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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既是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一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体系，也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真正社会历史价值的价值学说。公平原则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经典作家们做了大量论述，为我们今天讨论和解决公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一．马克思主义与广义存在主义的本质区别如果希望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排除一些难题，直至排除主体性概念，那么所依靠的不应当是唯物主义反映论、正统“辨证唯物主义”这种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的残余。相反地，在马克思主义里存在一种更加深刻得多的理由去离弃主体并位列与对象与历史。那便是这一观念：我们无可选择，我们彻头彻尾是历史性的，并被毫无保留地抛入世界；无论那些主观的证明会带来什么，排他性地参照内在，在客观上都是一种弃权，是一种规避具体的外部任务的方式；一言以蔽之，我们是介入的。说一切哲学都是唯心主义的，这或许最符合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哲学往往意味着反思，即同直接的东西管理额，而对哲学的问责正在于此：它是一种特殊的异化情形，一种出逃的手段——一种对存在的拒绝，一种面对革命时的焦虑，一种资产阶级的良心不安。哲学家意识到自身是虚无和自由，为他的时代给出意识形态表述，将这一历史阶段转译为概念，而在此历史阶段里，人的本质与生存尚是分离的，人不是自身，因为他深陷于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思辨哲学力图把我人与世界的一种永恒本质，这样一种观念本身证明，在哲学家身上，潜在于种种观念之下的，是在生存上拒绝用劳动改变世界，是他面对真正的人性时的焦虑；而真正的人性是通过劳动和实践来塑造的，不可能给它下一个一成不变的定义。哲学要想获得对世界的彻底把握，唯一的方式是让我们加入历史，而不是静观历史。一如马克思在一部著名文献里所言：“唯有摧毁哲学才能实现哲学，别无他途。”萨特最初认为，有一种价值—自由—是真正有着一种普世的权威的，对某物献出自身既是对自由献出自身。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萨特尝试用超越性的概念来解释上面这种理论，但是后来他转变为更加直接地声称：作为我们生命的撰写者我们必须“在自由的角度上”参与进世界中。在《什么是文学》中萨特所提供的“参与文学”的理论中，一个生命的撰写者要么可以思考和想象一个跨越种族主义之类的自由限制之外，要么可以直接把这些限制排除在自己的生命之外。但是在后者这种处理方式之下，又出现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局面：能成为撰写者本身就代表了其是自由的。不管这种讨论到底有无意义，萨特还是在其中找到了一些他保持了一生的政治价值：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的价值。而萨特对于历史和他的政治思想的解读植根于他在《存在与虚无》中对于他人的“注视（Look）”这一概念之中。在通过谋划将我自己变成一个物体来处理之时，他人也将我从我自己异化开来，将我拉出那个客观的位置——在这个客观位置中世界变得有意义、有价值——将我变成任何一个事物来处理。并且，将我变成任何一个事物来处理的这种行为也只能存在于他人的谋划之中，而不可能存在于我让我自己成为的形象之中。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由于本体论的因素，我们永远建立不了一个共同的认知，而政治语境中的“我们”，也是一个永远动荡不定，受到挑战的概念。但这种不稳定性确实有着一种结构，也是萨特借由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探索的一个方面。由于社会关系不仅存在于个人之间，还存在于各种机构——甚至是存在了很久并具有极高声望与权力的机构——之中，所以我们想要将自己解救回客观位置的努力并不是在一个平等势力的情况下所实行的。像是波伏娃的著名作品《第二性》中所说，女性似乎被禁锢在一个永久的“物体”的状态之中，并且由于社会习俗大部分由男性视角所界定，她们好像就是“第二种性别”。由此，一个女性想要将自己解救回客观位置的努力一定会受到已经存在的，外部的一种永恒的机构式的“注视”，并将其定义为“女人”的压力，而男性似乎就少了这种压力与注视，男性感到自己更像是一个简单的“人类”，是一个纯粹的客体，而非“男性”。通过在经济与道德上使用类似的思想，萨特也建立了一种政治方面的思想框架—此时道德价值在面对他的价值思想时变得虚无起来。这种价值观让最终使得萨特得到了一个结论：存在主义本身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思想形态上的表现，而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法被超越的”思想。萨特之所以这样拥抱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认识到人的谋划是在历史的事实境遇下才有意义的。因为，无论是自我实现抑或是哲学——包括存在主义哲学——都不可能是作为一种对于超越时间性的本质之抽象来理解，他们都是一种参与；是一种对过去进行考量，并对未来采取相应措施而使得当下存在意义的一种分析。他们生于历史—政治的境遇之中，并反过来影响他。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都将这一点在他们的哲学体系中明确地表达了出来。最初，存在主义者们认为他们是活动家们——而这也为最初诸如萨特、梅洛庞蒂等存在主义者等人产生分歧所奠定了基础。后来萨特认为一个关于自我实现的哲学不能仅仅满足于强调个人境遇之中的选择的重要性，而这又使得萨特认为存在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过是一种奇特地使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所进行的社会与历史现实的一种分析。在考虑到稀缺条件下的经济关系这样的，存在主义中自我实现的思想所依附的物质条件时，马克思对于资本的批判带来了一个任何“关于自由的哲学”都无法忽略的一种考量。这种考量为社会参与而服务，直到“每个人都有了一点真正的自由，超越物质生产生活的自由”。马克思主义由此而是不可超越的，他为我们异化的处境提供一种最为清晰易懂的理论，并帮助我们在实际政治生活上超越不自由。但是萨特和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间又饱含摩擦。萨特认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抛弃了其对于社会现实的辩证分析，转而偏向去接受一种先验论：历史事实不过是一些毫无生机的抽象。萨特通过他的《辨证理性批判》来尝试复原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实践（praxis）”的概念，并使用存在主义中的“谋划”的概念加以对应。通过这里所谈论到的存在主义的自我实现相关的概念，已经僵化的经济决定论中或许可以重新流动起辩证法的源头活水：确实，人是被历史所“塑造”，但是人同样可以反过来“塑造”历史。萨特的这种，强调人类实在是一种活过的经历，“在马克思主义中重新强调人的地位”的尝试并不被当时的主流马克思主义者们所接受。萨特对于福楼拜或是波德莱尔对生活的喜爱，被认为是充斥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萨特和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是如何从历史之中产生出来的：并没有冷冰冰的定理说，经济活动最终会推翻资本主义，有的之时境遇中的人创造历史，以及同时被历史所塑造。辩证唯物主义对于那些真正进行选择的人，那些将他们自己投入到自由的价值之中的人，是一种不可超越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对于我们所作出的政治主张，也必须从这种主张的意识形态的来源所谈起与理解：作为选择的本真的存在。本真的存在有着政治、历史的维度。所有的选择都在同时被各种不同的叙事主体所阐释，与过去与未来相衔接着，参与进历史。要注意的是，本真的存在之所以是本真的，靠的不是他所采用的叙事主体有多么正确。本真的存在不依靠于外部的各种解释。从这点来说，我们在看海德格尔和萨特，或是其他任何互相之前有所不同的观点之时，都不能像是在读专业、科学文章那样去阅读，而是将他们当作一种对于历史境遇的主观描写来看待，并且阅读时还必须要考虑到作者本身对于历史的参与。所以，他们与其说是代表了一种政治、存在主义的评判标准（justification），不如说是代表了一种政治、存在主义的形式（forms）。二．马克思主义公平观马克思主义公平观首先体现在研究公平问题的方法论上。在马克思主义以前，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总是以基本权利、基本自由为人性假定始而论述公平的。马克思主义拒斥这种先验方法论，认为公平问题根源于人类实践,其中最根本的是劳动实践。人类的劳动实践一开始就表现为双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对各种复杂社会关系的调节，提出了公平问题，公平即是不同的实践主体在社会交往活动中按双方都能接受的规则和标准采取行动和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为此，无论是作为调整社会关系规范和准则的公平，还是人们关于公平的观念，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从唯物主义、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出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对资产阶级的公平观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他们先是指出了资产阶级公平观产生的历史根据，充分肯定了这一公平观在历史上起到的进步意义。马克思认为，平等和自由的口号本质上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他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商品经济为主导形式，实现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里所无法比拟的公平，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②也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由商品经济条件所导出的现代平等观念，以及对之所进行的政治、法律形式的固定（如《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等），都曾给予过积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