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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后发优势,不要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变革

江淳独步 2022-03-17


不要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变革: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可以在短期内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杨小凯



“后发劣势”概念是沃森提出来,英文名称叫“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意思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来源:中国社科网/江淳编辑)



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为什麽说“诅咒”呢?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



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苏联1930年代却用专制制度,国有企业和中央计划,通过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实现了工业化。这种短期的成功,曾经使哈耶克和米塞斯等人受到很大的批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它同时也使俄国的宪政和法治的制度基础设施至今没稳固建立起来。俄国人民为此付出极高代价。不但长期经济发展受损,很多人更因此被迫害至死。这是一个后发劣势的例子。



清朝的洋务运动是另一个例子。日本政府是抱着当个好学生的态度模仿资本主义制度的。日本政府除早期人民完全不知道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少数'模范工厂'外,基本不搞国营企业。它很快卖掉'模范工厂'后,基本再不办国营企业。政治制度也学西方,搞政党自由和议会政治,只是不肯放弃天皇的实权。



但是后搞洋务运动的中国,却想在不改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这在当时效果当然好过洋务运动前的中国经济。但是这却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与民争利,既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加球员,因此私人经济无法生长起来。最有趣的是,洋务运动中由于政府坚持国营企业的主导地位,垄断资源,很多私人企业就真的不如国营企业有竞争力。



今天,我们都知道这种坚持官办企业的制度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香港和台湾的劳力密集产品出口导向新工业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却相当成功。很多乡镇企业也是相当于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这种极落后的制度,在今天却被很多人说成是'制度创新'。从俄国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对后起者的诅咒'。它可能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产生很高的长期代价。



我6月去南韩开会,了解到南韩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对私人银行的控股和指派董事长的特权。金融危机后的改革也主要针对这一落后的制度, 即废止政府控股和指派大私人公司董事长的特权。但是,我从不少中国人听到的,却是他们欣赏南韩的大公司制度,说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也要搞公司集团。但我在南韩所了解的事实是,南韩的大公司绝大部分是私人公司,连大部分银行也是类似中国的民生银行的私人银行。


改革前,这些银行也象民生银行一样由政府指定董事长。这政府的特权正是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我在浦东还听到政府办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的事,更是大吃一惊,连风险投资这种最不宜政府做的事都偏要政府来做,而且以此推行政府的产业政策(英国成功的经济发展之特点就是没有产业政策),可见中国的后发劣势有多么严重。



现在大家都在讲进WTO后,民族工业会如何受到打击。正如张维迎所言,如果打击的是国有企业,有可能对中国经济就是好消息。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汽车工业没有竞争力,他们却没搞清,没有竞争力的是中国的国有汽车工业,而不是中国的私人汽车工业。


我相信,如果限制私人经营银行和汽车工业的规例被废止,中国在10年内会有世界上最大的本国私人汽车制造商。看看私人公司'远大'的经验很多人也会同意我的看法。中国到处都有'科教兴国','教育兴国'的口号,这都是后发劣势的表现,真正要利用后发优势应该提倡'制度兴国','民主宪政兴国'。



当然上面这些并不是说我主张立即就搞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个东西不能搞的太快、太早,我主张吸取台湾的经验。台湾一直没有搞过国有企业私有化,它搞的是“自由化”,就是对私人企业不歧视。我们中国现在包括银行、证券在内的30多个行业不准私人经营,还有20多个行业限制私人经营,这些都与WTO的原则不相符合,迟早要去掉的。


所以根据台湾经验,你只要搞自由化而不必搞私有化。台湾自由化搞得差不多了,才搞大企业的私有化。这是成功的。私有化涉及到产权的大的变动,短期内一般会使效率下降,所以应该慎重,而且应该掌握时机。但是自由化是可以提早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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