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政课 | 胡大平《恩格斯：新时代的期待》

1895年8月5日，被朋友们称为“将军”的恩格斯永远地离开了他和马克思两个人共同开创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在离开之前的那些日子里，尽管从不对斗争的艰巨性作过分乐观的估计,但他对这个事业却充满着信心。他曾经说:“理论已经成功地把欧美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团结在统一的战士队伍中，这就是我的已故朋友卡尔•马克思所创立的理论。当这位伟大的思想家逝世的时候，我们党在所有文明国家中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以及所取得的成绩，使他可以瞑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这样的成绩与恩格斯的贡献是分不开的。然而,如果说马克思可以瞑目,那么恩格斯则不会瞑目了。因为,恩格斯的两个遗嘱执行人之伯恩斯坦不仅很快背叛了事业,而且把他打扮成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修正主义者”。此后百余年历史中,恩格斯背负着这样的恶名。这种观点不仅或明或暗地把恩格斯排除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始人之外,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传播和发展过程中的弯路归咎于他。然而，基本的历史事实却是，恩格斯不仅率先从理论上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并和马克思共同创立了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且终生捍卫这一历史观并努力使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的发展保持在正确的方向上。

在这组笔谈中，几位同仁已经就马克思恩格斯一致性的具体问题与相关理论观点展开了积极的对话。我支持他们的立场;并且,我将走得更远一些。因为我将强调，没有恩格斯就没有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把恩格斯开辟的道路堵住，人们也就阻止了自己通向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这是一个重要的论点，我将在其他地方进行详细的论证。在此,只是简要地评论恩格斯工作的特点和意义，从而强调在今天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亦必须回到恩格斯，只有经过恩格斯为我们开辟的大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中才能够获得长足的发展。

马克思曾经强调《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不仅充分地肯定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而且恰当地点明了恩格斯工作的特点和意义。对于恩格斯的这一理论成就，批评他的学者也不否认。不过，他们提岀的问题是这样的:恩格斯在验证、捍卫和宣传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中，特别是马克思逝世以后独立承担这样的工作，他是否包含了与马克思对立的自我理解并由此歪曲了马克思的思想？

在评论这种观点时,首先需要探明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上是否与马克思存在着实质性分歧。众所周知，恩格斯在谈到唯物主义历史观时，总是谦虚地将之归功于马克思，最多强调“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或者“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断定，恩格斯不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共同创始人。一方面，我们必须同样注意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法文版前言等重要文献中对恩格斯的评价，马克思反复强调的“我们的见解”，以及马克思曾邀恩格斯合作写作《资本论》等基本事实。这些事实，都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两个人共同观点的见证。另一方面，退一步讲,即使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观点并不是恩格斯提出来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在恩格斯的独立著作中,无论是《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还是他为马克思若干著作所写的新版序言（如《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等）以及晚年捍卫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书信，他对这一历史观的描述和说明，与马克思不是一样的吗？在推进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发展中，这种共同性难道不正是真正的基础吗？因此，刻意寻找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分歧与差别，或许能够满足我们学术考据的爱好,但由此岀发解释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了它的“原意”，到目前为止仍然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不过,既然差异是个事实，我们不妨就讨论一下这种差异。

众所周知,1845年春天，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个人“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观点”。恩格斯和马克思两个人的理论工作中心都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他们两个人都强调过这一点。因此，即使他们存在着分工的差别,在分析他们之间那些“极为不同”的方面时,前提亦是这个中心的一致。从这一角度看，“验证”、“捍卫”和“宣传”只是理论分工的不同，而不是观点和立场的不同。这种分工，当然与恩格斯的个性与专长有关，也与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直接条件有关，但无论如何,我们并不能从中得到恩格斯反对马克思的结论;相反，由于这种分工所形成的恩格斯的理论贡献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推动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并彻底地批判和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立场,以及它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性质。

关于恩格斯的个性与专长，他自己曾说过，“我决不是博士，而且永远不可能成博士；我只是一个商人和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炮兵”，这个非常谦虚的自我评价在总体上也形象地描绘了他的旨趣和行为特征:没有纯理论的兴趣，致力于实干。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岀：“在劳动发展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这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描述,也是他本人的理解。而恩格斯的工作，恰恰也是与之一致的，正是这一原因，他才能够成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中的“将军”。

作为一名“将军”，他既是正确路线的捍卫者，也是它的执行者。当然,这同样不是源自纯粹的个人兴趣，而是植根于对科学的理解。他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这正是他自己工作的写照。当他坚持从“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推动工人运动的斗争，他的理论重心也便是：捍卫一元论世界观，在斗争中澄清基本立场，通俗地阐明方法论，一步步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结合的通道。

从上述角度，我们便能够清晰地理解恩格斯理论研究所长期关注的问题，例如，在理论上，从运动的角度捍卫世界的物质性;在政治上,他反复强调人的意识（即主观能动性）的真正边界以及澄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等，因为这些问题都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直接联系在一起，它们亦直接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而在这一点上，《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以及“晚年书信”等著作的内在逻辑都是一致的。也因此，虽然他没有直接留下像马克思《资本论》那样的科学地解剖现代社会的著作，而是始终围绕工人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来阐明科学的立场，但其工作的意义恰恰不能低估。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如有人欲改变对理论的理解,首先便需要面对恩格斯——不是曲解他,就是绕开他。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伯恩斯坦首开修正主义先河，既需要把恩格斯作为挡箭牌又对他颇有微词；卢卡奇开辟西方马克思主义道路，亦对他进行责难；而今天的学者，试图为主体辩证法开辟道路时，亦喜欢把他贬为落伍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者。而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贬低历史客观性和规律性的前提上,而这个前提到底是否正确,只要认真阅读《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特别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有关“自然界和社会”那一部分内容,我们都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

在今天，我们面临着比马克思恩格斯开辟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推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形成时更为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我们可以充分地相信，通过各种不同的理论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会获得长足的发展。但更为重要的是，在推动理论进展的过程中，只要我们谈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就不能忘记，这种“哲学”的旨趣要求兑现的并非是理论的债务，而是通过改造其研究的对象而实现自身。因此，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亦始终面临着它的两大历史课题：（1）以新的历史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捍卫马克思主义；（2）以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积极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新的社会历史实践的结合。这两点，都需要恩格斯式的工作。甚至可以断言，撇开恩格斯，我们就不能阻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建过程中向纯理论的倒退，不能保障其唯物主义的前提。因此,无论是“回到马克思”，还是其他什么路径，都不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为前提重新制造一个没有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说，作为一种理论的需要，“回到”的含义是离开了正本清源的工作我们就不能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那么，在今天，我们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出场作为理论使命之际，更应该自觉地遵循恩格斯所开辟的道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是新时代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