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鹏颖 | 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田鹏颖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01期
[摘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和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人类探索21世纪世界治理方案，实现共生、共担、共建、共享的伟大实践智慧，是人类逐渐实现从“虚幻共同体”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跨越的重大战略。“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战略上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实践上为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最高理想创造了现实条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特别是要正确处理自觉坚持与自我发展的关系、民族主体与人类主体的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关键词]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近年来，学术界研究和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的学者和成果日增。有的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外交的全新理念，有的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基础，有的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天下情怀，等等。这些观点都是有意义的和富于启发的。我们深入全面地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不难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和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人类探索21世纪世界治理方案，实现共生、共担、共建、共享的伟大实践智慧，是人类逐渐实现从“虚幻共同体”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跨越的战略。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现代社会体系运转的轴心——资本与劳动[1]——历史发展的产物，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合乎逻辑的延伸和发展。
马克思一生紧紧围绕“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全部理论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归宿点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这一出发点、立足点、归宿点无不彰显马克思关注人类命运的博大情怀和解放全人类的崇高哲学旨趣。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批判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为全人类谋福祉的伟大思想体系。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创新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根于马克思“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的基本理论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民族史向世界史的转变是一个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不争的基本事实。马克思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2]但是，马克思揭开罩在“世界历史”上的神秘面纱，创立世界历史理论的主要目的不是揭示（承认）“世界历史”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就像唯物史观的发现绝不仅仅在于发现（承认）“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3]的简单事实一样，而是在于，在承认这一基本历史事实基础上实现对它的哲学超越。马克思所关注的焦点和理论的创新，既在这一基本历史事实之中、又不在这一基本事实之中，而在于“从抽象到具体”，从而深刻揭示世界历史形成的动力、本质、规律，分析人类解放的可能性及其现实条件，充分论证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现实根据。马克思认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4]。在马克思看来，没有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的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普遍的交往关系以及“人的政治解放”的条件，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所以,《共产党宣言》不仅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而且批判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以及人的“政治解放”时代的到来既是资本开辟的，又是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的物化形态。但是政治解放绝对不是“人的彻底解放”，人的彻底解放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是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联系在一起的。
与以往的哲学不同，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哲学关注已经从以往的“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了“解放何以可能”，而支撑马克思这一哲学转向，解释“解放何以可能”的理论中介恰恰是人的解放与世界历史形成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认为：“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5]接着又说：“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而这始终是在每一个家庭集团或部落集团中现有的骨肉联系、语言联系、较大规模的分工联系以及其他利益的联系的现实基础上。”[6]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7]。从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其一，马克思在理论和理想上追求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这是他一生的终极关怀，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站到了人类理论和道义的制高点上；其二，马克思运用“人体解剖即猴体解剖的钥匙”的思维方法，通过对“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解剖，揭示了人类社会分工与共同体的辩证关系，承认“差别利益”与“共同利益”并存，因而“共同体”是存在的，尽管是“虚幻的共同体”；其三，“虚幻的共同体”的基础不是虚幻的，而是现实的和真实的，即现实的“骨肉联系”、现实的“语言联系”、现实的“利益联系”；其四，“世界性的个人”和世界性的历史的生成是一致的，现实的个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与历史从民族史向世界史的转变过程是统一的。
在这种“新的世界观”框架下，马克思透视了作为“一个自然史的过程”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这一“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发现就是在这“最后一个对抗形式”的人类世界中，“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8]。如果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9]，那么我们自然可以得出三个基本结论。
第一，既然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成为世界性的生产方式（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如此），那么人类的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就应当具有世界性，人类的责任、利益、使命、担当就必然具有世界性，甚至可以说，在世界一体化或世界历史已经形成了的时代背景下，人类（不管什么国家、什么民族、什么肤色）必然具有共同利益、共同责任，这个结论是符合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的。
第二，既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存在即“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那么对世界性现代生活过程的反映——人类对“终极关怀”的价值关切、利益关切，进而命运关切就应当具有世界性。
第三，既然“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理念、一种理论符合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那么如果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当作“感性直观”来理解，而是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那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非常合乎马克思“新的世界观”的伟大实践创造。
2.“人类命运共同体”孕育于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的基本判断
马克思哲学实现了从“世界何以可能”向“解放何以可能”的转向，因而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以人的存在方式变革为基本维度，对社会发展进程（轨迹）及其形态演变进行了深入历史考察发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0]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关注的现实焦点是人的社会关系，划分的逻辑标准是人的存在形态，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人对物的超越。
按照马克思的这一思维理路，当今世界，无论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正处于“第二大社会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之中，人类在这种存在形式里，创造、实现、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民族史向世界史的转变。这种“社会转型”“经济转向”“历史转变”仿佛三个螺旋相互交织，使处于这种存在形式中的人类陷入尖锐的现代性悖论之中。现代化所实现的史无前例的自然人化的过程，既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空前的物质财富，又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粮食紧张、能源危机以及核战争威胁等“全球性问题”；“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既支撑了“现实的个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创造性，强化了人的主体意识、自我意识，形成了自我实现的基本条件，又“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11]，使人类处于一种“物化”的生存状态，然而这却是“人的独立性”存在状态的本来逻辑。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发达工业文明的内在矛盾正在于此：其不合理成分存在于其合理性中。”[12]这种人类无法拒斥的现代性基因渗透了人类生活世界的各个角落，使人类处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双重矛盾的裹挟和挤压之中。
必须指出的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种社会形式（形态），只是“人的自由个性”形式（形态）的准备阶段，在此阶段，人在一定意义上还没有最终脱离动物界，还没有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还没有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在人类历史演进的长河中，这一阶段是人类进入“自由人联合体”的前夜，正在经历“自由人联合体”黎明前的黑暗。世界范围内的霸权与反霸权、恐怖与反恐怖、禁毒与反禁毒、分裂与反分裂等矛盾和斗争尖锐复杂，特别是饥饿、瘟疫、核武器等人类面临的重大威胁，使人类难以摆脱际遇共同、责任共同的“命运”安排。
正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一发展阶段，成了“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13]，中国共产党人以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又为世界人民谋福利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向全世界发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呼唤，以抵御全球共同问题，应对全球共同挑战。
3.“人类命运共同体”趋向于马克思“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最高阶段
马克思认为“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第二阶段必然发展为第三阶段，亦即“人的独立性”为“自由个性”做准备，“人的独立性”必然发展为“人的自由个性”。这是马克思“新的世界观”的归宿点，即通过“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崇高社会理想。马克思通过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轨迹，揭示了从物的依赖性、人的独立性，到自由个性的发展（演进）的逻辑。与之相对应，马克思揭示了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过程中，人类不同性质的共同体的演进历程、特点和规律。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条件、逻辑标准、价值指向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文明、两种价值竞争和博弈的历史时代，人类对自己命运的哲学把握，既是现在和未来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又是对人类命运的底线思维。因此，无论从人类终极关怀的崇高理想，还是从实现这一崇高理想的基本条件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都有着遥远的时间距离，但从人类社会演进的一般规律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趋向于“自由人联合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启示于“自由人联合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待于发展到“自由人联合体”，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马克思认为，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4]。显然，“自由人联合体”既是未来的社会理想，又是改变现实的实践运动。作为未来的社会理想，“自由人联合体”“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15]。作为改变现代世界的实践运动，人类为实现“自由人联合体”而做出的各种努力，譬如消除雇佣劳动、消灭私有制等，启示人类为真正实现共产主义而做好历史准备。习近平指出，要“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16]。就是把人类文明看作了一个整体，并试图通过进一步推进人类文明的普遍交往，促进世界范围内生产方式的大变革，从而创造出巨大生产力，为促成人类迈向共产主义提供历史动力。
从19世纪四五十年代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问世至今，尽管世界上战争、博弈、对峙不断，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却不可遏制，人类对共同命运的期待、渴望、探索的“思想图谱”一直是广袤宇宙中这个“小小寰球”的精神图腾。尽管人类文明诞生之初被时间和空间所分割，不同文明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空间地域，遵循各自的发展轨迹，承担各自的历史命运，但是随着人类进入现代社会，日益加深的全球化和日益紧密的文明交往，开启了21世纪人类文明演进的新纪元。习近平作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判断，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使170年前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共同体”思想在新时代得到了新诠释，最大限度地“压缩”了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这一唯物史观的重大理论与当下世界历史现实的时空距离，实现了唯物史观与现代社会实际的创造性结合。
可以说，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合乎逻辑的运用、延伸和发展，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人类克服现代性桎梏，实现人类自我解放事业的高度理论自觉。
二、人类文明发展样式和轨迹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样式和结果。“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从茹毛饮血到田园农耕，从工业革命到信息社会，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文明轨迹，书写了激荡人心的文明华章。”[17]文明作为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因国家、民族千差万别而多元；文明作为人类创造的产物，因劳动和智慧的结晶而平等；文明作为互鉴和交流的成果，因海纳百川而包容。这是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基本图谱。
必须指出的是，文明虽然多元，但人类走向“共同体”（不管形式如何）的趋势未变，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讲，“共同体”不啻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如果说在前现代社会“有时候与邻近部落的关系实在太良好，最后就结合为一，而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神话、共同的规范和价值”[18]，那么，起源于数百年前的现代社会的“共同体”样式便已经成为常态，尽管是“抽象的”或“虚幻的”。
实际上，马克思从历史经验的事实出发，在创立唯物史观伊始，就关注人类文明的“共同”性，试图揭示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逻辑，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从来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的真正内涵是许多个的“共同”活动。马克思认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19］马克思把“共同活动”“共同利益”提到了社会生产力的高度，认为：“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20］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尽管除原始社会之外，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共同体”却是人的存在方式。前现代社会的自然共同体，“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的“虚幻的共同体”以及未来的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构成了人类文明史上“共同体”演进的几个基本形态（阶段）。
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形式中，资本逻辑在人类历史上起“非常革命的作用”，但“资本逻辑”必将是作茧自缚。人类现代文明的交汇已走到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人类危机呼唤一场新的21世纪的文明复兴：继续推进人的解放，但必须把“物化的人”重新颠倒过来，成为“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实现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必须保障人类的安全，但应该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正如习近平所说：“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1］
概括地说，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相统一，使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破解世界难题的实践智慧。意识永远只能是意识到了的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强加给“民族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进程的主观臆断，而是历史演进的真实逻辑。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自觉与世界历史意义
我们应当站在马克思“新的世界观”的思想理论制高点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世界历史制高点，哲学地审视和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洞悉其时代价值，提高理论自觉。
“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了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马克思曾经说过：“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所支付的工资的平等的共同性。关系的两个方面被提高到想像的普遍性：劳动是为每个人设定的天职，而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22］在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关系）使“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养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一切人身纽带至少都表现为人的关系）；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23］。但“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只不过是错觉”，它形成了“彼此漠不关心”的货币、资本等“抽象共同体”和国家、阶级等“虚幻共同体”。“真正共同体”则是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个人的自由以他人的自由为前提，人自由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意义的“自由”发展，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那时才形成自由人的联合体——真正的共同体，是一个人人自主、平等、相互尊重的和谐社会。然而，正如“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为“人的自由个性”做准备一样，“真正共同体”的实现也是需要条件的，没有必要而充分的准备，是绝对不会自动出现（生成）的。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在思想逻辑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为人类从“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走向“真正的共同体”找到了逻辑和历史中介。对整个人类世界而言，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的现阶段，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造与构建，消除共同体的异化，实现责任共担、成果分享，逐步走向“真正的共同体”。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地“扮演”了人类从“虚幻共同体”向“自由人联合体”过渡的历史纽带角色，为马克思人类崇高理想的实现找到了一个可能感知和触摸的中介。
“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人类解决世界难题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解决现代性所带来的世界（全球）问题的战略举措，它是解决世界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在于，成功地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成功改变了全球发展观念，证明了“单一发展模式与模式可输出理论的简单和偏颇”；成功打破了“现代性唯一”的神话，终结了西方模式主宰世界的线性史观；成功证明了通往现代化并非只有一条道路而是多条道路；成功向世界揭示了“走自己的路”、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才是不变的法则和永恒真理。
“中国方案”固然不是简单延续中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但是它却深深涵养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充分浸润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批判融通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创造性地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谱绘成一幅人类文明发展的广阔画卷，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了中国人民站在道义制高点破解世界难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克服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宿命。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后者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从而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并认为这是国际关系的“铁律”。这种貌似铁律的“陷阱理论”让人感到窒息。2015年，习近平访美时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24］。习近平在《世界邮报》创刊号的专访中指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意在既向世界提出警示，即任何国家、民族、地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因为在世界历史背景下，人类不仅责任共同，而且命运共同；又向世人宣示，中国永远是人类共同命运的维护者、捍卫者、建设者，“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25］。中国越强大，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就越大。
中国的发展既改写了昔日大国霸权扩张的发展逻辑，也改写了大国崛起后称王称霸的历史宿命。中国的强大意味着国际霸权格局必将走向终结，意味着“强而不霸”必将取代“国强必霸”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新逻辑，意味着人类有望迎来一个没有霸权的新时代，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可能取代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着“解放何以可能”的现实条件。如前所述，“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自由人联合体”，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却是人类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绿色通道。
在21世纪，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不但没有过时，反而以更为深刻和隐蔽的方式再现出来，最高准则是资本逻辑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一个世界，必定是头足倒立的世界。尽管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当代世界的绝对贫困已经大大缓解了，以至于我们可以乐观地设想人类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彻底终结贫困，但21世纪的世界两极分化已经骇人听闻，“全球最富有的85人的财富总额，相当于世界上35亿贫困人口所拥有的全部财产”［26］，“从长期看，资本的回报率总是高于经济回报率，这意味着，资本家和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只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大，两极分化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常态”［27］。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已经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人类社会距离“自由人联合体”还相当遥远。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无疑也是向“自由人联合体”方向的接近。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和策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本旨趣在于让世界人民“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物质、精神、制度等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开创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人类新文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正确处理自觉坚持与自我发展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话语”，又是“世界话语”。从19世纪40年代到21世纪，从欧洲到中国，从中国到世界，从马克思到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发展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没有现成的教科书。从“中国话语”转向“世界话语”，从理念转向活动，从思路转向方案，从战略转向战术，从理论转向实践，没有现成的构建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了勃勃生机，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因此，必须坚定中国自信。同时，中国和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需要坚持，又需要发展。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方法论和基本政治前提。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发展中国智慧，完善中国方案，永葆“中国话语”的独特魅力，让“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新理论成为世界话语，让“构建人类命运共体”这一全新实践开创人类文明新纪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正确处理民族主体与人类主体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由“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构成。人类——超越国家、民族、种族身份，体现天下担当；命运——承担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体现命运与共；共同体——超越地域甚至地球村庄，重塑共同、平等身份。因此，在理论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两个必然”的科学结论，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推向前进，为人类解决世界难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以更广阔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最大的诚意、最大的耐心、最大的努力”，与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实现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当今世界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社会文明、社会价值的竞争和博弈，这种竞争与博弈决定着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走向。毛泽东早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28］毛泽东的伟大预言被今天的世界现实证明是正确的。这不仅因为当今世界这两种社会制度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而且这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和博弈也选择、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方式，但资本主义占据、垄断、“掌管”世界话语演化方向和发展态势的格局没有改变。特别是人类社会正处在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变革时代，冷战思维、强权政治、恐怖主义等阴魂不散。因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会一帆风顺，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因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无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差别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幼稚的。
总之，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它既来源于马克思，又超越了马克思，实现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新发展；既来源于正发生变化的世情，又超越了正在变化的世情，实现了对正在变化的世情的理论自觉；既需要人类追求共同价值、承担共同责任、规避共同风险，又需要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伟大斗争，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中注释：
[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9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9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02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6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3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6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8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3页。
[12]〔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6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7页。
[16]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58页。
[18]〔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4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9页。
[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61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6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页。
[24]参见申孟哲：《大国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11月27日。
[25]习近平：《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3月29日。
[26]鄢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1页。
[27]鄢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2页。
[28]《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2页。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
［2］〔法〕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徐仲年、徐基恩译，董果良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3］〔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4］〔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吕增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5］〔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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