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鹏肖鹏 | 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的现场勘查与历史钩沉

Original 王兆鹏、肖鹏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01-09

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的现场勘查与历史钩沉

文/王兆鹏、肖鹏

摘要：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作于江西赣江边上深山环抱的造口驿。该词先从来时的郁孤台写起，再顺江而下，写到造口所处的深山。从郁孤台下到万安县造口的赣江江段，原有十八个险滩。词中“行人泪”，既是过往行人普遍感受的赣江难行、人生行路难的辛酸泪，也有词人时不我待的伤心泪，更含隆祐太后带着六宫百司逃难而死伤无数的国耻泪。创作现场关联的每一种历史掌故和创作传统，都给文本提供了不同的意义指向，丰富充实着文本的多层意蕴，郁孤台的改名和赴任地点襄阳的历史人事，都影响着词人的写作思路。古典诗词的现场勘查，要注意四个结合：点线面结合，实地勘查与文献考证结合，客观的现场勘查与主观的情感体验结合，文本细读与现代技术结合。

关键词：宋词；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现场勘查

文学作品总是产生于特定的时空并表现特定的时空。我们将产生作品的时空称为创作现场，将作品所表现的时空称为表现现场。创作现场和表现现场有时是同一的，有时是分离的。如欧阳修《醉翁亭记》的创作现场和表现现场都在滁州，是同一的；而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创作现场是邓州，表现现场是岳州，二者是分离的。

无论是创作现场还是表现现场，时间上可分为两个维度，一是过去时态的历史现场，一是现在时态的当下现场。历史现场与当下现场，有的没有太大变化，有的则是沧桑巨变。当下现场，需要到现场进行实地勘查才能了解其真实样貌；历史现场，则需通过文献勾沉来“复原”其旧貌。空间上，现场可分为点线面三个维度：点是平面的空间位置，主要了解其所属行政区划及经纬度；面是立体的地形地貌和人文环境，了解其地形地貌和人文环境的特点及变化；线指交通路线，主要了解某个地点或某个路线的交通状况。传统的文学研究，虽然也考察作品的创作地点，但往往只是作为一种知识、史实来处理，而且只停留在弄清地点所属的行政区划，没有注意创作地的地形地貌、交通状况，更没有进一步追问和探讨特定的地形地貌、交通状况对作者生活、心态的影响及其在创作中的体现。

本文以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词为例，对其创作现场和表现现场进行实地勘查，切实弄清现场的地形地貌，探讨交通路线和交通状况对词人情感心态的影响及其在词作中的表现，钩沉其词作背后隐含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透彻理解文本多重的审美空间和丰富的情思意蕴。

一、写作现场的空间定位

《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词的写作现场，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在赣州郁孤台所作，辛弃疾离赣州北上赴襄阳任职之前，特意登临郁孤台，俯看台下江水滔滔，有感而作《菩萨蛮》，后经造口，把此词题写在造口的墙壁上；另一种理解是，离赣州北上路过造口时所作，并将其题写在墙壁上。

▲郁孤台前的辛弃疾像

《菩萨蛮》是在郁孤台作还是写于造口，似乎是个小问题，但涉及对词作地理空间的定位和对词作意蕴的理解。就像一张照片，要了解它的机位在哪里、是从哪个角度拍摄的，不同的机位、不同的角度，拍摄出的场景是不同的。所以，有必要考查清楚《菩萨蛮》的创作地点。单纯从作品文本和文献记载出发，创作地点有时难以确定，因为作品文本和文献记载的信息有限，我们必须到作品的创作现场去一探究竟。就像侦破刑事案件一样，不到案发现场进行实地考察，就很难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和证据。王夫之《姜斋诗话》曾说，诗歌中的情景，无论大景小景，都是诗人亲历亲见的：“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即极写大景，如：‘阴晴众壑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逾此限。非按舆地图便可云‘平野入青徐’也，抑登楼所得见者耳。隔垣听演杂剧，可闻其歌，不见其舞，更远则但闻鼓声，而可云所演何出乎？”我们要真切地理解诗人的诗心、诗境，就必须亲历其地其境，见其所见，闻其所闻。

辛弃疾《菩萨蛮》词中涉及的现场有两处：一是题中的造口，一是首句的郁孤台。表现现场环境有“清江水”“无数山”“山深”和“鹧鸪”啼。

先说郁孤台的位置。

郁孤台，位于赣州城区的贺兰山顶。从城中看去，贺兰山只是一座低矮的土冈，海拔131米。由于它的周围都是江边平地，唯独这座山冈郁然孤立，故得名郁孤台。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二十有记载：“郁孤台，在丽谯。坤维隆阜，郁然孤起平地数丈，冠冕一郡之形势，而襟带千里之江山。”郁孤台下不远，是章水和贡水的汇合处。登上郁孤台，可以俯看发源于武夷山山脉的贡水从东边流来，发源于南岭山脉的章水从西边流来，两条河流在郁孤台前面的龟角尾汇合成赣江，向北流向鄱阳湖，最后汇入长江。

次说郁孤台的视野。

登上郁孤台，能否看到词中描写的“无数山”和“深山”？我们先查看卫星地图（图1），

▲图1 郁孤台与赣江流域地形图，依据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制图，底图未作修改。

地图显示，赣州地处三江平原，地势非常开阔。站在郁孤台上举目四望，正北面，是赣江的河谷，到造口的直线距离是五十一公里，河道距离是七十公里。西北面最近的山峰，直线距离为十公里。东北面最近的山峰，直线距离为九公里。西面的山峰距离最远，直线距离有三十公里。东南面的山峰，尽管与辛弃疾的眺望视线没有任何关系，但直线距离也有十五公里。东面数公里之外，有一座小小的马祖岩。宋人也把它称为马祖峰，是八境之一。它的相对高度只有128米，也就是一片低矮的小山冈而已。郁孤台与它之间的距离为3 700米，用三角函数计算看山的仰视夹角，α值只有1.98度，站在郁孤台上看去，几乎完全是平视。

郁孤台上西北方向所见，除了章江对岸的低矮山岗，极远处可见依稀青山，却看不到“可怜无数山”的景象。正北方向和东北方向因乔木遮蔽，已经无法远眺。而赣州八境台，位于郁孤台北面820米两江汇合处的龟角尾。原建筑为石楼，北宋嘉祐年间知州孔宗翰建造。重建的八境台视野开阔，前无遮挡，视点高度与郁孤台相当，是郁孤台的替代观察原点。登上八境台，从西北方向遥望，远处青山依稀，是辛弃疾“西北望长安”的原始景象，但不符合“可怜无数山”“山深闻鹧鸪”的场景描述；东北方向望去，但见远山隐隐，看不到“无数山”，更感受不到“山深”；正北方向所见，是赣江北去情景，沿江而下七十公里处即是造口；正东方向，也看不到“无数山”的景象。

总之，站在郁孤台和八境台上放眼眺望，视野都非常开阔。尽管西北和东北方向的极远处依稀可见青山，但四周水天空阔，毫无山峦遮挡。用元人萨都剌《念奴娇》的词句来形容，是“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吟咏、回味辛弃疾的词句，站在郁孤台上，即使可以想象远处的“无数山”，但无论如何，是不可能闻听到深山鹧鸪声的。也就是说，“山深闻鹧鸪”，与郁孤台周围的环境不符合，此词不可能是在郁孤台上所作。

郁孤台附近没有深山，无法听到山中传来的鹧鸪声，会不会是词人的虚拟想象之辞？不会！因为，全词句句是写实，结拍不可能虚构出深山的环境和鹧鸪的叫声来。赵翼《瓯北诗话》说：“凡诗必须切定题位，方为合作。”词作亦然。如果没有深山、没有鹧鸪，辛弃疾杜撰“山深闻鹧鸪”，那就不“切题定位”，算不上是合乎法度的理想之作。

此词的写作现场，应该是在深山里。而题目中的造口，是在深山吗？能听到鹧鸪的啼叫吗？

且看造口的位置。辛弃疾词题中的造口，在赣州北面的赣江边上，与郁孤台的直线距离五十一公里，宋代属吉州，今属吉安市万安县。据《万安县志》记载，造口在万安县西南六十里。查阅古代地方志中的地图和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那里原来有一条不长的河流，叫造口河，有的方志称为皂口江、皂口溪，河水自西向东流入赣江。它流经的地方，有上造、下造。上造村保留至今，下造村现改名为夏造镇。流入赣江的河口附近，就是造口所在地。造口，又名皂口。宋元明清各代的造口，地理位置都在赣江边。但史书记载名称稍有不同，有的说是镇，有的说是村，有的说是驿，也有的说是渡。据清代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考证，元代在赣州至吉安沿赣江的附近设置有攸镇站、造口站、水西站等，明代洪武年间改为驿，设水西驿、攸镇驿、皂口驿等，并设置递运所、巡检司。而宋代的造口，曾经是有兵驻守的砦，有渡口，还有驿站，是赣江水路和赣州陆路的转接点。

造口驿站，有杨万里的诗为证。淳熙七年（1180）正月，杨万里从家乡吉州赴广州任提举广东常平，乘船沿赣江逆流而上，过太和、万安、赣州、南康，越过大庾岭，取道南雄、韶州、英州，最后抵达广州。途经造口时写有四首诗纪游，其中《宿皂口驿》《晚过皂口岭》二诗写道：

倦投破驿歇征骖，喜见山光正蔚蓝。不奈东风无捡束，乱吹花片点春衫。

夜渡惊滩有底忙？晓攀绝磴更禁当。周遭碧嶂无人迹，围入青天小册方。半世功名一鸡肋，平生道路几羊肠？何时上到梅花岭，北望螺峰半点苍。

杨万里过造口，在辛弃疾离赣州后四年，可谓前脚跟后脚。杨万里所称地名为皂口，可见当时已经是造口、皂口混用。杨万里前诗说，皂口驿，条件非常差，屋舍破旧不堪。后诗表明：这里有一处渡口，由水路转陆路，“夜渡”赣江“惊滩”，天明后走陆路，翻越造口山岭，前往赣州；山岭的驿道很陡峭，需要攀登陡峭的石阶“绝蹬”；驿道弯曲如九羊肠。明代邓云霄也有《皂口问渡》和《乌兜夜雨》诗说：“高滩问渡处，何异斗边槎。”“问津才皂口，旅宿又乌兜。落叶迷官路，流云锁驿楼。”郭谏臣《午过皂口驿》也有“肩舆度危岭，雨歇众峰青”云云，可见明代延续宋代设置，造口既是津渡，也是水路陆路转接的驿站。

我们用Google 地球实测，造口岭山道最高处海拔210米，赣江江面海拔89米，水淹约30米，故宋代当年造口岭的相对高度为210-89+30=151米（参图2）。而Google 卫星图显示的造口岭上的道路（应是当年的古驿道）确如九回羊肠，蜿蜒曲折（参图3）。

▲图2 宋代万安造口驿渡推测位置卫星图，依据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制图，底图未作修改。造口村所在山岭，应是杨万里所说“造口岭”。

▲图3 造口岭和造口古驿道，依据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制图，底图未作修改。

再看造口的空间环境。造口，在深山之中。从杨万里诗的描述来看，造口山高地狭，抬头仰望，只能见很小的一片天。上引杨万里《晚过皂口岭》说造口“周遭碧嶂无人迹，围入青天小册方”，很生动地告诉我们，造口周围都是莽莽苍苍的山峰岩嶂，跟范仲淹《渔家傲》词所说的“千嶂里”差不多。所谓“册方”，是形容一小片地方，杨万里《西斋睡起》的“开门山色都争入，只放青苍一册方”，也说到睡起开门，但见远处一片苍青山色扑面而来。站在皂口驿仰望蓝天，只能看到一片小小的青天，四周都被山峰挡住，据此可以想象造口深山之深。

查看卫星地貌图（图4—5），更能清楚看到造口前后左右都是高山，而且近在咫尺，相连的赣江，四周也都是险峻的高山。

▲图4 造口附近地形地貌卫星图，依据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制图，底图未作修改。

▲图5 造口附近地形地貌卫星图，依据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制图，底图未作修改。

我们实地考察的结果，造口也是在深山里。2020年8月26日，我们专程去郁孤台和造口实地考察，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吴中胜教授、井冈山大学文学院龚奎林教授和万安县副县长李桂平陪同并作向导。李副县长1985年起在造口一带工作多年，又是乡土作家，对本地人文地理和历史掌故相当熟悉。他特地安排一只游船，从万安水库（又名万安湖）大坝出发，从水上去造口村考察。船行水上，可见水库四周的青山多被淹至半山腰，已经看不到山高、山深的景象。但可以想象，如果是在水库建成之前乘小船行走在现在水面30米以下的赣江，江面狭窄，仰看两岸青山，应该是很高峻的。

船行一小时左右，来到造口村。李副县长告诉我们，20世纪90年代修建的万安水库，已将造口村大部分淹没，只有几户人家还住水边。原古渡口和驿站遗址也淹没在水下数十米。由于水面宽阔，现在的造口村，已难见到辛弃疾当时所亲历的山深之景。但造口四周是绵延起伏的山峦，如果穿越回到未建万安水库的30年前或更远的年代，完全可以想象和感受造口村深处群山之中的情景。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皂口雨泊》诗可为佐证：“急雨孤篷湿，高峰四面同。茫茫送滩水，飒飒会江风。山鬼幽篁里，枫人苦雾中。”造口附近被高耸的山峰所包围，不能放眼远眺。他所描写的现场景象，与辛弃疾笔下的深山相同，也与今天造口的地貌特点吻合。

总之，从历史记载、卫星图像和实地现场感受来看，往昔的造口是在深山环抱之中。

接着的问题是，造口此地能听到鹧鸪啼叫吗？李桂平副县长说，当年他在造口时经常可以听到鹧鸪叫。我们还可以举清初诗人的描写作为现场耳闻目击的旁证。清代诗人施闰章《从制府江行》诗写道：“棹入双江路，云迷皂口西。昨宵愁不寐，恰有鹧鸪啼。”造口附近的深山里，到处听得见鹧鸪啼鸣。清任又班夜泊十八滩时，见“夹岸阴岩暗薜萝，鹧鸪拍拍拂船过”，可以想见造口一带鹧鸪甚多，有时随船飞逐。

还有一疑问：依据我们的日常经验，鹧鸪往往是春天啼鸣，而辛弃疾此词是秋天所作，秋天的鹧鸪也啼鸣吗？答案是肯定的，这有唐宋元明人的诗歌为证。唐李群玉《九子坡闻鹧鸪》的“落照苍茫秋草明，鹧鸪啼处远人行”，即明说秋日听见鹧鸪啼。北宋李彭《重游草堂》诗写道：“今年森木挂秋暑，鹧鸪钩辀向我啼。”也是写秋暑时鹧鸪“向我啼”。宋末元初艾性夫《古驿》说：“旧时邻曲各东西，野蔓荒藤压树低。过尽路牌无客影，一冈秋雨鹧鸪啼。”元人刘敬《赋得潇湘曲送复上人之湖南》有“鹧鸪啼雨苍梧秋，渺渺吴云天尽头”之句，明人史杰《竹石图》也写到秋天在潇湘听到鹧鸪啼：“记得推篷湘水曲，满林秋色鹧鸪啼。”毛绍龄《闻鹧鸪》同样写有“倦客未归秋又尽，鹧鸪啼破隔江烟”的情景。

如果说，上面这些诗句，只是表明秋天可闻鹧鸪啼鸣，但不能据此推论造口的秋天也可以听到鹧鸪啼鸣，那么，明代诗人乌斯道的《过十八滩》，描写的正是赣江两岸的秋景：“鹧鸪又复啼秋雨，便合重题蜀道难。”可见造口一带秋天确实是可以听到鹧鸪啼鸣的。清彭孙贻《储潭》诗也同样写到秋天在造口听鹧鸪的啼唱：“离家三月到虔南，又见吴霜落晓簪。听尽鹧鸪行不得，伤心秋色满储潭。”虔南，即赣州；储潭，在赣州城北二十里的赣江中。

造口与深山、鹧鸪，是同一现场的景象。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词的创作现场，就是在造口驿。也就是说，词是在造口驿创作，并题写在驿壁上。词一路写来，先从来时的郁孤台写起，再顺江而下，写到造口所处的深山。

二、“清江水”的变化与“复原”

“中间多少行人泪”的“多少”，意为许多，既是说过往行人多，也是说行人眼泪多。“清江”，即赣江。赣江上往来的行人多，容易理解；为什么说赣江上的行人都会泪多？换个问法，“行人”经过赣江“中间”，为什么都会流泪？这就需要了解赣江赣州段的地貌特点和交通状况。江山道路，古今多有变化。我们既要了解现在的山川道路，也要了解历史上的交通状况，体悟古代诗人词家创作时的“现场感”。

从赣州郁孤台下到万安县造口的赣江江段，原来有十八个险滩。文天祥《过零丁洋》诗中“惶恐滩头说惶恐”的惶恐滩，就是十八滩之一。在实地考察中，我们乘船从万安水库大坝到造口，由于水面宽阔，已经感受不到行船、行路的艰难。但李桂平副县长告诉我们，我们的船，其实就是行进在十八滩之上，如今的十八滩，已淹没在30米深的水下。我们忽然领悟，“中间多少行人泪”，一定跟十八滩有关。假如我们现在是乘着木船行进在修建万安水库之前的十八滩上，就能真切感受到行船行路的艰难。

历史现场已经改变，那让我们通过文献的梳理，回归到当年的十八滩现场，看看1990年代修建水库以前唐宋元明清文人诗客笔下的赣江十八滩，是怎样的情形。

十八滩，起于赣州城区郁孤台下章、贡二水合流之后的赣江，止于万安县境内。十八滩的名称，古籍记载不一，明人唐文凤写有《考满舟经十八滩因分各滩名赋诗》组诗，一滩一诗，诗中所题十八滩名称为：鳖滩、古镜滩、天柱滩、小湖滩、狗迹滩、石人滩、貉獭滩、铜盘滩、清洲滩、梁滩、昆仑滩、晓滩、铁索潍、小蓼滩、大蓼滩、锦津滩、漂神滩、惶恐滩。林则徐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赴广东，途经赣州十八滩。他在日记中详细考证了十八滩的来历与名称，记载了舟行十八滩的行程和日期。他引《万安县志》说，赣州“一百里至万安，其间滩有十八，旧皆属虔州，宋熙宁中割地立县，自赣城下二十里曰储，曰鳖，曰横弦，曰天柱，曰小湖，曰铜盆，曰阴，曰阳，曰会神，以上九滩，属赣；自青洲以下至梁口，乃万安县地，其滩曰金，曰昆仑，曰晓，曰武朔，曰小蓼，曰大蓼，曰绵，曰漂神，曰黄公。滩水湍急，惟黄公为甚”。“赵清献守虔州，尝疏凿十八滩，以杀水势，盖十八滩为尤险。”“今之滩名，与志载多有参差。”

十八滩全程，古人号称有三百里，实际空间距离只有七十多公里。宋庄季裕《鸡肋编》说：“贡水在东、章水在西，夹城北流一里许，合流为赣江。江中巨石森耸如笋，水湍激，历十八滩，凡三百里，始入吉州万安县界为安流。”最早书写十八滩的孟浩然《下赣石》诗写道：“赣石三百里，沿洄千嶂间。”后人说十八滩延绵三百里，或是源于孟浩然的感受。

十八滩，遇春夏涨水，顺流而下（由南至北，赣州到吉州方向），船行飞快，一日可达。南宋徐鹿卿有诗说：“闻道春江潋滟时，滩平如掌棹如飞。”“北来快顺一篙驶，南去间关百丈牵。”“储潭初发未朝餐，一日经行十八滩。”如果是逆水而上（自北至南，由吉州到赣州方向），则船行缓慢，有时一天才过一滩，有时半日过一滩：“半日过一滩，一滩数惊喘。况有十八滩，滩滩皆惊险。”有时半日可过五滩：“半日过五滩，滩滩各殊状。”林则徐两天走完十八滩，他正月十三日庚戌（2月26日）从万安县惶恐滩出发，行舟五十里，过五滩，到皂口司；当日过九滩，行程一百一十里。次日，舟行一百一十五里，到赣州。

十八滩，因怪石林立，江水迂回曲折，形成众多漩涡，故行船艰难而惊险。前人诗中描述最多的，是乱石丛生，浪高涛急，时有船毁人亡的恐惧。明张天赋《歇皂口驿》诗说：“十八滩头乱石多，舟穿石罅似抛梳。”船在石缝中穿行，怪石槎牙如列戟像是在梳中穿梭。罗亨信《癸巳谪交趾过十八滩》就写到怪石形成的漩涡急流：“湍流迅急似倾盘。”在这种急流漩涡中行船，艰险可知。故李之世《即事》诗说：“十八滩头滩浪高，雨声滴滴水嘈嘈。万丈巉崖挽不上，漩涡一拄没长篙。舟人相顾戒舟楫，小港洄波冲舟入。”稍有不慎，船身触到岩石，就会船毁人亡。清初彭孙贻诗说：“飞湍直下三百尺，十八滩溜殷其雷。怪石如鬼出水底，矗者虎牙伏者虺。轻舟一叶触即粉，江鱼鼓腹不我哀”。晚清金武祥《十八滩》也感叹：“章贡此合流，一束惊奔湍。大石踞江面，似欲相遮拦。小石砺锋刃，波底排巑岏。深潭讶莫测，下有蛟龙蟠。捩舵石罅中，手刺群篙攒。迟速倘失势，倏忽性命拌。”

乘船者既倍感艰险，纤夫也十分辛苦。清施闰章《百丈行》诗说：“十八滩头石齿齿，百丈青绳可怜子。赤脚短衣半在腰，饭颗寒吞掬江水。北来铁骑尽乘船，滩峻船从石窟穿……沿江沙石多崩峭，引臂如猿争叫啸。秋冬水涩春涨湍，渚穴蛟龙岸虎豹。伐鼓鸣铙画舰飞，阳侯起立江娥笑。不辞辛苦为君行，梃促鞭驱半死生。君看死者仆江侧，火伴何人敢哭声！”

凡是乘船经过十八滩的行人，都会切身感受到船行的艰难，进而体悟整个人生的行路难。南宋徐鹿卿《之官过赣滩》其二就说：“滩声嘈杂怒轰雷，顽石参差拨不开。行客尽言滩路险，谁教君向险中来。”明梁维栋《过十八滩》也说：“陆路崎岖不易行，波流湍激倍心惊。世途倾险都如此，那得停桡舟不横。”金武祥过十八滩时，闻“滩师偶绝叫，心胆犹为寒”，同样“叹息行路难”。赣江十八滩的艰难险阻，足以让“行人”步步惊心而落泪。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中间多少行人泪”了。

而“中间多少行人泪”，既是书写过江“行人”的普遍感受，也包含词人自我的独特感受。辛弃疾从北方济南投奔南宋，本是“江南游子”。如今宦游，从京城临安来到赣州，又由赣州北上去襄阳，四处奔波，居无定所。数年前在建康登赏心亭，想起“江南游子”的飘泊，请缨无路，壮怀难以实现，不免英雄泪满襟，发出“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的浩叹。如今壮怀理想，依旧遥遥无期，而岁月流逝，又作“行人”更远行，时不我待的焦虑更会催落人生行路难的伤心泪。

除了“行人”“游子”的现实身份，辛弃疾还有一重“归正人”的历史身份。当时从北方金人占领区投诚归顺回到南宋的人，被称为归正人。南宋前期，有些归正人从北方带些情报回到南宋，领取一些奖赏之后，又重返北方，首鼠两端，导致南宋朝野对归正人不很信任。尽管辛弃疾有坚定的爱国之心、远大的恢复之志，但受归正人的身份拖累，不大受朝廷信任，屡遭猜疑，本来就深感人生行路难。而且他从临安到赣州，或先沿运河北上至扬州，转入长江西行，经鄱阳湖入赣江，或由浙江过衢州，陆行入江西玉山，越铅山，经抚州、吉州入赣江，都要经过十八滩，亲历了十八滩的艰险，对人生行路难的体验会更加深刻。他在《鹧鸪天·送人》词中曾感叹：“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在辛弃疾心中，江头风波再险恶，也比不上人间的行路难。念及过往行人的伤心泪、拉船纤夫的辛酸泪，联想起自身归来江南十几年光阴逝去，却功业未就、理想未成，种种人生况味袭上心头，禁不住潸然泪下。所以，这“行人泪”，既是他人之泪，也是自我之泪；不仅为江头行船之艰险而落泪，也为人生行路之难而下泪！

三、写作现场的历史掌故与文本的深层关联

古代纪实性的诗词作品，不仅要描写创作现场、表现现场的地景实景，还要含融当地特有的历史掌故、人物、事件，以突显地域性，强化历史感。

辛弃疾写词，非常注意结合创作地的山川景象和历史故事来抒情写景。歌建康赏心亭，赋滁州奠枕楼，咏南剑州双溪楼，无不融汇当地特有的自然景观和历史掌故于一炉。这首《菩萨蛮》也不例外。表面上看，此词全是写现实的所见所感，实则包含有三度空间的历史掌故：郁孤台的改名，造口见证的国难，赴任地点襄阳的人事。不了解词中隐含的这三度空间的历史信息，就无法透切而深入地理解词作的丰富蕴含和词人的写作思路。

“郁孤台下清江水”，开篇确立全词的抒情方向和情思脉络，以下即分别由“郁孤台”和“清江水”展开。第二句“中间多少行人泪”承“清江水”而来。第三句“西北望长安”，承“郁孤台”而来，写在郁孤台上向西北遥望。第二句是在郁孤台上俯视所感，第三句是在台上仰望所思。然则，长安，无论是代指北宋都城汴京还是南宋都城临安，在郁孤台上都是无法望见的。

词人为什么会“望长安”？知晓郁孤台曾改名为望阙台的掌故，就很容易理解词人的创作思路。据祝穆《方舆胜览》卷20载：“唐李勉为虔州刺史，登临北望，慨然曰：‘余虽不及子牟，而心在魏阙一也。郁孤岂令名乎？’改为望阙。”虔州，南宋初改名为赣州。唐代李勉任刺史时，曾登郁孤台北望，叹息说，我虽然比不上战国时的魏公子牟，但也像他一样，身在江湖，心存朝廷。郁孤，不是好名称，于是将郁孤台改名为望阙台。辛弃疾词的“西北望”三字，来源于李勉的“北望”；而“望长安”，则是跟李勉一样望阙、望都城、望朝廷。他是从临安来赣州任江西提刑平定茶商赖文政之乱的。他期待能以平叛之功回到朝廷受重用，不料新的任命却是让他到襄阳任京西路转运判官，又使英雄无用武之地，心中不免失落怅惘。所以，“西北望长安”一句，是巧妙运用李勉盼望回归朝廷、忧念朝廷的典故；而“可怜无数山”则是表现回临安而不可得的失落怅惘，有如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的“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但辛弃疾的失落情绪更深藏不露。知道了郁孤台曾经改名望阙台，则“西北望长安”句中隐含的词人盼望回归朝廷得到重用之意，就豁然明白。这与北宋诗人杨亿所说的“子牟江海心应在，频上高楼望帝京”意思差不多。同时，辛弃疾又跟范仲淹一样，有“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意。

郁孤台，有李勉望阙忧君的故事。造口，又有什么故事？最令辛弃疾这位爱国者伤心的，莫过于隆祐太后带着六宫逃难到造口的国耻。

建炎三年（1129）秋八月，高宗赵构行朝驻跸建康。因防秋迫近，高宗将朝廷一分为二，自己统领部分朝官往江浙避敌；隆祐太后则率领六宫、百司前往南昌，以避免整个朝廷被金兵覆灭。《宋史·后妃传》说：

会防秋迫，命刘宁止制置江、浙，卫太后往洪州，百司非预军事者悉从。仍命滕康、刘珏权知三省枢密院事从行，凡四方奏谳、吏部差注、举辟、功赏之类，皆隶焉。复命四厢都指挥使杨惟忠，将兵万人卫从。帝虑敌人来侵，密谕康、珏缓急取太后旨，便宜以行。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

建炎己酉秋，高宗自金陵将幸浙西避狄，先请隆祐皇太后奉祖宗神主、神御往南昌，六宫百司皆从。时庶事草创，六宫洎先朝旧人通不满四百：皇太后殿五十二人……总三百八十三人。

亲历其事的李正民也记载：

建炎己酉秋七月，车驾在金陵。初一日下诏，奉隆祐太后六宫，外洎六曹百司，皆之南昌。命签书枢密院事滕康、资政殿学士刘珏同知从卫。三省、枢密院治常程有格法。细务及从官郎吏，皆分其半从行。八月十六日，隆祐登舟，百司辞于内东门。

隆祐太后此行，不是个人行为，而是负有续江山、存社稷的使命。她携带的神主是祭祀用的祖宗牌位、御容是皇帝的画像。这些都是皇权的象征与物证。一旦金兵攻陷江浙，高宗有不测，太后就可藉此“便宜行事”，号令天下，再续南宋王朝命脉。这就是《宋史·后妃传》里所说“帝虑敌人来侵，密谕康、珏缓急取太后旨，便宜以行”的用意。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同样说“隆祐皇太后登舟发建康。百官辞于内东门，上犹虑金人侵犯，密谕滕康、刘珏令缓急取太后圣旨，便宜以行”。

隆祐太后一行，有一万多人，仅扈卫的将兵就有一“万人”，六宫有三百八十人，其他负责“四方奏谳、吏部差注、举辟、功赏之类”的各行政部门，即“百司”的官员也会有成百上千人。可以说，隆祐太后率领着一半朝廷、朝官往南昌避难。

隆祐太后一行，八月十六日从建康出发，沿长江西上，过鄱阳湖，入赣江，抵南昌。一路颠沛流离，死伤无数。先是过南康落星寺，舟船倾覆，溺死宫女数十人。十一月九日，金兵进逼，太后匆忙离开南昌往南逃避，先次吉州，因金兵急追，乘舟夜行，至太和县，从行的两位大臣滕康、刘珏扔下太后，各自逃离；扈卫杨惟忠及部下士兵也纷纷溃散。太后及潘妃由农夫抬轿而行。十一月二十三日，金兵追至太和县，太后乘船急行至万安县。太和至万安，水路五十多公里。因是枯水季节，赣江滩多，船行艰难，到了皂口，就舍舟陆行，翻越造口岭直趋赣州。《三朝北盟会编》载：

隆祐皇太后离吉州至生米市，有人见金人已到市中者，乃解维夜行。质明，至太和县，又进至万安县。兵卫不满百人。滕康、刘珏、杨惟忠皆窜山谷中。惟有中官何渐、使臣王公济、快行张明而已。金人追至太和县，太后乃自万安县至皂口，舍舟而陆，遂幸虔州。

隆祐太后到达赣州（即虔州）时，一万多人的六宫、百司、扈卫，不是死亡就是散失，最终剩下的不到一百人。

杨万里淳熙七年正月，从吉州到赣州行走的路线，跟隆祐太后完全相同，都是乘船经太和、万安到皂口后，舍舟登陆，翻越造口岭而至赣州。辛弃疾沿赣江北上的路线，正好与隆祐太后自南昌南行的路线相同而方向相反。辛弃疾离开赣州时，也是秋冬间，赣江已进入枯水季节。辛弃疾应该是从赣州出发，先陆行过造口岭，到造口后再乘船沿赣江顺流而下，过万安、太和、吉州北上，入长江，渡汉水，然后到达襄阳（参图6）。

▲图6 辛弃疾北上襄阳路线图，依据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制图，底图未作修改。

熟悉本朝历史的辛弃疾，青年时代曾在建康任职多年，应该了解或者听说过隆祐太后离开金陵到南昌、赣州避难的故事。来到赣州任提刑，赣州正是当年隆祐太后驻跸的地方，城里的文武百官和黎民百姓有可能向他讲述这段历史，郁孤台上也能够直接看到隆祐太后当年驻跸的王城。而这次亲身经历隆祐太后当年逃难的路线，即使他不主动去了解，途中轿夫、船夫，也会跟他讲隆祐太后的传说故事。特别是造口那么小，而隆祐太后的事件那么大，辛弃疾不可能不知道。这段历史，是伤心史，是国难史，更是“国耻”。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辛弃疾，不能不被这段国难史而深深刺痛着。刘子翚《隆祐太后挽歌辞》其三曾说“伤心南渡日，一棹赣江船”。辛弃疾身在造口，对隆祐太后的遭遇，岂能无感慨？南宋罗大经早就注意及此，说“虏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还”。辛弃疾《菩萨蛮》词“因此起兴”。所以，“行人泪”中，除了赣江难行、感叹人生行路难的辛酸泪，一定包含着隆祐太后带着六宫百司逃难而死伤无数的国难泪、国耻泪。

造口地方虽小，却是从江西进入广东的必经之路，乘船沿赣江经吉州、太和、万安，必须经过造口，才能至赣州，然后由章水南下，过南康和南安军（今江西大余），再陆路翻越大庾岭，进入广东南雄。淳熙七年杨万里进入广州走的是这条路线，绍圣年间苏轼贬谪惠州，走的也是这条路线。苏轼经过造口时，写有《木兰花令·宿造口闻夜雨寄子由才叔》词：

梧桐叶上三更雨，惊破梦魂无觅处。夜凉枕簟已知秋，更听寒蛩促机杼。　　梦中历历来时路，犹在江亭醉歌舞。尊前必有问君人，为道别来心与绪。

苏轼夜宿造口，再次证明造口有供行人歇宿的驿站。苏轼是仲秋八月途经并夜宿造口，或者也是在此舍舟登陆，越造口岭至赣州。到造口之前，苏轼过万安县赣江上的惶恐滩时，写有《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诗：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山忆喜欢劳远梦（自注：蜀道有错喜欢铺，在大散关上），地名惶恐泣孤臣。长风送客添帆腹，积雨扶舟减石鳞。便合与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比辛弃疾年少30岁的徐鹿卿过十八滩时，想起苏轼此诗，不禁毛骨悚然：“玉局诗中惶恐滩，闻之已为骨毛寒。”饱读诗书又熟悉苏轼诗词的辛弃疾，来到造口，他记忆的海洋里自然会回荡起苏轼这两首诗词。所以，“行人泪”中，也包含苏轼这类“孤臣”的泣泪。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似是写眼前景，其实这两句跟辛弃疾此行北上的目的地襄阳有关系。初唐诗人崔湜有《襄城即事》诗说：“子牟怀魏阙，元凯滞襄城……为问东流水，何时到玉京？”滞留在襄阳城的元凯，即西晋著名的军事家杜预。他长期驻守襄阳，缮甲兵，耀威武，后来大破东吴，是辛弃疾景仰的人物。辛词中“东流去”三字，即来源于崔湜的《襄城即事》诗。弄清了“东流去”的语源，就可明白，辛弃疾是隐含着像杜预那样回“到玉京”的念想的。创作现场关联的每一种历史掌故和创作传统，都给文本提供了不同的意义指向，丰富充实着文本的多层意蕴，与文本形成一种共生性审美效应。

完成此词的现场勘查和历史钩沉后，我们体会到，古典诗词的现场勘查，要注意四个结合。一是点线面结合，即创作地点与地形地貌、交通路线相结合。确定地点的具体位置，才能了解其地及其周边的地形地貌。弄清作者在什么地点活动和创作，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才能了解他行走的交通路线和交通状况，也才能进一步了解他的情感体验因何而生、作品中表现的情景从何而来。知道了辛弃疾是从临安来赣州，在北上去襄阳的途中，经造口写作《菩萨蛮》，词作的创作思路、深层意蕴乃至典故语源，都可弄得清楚明白。二是实地勘查与文献考证结合。无论是确认历史现场，还是考查当下现场的变化，复原历史现场的原貌，都需要历史文献的佐证。现场勘查不能替代文献考订、历史钩沉。当地的历史掌故、文脉与作品文本的深层关联，需要细心探究与体察。三是客观的现场勘查与主观的情感体验结合。文学的现场勘查，与社会学的田野调查、考古学的现场发掘不同，勘查者需要现场的情感体验，沉吟体会作者的处境，想其所想，感其所感，才能真切感悟文本中的幽微要妙。我们乘船行进在赣江的十八滩之上，受现场环境的激发，才领悟到“中间多少行人泪”的内在意蕴。四是文本细读与现代技术结合。既要文本细读，剖析文本深层、隐含的意蕴，也要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如卫星地图、GPS定位、无人机航拍等，辅助我们进行空间定位，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地形地貌和交通路线，增进对作品现场的深度了解。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责任编辑：张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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