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平 | 一水安流日落时

本期含“经史传统与中国智慧”“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亚欧文化研究”“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研究：资本市场治理”等专题专栏，“导语”之外，刊文凡20篇。

魏晋玄学继两汉经学而来，思想形态有异，而彼此实可贯通。盖玄学之“易”与经学之“易”，既秉承同一文本，则即便阐释方向不同，而义理或多殊途同归，乃是意料中事，只是分合之处，尚需精细辨析而已。如两汉经学中伦理纲常的核心议题，在魏晋则衍为名教与自然之义，两者实可对勘。简单来说，从史学的角度证成名教，重塑经史之关系，就是东晋玄学的一个基本特点，而袁宏堪称代表。本期“经史传统与中国智慧”专题诸文，率多别张一途者，因统为一组，贡献于学术界。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

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闻道梅花坼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

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

“一树梅花一放翁”，这就是陆游的豪情了。陆游何以对梅花情有独钟，何以在50年的创作过程中时涉梅花？是一种纯粹的审美，还是一种清冷性格的认同？凡此约略言之，大约总是容易的。但陆游提出了“何方可化身千亿”的奇思妙想，这种“化身梅”的意义便不能以寻常心去猜度了。李小荣多年研究佛教与文学之关系，他敏锐地发现陆游诗歌中的“化身梅”其实深蕴着佛教精神，读来仿佛别有巨眼，穿透了文字的阻隔而突臻妙境。

在中国学术谱系中，汉学与宋学长期争锋，难分高下。其实汉学与宋学之间，不是一定要分高下的问题，而是他们如何互补，助力中国学术谱系建立基本架构的问题。凡一学之形成，总有一个从模糊到清晰、从范围较广到内涵明确的过程。在新宋学的建立过程中，陈寅恪当然是不可忽略的人物，他曾把中国学术的未来与新宋学的建立直接对应起来，可见新宋学不只是“新”的“宋学”，而是从整个中国学术史着眼来试图建构的新学说，从本质上说，与传统宋学的旨趣还是有着一定的区别。他兼重义理与史事的特点，实际上包含着部分对传统汉学精神的汲取。但换个角度来说，陈寅恪虽然说过“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的话，但他自身的学术研究还是大致在汉魏六朝与隋唐这一时期，不遑去究心他认为值得付出心力的宋史、宋学。由此带来的问题是：陈寅恪为何基本不研究宋学而却郑重提出建立新宋学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陈寅恪未暇研究宋史宋学是事实，但他研究唐史，便已然感到唐代学术的不够完备和成熟之处。衡诸中国学术史，宋代学术的多方并进、明融通透，确似高峰凸起，令他起敬仰之思。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亦正如王国维所说“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宋代学术对宋以后一直到民国年间的学术产生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张凯结合新发现陈寅恪关于“李翱思想起源”的课程笔记，大致梳理了陈寅恪关于建立新宋学的观念演进，弥补了其中若干重要的环节。

本期“亚欧文化研究”专栏，继续着以往跨学科、跨地域和跨文化的风格，虽大体指向文学，但承载的学术内涵相当丰富。2019年，法国索邦大学弗朗索瓦·穆罗教授曾应邀来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演讲，本期刊发的《恐惧感与早期欧洲旅行文学》一文便是在其当年演讲稿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他立足文本文献和图像文献，探索旅行文学中的人学特征和意义。香港雷晋豪关注的是《穆天子传》中周穆王的西行之旅，揭示其神异中不失理性的特点。这两篇关乎“旅行”的研究，所采题材、地域颇为悬殊，但不妨互鉴其优长。法国弗朗什—孔泰大学史学教授埃玛纽埃尔·卡尼亚尔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博士程方毅分别关注大熊猫和章鱼，他们的研究兼有历史、生态与文学的多重意义，一新耳目。

资本市场治理是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融资、公司治理与精神激励，都离不开这一基石。本期由戴亦一主持专栏，就中国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外资股权监督以及经典审计质量度量指标等主题展开讨论，相信具有一定的探索意义。

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澄鲜一色秋。

隔断红尘三十里，白云黄叶共悠悠。

杜门读稿，以夏秋之温热略驱寒气，便觉自在了很多。人自在，方能文自在，读书人应该感觉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