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名、裁断与统系：东汉经学一统大势中的许慎经学2023年第6期审核发布初审：宋宇审核：詹拔群、周吉梅审核发布：彭玉平、李青果关于我们

健全资本市场治理机制，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栏导语文/戴亦一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戴亦一教授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市场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不仅能够为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同时在完善公司治理、激励企业家精神等方面发挥重要功能。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市场中因公司内部治理问题导致的企业爆雷、财务违规屡见报端，致使新闻媒体、投资者等市场各方对于资本市场更好地发挥监督治理功能有了更高的期待。而客观地看，相比于欧美成熟的发达资本市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历程较短，资本市场治理机制不健全、不完善的问题依然较为明显。因此，在资本市场发展水平与公众期待存在较大差距的现实场景下，学术界有责任更加针对性地开展相关研究，以期为健全资本市场治理机制进而助力经济高质量增长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在健全我国资本市场治理机制的过程中，除了不断完善相关制度法规，更好地发挥各类市场参与者的监督作用同样重要。本期专栏收录的三篇文章便是从后一个视角出发，分别聚焦于机构投资者、外国投资者和会计师事务所三类市场参与者，对其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治理作用展开深入研究。这些研究从市场参与主体视角补充了我国资本市场治理机制相关的学术认知，对新时代思考如何进一步依靠市场力量提升我国企业治理水平，进而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其一，考察中国市场中机构投资者的监督作用。“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是我国“十四五”时期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工作。作为资本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机构投资者如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也是学术界一直关注的议题。近年来，我国机构投资者数量和规模都在大幅增长，但总体而言，其投资能力、治理水平等仍有待进一步提升，诸如抱团持股、羊群效应、短视交易等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行为十分常见，致使机构投资者能否发挥有效监督的争论一直存在。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创新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讨论机构投资者治理作用时的常见主题。在现有研究中，对内生性问题的讨论不够充分致使相关研究结论备受争议。《机构投资者分心与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市场的证据》一文基于不相关行业极端收益事件的外生冲击视角，考察机构投资者分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较好地解决了既有文献在因果推断方面存在的不足。文章发现，机构投资者分心对企业创新具有负面影响，从一个反面证实了我国机构投资者具有推动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机制分析显示，分心导致机构投资者弱化对企业管理者的外部监督，进而诱发的管理者的短视行为以及放纵管理者的懒惰行为是导致前述影响的潜在渠道。文章不仅为厘清我国机构投资者的治理作用提供更为严谨的证据支持，对新时代完善发展机构投资者相关的政策也同样具有良好的参考价值。其二，关注外国投资者的治理效果。外国投资者参与是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实施更高水平的金融开放，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注入了新动能。特别是我国银行业的股权对外资开放已有近二十年的时间，更加多样化的资金来源对解决我国企业的融资难题颇有助益。此外，除了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外资股权的监督治理优势也是市场所关注的。遗憾的是，从目前研究来看，外资股权在我国银行业发展中的治理作用同样没有形成一致结论，亟待后续研究予以进一步分析探讨。受制于起步较晚的客观事实，我国银行业治理结构不完善带来的违规经营、风控失败等问题正成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绊脚石”。在持续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的当下，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是，外资参与能否如市场所期发挥治理作用呢？《外资股权监督与商业银行违规经营》一文尝试对此作出回应。该文基于各级银行业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公告以及银行层面的微观数据，考察了外资持股对我国商业银行违规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外资股权对于银行违规经营具有积极的监督作用，可以显著降低银行违规程度。机制检验表明，外资股东参与董事会治理是降低银行违规风险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外资股东的引入可以降低银行的内部控制违规和影子银行业务违规，对于非上市银行违规监督效应更为明显。文章从银行违规的视角拓展了外国投资者在我国市场中的治理有效性的研究文献，为新征程中推进金融业更高水平开放和银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指导。其三，聚焦于会计师事务所的治理作用。会计师事务所被称为资本市场的“看门人”，如何进一步提升其外部监督效能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最近几年，诸如康美药业审计失败等现实案例，体现出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外部监督能力的不足。这反映出审计监管部门必须更加有效地识别审计项目中可能存在的合规问题，进一步强化审计监督能力，进而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对此，《经典审计质量度量指标在中国市场的有效性研究——基于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违反具体审计准则视角》一文利用我国证监会在处罚决定书中明确列示会计师事务所违反的具体审计准则这一独特数据，从审计质量度量指标是否与审计违规相关的视角，检验了现有常用的审计质量度量指标在中国市场的有效性。文章发现，客户公司的财务重述综合反映了审计师在审计证据的收集、执业态度等方面是否符合具体审计准则的要求，对审计质量的度量结果较为准确和全面。另外，客户公司微盈利、事务所是否为首年审计、事务所规模等指标亦与部分类型的审计违规显著相关，这些指标分别从不同维度度量了审计质量。文章选取的审计质量度量指标都来源于公开数据，弥补了现有同类研究依赖私有数据或主观判断的不足，对于未来审计质量领域的相关研究开展具有很好的启发性。从实践意义来看，文章为审计监管部门的事后监管提供了参考价值，在执法资源有限的现实约束下，监管部门可以基于审计质量指标预测审计违规可能性，从而更具针对性地选择监管对象，保障资本市场的平稳发展。在新时代新征程中，资本市场治理机制的持续完善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依赖。最近十年，我国在各项法律法规的制度建设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投资者、审计师等各类市场参与主体也在这个阶段取得了新的发展。本次专栏正是基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现实情况，从机构投资者、外国投资者和会计师事务所三个视角切入，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治理机制展开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探讨，对于进一步强化资本市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近年来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日趋复杂，资本市场正不断涌现出新现象、新问题、新挑战。期待本次专栏研究能够为后续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一些启发与思考，引导更多学者深耕于中国的资本市场实践，做出更多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水平研究成果。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研究：资本市场治理”责任编辑：周吉梅推荐阅读郭丽娜

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专栏导语文/郭丽娜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郭丽娜教授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生态文明和生态伦理建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价值，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内容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主题，是当代文学研究和文艺批评关心的对象。学术研究之“新”，一般体现为材料新、方法新和观点新；然而“创”新，则从交流和比较中来。本期四篇文章，分别是索邦大学文学教授弗朗索瓦·穆罗的《恐惧感与早期欧洲旅行文学》、弗朗什—孔泰大学史学教授埃玛纽埃尔·卡尼亚尔的《一种独特的哺乳动物——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及相关文献的人类世研究意义》、台湾大学文学博士雷晋豪的《神话地理的理性化——〈穆天子传〉周穆王西行之旅的历史脉络与相关问题》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博士程方毅的《从“克拉肯”（Kraken）到“巨型乌贼”——“邪恶章鱼”形象研究》，均立足于文学本位，以旅行文学为大框架，在语文学、比较文学、文艺批评和史学等研究领域，用不同方法、从不同角度讨论人类的自然责任和生态义务。《恐惧感与早期欧洲旅行文学》一文是弗朗索瓦·穆罗教授2019年在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演讲稿。穆罗教授以人类与生俱来的心理特征之一“恐惧感”为核心词，对早期欧洲旅行文学的文本文献和图像文献进行组织，阐述欧洲旅行文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重点强调旅行叙事是文学地理的内容和旅行文学的早期术语形态，其核心内涵指向人类作为地球的主人，有认识自然的好奇心，开拓自然的主动性以及与自然融为一体、寻求和谐相处的本性。旅行文学作为当代欧洲文学的研究领域之一，与海洋研究、海洋文学等领域交叉，重新诠释文学的人学意义，突出文学的真实性，强调人类的想象力和创作力以及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道德责任。埃玛纽埃尔·卡尼亚尔教授的《一种独特的哺乳动物——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及相关文献的人类世研究意义》一文对谭卫道的《华中与藏东旅行日志》进行细读，指出四川大熊猫作为一种独特的物种，具有生态—环境学意义上的“标记”式物种价值，呼吁从物种整体史的角度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为生态批评提供一种史学范例。雷晋豪的《神话地理的理性化——〈穆天子传〉周穆王西行之旅的历史脉络与相关问题》讨论《穆天子传》的旅行文学价值，指出神话地理中隐含的理性因素，兼论中国古人的宇宙观、世界观和朴素的地理生态观。这一观点与法国著名汉学家雷米·马修教授的研究有着共鸣。雷米·马修教授明确指出，《穆天子传》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旅行叙事作品。程方毅的《从“克拉肯”（Kraken）到“巨型乌贼”——“邪恶章鱼”形象研究》用海洋文学、旅行文学和比较形象学的交叉思维，在全球史视域下分析章鱼形象的变化，讨论文学形象的艺术化嬗变，指出人类对自然的理解和对自然的态度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文学及其批评，运用不同语言形式和文体形式，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生态关系，为此和音。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亚欧文化研究”责任编辑：仝广秀推荐阅读彭玉平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编后记山花一任自销魂本期含“名家特稿”“学术争鸣”“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三个专题专栏，专栏导语之外，刊文凡

礼藏于器，诗礼兴邦——专栏导语文/陈伟武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陈伟武教授在自然界里，社会性的群居动物就存在着等级。因此，从人进入人类社会的时候起，就会有各种不同的等级，而且越来越细密。为了区分和标志种种不同等级的“礼”就应运而生，礼是处理各种人类伦常关系的准则，是一切行为规范的总和。《礼记·曲礼》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由此可知“礼”之为用至广，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国有丰富的礼学著作，但在这些礼书诞生之前的礼制仪节历史更为悠久。现在可见的考古遗址遗物仍然能够让人窥知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进程，发现礼仪制度产生及演化的一些蛛丝马迹。▲《礼记》书影常言道：“礼藏于器。”从狭义讲，“器”指礼器；若从广义的角度去理解这个“器”，则指器物，书写、铸造或铭刻古文字的种种载体材质都是器，龟甲兽骨是器，钟鼎戈戟是器，玺印陶瓦是器，简牍丝帛也是器。1899年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罗振玉对甲骨出土地的考定有首创之功，经过实地调查考察，指出甲骨实出于安阳小屯而非汤阴，确证甲骨文为商代晚期王城即殷墟遗物，著有《殷代贞卜文字考》《增订殷虚书契考释》等重要著作，对甲骨学有着奠基性贡献，后来他有一斋号称为“殷礼在斯堂”，因甲骨文而考殷礼，而王国维进而论殷周制度，饶宗颐先生后来于殷礼亦续有推阐，主要都是得力于有殷墟甲骨这些“器”。当然，商代的礼仪制度也可借助商代青铜器而考求。▲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南地的甲骨片

恻隐与亲亲——仁孝何以一本？2023年第5期审核发布初审：宋宇审核：詹拔群、周吉梅审核发布：彭玉平、李青果关于我们

——基于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违反具体审计准则视角曾亚敏，宋尧清编后记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总目次索引论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６期编后记本期含“经史传统与中国智慧”“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亚欧文化研究”“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研究：资本市场治理”等专题专栏，“导语”之外，刊文凡20篇。民国时期，上海的哈同花园一时兴起，曾经创办过一所颇有异端色彩的“仓圣明智大学”，校名中的“仓圣”便是仓颉圣人。传说仓颉是黄帝时期的左史官，天生异相，有双瞳四眼，造出了最早的象形文字。哈同花园为了壮大声势，驰函敦请当时寓居日本京都、声名颇著的王国维主编以字学和经学为核心的《学术丛编》，兼在大学授经学课。这是一所相当任性的“大学”，任性的结果便是无法对接教育制度，故不数年即匆匆关门，因为要将传说落到实处，总是千难万难，甚至难免有异想天开的成分的。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则是许多学人的案头必备之书，在查寻古音、字源与字义等方面，厥功甚伟。但在东汉经学大一统的背景之下，把《说文解字》简单视为一部字书，可能遮蔽了许慎更深层的用心。汉代经学往往从声训正名发端，此检《白虎通》《五经异义》等，率从此义，在声训正名的基础上，再裁断经学诸说，并以此整合为天人统系。这一思维方式的又一证据便是《说文解字》，细绎此书，可证陈寅恪所谓“一个字就是一部文化史”，并非虚谈妄论。然而以文化史视角来看待《说文解字》，可能也稍嫌笼统，因为其中的经学思想散在各处，而统其端绪，则小学与经学庶几融通为一，相当彻底地呼应着《白虎通》的义理方向。孟琢《正名、裁断与统系：东汉经学一统大势中的许慎经学》深入这一议题，带来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思考。▲《说文解字》宋刻元修本魏晋玄学继两汉经学而来，思想形态有异，而彼此实可贯通。盖玄学之“易”与经学之“易”，既秉承同一文本，则即便阐释方向不同，而义理或多殊途同归，乃是意料中事，只是分合之处，尚需精细辨析而已。如两汉经学中伦理纲常的核心议题，在魏晋则衍为名教与自然之义，两者实可对勘。简单来说，从史学的角度证成名教，重塑经史之关系，就是东晋玄学的一个基本特点，而袁宏堪称代表。本期“经史传统与中国智慧”专题诸文，率多别张一途者，因统为一组，贡献于学术界。贬谪文学在古代尤其在唐宋文学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贬谪看上去是个人命运的转折，其实这种转折背后是一时代政治风云的激荡所致。唐宋时期各种形态的政治斗争频繁，而不间断的斗争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大体就是赢者在朝激扬天下，输者外任隐忍其劳。从文学一面而言，贬谪则为文学家提供了深刻观察社会和反思自己的机会，往往为文学创造的成熟、转型或提升提供了条件。苏轼在“乌台诗案”后责授黄州，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他的一批文学经典如《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等，便是自称为独行者、边缘人和幽居客的苏轼换了一副眼光和心境而创作出来的。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在苏辙看来，贬谪是苏轼文学发生质变的重要契机。唐代韩愈在贞元、元和相距十六年间两度南贬：一贬阳山，一贬潮州。在韩愈看来，被贬阳山是朝中群小作恶所致，而被贬潮州则是直接得罪了唐宪宗。这种对被贬原因的自我分析和定位，一方面导致了贬谪生涯中生存态度的不同，另一方面也决定了文学风格的差异。这种精微之处，非全面了解，仔细辨别，难以有此体会。尚永亮精研唐代贬谪文学多年，成果丰硕。本期刊发其专论韩愈贬地、心性与文风关系研究之文，乃进一步深化并细化了此前的研究。▲韩愈像，南薰殿旧藏《唐名臣像册》古代文人对花卉往往各有偏嗜，如陶潜之于菊花，苏轼之于海棠等皆是其例，而为诸多文人共同喜爱者，或以梅花居首。元丰三年（1080）正月二十日，苏轼在从京城贬谪黄州途中，路经麻城城东春风岭，见数枝梅花孤寂落寞，感赋《梅花》二首，其第二首云：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梅花成为苏轼寂寞行程中难得的安慰，当然苏轼与梅花是双向奔赴，彼此安慰了。“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月玲珑地”，李清照对月下梅花的清赏，也是如在眼前。梅花之幽韵冷香，自来为素心人赏爱不置，当然是有原因的。如林逋之“梅妻鹤子”更是一时之佳话。南宋范成大在《范村梅谱》自序中说：“梅，天下之尤物，无问智愚、贤不肖，莫敢有异议。学圃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有无、多少，皆不系轻重。”民国词人谢玉岑既与诸子立梅花吟社，复言：“仆平生爱梅，以为梅冷且秀，其佳处自在软红之外，不当与尘俗同论。”称赏梅花之冷秀有不同凡俗之致。而南宋陆游在78岁高龄在家乡山阴作《梅花绝句》，其三云：闻道梅花坼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一树梅花一放翁”，这就是陆游的豪情了。陆游何以对梅花情有独钟，何以在50年的创作过程中时涉梅花？是一种纯粹的审美，还是一种清冷性格的认同？凡此约略言之，大约总是容易的。但陆游提出了“何方可化身千亿”的奇思妙想，这种“化身梅”的意义便不能以寻常心去猜度了。李小荣多年研究佛教与文学之关系，他敏锐地发现陆游诗歌中的“化身梅”其实深蕴着佛教精神，读来仿佛别有巨眼，穿透了文字的阻隔而突臻妙境。▲南宋·林椿《梅竹寒禽图》在中国学术谱系中，汉学与宋学长期争锋，难分高下。其实汉学与宋学之间，不是一定要分高下的问题，而是他们如何互补，助力中国学术谱系建立基本架构的问题。凡一学之形成，总有一个从模糊到清晰、从范围较广到内涵明确的过程。在新宋学的建立过程中，陈寅恪当然是不可忽略的人物，他曾把中国学术的未来与新宋学的建立直接对应起来，可见新宋学不只是“新”的“宋学”，而是从整个中国学术史着眼来试图建构的新学说，从本质上说，与传统宋学的旨趣还是有着一定的区别。他兼重义理与史事的特点，实际上包含着部分对传统汉学精神的汲取。但换个角度来说，陈寅恪虽然说过“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的话，但他自身的学术研究还是大致在汉魏六朝与隋唐这一时期，不遑去究心他认为值得付出心力的宋史、宋学。由此带来的问题是：陈寅恪为何基本不研究宋学而却郑重提出建立新宋学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陈寅恪未暇研究宋史宋学是事实，但他研究唐史，便已然感到唐代学术的不够完备和成熟之处。衡诸中国学术史，宋代学术的多方并进、明融通透，确似高峰凸起，令他起敬仰之思。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亦正如王国维所说“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宋代学术对宋以后一直到民国年间的学术产生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张凯结合新发现陈寅恪关于“李翱思想起源”的课程笔记，大致梳理了陈寅恪关于建立新宋学的观念演进，弥补了其中若干重要的环节。1917年，王国维先后完成三篇鸿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和《殷周制度论》，以新发现甲骨文为基础，考订殷商之礼与殷周制度，有力推动了上古史的研究。道器之辨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话题，如果简而化之，此甲骨便是“器”，此数文考订者则为“道”。正如阮元所说“器者所以藏礼”，本期“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专栏以“礼藏于器，诗礼兴邦”为主旨刊出三篇文章，正大致呼应着这一话题。文章虽以考释为主，但能部分导向义理，这便是本刊鼓励的方向。▲《王国维全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书影本期“亚欧文化研究”专栏，继续着以往跨学科、跨地域和跨文化的风格，虽大体指向文学，但承载的学术内涵相当丰富。2019年，法国索邦大学弗朗索瓦·穆罗教授曾应邀来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演讲，本期刊发的《恐惧感与早期欧洲旅行文学》一文便是在其当年演讲稿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他立足文本文献和图像文献，探索旅行文学中的人学特征和意义。香港雷晋豪关注的是《穆天子传》中周穆王的西行之旅，揭示其神异中不失理性的特点。这两篇关乎“旅行”的研究，所采题材、地域颇为悬殊，但不妨互鉴其优长。法国弗朗什—孔泰大学史学教授埃玛纽埃尔·卡尼亚尔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博士程方毅分别关注大熊猫和章鱼，他们的研究兼有历史、生态与文学的多重意义，一新耳目。资本市场治理是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融资、公司治理与精神激励，都离不开这一基石。本期由戴亦一主持专栏，就中国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外资股权监督以及经典审计质量度量指标等主题展开讨论，相信具有一定的探索意义。今冬不同往时，南北气温普遍较低，竟然让我格外想念刚刚过去的爽朗秋日。犹记宋代朱熹《入瑞岩道间得四绝句呈彦集充父二兄》之三云：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澄鲜一色秋。隔断红尘三十里，白云黄叶共悠悠。联想总是无端而来，无端而去。由朱子之“清溪”，又让我联想起十多年前夏访韩国首尔，黄昏时刻踏访清溪川，忽然有感，曾赋《鹧鸪天》词云：首尔初行岂乏诗。只因未至夜清溪。两边银树花开尽，一水安流日落时。灯隐隐，草萋萋。佳人绰约足参差。可怜今夕温情意，枉入临津东复西。杜门读稿，以夏秋之温热略驱寒气，便觉自在了很多。人自在，方能文自在，读书人应该感觉相似的。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推荐阅读陈朋亲

重思关系构成的“成人”的主体性2023年第5期审核发布初审：宋宇审核：詹拔群、周吉梅审核发布：彭玉平、李青果关于我们

法国旧制度时期治理史的日常生活视野——专题导语文/周立红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周立红教授法国绝对王权的性质和能力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一个焦点，研究的重心多是放在王权能力的强弱、效率的高低以及权力的限度和范围。在这种视域下，权力被看作是一个实体，机构或个人像拥有财产一样拥有它。福柯颠覆了对权力的传统论述，他认为，我们不应只关注国王的“脑袋”，只关注国家的“神经中枢”（财政和管理架构），还应研究“四肢”和“躯干”（国家用以统辖和指导人口的实践与制度网络）。福柯认为，权力主要是一种力量关系，“权力应当作为流动的东西，或作为只在链条上才能运转的东西加以分析”。因此，不要在权力的中心，而是要在权力的极限，要在权力的最后一条线上，即在权力的毛细血管抓住它并对它进行研究，要从最细微的机制入手，在最底层分析权力现象、技术和程序运行的方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书影近年来，法国旧制度史领域一些学者在倡导“政府实践史”（histoire

重思关系构成的“成人”的主体性2023年第5期审核发布初审：宋宇审核：詹拔群、周吉梅审核发布：彭玉平、李青果关于我们

verse），另译“素体诗”。无韵诗的节奏也是抑扬格五音步，但不用押韵，也没有行数限制，因此比较适合于写史诗、叙事长诗和诗剧；此外，在用无韵诗写的诗剧中，节奏变体（metrical

从此湖山我主人2023年第5期审核发布初审：宋宇审核：詹拔群、周吉梅审核发布：彭玉平、李青果关于我们

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交通与金融支撑研究2023年第4期审核发布初审：宋宇审核：詹拔群、周吉梅审核发布：彭玉平、李青果关于我们

合道化的存在：《庄子·大宗师》中的理想生活2023年第4期审核发布初审：宋宇审核：詹拔群、周吉梅审核发布：彭玉平、李青果关于我们

said）之说很可能指的是《论语》中孔子所说的：“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第三章）但此处重要的是去玩味通常翻译为“知道”（knowing）的“知”字的施为含义（performative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编后记本期含“名家特稿”“法国旧制度时期的日常与治理”等专题专栏，专题导语之外，刊文凡17篇。美国学者安乐哲（Roger

Wesen概念是为了表明“偏好不是德性的敌人”，没有认识到康德的意图在于表明天使、上帝这类神圣存在者所具有的伦理学，是超出人的德性论的道德论。刘文对endliche

统筹发展与安全，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专题导语文/张莉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张莉教授近年来，“土地财政”收入下降明显，中国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受到广泛关注。2023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两次提及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指出“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降低利息负担，遏制增量、化解存量”。统筹发展与安全，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是重中之重。因此，全面深入地认识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成因和影响进而寻找破局之举，其现实紧迫性不言而喻。尤其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优化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总体而言，若要让政府债务充分发挥乘数效应，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同时从两方面发力：即合理运用政府债务的杠杆作用以及科学防范政府债务的潜在风险。然而，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现状不容乐观。一方面，由于概念和统计口径上的模糊，地方政府的债务存量依然没有清晰的界定和准确的测算。另一方面，政府以及学界对地方政府债务给经济系统造成的风险及其作用机制的认识不够充分，从而使得相关政策的制定缺乏理论依据。优化地方债务治理是贯彻“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理念和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关键举措。科学合理处置地方债问题需要坚实的学术研究作为支撑，尽管目前关于地方债的研究已十分丰富，但仍然有待深入挖掘。本期专题收录的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类型不同地区地方债存量和风险的系统测算、地方债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微观企业的经济影响以及中央约束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的政策效果这三个逻辑递进的视角出发，对当前地方债的突出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这些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研究，为创新我国地方债治理提供了理论价值和政策参考。经济增长需要合理的债务水平作为支撑，但过多的债务积累又会给经济系统带来风险。因此如何平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这两大目标是我国经济复苏过程中需要重点回答的问题。《结构性去杠杆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化》一文对近年来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存量以及债务风险的结构性特征进行了细致测算和详尽分析。在此基础上，文章发现分不同债务类型来看，显性的、纳入地方政府预算的地方政府债券扩张较慢，而包括城投债券、地方国企债务以及PPP明股实债等隐性的地方政府债务迅速扩张。此外，各类隐性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举债主体的基本面在持续恶化，从而加剧了这部分债务的偿债风险。分不同地区来看，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扩张速度更快、偿债风险更高。因此，文章认为若要统筹经济增长与债务风险可控这两大目标，中央政府可以采取结构性去杠杆的方案，即针对债务风险较高的债务类型和地区要侧重于“防风险”，而对于债务风险较低的债务类型和地区则可以适当扩张规模，以实现“稳增长”目标。本文的研究旨在以“结构性”的视角探讨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风险，从而试图为防化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同时实现“稳增长”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政府债务不仅会从宏观层面改变地方政府的税收征管、财政支出以及土地出让等行为，也可能对微观企业的生产决策与经营绩效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特别在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下，银行贷款既是政府债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的主要外部融资渠道，这意味着政府债务与企业投融资行为间可能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当前我国实体经济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企业债务期限明显低于政府债务期限，且其长期贷款比例显著低于长期投资比例，即普遍存在“短贷长投”现象。那么，这种“短贷长投”现象是否与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有关？对此，《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投融资期限结构的影响》一文试图从财政视角探究我国企业“短贷长投”现象的成因并厘清地方政府债务影响企业投融资期限结构的具体机制。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该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显著加剧了企业短贷长投，且增加了企业风险。其内在机制是地方政府债务一方面直接挤占了企业长期信贷资源，另一方面推动了影子银行的发展，在释放短期信贷资源的同时加大了监管难度，从而加剧了企业短贷长投。该文的研究跳出了以往基于企业管理层行为、企业会计管理政策等因素的解释框架，发掘了企业“短贷长投”现象的财政根源。在当前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隐性债务压力较大的现实下，文章的研究结论揭示了优化信贷和债务制度对于提升我国中长期资金配置效率的重要性，同时也为我国提高财政金融制度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后续改革提供了政策启示。隐性债务的存在不仅使得地方政府的真实债务存量难以统计，也进一步放大了地方债的风险，原因之一在于地方政府有激励以上级救助预期为信用基础向融资平台提供“隐性担保”进而持续扩张债务。因此，打破融资平台背后的政府隐性担保是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的关键之举。从2017年4月底开始，中央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加强对地方融资平台违规举债的问责，这意味着相关责任人需要在事后救助中承担相应成本。中央政府的这一举债问责政策效果如何？能否削弱地方政府利用救助预期为融资平台提供“隐性担保”的动机？对此，《举债问责与隐性担保：来自城投债交易利差的证据》一文以财政部“50号文”作为自然实验，对隐性债务举债问责如何影响融资平台背后的政府“隐性担保”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举债问责使得城投债交易利差相对市场化运营的普通地方国有企业所发行的债券显著上升，且这种正向影响在债务置换规模较大、财政能力较弱的地区以及财务状况较差的发债主体所发行的债券上效果更明显，也即违规举债问责有效降低了上级救助预期所产生的“隐性担保”。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为有效约束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违规举借隐性债务的行为，在通过“开前门、堵后门”的方式加强融资平台管理的同时，强化对违规举债行为的问责十分必要。文章的主要政策参考价值在于其可以为中央政府后续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加强隐性债务的防范化解提供施策方向和指引。总而言之，该文的研究对于建立与现代财政制度匹配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构建权责清晰的央地财政关系有重要参考意义。本专题的三篇文章分别从地方债规模与风险的事实描述与特征提炼、地方债对微观企业投融资的影响分析、中央规范地方举债行为的政策效果评估三个既相互关联又各有侧重的视角出发，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现状、经济影响以及可能的应对之策进行了理论探讨和经验分析。研究结论对经济下行压力下如何合理确定地方债债务规模及科学管控地方债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地方债的研究仍然是一个值得深耕的领域，由于宏观经济条件处于动态变化中，本专题发表的研究成果只是特定时空下基于特定角度的分析。期待上述研究成果引发学界的深入研究和持续探索，在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与风险防范方面涌现出更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为我国财政治理现代化作出更多贡献。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财政金融协同下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责任编辑：周吉梅推荐阅读张光南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五、实证结果（一）基准回归为检验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短贷长投的影响，本文根据模型（1）对全样本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表2

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交通与金融支撑研究——专题导语文/张光南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张光南教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202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并明确指出，要通过“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等重点任务，实现“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等政策目标。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市场设施联通、基础制度完善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显现，但也仍然面临诸如要素市场建设不完善等现实因素制约。新时期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既要关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经济效果，也要关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面临的关键短板和制约因素；既要关注产品和劳动、中间品要素的配置，也要关注资金要素的配置；既要关注城镇市场，也要关注农村市场。基于以上考虑，结合产业升级、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本专题收录了两篇文章。《机场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与先进制造业降成本》旨在分析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交通支撑因素。机场交通以其远距离、高时效、开放性运输优势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同时，产生的经济绩效如何？尤其是，作为一种“产业升级基础设施”，机场可在哪些方面以及多大程度提升现代产业的生产效率？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张光南和廖唐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测算了机场基础设施对先进制造业要素投入成本与库存持有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飞机起降架次翻一倍可使先进制造业要素投入成本平均降低约1%，库存持有成本平均降低约20%，且这种成本降低效应可通过机场网络溢出到其他相关城市。结合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这个发现表明，未来基础设施建设应更多关注其与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之间的适应性，并以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重点。《中国农村金融机构的布局：特征、问题与建议》则旨在考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金融支撑因素。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致，中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农村市场与城镇市场的共同发展，对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关键意义，而这一过程中需要的巨额资金只有依靠农村金融的发展才能撬动。基于此，罗知和李琪辉从农村金融机构布局的角度出发，对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整体情况进行分析，利用金融机构许可证数据和4.1万个乡镇街道进行匹配，精确识别了农村金融机构位置信息，从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密度、多样性、均等化程度等多个维度深入分析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布局特征和存在的问题，并基于其发现为改善农村金融机构布局、服务乡村振兴、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提出了针对性建议。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新时代统一大市场建设研究”责任编辑：周吉梅推荐阅读朱承

合道化的存在：《庄子·大宗师》中的理想生活文/朱承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哲学系朱承教授摘

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专栏导语2023年第3期审核发布初审：宋宇审核：詹拔群、周吉梅审核发布：彭玉平、李青果关于我们

Belford）的信中说，他参加了北上沿着津浦线向北推进作战的一支军队，并“在1月下旬将我的司令部从铁路线上的蚌埠（音Peng

苏格拉底与家庭——兼论中西文明比较的一个面相2023年第3期审核发布初审：宋宇审核：詹拔群、周吉梅审核发布：彭玉平、李青果关于我们

以唯物辩证法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2023年第3期审核发布初审：宋宇审核：詹拔群、周吉梅审核发布：彭玉平、李青果关于我们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编后记本期含“名家特稿”“新时代统一大市场建设研究”“财政金融协同下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等专题专栏，“导语”之外，刊文凡16篇。社会的良治与和谐一直是人类追求的永恒目标，但兹事体大，且甚繁复，岂容易哉！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哲人的思考便各标宗旨、各有其途。荀子知识论的系统性素来受到重视，亦如徐复观所说，“其经验的性格”乃是了解其思想的前提。“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建构其系统知识论的起点便在这里。但知识理性与价值追求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尤其是荀子“性恶”论能导向怎样的社会历史价值？凡此皆是需要深度探究的问题。若两者之间缺乏充足的必然性，则尚需怎样的理论和手段来补足其中的关键环节呢？冯达文《荀子的知识论与礼义观》一文，从荀子出发，合诸孔子和孟子“亲亲之情”“仁民爱物之心”等理论，以此寻求人类社会良治与和谐之路，视野宏阔，问题重大，其启示意义值得充分重视。清王朝的轰然崩塌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追寻其走向末路的原因，清王朝自身封建保守的政治制度及与世界浩浩汤汤的民主革命进程的对立，自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简言之，是时代的洪流摧毁了清王朝的根基，没有袁世凯，也有“王”世凯、“张”世凯等出来终结清王朝的历史。但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也有一个酝酿发展的过程，晚清末世，清王朝已然无法关门大吉，在世界大格局之外巍然独存，即便清王朝自身不谋求与世界的对话，世界也会关注并对清王朝的变革提出要求。近代史上以美国社会活动家荷马李（Homer

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专栏导语文/杨子晖南方科技大学商学院杨子晖教授2022年12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指出，我们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我国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环节与重要保障。自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已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阶段性成果。宏观杠杆的过快增长趋势显著收敛，包商银行、锦州银行等高风险机构得到稳妥治理，影子银行业务存量风险持续下降，大中型企业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更加稳定可控，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的违法犯罪乱象得到有效整治，逆周期资本缓冲等审慎监管体系不断完善，为我国“十四五”时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而随着我国迈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阶段，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我们要“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由此可见，在内部发展任务艰巨繁重、外部发展环境严峻复杂的背景下，如何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仍是亟待国内学界思考、研究与解决的关键问题，这对我国统筹发展与安全、形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合力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必须指出的是，防范风险是金融业的永恒主题，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核心内涵和表现形式并非一成不变。当前我国金融风险形势依然“点多面广”，各类重大金融风险相互叠加激化，可能进一步蔓延、外溢至不同的宏观经济部门，从而对经济金融安全构成严峻挑战。从外部来看，现阶段国际金融市场秩序与政策环境正在急剧恶化。多国经济陷入深度衰退，“滞胀”风险持续高企，实体企业与金融机构经营高度承压。美联储加息冲击逐渐显现，带动各国货币政策集体转向，致使国际货币金融环境加速失序，阿根廷、越南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泡沫破裂风险大幅上升。更进一步地，随着海外经济金融基本面走弱，硅谷银行等机构密集“暴雷”，欧美主权债务可持续性隐患凸显，“黑天鹅”和“灰犀牛”风险相互交织，可能成为全球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或催化剂。从内部来看，我国仍然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三重压力，房地产、地方债务等领域的风险隐患不容小觑。其中，在新冠疫情所引起的供需双线走弱冲击下，长期依赖于高杠杆运营的房地产市场更易遭遇流动性短缺问题，并可能经由不良贷款等渠道，对银行部门形成风险外溢冲击。与此同时，受疫情防控、经济修复等扩张性政策驱动，近年来我国部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显著攀升，不得不大规模举债以维系公共服务活动，致使其债务风险高位运行。随着未来地方短期债务的密集到期，地方政府的清偿压力将显著增大，加剧持债银行的信用风险与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促使“地方财政风险向金融风险传染和转化”。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12月15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压实各方责任，防止形成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在此背景下，系统性金融风险领域的新矛盾新挑战不断涌现，由此衍生出一系列亟待国内研究者思考与解决的重大问题：第一，着眼全球，随着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加快推进，输入性金融风险的传染网络更趋复杂、多变，我们应当如何实现对外部风险冲击的“早发现、早纠正、早处置”？第二，立足当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直接融资市场的配套支持，而面对近年来资本市场的短线频繁波动，我们应如何补齐资本市场制度短板、增强市场的风险抵御能力？第三，展望未来，随着金融科技等领域的迅速崛起，传统金融体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应如何遏制金融科技增量风险、促进新型金融与传统金融间的良性互动？本期专栏所收录的三篇文章，则为我国应对以上重大风险挑战提供了新视角与新思路。第一，在全球金融体系互联互通程度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外部风险冲击在我国境内的传染路径可能更为隐蔽、复杂，对我国金融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具体而言，单一资产价格的极端波动易在紧密关联的金融市场间迅速传播，诱发跨区域、跨市场的同步震荡，对我国形成显著的输入性风险冲击。然而，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资产价格联动下跌的负面冲击，却忽略了资产价格极端上行所可能引发的风险共振。有鉴于此，杨子晖、张平淼和陈雨恬的《福兮祸所伏？——基于上下行风险联动研究》创新性地从区分“上行风险”与“下行风险”视角出发，结合交叉分位图指标与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了全球20个股市间的尾部风险联动效应。文章基于2015年全球“黑色星期一”、2020年美联储开启“无限量化宽松”等不同的外部冲击事件，剖析全球风险网络的动态演变以及上下行风险网络间的潜在关联。在此基础上，文章采用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分位数因果检验、样本外预测检验等方法，对上下行风险联动间的相互影响展开考察，发现我国金融市场对下行风险冲击高度敏感，更易对全球资产价格的联动下跌出现过度反应。与此同时，资产价格的极端上行也可能诱发我国资本市场情绪的非理性升温，加剧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即“福兮祸所伏”。因此，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在此基础上，文章为我国强化资本市场预期管理机制、稳妥应对外部风险冲击提供了科学的决策参考。▲防范风险是金融业的永恒主题（来源：新华社，徐骏作品）第二，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加速转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仍有赖于直接融资市场的配套支持，这也对我国的资本市场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资本市场交易制度蕴含着潜在风险隐患，股权质押等机制可能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螺旋上升的通道，大幅加剧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例如，在2015年重大股灾期间，我国A股市场出现了“千股跌停”的极端负面情境，股价跌破质押平仓线的企业陆续遭遇强制平仓、股票抛售等困境，诱发大量个股崩盘。周颖刚、陈嘉欣和程欣的《股权质押是否加剧了股市的系统性风险？——基于协偏度、协峰度和溢出网络的研究》一文，则由个股崩盘风险的微观视角拓展至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宏观视角，揭示了个股股权质押对股市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机制。他们基于2004年至2017年期间我国A股市场数据，分别构建协偏度和协峰度指标，从股市波动性与极端负收益角度量化个股的系统性风险贡献。结果显示，企业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越高，其对股市整体波动性与极端负收益的贡献越大。此外，高质押比例的上市企业可能经由股价信息溢出网络，带动其他关联股票价格同向震荡，从而放大个股崩盘的负面冲击，显著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由此，文章对规范股权质押行为、强化上市公司监管提出了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防范化解资本市场异常波动提供有益的参考依据。第三，随着飞快迭代的金融创新与相对滞后的监管制度间矛盾日趋凸显，以金融科技为代表的新型业态成为了国家金融安全治理的重要环节，同样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在此其中，有关学者大多基于同业竞争视角考察新型金融业态对传统金融部门风险承担的驱动效应，由此探究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部门风险的外生影响。然而，鲜有学者围绕着银行自身发展金融科技这一角度，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相关成因展开研究。方意和王晏如的《金融科技媒体情绪与银行系统性风险》一文，则创新性地构建了金融科技媒体情绪指数，在准确刻画媒体对银行发展金融科技的净悲观情绪的基础上，探究金融科技对系统性风险的长期与短期影响。研究表明，短期内，针对银行金融科技的负面情绪可能引起存款挤兑或流失，显著加剧银行同业市场的流动性风险；而从长期来看，为应对核心负债稳定性显著下滑等问题，银行将大幅增加同业负债比重，这将诱使银行被动过度承担风险，并抬高银行间网络关联性，从而加剧系统性金融风险。对此，文章提出了做好公众情绪引导、审慎监管市场情绪演变、关注银行负债管理等政策建议，从而对我国规范金融科技发展、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具有借鉴意义。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随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涵不断演进与深化，国家金融安全治理逻辑亟待重构。本次专栏分别围绕着防范外部风险冲击、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化解新型金融风险等重要的实践问题，对如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这一问题作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探讨。我们期待本次专栏能够为相关研究领域提供更多启发与思考，激励未来的学者深耕于中国的经济金融实践，面向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求，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的研究领域作出更多有益的拓展与延伸。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责任编辑：周吉梅推荐阅读陈赟

寻找文体的独特逻辑——专栏导语文/吴承学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吴承学教授《文心雕龙·序志》中说：“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是传统文体学经典的研究方法。我曾经说，建设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必须在方法上有所继承，有所超越。在继承传统文体学经典研究方法基础上，“鉴之以西学，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这些都是文体学研究的普遍方式。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到，每一种文体现象都有自己的独特逻辑。文体的逻辑，是解决文体学问题的基本和重要的基础。只有从文体的独特逻辑入手，才能真正把握文体的独特性。本期文体学研究专栏发表的四篇论文，研究对象各不相同，但都是从文献、文本出发，去发现文体现象的独特逻辑。从文体的逻辑出发，才能寻找到解决文体分类、文体形成与变化等问题的路径。▲刘勰（约465—约520）张德建教授多年前在翻阅别集时，就注意到别集编纂中文体编次混杂的现象，此后发现这种现象不断出现，所以一直在寻找对这一现象出现的合理解释。《文体差序格局与别集编纂》就是试图找到别集中发生“文体差序”的独特逻辑。他认为文集编次的惯例、常例是以“有关系”为编排标准，即以作家主要社会身份为主。作家身份有两个基本划分，即文化身份与社会身份。在别集编纂中，多采用二者混融的方式。这种方式之所以能够被大家广泛接受，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体系的建立有关，自宋以来的学术思想体系构成了道德、政事、文学的三分格局，故身份划分依此而行。因此，别集编纂中的文体顺序大体有三种：文人大体诗赋文居前，政治人物多以奏疏一类文体居前，思想家、学者则多以语录书信居首。那么，经、史、子、集四部为什么在别集纠结在一起而无法分开呢？主要原因是在文章学视域下经史子集都被视为文章，而文法即作为文章的共有要素，造成集部体系庞杂交叉，无法彻底划分清楚。文章学正是处在学术体系、知识体系的等级化的秩序之中，表现在别集编纂活动中，就是以学术和社会身份为标尺，形成别集文体编排的差序格局。论文借用社会学“差序”概念来解释，梳理其间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变化，观察集部如何在刚性的学术体系中，以作者身份定位确立别集编纂的秩序。内容的复杂性与作者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多样性，是形成别集文体编次混杂现象的主要成因，也是解释这一问题的逻辑。赋是一种极富于中国民族特色的文体样式，它在文体形态上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包容性和开放性。赋序的出现也有独特的文体逻辑。作为与赋作正文相对的副文本，赋序的产生比赋要晚很多，而且有着与赋不同的文体源头。赋的渊源可以上溯至《诗经》、楚辞、纵横家辞和隐语等，而赋序则与“书册之序”和“篇章之序”都有关联，是赋家对此前子书之序、史书之序、《诗序》《书序》等写法的承袭与借鉴。赋序与赋正文文体生成的不同步性和不同源性，说明它们之间其实是“散文+韵文”式的组合关系，是赋发展到特定阶段后通过添加散文片断的方式来补足和强化自身的结果。它们的联结可能非常紧密，但更多情况下较为松散，赋序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相对独立性，能单独以“序文”的身份进入选本中。与赋正文相似，赋序自身的样貌与功能也灵活多样。它可以采用散体或骈体，篇幅也可长可短，短序仅寥寥数语，长序与赋正文相差无几。赋序原本仅用于交待创作背景，属于较为简单的叙事，后来部分赋序转向抒情或说理，也具备了文学批评功能。赋是否有序，不仅是创作方法的问题，更是语言形式或者文体形态的问题，它涉及到赋创作、传播、接受、批评等多个环节，也从侧面体现出赋发展流变的文体历程。张巍教授《赋序文体源流与功能论略——兼论赋序与赋首的差别》一文对繁纷复杂的文献材料予以梳理后去伪存真，探求文本的原初面貌，并进而确定其文体属性，对“究竟什么才算赋序”这样一个历来存在较多争议的问题加以探讨，追寻赋序的文体渊源并探求其在后世的发展变迁和功用价值，其研究方法对于揭示古代文体生成的逻辑具有较大的启发性。▲何绍基《节录庾信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序四条屏》篆书（湖南省博物馆藏）秦汉时厚葬隆丧，中国传统最基本的丧葬仪俗得以确定，丧葬文体也得以充分发展。从遗令、招魂辞到谥、诔、哀、吊、祭、伤之辞，再到挽歌、墓碑、墓表、墓志、祠堂题记，以及遣册、告地书、买地券、镇墓文等“发往地下”的文书，相关文体在整个丧葬礼仪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借助言语文字特有的表现力，“讲述”有关死亡的话题，也思考着生的意义。这些文体与相关仪式、建筑、随葬器物等，共同构成中国丧葬文化传统中独特的“死亡叙述”。汉代丧葬建筑中有地上祠堂和地下墓室祠堂，为亡灵接受亲人祭享的场所，也是开放或半开放空间，画像石刻丰富的图像和题记文字大都出于此。祠堂题记常以建造者口吻叙述祠主亡殁前后情形以及建造祠堂的缘由、始末，借此表达哀思，展示孝亲伦理，诫告参观者爱护祠堂，由此成为一种独立的丧葬文体形式。祠堂题记有程式化文本，或繁或简，但亦有一些“活泼”且自由的“私人化”表达。由于许多题记刻石出土时为孤石，原属建筑位置不明，加之存在学科壁垒，题记文本的文体归属存在一本“糊涂账”，仅在称谓上就有榜题、题榜、题铭、题字、明堂铭、墓记、碑记、墓志、镇墓文乃至赞体、诔文、哀辞等多种。郗文倩教授《汉代祠堂题记：一种独立的丧葬文体》继续推进礼俗文学与文体研究。它通过分析山东邹城文通祠堂题记等内容完整的代表性文本，从该文体功能性的逻辑出发，从其文本内容、言语选择及言说语境等入手，力图解决相关石刻文本文体归属混乱的状况，由此“倒推”出众多“孤石”题刻的文体属性、所属建筑构件，也提高了相关残缺文本释读的准确性。▲庞统祠，位于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鹿头山白马关魏晋时期出现一批新的儒家经典注释作品，以简明的文体受到文人学者的欢迎，并成为后世仅存的汉魏经典古注。此种文体的形成，除了一般认为的六朝文学风气及魏晋玄学影响以外，有无其他更为深层的因素？东晋梅颐所献《古文尚书》孔传训释简明平易，与汉代今、古文《尚书》繁复的训释文体形成鲜明对比。刘杰阳博士《试论晚出〈古文尚书〉的训释文体》通过考察《尚书》学史，认为这一训释文体的形成有其独特的逻辑，那就是古文《尚书》学的内在学术理路。汉代《尚书》经本问题极为复杂，东汉时期出现了围绕经本的经义纷争，不但今、古文《尚书》学者之间无法彼此认同，古文《尚书》学者之间对于经本也有争议。在此背景下，东晋出现的《古文尚书》以“隶古”字书写经文，显示其经本为孔壁“本经”，是未经改动的、孔子亲定的版本，在文字、篇目等方面，都优于汉代今、古文《尚书》传本。孔传的注解，便依据此“本经”文字，采用了一套独特的训释方法，以此避免卷入《尚书》学的纷争，使其更具包容性。孔传将《尚书》经义的评判标准统摄到权威的“本经”上来，以对经文文字的训诂来确定经文义理，抛弃了汉代复杂的经学理论。孔传简明平易的训释文体，就是这一学理逻辑的产物。此文从《尚书》学史的角度，通过勾稽汉魏时期《尚书》学发展资料，揭示晚出《古文尚书》以“隶古”书写经文的独特文本形态特点及其《尚书》学意义，并通过对比晚出《古文尚书》孔传与早期《尚书》注释之差异，对晚出《古文尚书》的训释风格成因进行分析，为我们深入理解汉晋时期经典训释文体的形成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中国文体学研究”责任编辑：张慕华推荐阅读束保成

论蒋介石、李济深决裂的因缘与影响2023年第2期审核发布初审：宋宇审核：詹拔群、周吉梅审核发布：彭玉平、李青果关于我们

苏格拉底与家庭——兼论中西文明比较的一个面相文/彭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彭磊副教授摘要：西方哲学对家庭的忽视或可追溯至苏格拉底。通过考察柏拉图和色诺芬的相关文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有家却不在家中，几乎从未与家人进行哲学对话。苏格拉底还挑战传统家庭伦理，以智慧作为确立家庭中权威的依据，并对传统家庭伦理进行了功利主义的消解，将父子、兄弟等血缘关系还原为基于恩惠与感恩的互惠关系，由此表达了对城邦道德的质疑。苏格拉底讨论治家也迥异于传统的看法，他将治家理解为一种关于“好”和“有益”的知识，并致力于追寻这样一种知识，因此是真正的治家者；他还特别强调了治家的道德和政治意义，认为治家的目的不止在于增加家产，还在于培养人的德性。他在治家与治邦之间建立的类比也表达了他的王政理想。关键词：苏格拉底；家庭；柏拉图；色诺芬家庭之于中西方哲学有着明显不同的意义。儒家思想将家庭抬高到人伦本体的地位，由“亲亲”而“尊尊”，以“孝悌”为仁之本，五伦中有三伦涉及家庭，君臣之伦也由父子之伦延伸而来。相形之下，家庭在西方从未获得如此之高的地位。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有言，“人依照自然是城邦的动物”（1253a2—3），城邦虽由家庭发展而来，却是人的自然目的之实现，因而在存在等级上远远高于家庭。西方哲学在古典时期更重视城邦或国家，近代以来则高扬“个体”，进一步消解家庭的伦理地位。家庭对于城邦或国家的存续无疑非常重要，但从未成为西方哲学的核心命题，在西方哲学发端处的苏格拉底那里便是如此。众所周知，《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为了城邦取消了卫士阶层的家庭，实行共同生活。除此之外，柏拉图对话以及色诺芬的作品中还有诸多关于苏格拉底家庭的描述以及苏格拉底对家庭的论述，从中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其人与家庭的关系，苏格拉底如何从哲学出发看待家庭。本文通过集中考察柏拉图和色诺芬的相关文本，试图表明苏格拉底为何不“爱”家，哲学与家庭之间为何有一种张力。▲色诺芬（Xenophon，约前440—前355）一、不在家的苏格拉底在柏拉图对话中，苏格拉底的对话者无一是其家人，对话地点无一在其家中。苏格拉底终日游荡在外，与各类年轻人对话，俨然是无家之人。但苏格拉底无疑有家庭，他在申辩席上说过：“我是父母生的，也有家庭，还有三个儿子，一个已经是小伙子，有两个还是小孩。”（《苏格拉底的申辩》34d）苏格拉底出身平民，父亲索弗戎尼斯科斯（Sophroniskus）是石雕匠，母亲斐纳瑞忒（Phainaretes）是助产妇（《阿尔喀比亚德前篇》131e3—4），其父早死，其母改嫁后生下帕特洛克勒斯（Patrocles），也就是他同母异父的兄弟（见《欧蒂德谟》297d—e）。他在对话中偶尔被称作或自称“索弗戎尼斯科斯之子”（见《欧蒂德谟》297e、298b，《拉克斯》180d7、181a1），由于Sophroniskus的词根意为“智慧的”（Sophron），他还曾借此戏称自己是“智慧之子”，因而不得随意谈论那些未经审视的事物（《希琵阿斯前篇》298b11）。苏格拉底还将自己的哲学比作母亲从事的助产术：他自己并不教授和生产智慧，而只是通过检审性的提问引导对话者走向智慧，只负责为其接生（《泰阿泰德》149a—151d）。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载，苏格拉底有三个儿子，分别叫朗普洛克莱斯（Lamprocles）、索弗戎尼斯科斯（Sophroniscus）和墨涅克赛诺斯（Menexenus）。但柏拉图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也从未让他们出现在任何对话中。苏格拉底受审被处死时70岁，三个儿子都未成年，最小的儿子还在襁褓中（《苏格拉底的申辩》34d，《斐多》60a）。根据《克里同》中“法律”与苏格拉底虚拟的对话（54a—b），“法律”劝苏格拉底不要把孩子看得比正义更重要：如果他带孩子一起逃到外邦，孩子们就得跟他一起在外飘零；如果他只身逃到外邦，把孩子们留在雅典，他的朋友们自然会照顾这些孩子，他本人即便死了也没有关系。因此，即便是为了孩子考虑，苏格拉底也要选择死在雅典，而不是逃亡外邦。▲安东尼奥·祖奇（Antonio

词体的本原与肌理——专栏导语2023年第2期审核发布初审：宋宇审核：詹拔群、周吉梅审核发布：彭玉平、李青果关于我们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３期编后记本期含“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笔谈）”“中希文明互鉴”“中国文体学研究”“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等专题专栏，专栏导语之外，刊文凡

医保治理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专题导语2023年第2期审核发布初审：宋宇审核：詹拔群、周吉梅审核发布：彭玉平、李青果关于我们

言当代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是围绕着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卫生条例》建立起来的。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于1948年，并于1951年通过了International

清风与我共云床2023年第2期审核发布初审：宋宇审核：詹拔群、周吉梅审核发布：彭玉平、李青果关于我们

词体的本原与肌理——专栏导语主持人/彭玉平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彭玉平教授本次“词学研究”专栏收录文章三篇，从《花间集》、姜夔词到清代祭词词，涉及早期词集文本的精神向度、姜夔词调歌曲的倚声手法和祭祀词神之词，既有具体而微的音乐考量，也有对文本深度的理论思考和对清代新的填词类型的梳理总结。作为一种音乐文学，本期专栏彰显了词的本初特色，同时也在其源流格局中，展现其发展和变化。《诗经》与楚辞作为中国文学的两大文体和精神源头，曾对后代各种文体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无论是俗文学还是雅文学，这种影响可能有显有隐、有强有弱，但从未消失。作为早期蜀中填词创作的结集，《花间集》的创作背景，确实如欧阳炯《花间集叙》所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这是最常见也是最经典的创作情形，以此带来了早期小词侧艳的特色和基本的认知维度。但是“清绝之辞”体现的是清绝之质，“娇娆之态”背后也有具体的情景，未可以表象视之。郭艳华从“诗骚传统”切入对花间词的研究，确实契合中国诸多文体殊途同归的价值和精神指向，推进了花间词研究的思想进程。▲《花间集》书影词体从音乐中萌生，这是词学界的共识之一，“曲子词”“倚声”“歌曲”等作为词体的别称，就多少说明了这一问题。不过，另外一个现实是：曲词与音乐如何配合？或者说词的具体演唱形态究竟是怎样的？这些问题自清朝以来就不断有学人试图追寻其答案，还原其演唱情形，而持以研究的重要基础就是南宋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在十七首词上所附的旁谱。白石十七谱给了后人以希望，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因为旁谱提供的并非所有音乐材料，只是部分而已，这也给联想和推理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周韬以其中旁缀音谱的四首令体词为研究对象，她的研究关涉多方理论和方法，以句拍为单位，逐字辨析，试图从中回应并坐实相关理论，其努力值得充分肯定，其结论相信也是有启示意义的。▲姜夔画像（溥心畬绘）作为一种新的创作类型，祭词词受到的关注尚极其有限。这一方面与其在清代中期以后才出现这一“晚出”现象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其特殊的创作背景和并不连续的创作源流有关。追寻祭词词的形成与发展，道光年间是其初兴并以两次较大规模的创作而快速到达高峰的时期，光绪年间王鹏运等人的继起唱和，则进一步推进了创作的热潮，但此后则渐趋消歇。无论是人格神还是自然神，祭词词都在祭祀的同时表达了祈求词神庇护以及自我身份认同等情怀，从中折射的其实是时代之思。如果说，以“风骚精神”论花间词是一种理论关注，研讨白石道人歌曲的四首旁谱属于以可能的实证导向理论，论祭词词就属于对新的创作类型的发掘。本期三篇文章提供了新思考和新角度，相信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提升当下词学研究的格局和境界。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责任编辑：张慕华推荐阅读张健

静嘉堂本和国图本：两种完整传世的宋刊本《陈书》递藏和版叶的比较2023年第1期审核发布初审：宋宇审核：詹拔群、周吉梅审核发布：彭玉平、李青果关于我们

医保治理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专题导语文/彭浩然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彭浩然教授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这不仅根植于医疗市场中广泛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市场失灵，还与医改涉及多个主体、多重政策目标有关。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要想在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之间实现平衡绝非易事。简单来看，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主要由卫生筹资和医疗服务两部分组成。前者主要涉及卫生经费筹集和资金支付；后者则对应医疗服务机构和服务提供方式。在我国，绝大多数医疗服务都是由公立医疗机构提供，基本医疗保险在卫生筹资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2021年，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40%左右。医保作为连接医疗供给与需求的桥梁，负责资金筹集与费用支付，不但为数亿国民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也通过第三方购买发挥着调节医疗机构行为、保障服务质量和可及性的关键作用。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和卫生事业发展。2009年和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最近十几年，随着国家财政投入的大幅增加和基本医疗保险实现全覆盖，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在减轻人民群众就医负担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但仍然面临医保基金使用效率不高、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继续提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医保支付制度改革是国家医疗保障局2018年成立以来大力推行的重点工作。管用高效的医保支付制度能够激励医疗机构向广大患者提供合适有效的医疗服务，通过实现价值购买，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率，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推进健康中国建设。▲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从最近几年的实践来看，全国不同地区主要进行了两种按病种付费方式的改革试点与推广，即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RGs）和按病种分值付费（DIP）。本期“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专题聚焦我国正在进行的医保支付制度改革。第一篇论文《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与健康中国建设》首先基于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对不同医保支付方式进行理论分析，然后比较我国按DRGs付费和按DIP付费的具体做法和异同点，总结其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所面临的挑战，最后给出完善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建议。第二篇论文《医疗卫生政策的试验性治理——中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双轨制试点》侧重于从政策过程的理论视角剖析DRGs和DIP改革试点所代表的试验性治理模式。作者提出了双轨制试点的概念，很好地概括了在超大型复杂政策系统中政策求解的可行路径。两篇论文结合在一起，既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我国医保支付制度改革的动因、政策设计和实施进展，也可以从大国治理的高度更好地认识我国医改的战略战术。对于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系统的工作人员，这期专题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责任编辑：周吉梅推荐阅读笔谈

编者按习近平同志指出，概括提出并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有鉴于此，深入理解、领会和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质、丰富内涵、战略旨趣、发展前景等，是通达民意、凝聚民心、汇集民智，推动国家向着新的百年奋斗目标积极、稳健迈进的重要前提，也是中国学界处于民族全面复兴时刻，对历史和国家应尽的责任与担当。以专业和学术的方式，深入阐释党的二十大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理论成果，是本刊力倡和践行的方向。本期约请三位学者，从不同维度发表见解，即是这一努力的尝试，以期共同把“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理论成果学习好、研究好、领悟好，并努力促使其成为亿万人民伟大实践的自觉追求。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责任编辑：仝广秀推荐阅读新刊速递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编后记本期含“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笔谈、“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名家特稿”“词学研究”等专题专栏，刊文凡19篇。2022年10月16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主题鲜明，目标明确，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本刊为此刊发两组文章：一组立足于对习近平总书记二十大报告的理论学习、解读和研究；一组以大会报告的精神为指引，就如何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展开研究。徐俊忠就“人民民主”何以是人类民主进程中的一种新形态作了细致的分析，提出“人民民主”的基本功能是实现人民之间的协同与合力，协商则是其内在形式。陈金龙对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与文明自信三者的内涵和关系进行了分析。李辉则从文明视角切入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回答了在人类文明的大格局中，现代化的中国贡献。三篇笔谈文字不长，但都紧密结合二十大报告而论，言之有物，也启人心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仅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世界性的难题，因为关涉多方，要取得各种关系之间的平衡，取得最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殊非易事。本期两篇专题文章对正在进行的医保制度改革做出了新的探索，对于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当有一定意义。▲2022年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赋比兴说在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中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但赋比兴三者究竟是如何合成一种彼此相关的理论，并在中国经学和文学批评中产生影响？却是一个需要慎重言说的问题。赋比兴出自“六诗”“六义”之说，自不待论，但其作为一组关联范畴与经学发生关系却是在东汉。而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整个汉代有关《诗经》的注疏之学，实际上独重“兴”，“赋”与“比”则悄焉鲜存，难觅踪影，这在《毛传》与王逸《楚辞章句》中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这一偏重“兴”的解说思路，似乎与孔子“诗可以兴”之说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换言之，赋比兴的观念架构在汉代并未最终完成，从以兴论诗到到以赋比兴论诗，其间的观念史尚须重新审视和研判。本期“名家特稿”刊出香港中文大学张健《重探汉代经学中的赋比兴说》，其所论说中心正在于此。此文条分缕析，读来甚契心衷，相信对重写汉代经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不无意义。▲《诗经旁注》书影，元罗祖禹刻本《诗经》与楚辞作为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不仅肇端了诸多文体样式，由此形成的风骚艺术精神其实也渗透到此后各种文体之中，这可以视为中国文学的一种基本精神格局和艺术格局。词为小道的观念虽然由来已久，但其实也在这种诗骚精神的泽被之中，只是其体现方式有变化，强弱明暗有不同而已。郭艳华从风骚传统的角度切入花间词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花间集》的研究格局。在词史发展过程中，词体的类型也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清代道光年间兴起的祭词词便是其中之一，虽是祭祀词神，实寓词人衷曲。傅宇斌对此所作的专题研究拓展和加深了词史研究。在词体研究中，词乐被大多数词学研究者视为畏途，但作为音乐文学之一，词的音乐性其实无可回避。周韬对白石旁谱四首令词倚声手法的分析，也因此值得关注。以上本期“词学研究”专栏三文，各具角度，也各有心得，因合并刊出。民国政治几乎与武力相始终，此既与特殊的时代相关，也与国民党急欲一统天下的躁动不安心理有关。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由蒋介石任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在快速取得多地胜利之际，蒋介石的心态便因此有了变化，领袖意识与集权意识明显增强。而他必须面对的人物之一便是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李济深欲巩固地方实权，蒋介石欲削藩集权，矛盾由此逐步凸显，并终究因这一矛盾的不可调和而导致两人彻底决裂。这一段历史时或为人提起，也有一定的研究基础。沈成飞则从两人决裂的因缘说起，细致捋述这段历史，分析其中原因，推进了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北伐时期的蒋介石以前读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其致力于在中国文化的源流中，讨论诸家对人的生命与道德根源的认知发展和差异特征，窃叹其材料之丰富与裁断之新颖。在人性论史的发展过程中，孔子素被认为是重要奠基者，而孔子的思想大要源于春秋时期，所谓“吾从周”云云，包含的内容和范围其实相当广泛。不过无论孔子怎样“从周”，他对春秋时期思想的改造、深化和转型，也是一个显在的事实，否则孔子也就无所谓是孔子了。从源流上分析孔子之前人性论的形成和特点，对于深入了解孔子的人性论当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任蜜林认为春秋时期的人性论是建立在君民关系的基础之上的，政治视野是当时人性论的基点。而在明白了这一前提和基础之后，再来看孔子的人性论，就能大致明白孔子在人性论上对前人学说所作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了。▲唐代吴道子绘《先师孔子行教像》，清刻石民国拓本去年疫情期间，我不遑专力述作，闲来无事，曾检旧诗若干以遣时日，其中读多首诗歌，竟恍惚其中，一时忘却最初一念之本心，因作《旧诗不解三首》以自嘲云：一杜门不管病阳滋，无事闲来看旧诗。恍记当年书往事，而今一读一生疑。二旧诗隐约起前思，字字都亲意却迷。重拾心情寻故事，神龙首尾总分离。三偶翻黄卷意纷披，未解当年郁勃思。底事挥毫存记忆，旧诗难溯动心时。对自己所作诗尚有如此烟水迷离之形，何况于他人他作。这让我想起王阳明的心学解经学，其解释经典何以不以圣贤之是非为是非？大率也是基于精准还原本义的艰难。再则，凡文本之出，作者即已难完全主宰其中之思想。后人解书如果困顿不通，则施以解心之法，则既可与本义豁然相通，也可将文本之中原本潜隐不出之思想，“以我心换你心”，无意之中取触类旁通之效，则对文本意义的扩展和深化，自然也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陈乔见从此角度分析王阳明的心学解经学，我认为是把握了王阳明思想的核心的。今年立春日，我曾应邀与一众诗友赴白云区石马探访桃花，行前作了一点功课，查阅了网上相关图片，始知石马桃花果然盛大奇异，艳丽称冠，因提前赋诗云：“大张帷幕竟芬芳，独自盘桓兴亦狂。若得一方幽静地，清风与我共云床。”但临行前夜，居然一夜风雨，又适逢桃花末季，难经风雨交相摧残，故零落殆尽，惟有空枝摇曳矣。到了现场遂悄然赋诗云：“长闻石马是花家，今逐闲情访绮霞。讵料经宵风雨骤，惟余三五伴枝丫。”此诗藏于箧中，未忍直示石马桃花诗会主事人员，但现实场景确实如此，夫复何言！因念天地自然，一日之间，尚有如此惊人之变化，何况人的思想，何况学术研究的前后更替！期刊之所以一期又一期、一年又一年赓续相编，道理似乎也在其中了。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推荐阅读戚聿东

贾岛奇思“入僻”的理路及其古、律之分2023年第1期审核发布初审：宋宇审核：詹拔群、周吉梅审核发布：彭玉平、李青果关于我们

新时代企业社会责任的创新与治理——专栏导语戚聿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戚聿东教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并作为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战略导向。企业是经济社会的微观主体与基本单元，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内在体现。立足新发展阶段，更好履行社会责任，进而实现企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业已成为现代企业的目标追求和战略行动。然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21）》统计，2020年中国企业300强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为36.1分，超四成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低于20分，仍在“旁观”，表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战略管理呈现一定程度的“脱嵌”色彩。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整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我国企业亟需走出一条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企业社会责任创新与治理之道。本期专栏收录的三篇文章分别从宏观层面的数字经济、中观层面的产业政策、微观层面的企业绩效的视角，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相较于已有文献，本专栏的文章侧重从战略管理的角度深刻理解企业社会责任，为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决策进而服务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在宏观层面，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强情境性和强实践性，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不可脱离时代背景和组织情境。在数字经济爆发式增长及其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的新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认知和履践范式都面临新的变革。对此，《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认知与履践范式变革》一文重点聚焦两个核心研究问题：第一，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企业的社会责任理论应遵从何种演进方向？第二，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认知演进，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践范式将会发生哪些变革？该研究基于“组织情境—履责主体”和“发展阶段—履责重心”视角，通过梳理企业社会责任与工业革命共同演进的历史规律，从内在驱动到外部共治，从组织情景到发展阶段，从概念解构到履践范式，将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自觉融入社会责任的不同内容，形成消费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两阶段的“组织情景—战略导向”协同演进理论分析框架，对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变革进行多视角的总结，系统归纳了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社会责任的新变化、新内涵与新范式。该研究旨在丰富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为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更好地履践社会责任提供战略选择，对数字经济时代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性和实践指引性。在中观层面，产业政策作为政府实现特定产业发展目标的工具，其实施效果密切依赖于企业主体行为，那么企业的社会责任扮演着何种角色？对此，《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一文实证检验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对微观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具体考察央地协同与否对微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具体影响，从创新补贴、税收优惠以及企业研发投入三重视角，解释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作用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微观机理，并以企业社会责任为核心纽带，基于外部政策驱动与内部可持续导向的双重视角，考察企业社会责任导向在产业政策协同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验证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外结合效应，构建了以企业内部可持续战略导向推动政府政策实施效果的协同路径。该研究为我国绿色与创新发展理念下进一步优化产业政策体系、构建面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绿色产业政策体系提供经验证据，进而丰富了转型中国家判断产业政策有效性与合意性的重要边界条件，特别是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验证了企业内可持续导向在政策驱动的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明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企业社会责任的角色和边界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微观层面，社会责任要求企业既要致力于私有利润的创造，又需要承担社会、环境等公共利益服务，这势必要求企业做到管理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之间的平衡。如何调整企业社会责任策略，使其切实提升企业绩效，这是将企业社会责任落实落细的机制与路径安排。对此，《富而好德，何必曰利——论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的权衡关系》一文将“义利之和，家国同构”的儒家积极伦理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依托理论，辅以实证，从战略层面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对经济绩效产生的权变作用，探讨了将社会道德与经济利益之间的“零和博弈”转化为“正和博弈”的可行路径，发现社会责任之于企业并非存在一般性，通过社会责任策略的不断调整，合理地、适当地、力所能及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或能将社会道德与经济利益之间的“零和博弈”转化为“正和博弈”。该研究跳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外部驱动视角，基于“经济理性”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作用于经济绩效的权变作用，不仅回应了企业“是否需要CSR”，也为企业如何在“需要和可能的原则之上”履行CSR提供了可行性路径，为学术界悬而未决的CSR-CFP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机理，对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的微观机制与路径具有理论贡献和政策启示。本专栏的三篇文章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将社会责任纳入企业战略管理命题，基于不同视角与侧重点，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新时代变革、内外协同治理效应、经济后果进行了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对高质量发展趋势下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重塑、实践范式、动力机制、治理协同、政策完善等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专栏发表的研究成果旨在抛砖引玉，期待引发学界的深入研究和持续探索，在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助力高质量发展方面涌现更多高水平成果，为中国式企业管理现代化理论创新作出更多贡献。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责任编辑：周吉梅推荐阅读景蜀慧

贾岛奇思“入僻”的理路及其古、律之分2023年第1期新刊速递|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目录及摘要2023年第1期彭玉平

贾岛奇思“入僻”的理路及其古、律之分2023年第1期新刊速递|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目录及摘要2023年第1期彭玉平

Baden，1728—1811）发出呼吁，德意志诸侯应该致力于促进德意志人的共同体情感，建立统一的新德意志帝国。受这一呼吁激发，赫尔德产生了建立统一的德意志科学院（Teutsche

年总目次索引2022年审核发布初审：宋宇审核：詹拔群、周吉梅审核发布：彭玉平、李青果关于我们

郭丽娜（6）从“普通知识”到“高深知识”的范式转型及其制度依托——以严复、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的侨易背景与代际评价为中心

本期含“中山大学学术名家访谈”“鲁迅研究”“宋史研究”“经典与解释”“新时代的中心城市与城市群”等专题专栏，专题专栏导语之外，刊文凡20

Innovations，CEPI）于2021年7月宣布计划与中国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新冠疫苗和其他变体（如新冠变异株疫苗）。随后不久，国际组织“疫苗联盟”（Vacc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