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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之路是怎么走出来的(1)

李子旸 李子旸 2024-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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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和德国大众合资生产桑塔纳轿车不久,1985年,中国工程师就发现了一个技术问题:桑塔纳轿车后门的铰链,会在开关门时发出异常噪声。中国工程师把这个问题按程序规定上报,但德国大众方面面迟迟没有反应。

如果你以为这是因为跨国大公司内部的官僚主义和效率比较低,那你就把问题想简单了。德方的迟迟没有反应,是因为合资企业有个“检查和确认”的程序。这个程序规定,对生产过程的人和改变,哪怕是改动一个螺丝钉,也必须经过德方的审查和确认,合资企业的中方,不得擅自改动。

名义上来说,“检查和确认”程序是为了确保产品质量,防止中方随意改动,影响汽车品质。而且,德方也不禁止中方工程师主动提出对产品的技术改进意见,但在实际中,德方的“检查和确认”程序冗长、标准苛刻,完全是对中方工程师耐心的“考验”。事实上,对中方工程师提出的技术改进,德方基本上是在程序的掩盖下置之不理,目的就是让中方工程师耐心耗尽、知难而退,不再在技术上下功夫琢磨,而只是简单地维持“按图生产”。

这就是一种事实上的“技术放逐”措施。桑塔纳轿车后门的铰链问题,德方就是实际上什么也不做,爱咋咋地。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检查和确认”程序就是隔离、图纸控制(详见上一篇文章)以外的第三种主要的外方技术控制手段。此外,还有设备采购控制、技术引起控制等一些其他方法。

消费者对这个铰链的异响越来越不满。事情闹到上海政府。上海政府问询企业,中方管理者告知:我们没有权力单方面做出技术改进。这事必须要等德国大众方面的批准。

最终,此事闹到中央。时任中国总理和一位副总理在一次外交场合向德国总理、外交部长当面商讨此事,德国大众才赶紧着手解决。

真要解决起来,其实很容易。德国大众从巴西调来两名德国工程师,到中国出趟差,就把这个旷日持久的技术问题解决了。

可见,技术问题解决起来不难,大企业的官僚主义也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就在于:合资企业的外方,有一整套策略和办法,阻止合资企业中的中国工程师在技术领域多知、多学、多研究。他们想要的,只是一个生产车间,而绝不希望中方通过合资,通过“市场换技术”,真正学到技术。

事实上,德国大众高层对此直言不讳。大众的一位高管曾经说过:我们只想培育市场,我们可不像培育竞争对手。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工业领域曾经有一场深刻的、但后来很少提及的激烈争论。争论的双方,一方主张效仿苏联模式,建立起苏式的计划经济。另一方则反对这种等级分明的、主要依靠领导指挥生产的“厂长负责制”,而主张发挥广大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的主观积极性。

因为这场争论很激烈,后来还波及政治,所以,中国实际上一直没能建立起苏联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苏联相比,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很“不正规”,好像是游击队和正规军的区别。

但多年以后回头看,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这种“不正规”,让中国避免了苏联在苏东剧变时那种“一夜崩溃”的局面。苏联的体制中,权力、资源过分集中到中央,中央一旦有变,全局就要崩溃。

中国的体制,虽然表面上看是计划经济,但集中度比苏联低很多,各地的自主性、积极性比苏联强很多。这些条件,后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优势,直接促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

不过,虽然整体上“不正规”,但毕竟多年实行计划经济,在我国工业领域,尤其是在那些大型工业城市中,有一批计划经济型的大型骨干企业。

这些企业,不但规模较大、基础较好,政治上更有“话语权,最重要的是,由于计划经济色彩浓厚,这些企业往往是“书记厂长负责制”——少数领导干部说了算。广大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在企业中的地位很被动,只需要他们“服从命令听指挥”,按照计划完成生产任何即可。

如果你以为来自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跨国企业,一定反感、排斥这些计划经济型企业,那你就想错了。正好相反,跨国企业更青睐、偏好这些计划经济型的企业。因为,跨国公司在中国需要的,实际上就是生产车间,而不是完整的有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计划经济型企业,正好符合他们的要求,只需要把“按国家计划完成生产任务”改为“按跨国公司计划完成生产任务”即可。简直是无缝衔接、平滑过渡。


可以想象,在这样一整套控制办法之下,合资企业中的中方工程师,会感到多么压抑和郁闷。作为技术人员,一方面,他们个人希望能学到先进的技术,另一方面,国家派他们这些工程师加入合资企业,目的就是要“市场换技术”。可是,这两方面的目标,但无从实现。他们只是简单“按图生产”。虽然他们个人的收入比较高,但职业前途看不到什么远大的希望。

实际上,有一位中方工程师用“窒息”来形容这种状态。

在这种局面中,一部分或者说一大部分工程师,满足于合资企业相对高的收入,按部就班地完成生产任务,事实上放弃了个人在技术上的成长和进步。有的技术人员,甚至被合资企业分配去市场营销部门,从此彻底告别了技术道路。

但是,也有少数不甘心、不驯服的中国工程师,他们不愿意就这样老老实实地接受合资企业的安排,不愿意就此告别技术的成长和进步之路。他们更不愿意看到中国企业永远只是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他们想要找到能大显身手、大干一番的机会,他们想让自己的人生拥有更宏大的意义。

也就在这个时期,进入21世纪以后的最初几年,各方面的力量,不知不觉中汇合起来,促成了中国创新型企业大发展的历史机遇。

关于这个历史机遇更多的内容。下一篇文章继续说吧。



封凯栋:《潮起:中国创新型企业的诞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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