件下，人们不仅追求物质和精神需要，而且还开始追求优美的生态环境需要，关注生态产品。新鲜的空气，干净的水，无害的食物，宜居的环境等成为人们追求的生活需要。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人们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无论是富人和穷人都应该享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1]绿色生活方式的推行，可以极大的改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极大地改善人们居住的环境。也正是在生活方式的绿色化过程中，人们的生态需要可以日益得到满足。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50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1]50因此，绿色的生活方式的形成，使人们可以告别单一的虚假的物质需要，拓展生活的生态需要。
人的本质的丰富性表现在需要的丰富性上，绿色生活方式拓展了人的需要的维度，让人自觉地选择真实需要，发展自己的生态需要，进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绿色生活方式，其实质还是为了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结语
绿色生活方式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绿色生活方式是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方面，因为这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过程中，将绿色生活方式确立为一种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生态指向性的价值理念是必要的。当然，在目前的实践中，人们的绿色生活样态已经初显，例如购买绿色食品，水资源循环使用，减少塑料袋的使用等等，但快递和外卖的包装造成的垃圾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绿色生活方式理念的真正落实和深入人心还需要很长一段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吸取全球的生态智慧，借鉴他国的实践经验，进而可以让绿色生活方式真正成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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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硕博新见
李雪姣：“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术语学解析 ——兼与布兰德 “批判性政治生态学理论”比较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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