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人本主义心理健康的马克思主义视角
马克思主义既是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一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体系，也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真正社会历史价值的价值学说。公平原则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经典作家们做了大量论述，为我们今天讨论和解决公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与广义存在主义的本质区别
如果希望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排除一些难题，直至排除主体性概念，那么所依靠的不应当是唯物主义反映论、正统“辨证唯物主义”这种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的残余。相反地，在马克思主义里存在一种更加深刻得多的理由去离弃主体并位列与对象与历史。那便是这一观念：我们无可选择，我们彻头彻尾是历史性的，并被毫无保留地抛入世界；无论那些主观的证明会带来什么，排他性地参照内在，在客观上都是一种弃权，是一种规避具体的外部任务的方式；一言以蔽之，我们是介入的。
说一切哲学都是唯心主义的，这或许最符合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哲学往往意味着反思，即同直接的东西管理额，而对哲学的问责正在于此：它是一种特殊的异化情形，一种出逃的手段——一种对存在的拒绝，一种面对革命时的焦虑，一种资产阶级的良心不安。
哲学家意识到自身是虚无和自由，为他的时代给出意识形态表述，将这一历史阶段转译为概念，而在此历史阶段里，人的本质与生存尚是分离的，人不是自身，因为他深陷于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思辨哲学力图把我人与世界的一种永恒本质，这样一种观念本身证明，在哲学家身上，潜在于种种观念之下的，是在生存上拒绝用劳动改变世界，是他面对真正的人性时的焦虑；而真正的人性是通过劳动和实践来塑造的，不可能给它下一个一成不变的定义。
哲学要想获得对世界的彻底把握，唯一的方式是让我们加入历史，而不是静观历史。一如马克思在一部著名文献里所言：“唯有摧毁哲学才能实现哲学，别无他途。”
萨特最初认为，有一种价值—自由—是真正有着一种普世的权威的，对某物献出自身既是对自由献出自身。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萨特尝试用超越性的概念来解释上面这种理论，但是后来他转变为更加直接地声称：作为我们生命的撰写者我们必须“在自由的角度上”参与进世界中。在《什么是文学》中萨特所提供的“参与文学”的理论中，一个生命的撰写者要么可以思考和想象一个跨越种族主义之类的自由限制之外，要么可以直接把这些限制排除在自己的生命之外。但是在后者这种处理方式之下，又出现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局面：能成为撰写者本身就代表了其是自由的。不管这种讨论到底有无意义，萨特还是在其中找到了一些他保持了一生的政治价值：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的价值。
而萨特对于历史和他的政治思想的解读植根于他在《存在与虚无》中对于他人的“注视（Look）”这一概念之中。在通过谋划将我自己变成一个物体来处理之时，他人也将我从我自己异化开来，将我拉出那个客观的位置——在这个客观位置中世界变得有意义、有价值——将我变成任何一个事物来处理。并且，将我变成任何一个事物来处理的这种行为也只能存在于他人的谋划之中，而不可能存在于我让我自己成为的形象之中。
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由于本体论的因素，我们永远建立不了一个共同的认知，而政治语境中的“我们”，也是一个永远动荡不定，受到挑战的概念。
但这种不稳定性确实有着一种结构，也是萨特借由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探索的一个方面。由于社会关系不仅存在于个人之间，还存在于各种机构——甚至是存在了很久并具有极高声望与权力的机构——之中，所以我们想要将自己解救回客观位置的努力并不是在一个平等势力的情况下所实行的。像是波伏娃的著名作品《第二性》中所说，女性似乎被禁锢在一个永久的“物体”的状态之中，并且由于社会习俗大部分由男性视角所界定，她们好像就是“第二种性别”。由此，一个女性想要将自己解救回客观位置的努力一定会受到已经存在的，外部的一种永恒的机构式的“注视”，并将其定义为“女人”的压力，而男性似乎就少了这种压力与注视，男性感到自己更像是一个简单的“人类”，是一个纯粹的客体，而非“男性”。通过在经济与道德上使用类似的思想，萨特也建立了一种政治方面的思想框架—此时道德价值在面对他的价值思想时变得虚无起来。
这种价值观让最终使得萨特得到了一个结论：存在主义本身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思想形态上的表现，而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法被超越的”思想。萨特之所以这样拥抱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认识到人的谋划是在历史的事实境遇下才有意义的。因为，无论是自我实现抑或是哲学——包括存在主义哲学——都不可能是作为一种对于超越时间性的本质之抽象来理解，他们都是一种参与；是一种对过去进行考量，并对未来采取相应措施而使得当下存在意义的一种分析。他们生于历史—政治的境遇之中，并反过来影响他。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都将这一点在他们的哲学体系中明确地表达了出来。
最初，存在主义者们认为他们是活动家们——而这也为最初诸如萨特、梅洛庞蒂等存在主义者等人产生分歧所奠定了基础。后来萨特认为一个关于自我实现的哲学不能仅仅满足于强调个人境遇之中的选择的重要性，而这又使得萨特认为存在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过是一种奇特地使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所进行的社会与历史现实的一种分析。在考虑到稀缺条件下的经济关系这样的，存在主义中自我实现的思想所依附的物质条件时，马克思对于资本的批判带来了一个任何“关于自由的哲学”都无法忽略的一种考量。这种考量为社会参与而服务，直到“每个人都有了一点真正的自由，超越物质生产生活的自由”。马克思主义由此而是不可超越的，他为我们异化的处境提供一种最为清晰易懂的理论，并帮助我们在实际政治生活上超越不自由。
但是萨特和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间又饱含摩擦。萨特认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抛弃了其对于社会现实的辩证分析，转而偏向去接受一种先验论：历史事实不过是一些毫无生机的抽象。萨特通过他的《辨证理性批判》来尝试复原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实践（praxis）”的概念，并使用存在主义中的“谋划”的概念加以对应。通过这里所谈论到的存在主义的自我实现相关的概念，已经僵化的经济决定论中或许可以重新流动起辩证法的源头活水：确实，人是被历史所“塑造”，但是人同样可以反过来“塑造”历史。萨特的这种，强调人类实在是一种活过的经历，“在马克思主义中重新强调人的地位”的尝试并不被当时的主流马克思主义者们所接受。萨特对于福楼拜或是波德莱尔对生活的喜爱，被认为是充斥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萨特和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是如何从历史之中产生出来的：并没有冷冰冰的定理说，经济活动最终会推翻资本主义，有的之时境遇中的人创造历史，以及同时被历史所塑造。辩证唯物主义对于那些真正进行选择的人，那些将他们自己投入到自由的价值之中的人，是一种不可超越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对于我们所作出的政治主张，也必须从这种主张的意识形态的来源所谈起与理解：作为选择的本真的存在。
本真的存在有着政治、历史的维度。所有的选择都在同时被各种不同的叙事主体所阐释，与过去与未来相衔接着，参与进历史。要注意的是，本真的存在之所以是本真的，靠的不是他所采用的叙事主体有多么正确。本真的存在不依靠于外部的各种解释。从这点来说，我们在看海德格尔和萨特，或是其他任何互相之前有所不同的观点之时，都不能像是在读专业、科学文章那样去阅读，而是将他们当作一种对于历史境遇的主观描写来看待，并且阅读时还必须要考虑到作者本身对于历史的参与。所以，他们与其说是代表了一种政治、存在主义的评判标准（justification），不如说是代表了一种政治、存在主义的形式（forms）。
二．马克思主义公平观
马克思主义公平观首先体现在研究公平问题的方法论上。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总是以基本权利、基本自由为人性假定始而论述公平的。马克思主义拒斥这种先验方法论，认为公平问题根源于人类实践,其中最根本的是劳动实践。
人类的劳动实践一开始就表现为双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对各种复杂社会关系的调节，提出了公平问题，公平即是不同的实践主体在社会交往活动中按双方都能接受的规则和标准采取行动和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为此，无论是作为调整社会关系规范和准则的公平，还是人们关于公平的观念，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
从唯物主义、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出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对资产阶级的公平观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他们先是指出了资产阶级公平观产生的历史根据，充分肯定了这一公平观在历史上起到的进步意义。马克思认为，平等和自由的口号本质上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他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商品经济为主导形式，实现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里所无法比拟的公平，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②也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由商品经济条件所导出的现代平等观念，以及对之所进行的政治、法律形式的固定（如《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等），都曾给予过积极的评价。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公平观所实现的历史进步意义又是有限的。在具体分析了甚至是法国最激进的1793年宪法之后，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所说的自由，不过是从“旧制度”束缚下解放的自由；平等不过是废除封建的特权；权利不过是新兴资产阶级对旧特权等级的权利。因而，自由、平等和权利始终是被限制在法律范围内谈论的，所谓平等不过是资产阶级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而“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简括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
在批判资产阶级公平观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公平观。这一公平观被经典地表述为：“消灭阶级”。马克思指出：“不是各阶级的平等——这是谬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相反地是消灭阶级，这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秘密，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目标。”恩格斯也同样指出：“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
马恩把无产阶级的公平、平等要求理解为消灭阶级本身，表达了怎样的一个公平理想？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超出资产阶级通过消灭阶级特权而实现的政治平等以臻于社会、经济各方面平等的理想。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这样写道：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灭之后；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灭的时候；当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时候；当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⑥ 在这里，马克思讲到了对公平权利的“资产阶级框框”的超越。他认为实质上的公平应该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实现。消灭阶级，铲除不公平的根源，正为这一公平理想提供了一个注脚：实质上的、社会的平等只有随着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才能实现，这是全部无产阶级运动的目标所在。
从对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重要的启示：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公平理想绝不是资产阶级狭隘眼界中的政治平等（法律的、形式的平等），而是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的社会平等（社会的、经济的平等）。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性、超越性特点。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灭，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并不意味着社会平等的当下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上的公平仍然只能是形式上的公平，但是，社会主义向这一形式公平所提出的新要求、新使命，仍然标志着它能取得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的巨大进步。由此，我们绝不能失却马克思主义的公平理想，更不能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平仍具有形式性为名，把马克思主义的公平要求归结或降低为《人权宣言》的一个“附录。”⑩否则，就会在理论上掩蔽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性、深刻性，在实践中将无产阶级运动引入歧途。
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十分强调公平理想实现的客观条件。他们把无产阶级的公平要求宣布为“消灭阶级”，认为社会的、政治的不平等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而自行消失。而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它的产生与灭亡都以一定的经济水平为条件。因而，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应该大力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为阶级消灭、公平理想的实现积极创造条件。如若忽视客观物质条件对于阶级消灭、公平理想实现的意义，把将来才能推行的公平观直接置于现实世界，则会陷入空想主义的泥淖。
以上启示中公平理想与公平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为我们审视当代社会的公平问题提供了一个可取的解释型范。
三．人本主义精神分析之于马克思理论的应用
马克思的著述充满了心理学上的概念，一些比较重要的如“人的本质”、“有缺陷的人”、人的“异化”、人的“意识”、人的“激情奋争”、人的“独立”等等。但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不同，后两者的伦理学是建立在一套系统的心理学基础上的，而马克思的著述几乎不涉及心理学的理论。除了区分恒定的驱动力（如饥渴、性欲）和由社会产生的应变驱动力等个别术语外，我们很难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与心理学有关的阐述，甚至在他的追随者的著作中亦不多见。这并非因为马克思对心理学兴趣不足，或缺乏对心理现象进行分析的能力（从马克思恩格斯通信全集中，我们可以读到他们关于无意识动机的具有深刻见解的大量分析，这些分析即便在富有天赋的精神分析学家看来亦属精妙）；
而是因为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动力心理学尚未问世，他无法将此应用于研究人的问题上。马克思于1883年逝世，而弗洛伊德在马克思逝世十多年后才开始发表他的论著。
弗洛伊德创立的心理学分支对马克思的分析而言是一种必要的补充，虽然它亦面临许多不同的修正。精神分析首先是一种动力心理学。它要分析的是各种精神力，那种使得人们发生行为、动作、感情、念想等的动力。
而另一方面，精神分析阵营里对作为弗洛伊德学说支柱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批评呼声也日益增多，导致了一场对精神分析学重要的重新评估，特别是对力比多（libido）理论的重新评估。因为马克思和精神分析学说双双都在向前发展，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结合双方理论的认识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他们应该认识到使用一种动力心理学、批判心理学、社会主导心理学来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应该认识到，马克思的理论是以人为中心的，如果它既不想脱离人类现实，但又不引入心理学的要素，是无法作为理论维持下去的。
许多马克思社会主义者，尤其是一些较小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学者，亦有西方国家的学者，越来越意识到马克思理论需要同关于人的心理学理论结合起来；他们同时亦越来越意识到社会主义必须满足人对建立自我定向和奉献系统的需求，也需要回答人是什么、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何在这类大哉问。这才是伦理道德规范和精神发展的基础，而非那些空泛的话语——诸如“只要为革命（工人国家、历史进步，等等）服务，就是好的”。
作者：Maius Justeaze Lizrich von Einzbern 前哲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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