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存在的家——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与时代精神

楼巍，王俊密涅瓦Minerva 2022-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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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存在的家

——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与时代精神

楼巍（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

王俊（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

楼巍：今天我们来谈谈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人，虽然他最后是在剑桥大学教书，但他与正统的学院生活是比较遥远的，比如：因为维特根斯坦的父亲是钢铁大王，所以他少年时代对机械非常感兴趣，他在自己家中的地下室里制造缝纫机；青年时代，维特根斯坦在一战时是奥地利的炮兵，但很快就被俘虏了，他在被俘虏期间就在监狱中整理《逻辑哲学论》，后来罗素也给这本书写了一个导言。在一战结束后，维特根斯坦认为他的《逻辑哲学论》已经解决了所有的哲学问题，后来又当过修道院的园丁；在身无分文时帮他的姐姐设计房子（这幢房子现在是奥地利维也纳的保加利亚大使馆）赚设计费。后来，维特根斯坦因为听了直觉主义数学家布劳威尔在维也纳的讲座，重新对数学基础的问题产生了兴趣，回到剑桥开展哲学工作。

王俊：翻译过程是一个解读或者诠释的过程，实际上大家是可以看到一些译者在里面的创造性劳动的。刚才楼巍老师简单介绍了一下维特根斯坦，像这样有趣的哲学家其实是很少的，特别是19世纪之后，哲学家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生平的丰富可能性比在此之前的哲学家要贫瘠很多；19世纪以前，哲学家几乎都不是大学教授，但19世纪以后，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是在学院里工作的大学教授。维特根斯坦出生于1889年，同一年出生的还有海德格尔，他们可以说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两位哲学家，他们分别对语言哲学和欧陆哲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们基本上生活于同一个时代，所以实际上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基本上是一样的，他们考虑的都是像真理问题、知识的根据问题、语言问题这些，胡塞尔一开始讨论的也是这些问题。维特根斯坦在前期受到罗素的影响，在这个阶段他是语言哲学式的，基本上没有现象学的想法；但是到了《哲学研究》的时期，他开始有非常现象学化的一些想法，后来胡塞尔有一个美国的学生施皮尔伯格也写过一篇文章《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时刻》，它讲的就是这个。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思想，比如他讲语言的用法以及生活形式的提法等，实际上与现象学有着非常切近的关系，我们虽然找不到他受海德格尔、胡塞尔影响的根据，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直接交流、评论，但是在方法上却有一些殊途同归的特点。这实际上是20世纪人类总体性观念的共同发展，一种所谓的哲学的实践化或者生活化的转向——我们考虑的话题，实际上是在具体实践生活中才发现其意义的。在维特根斯坦与整个现象学运动中其实都有这样一种大的倾向：将意义学说凸显出来，而不是以一种科学的抽象或者形而上学玄想的去构建一个对象。刚才提到维特根斯坦在维也纳设计的房子，它不是像巴洛克之类的繁复风格而是一种极简主义的设计，其他包括音乐方面出现的无调性音乐，这些都是20世纪总体性文化观念里面“反体系”趋向的一种体现，作为一种时代观念的产物，不管在后期维特根斯坦还是现象学这里都是一样的——对西方整个文化传统的怀疑、对新的生活可能性的展望，还有比较重要的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锋，我们应该如何设想一种更好的生活……各种各样的方面糅合在一起，才会有这样一些相近的思想观念。当然，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更多地在语言哲学、分析哲学领域，现象学更多是在欧洲大陆产生影响，但是在最初的基本思想上二者还是有很多可以沟通的地方。

楼巍：现在我主要来谈谈维特根斯坦的“意义”。事实上，在早期的某一批哲学家看来，语言只是一个符号，比如当我们说阿拉伯数字“2”、汉字的“二”、英语的“two”等等，它们对应的意义是一样的；而语言的功能，用一个比较单一的说法，就是“描述一个在世界中可能的情况”，当然这个情况可能发生也有可能不发生，这个句子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真的。“可能的情况”与语言之间存在某种勾连，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投影关系，我们都知道语言和世界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东西之间勾连关系是怎么来的？在早期，有这样一种看法，概言之是通过某种逻辑的运算使二者之间得以形成某种投影关系，我们可以认为这个跨越二者鸿沟的东西是“规则”或“算法”，这样就可以假设在语言和语言所对应的可能情况背后有一套共同的逻辑。所以，一些早期分析哲学家就会认为，在学会了语言之后，我们心灵或者思维中就会有一套逻辑，这套逻辑使得我们可以从命题语句过渡到事态或可能的情况，逻辑就是一种确保这样的投影关系得以可能的东西。早期维特根斯坦也认为，语言和实在背后有这样一种共同的逻辑，只不过这种逻辑是没有办法说出来的，因为在使用语言说的时候已经在使用这套逻辑，语言已经是这套逻辑的产物了。而后期维特根斯坦批评这种看法，因为首先语言的功能并不仅仅在于“描述世界中可能的情况”（像一些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认为的命题一定要能够被经验所检验，无论什么语句都需要满足在逻辑上不自相矛盾的要求），而是我们可以用语言做很多事情，很多有功能的句子，比如“你好”“哎呀妈呀”等，它们并不对应世界的图画，也就是说，在语言的功能方面，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相较于早期进行了极大程度的扩展。由此，语言的意义也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扩展，因为对于早期维特根斯坦来说，语言命题的意义就在于它所描述的可能的事态；但后期就不一样了，他以象棋做比喻，很难说象棋对应什么真实存在的东西，象棋的意义只能在于它的游戏规则，它是一种游戏，正如维特根斯坦后面慢慢发展出“语言游戏”的思想——我们用语言来进行很多游戏活动，意义就在于在游戏中所扮演的角色，独立于语言游戏之外的意义是不存在的，所以维特根斯坦后期有非常口号化的一种说法：词语的意义就在于它的用法。但是，现在有些研究者从一种比较简单的语言游戏出发可能就会认为，词语的意义就在于我们用它来做什么事，其实这也不对——因为词语的意义还在于一点，我们用词语来组建成有意义的命题本身也是它意义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地方。维特根斯坦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可能有些相似的地方在于，他们的哲学都不再局限于封闭的意识内部，以封闭的意识为出发点进行哲学构造。如果我们了解哲学史，这种以封闭的意识为哲学构造的前提的模式其实肇始于笛卡尔，笛卡尔认为意识内部的精神现象是具有最高确定性的、不可怀疑的，然后从这个第一支点出发进行哲学的构造。维特根斯坦恰好反对这一点，举个例子，比如当我们疼痛的时候，笛卡尔可能会认为这种感受是心灵中不可怀疑的确定东西，但维特根斯坦就会认为这里谈不上怀疑，也谈不上知道和不知道，换言之，只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语言去使用“疼痛”这个词的时候，它的用法才在语言游戏中的有判断标准；而内在的意识是没有确定性的，在反身性的去反思自己的感觉时会发现其实是找不到确定性的标准的，在私人内部的“觉得”“保证”这些都不是标准。所以，在这种意义上，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语言的使用观意图消解以意识为确定性基础的构造性的哲学做法，展现一种文化的、实践的哲学做法。

王俊：那我接着意义问题继续谈，当我们把意义问题提出来之后，我们会看到意义实际上是人跟世界打交道、不断循环往复才形成的，并不是一种非常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而且在意义问题里面，语言当然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东西，像海德格尔也说“语言是存在之家”，人是生活在语言、生活在意义世界里面的。我们实际上是不怎么跟实在的物质世界打交道的，物质世界像“物自体”一样在那里，它不直接与我们发生关系；我们是跟意义世界打交道的。意义世界当然有非常复杂的构成机制，现象学讲建构，其实建构的就是这个意义世界。意义并不是一个完全主观的事，意义的构成在整体上有人跟世界打交道这么一个循环往复、慢慢形成的过程，所以胡塞尔说意向性构建，包括他后期讲规范性的构建，它是世代生成的；我们说胡塞尔在讲意识问题，但意识背后其实是意义问题，意向性构建一个具有客观性的对象其实就是我们去赋予一个客观意义。刚才楼巍老师也提到维特根斯坦说“疼痛”的事，维特根斯坦会认为没有所谓的私人语言，因为语言一定是在除自己之外的交往活动中才具有意义，在现象学里这个问题叫“规范性”，就是大家都认可的那个东西，语言也确保了规范性的形成；胡塞尔晚期讲生活世界的时候非常关注规范性的构建，而规范的世界的基础其实就是语言，语言在某种意义上规训我们的心灵、感觉，我们丰富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语言所通约掉了，我们服从于这种规范性。当然，胡塞尔也说这种规范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人的生活方式、外部世界技术手段的变化等等，规范性本身也在缓慢的变化。楼巍老师刚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笛卡尔将心灵变成了一种封闭的东西，然后它具有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后来到了启蒙时代，理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具有理性能力所以可以改变世界，康德也说在理解法庭上面，自然像是一个被告人；而到了20世纪，心灵就不再是那么一个纯粹封闭的东西了，它是打开的，跟世界融在一起——一方面，它构造世界的规范性；另一方面，它也被世界的规范性所构造，这是一个互相决定的、互相影响的、循环往复的事情，海德格尔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这个过程。维特根斯坦和现象学确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其实正如我很喜欢讲的观念史的演进，每个时代有其特别的时代观念，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我们每个人感受生活的方式、存在方式都是被这些大观念所决定的。所有的思想都是在这个时代观念下的演化，所以，可以大而化之地讲，哲学的力量是什么呢？哲学的力量就在于我们要回顾，或者我们要不断地反思时代的大观念。

楼巍：刚才王俊老师说到一点，语言作为一种规范，规范着我们的生活、思维方式，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人所掌握的语言是他判断事物的唯一标准。然而，我们用当下的、活生生地掌握的语言来说跟我们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东西，你就不知道该如何评判他们，我们可以把这个例子推广到极致，其实语言和我们的生活就像一幅油画一样，它们是融合在一起的，把里面的东西单独抽离出来是没有办法进行理解的，而是必须在“生活形式”中才能理解语言；如果处于一个不同的生活形式中，就算能够听得懂话也无法理解它的语言，所以维特根斯坦说过一句很好玩的话：就算一头狮子会说话，你也不能理解它，这句话其实说的就是我们无法想象我们生活形式之外的另一种语言。

王俊：还是讲维特根斯坦，他早期构想一种原子式的精确的语言，而晚期的时候发生了变化，认为语词只有在一定的生活形式中、在使用、在关系中才具有意义。实际上，当我们在进行理解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不会基于先有一个固定的意义，它才具有一个具体的运用，而是我们本来就是在运用里面才理解它的。阿伦特有句话，大意是当我们想要理解一个哲学家时，从他的书里面我们只能理解他是什么，但只有在传记里我们才能明白他是谁，“他是谁”的意思其实就是他作为一个人是生活在历史、生活形式之中的，从他的交往、人生经历和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我们才能知道他是谁。这种“是什么”和“是谁”之间的差别跟刚才楼巍老师说的语言问题是有点关系的，一个真正生动的语言，它是在具体的生活形式、实践、人的历史里面发生、体现的，而不是那些静态的、具象化的、固定的东西，规则也永远是在交流、使用中不断发生偏移、延异，永远没法精确。所以我也在一开始说，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等这些哲学家他们大概生活在同样的一个时代，然后在那个时代中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有一种相近的思想倾向，这是因为他们都面对着共同的思想问题，那就是科学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而且它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成为了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个时候哲学作为一种人文学科应该干什么，应该如何去面对科学、面对这样一种技术化的生存方式，哲学应该对这种意识形态化的科学下的人的生活方式做出何种反思，我觉得反对这种量化、精确、客观化、数学化的科学意识形态对人的生存进行固定的企图应该是每个哲学家都要去考虑的事情——技术只是人可能的生活形式之一，人还有很多丰富的可能，而且我们的可能性是与我们每个人的具体生活、与我们生活的世界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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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英] 维特根斯坦著

楼巍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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