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晚清近代小说中羼入诗词曲的消退,则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体制形态的终结。这应该看作是诗文共生、散韵结合的体制形态之消解,而不能说成是小说中的“寄生”诗词曲等韵文之消失。综上所述,古代小说中的诗词曲等韵文“寄生”说是难以成立的,应在当今中国文学研究“全球化”语境下被反思检讨;而还原小说中诗词曲存显之本来面目,以消除“寄生”说所带来的种种疑义。质言之,小说中的诗词曲不具备“寄生物”的独立生命,其体性规制及本然具有的抒情功能呈弱化态势;而相反,其叙事能量竟然有所扩展增强,主要表征为对叙事的辅助功能。这辅助功能,是修饰性的。《庄子·外物》所云“饰小说以干县令”,适为历代小说提供了典据并于此得到印证;而旅美学者陈世骧等,对之亦有精要的提示。他说:“传统小说其中一项形式特征——在散文体叙述中遍插抒情诗。我相信,抒情精神如何渗透中国小说艺术,润色之、增美之,将会在米乐山(Lucien Miller)教授的论文中有更精细和具体的说明。”而其修饰性,具体呈现为,调节叙事节奏,复述故事情节,渲染环境氛围,描摹人物心理,突出人物性格,推动事件发展……这些其实都是韵文的修饰性功能,出于《诗》传统“赋”能的激发。这些理论命题和知识点的研讨,恰应以放弃“寄生”说为起点。当然,兹放弃小说中的诗词曲“寄生”说,并不是要贬低其持论者的学术成就;而是在推重赵义山诸家学术贡献的前提下,扭转早前援西律中、援后例前的学术理路,为当今“全球化”趋势下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校正治学理念、调整学术方向并开辟新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