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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的望远镜:后现代挑战,信仰如何回应?

JAMES K A SMITH 高塔与守城者 2020-10-11


天地之间,有些事物,超越此时的科学与信念之理性所能梦想的一切。

There are more things in heaven and earth than are dreamt of in contemporary understandings of science and faith.


类比这种方式,通常很有说服力,它具有一种作用于潜意识的影响力。当我们说A”类似于”B,就是在把与A相关联的一切与B联系起来——不论好坏美丑。

举例来说,如果我将美国士兵形容为“十字军”,我是用类比的画笔为他们上色,将他们描绘为被宗教驱动的斗士,怀着西方社会最糟糕的偏执。

这一类比是一种道德描述,超过了实际想表达的内容。这样,我们(通常是讽刺的)对十字军东征的理解中所有蔑视,都叠加在我针对伊拉克或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的观点上。

反之,如果我将他们形容为“先知”或“烈士”,我是在树立英雄主义的、纯洁的认知形象。仅仅通过类比,我们就可以成为正义化身,占领道德制高点。

又或者,我们将政权描述为“卡米洛”(Camelot,译者注:亚瑟王传说中的王国),我们就会将自己与浪漫主义以及皇室特权联系在一起。永远不要低估类比的力量。不要草率地接受类比。

01现今的“伽利略人”

当下,探讨基督教信仰与科学之间关系时通常使用一种特定的类比。

我们被告知,现在是“伽利略”时代:一个历史上的关键时刻,自然科学中的新发现有可能推翻基本的基督教信仰,就像伽利略提出的日心说震动了他那个时代的教会基础一样。

这一类比通常在遗传、进化、考古等证据的探讨中使用,这些有关人类源头的证据向传统基督徒的思想发起挑战。

类似这样的历史类比通常并不十分公平,因为我们时代的特点是年代势利眼(chronological snobbery,译者注:认为凡旧的都是过时的,但凡新的都是好的),并自鸣得意于自身的成熟和进步。

由于我们现在倾向认为教会对伽利略的回应是一种误导、反动、落伍,因而在任何“证据”摆在台面上之前,这种在“伽利略”框架下的时兴探讨已经做了两件事:

首先,这一类比将科学家(以及那些支持这类科学的基督教学者) 塑造为英雄和殉道者,愿意拥抱进步和启蒙。

其次,这一论证框架将那些想要保留基督教正统的人,塑造为落后、胆怯的原教旨主义者,把头埋在沙子里。

但凡任何人对进化论那些“有把握/明显”的证据解释,流露出迟疑或怀疑,他们就被置于迫害伽利略的红衣主教贝拉明( Cardinal Bellarmine)的邪恶角色中。

值得一提的是,传统的伽利略叙事(心胸狭窄、审判官似的神职人员反对勇敢科学探究的支持者)很大程度上与历史传说有关。

严谨的科学家和宗教学者已经开始拒绝这种简单的教会教条图景,在这一图景中,是教会教条扼杀了今天我们所谓的“学术自由”。

但是,即便伽利略的传说在事实上是准确的,它也无法象征性的归纳所有神学和科学间的后续对话。

“伽利略”式的对话框架假定了一种范式(paradigm)。

在这种范式中,科学被视为对事物本质的“中立描述者”。因而这一范式将神学视作一种偏见——一种对世界的保守看法,而必须面对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所揭示的冷酷现实。

接受了这种范式的基督徒学者和神学家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其特点往往是顺从于“科学所说的”。他们越来越对神学传统和信徒群体感到难堪,因为后者并不急于接受科学的“进步”和更新的信仰。

这样的“伽利略人”并不打算拒绝基督教信仰。实际上,他们经常会强调他们对“核心”的承诺。事实上,他们会帮助我们筛选出“核心”的内容。

确实,伽利略挑战了我们对地心说的宇宙认识,这需要我们重新阅读圣经那些看似表明太阳围绕地球旋转的圣经经文。

但地心说不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这正是伽利略时代的教会在如今看起来如此愚蠢的原因。我们中间会有谁会否认地球围绕太阳旋转呢?

你可以看到:正如伽利略的望远镜教我们放弃对信仰中错误地看似“必不可少”的东西,今天的化石记录和遗传证据迫使我们放弃对亚当夏娃或始祖堕落的执着。

除了对证据的评估或对替代说法的考量外,这种类比自身也起着说服性作用。难道你真的想成为未来的红衣主教贝拉明吗?有谁真的想成为那个人——致力于“正统”的人——到头来最后没有一个基督徒会相信?

02部分解决方案

现今的基督徒在信仰方面会感受到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谓的“交叉压力”(cross-pressure):圣经见证似乎告诉我们一个关于世界的叙事,而进化科学似乎告诉我们另一个叙事。

但伽利略的类比并没有帮助我们解决这种张力,因为它一下子说了太多。使用伽利略的类比表示已经做了决定。当我们用“伽利略”的术语进行当前关于人类起源的争论时,我们已经在修辞上给自己找好了定位,似乎物种的共同祖先与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这件事“一样明显”。伽利略的比喻是对话的终结者。它有力地表明抵抗不过是徒劳。

类比之下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这些“伽利略人”对神学传统表现出一种严重“狡猾”的立场 ——对进步的潜在信心,以及未经检验的“更新等于更好”的假设。

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一种信仰需要“更新”的感觉,并且坚持历史关注和表述不过是“保守的”,就好像寻求保存历史教义只是因为惧怕改变。

结果是,基督教神学传统被视为一种负担,而不是作为一种礼物,帮助基督教群体思考这些挑战。

“伽利略人”从未接受过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我们的一些古代神学和忏悔传统实际上可能成为当代辩论的资源 ——作为神学想象力的源泉帮助我们解决困难的问题。

相反,他们认为神学传统与当代科学之间的交叉压力只能通过“更新”传统来缓解。因此,我们的正统神学遗产——包括信经——被视作问题的一部分,而非阐明解决方案的宝贵资源。

03迦克墩的突破

或许显而易见的是,在这种“伽利略”(Galilea)的对话框架中,几乎没有提及加利利人耶稣(Jesus the Galilean)。甚至接受了这种范式内的基督教学者也很少表达对基督中心论的肯定。

相反,当我们的讨论“创造”时,我们很少或根本没有提到基督 ——就好像他在创造和维护世界方面的作用(歌罗西书1:16-18)和关于“自然”的对话无关。

但正如马克点诺尔(Mark Noll)在《耶稣基督和头脑生活》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基督徒的学术不应该植根于功能性的自然神论(functional deism)中。恰恰相反,基督徒开始严肃知识探求的适当出发点“与我们开始所有其他严肃人类事业的地方相同。此处是我们宗教信仰的核心,即在上帝在基督里的启示。”

这就是为什么诺尔指出迦克墩公会议(A.D.451)是教会信仰和(当时)当代科学之间的第一次接触。

当基督徒就道成肉身和基督神性的问题进行思辨时,他们正在努力回应当时的“科学”——即人格和自然的范式

在这一过程中,基督身份的“迦克墩定义”同时肯定了基督的完整人性和完全神性,这代表了一个重大突破。

通过唤醒想象力,人们意识到诺尔所谓的“双重性”(doubleness)——表面上矛盾的可能性掩盖了更深层次的和谐 —— 迦克墩促成了针对科学和启示之间相互矛盾的创造性回应。

在这里有一个可效仿的模式:早期的基督徒挖掘信仰的奥秘,以应对当时的挑战,而不是削减掉什么东西,以满足当时的期待。

在迦克墩大公共识的指导下,教会领袖不必仅仅采取防御性态度,或是和解态度。

主导地位的科学范式留下了宗教主张的空间,但他们却并未在其中寻找角落和缝隙。相反,他们的核心信念是基督在一切创造上的主权,这给予他们勇气和信心,以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方式提出理论。

他们没有想方设法削弱或淡化福音的特殊性。坚信所有事物都在基督里联络,早期基督教神学家形成了新的模式和范式——我们现在接受这些模式和范式作为信仰的权威陈述 ——“伟大传统”的核心和灵魂。

我们21世纪的基督徒可以从4世纪的先辈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不幸的是,伽利略的故事助长着我们当代的沾沾自喜,鼓励我们瞧不起在那些我们之前蒙昧世代。

但除非(直到)我们愿意承认迦克墩的创造性智慧,或对红衣主教贝拉明产生一种怜悯,否则我们并没有太大希望能在这些有争议的议题上看到真实的基督徒见证。

相反,信仰和科学之间的当代对话将继续一种对立的讨价还价游戏( dichotomous bartering games),不过是试图“更新”信仰(“如果你让我保留复活的教义,我将放弃原罪”,如此等等)。

迦克墩向我们表明,我们可以大胆地、富有想象力地、忠实地,创造性地解决最具挑战性的问题,确信所有事物都在基督里相联络。

“厚重的”神学正统观念与当代科学相遇时,并不相互排斥。我们只需要培养基督信仰的想象力,以发掘更具创造性的问题解决路径。

首先,要切记并且认识到,要实践基督教知识传统,独一无二的方式是聚会,敬拜和祷告。

在教会的祈祷和敬拜中,我们沉浸在圣经中,我们的思想被置于上帝的故事中。在敬拜中,我们不断被邀请沉浸在这一信念中:所有事物都在基督里相联络。严谨的、富有想象力的、忠实的基督徒学术,其基础一定是有意识的圣礼。

其次,相应的,我们需要回到基督徒的神学遗产——根植于圣经,并在教会的信经中表达——将其视为礼物,而非负担。毕竟,早在伽利略以前,教会也曾在信仰-科学的张力中挣扎。

我们的感知(接续已故罗伯特·韦伯的话)应当同时立足与古时与未来:教会将通过回溯古代基督徒的智慧找到礼物,借以帮助思考后现代的挑战。

我们的目标不是简单地重复古老的方式,同时将头埋在沙子里;相反,当代教会和当代基督教学者可以从像阿塔纳修斯(Athanasius)和奥古斯丁(Augustine)这样的教父的思考习惯中学到很多东西。

在这些信念和实践的指导下,我们可能不会再那样容易久因为跟随伽利略(Galileo)而沾沾自喜,而是能更在意跟随那位加利利人(Galilean),在他里面,上帝使万物与自己和好。

James K. A. Smith

加尔文学院(Calvin College)哲学教授。the Colossian Forum on Faith, Science, and Culture同工。著作包括: Imagining the Kingdom: How Worship Works。

    

本文发表于Christianity Today杂志2012.9.28

塔城整理翻译 (转载请注明)

原文What Galileo's Telescope Can't See: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12/september/what-galileos-telescope-cant-se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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