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最好的宋史学”？

——以《宋代地方政治研究》为例的讨论

刁培俊

摘要：虽然人文学术的评判标准相对模糊，但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就宋朝历史的研究而言，做到怎样的程度方可称之为“最好”？这是很值得认真和反复讨论的重要问题。揭橥“最好的宋史研究”这一典范和标杆概念，提出一系列判断标准，有利于建立学者共同遵循的学术规范，形成良好的学风。在努力建设本土化的中国学术体系的同时，以《宋代地方政治研究》为例的讨论，更能够展现“最好的学术问题”及严密学术论证的重要性，这将为国际视域内“最好的宋史学”未来的学术增长点贡献智慧。

关键词：人文学术评价；学术规范；“最好的宋史学”；《宋代地方政治研究》

DOI:10.13734/j.cnki.1000-5315.2022.04.020

收稿日期：2022-03-0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蒙古元素‘江南风尚’的隐显与宋元社会转型研究”（18BZS05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刁培俊，河北临西人，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E-mail: peijun@xmu.edu.cn。

文无第一，或可谓之中国人文学术评判的一大难题。其实，就全球性的文科学术研究而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评鉴的问题和困惑是普遍存在的。对史学研究成果的评骘，亦是如此。世间哪里会有世人公认的“最好”史学作品！？除了言人人殊之外，评价的标准确亦因人而异。中国历来就有“文人相轻”、“唯我独尊”的传统，文人的自大孤傲、狂妄不捐，千古以还，在在皆是，不胜枚举。即便是大师巨子们视域中的“低夫下士”、“三家村圣人”，他们自己却往往傲然自以为是，甚而对于学界普遍公认的所谓大家巨匠、文章居府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乃至斥之为“学术垃圾”，亦在所难免(注：这里是撮合桑兵的论说铺叙而成，其原文分为四个部分：两种史法、学界江湖、系统与附会、为己与自律。参见：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绪论第1-22页。)。当然，对于世所称誉的经典著作，如日月之高悬，如珠峰之顶巅，人所共见，并不会因二三子的贬斥毁誉而遮蔽其熠熠清辉。各花入各眼，职是之故，本文所谓的“最好”，虽意在求其普遍性，抑恐也只能是个性的认知。

以个人浅薄的学问，讨论“最好的宋史”这一宏大且颇具挑战意义的学术话题，除自不量力之外，更多的是惶憷。本文首先讨论什么是“最好的宋史学”，结合古今中外的相关评论，提出普遍性的评判标准；其次，以《宋代地方政治研究》一书为例，对照这些标准，展开具体对照和阐释；最后，将目光置诸最近百余年尤其是1980年代以还的宋史研究，结合欧美和日本汉学家的研究视角、问题、理路和方法，尤其是学术规范，对比中国人文学术整体发展历程中的宋史研究，提出点滴浅见。当然，笔者虽明知共识难求，但付诸笔端，除聊供自勉之馀外，仍希望得到大师巨子、高明睿智者的严厉批判，俾便提升中国宋史研究乃至人文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准。

一　为何要讨论“最好的宋史学”？

2013年9月，由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教授（Elizabeth J. Perry)和浙江大学历史系主任陈红民教授主持召开的“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学术论坛，引发了学者更深更广层面的思考(注：〔美〕裴宜理、陈红民主编《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由此扩展开来，进而讨论“什么是最好的宋史（论著）”，也别有意义。对于学术评断，中国史学界多含混模糊，以口碑为主。宋史学界的前辈多秉持君子风范，只留口碑，不立文字，鲜有得罪人的严正学术批评。至今尚无探讨某一断代史学术标准的论文。其他理由如下。

其一，近代以还的人文学术对宋史领域的关注不足。与汉唐史、明清史和近代史相较，多年来，国内外的宋史研究大致处于相对落寞的境地。虽然近百年来，经过中外前辈学者的不懈努力，宋史研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论著，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与热烈思考。邓广铭、漆侠、陈乐素、李埏、徐规、全汉昇、王曾瑜、朱瑞熙、王德毅、梁庚尧、黄宽重、柳立言，以及海外Robert Hartwell（郝若贝）、刘子健、Patricia Buckley Ebrey（伊沛霞）、Robert P.Hymes（韩明士）、Peter K. Bol（包弼德）、Richard von Glahn（万志英）、Ronald Egan（艾朗诺）、Jacques Gernet（谢和耐）、宫崎市定、周藤吉之、加藤繁、斯波义信、梅原郁等著名前辈，皆发表了足可藏之名山、堪称经典的著作。与其他断代史尤其是晋唐史学者相比，同是1970-1980年出生的中青年学者一般无法相比，遑论与陈寅恪、唐长儒、田余庆等学者相提并论，多少呈现出“总不如”的学术景观。如果进而言之，就宋史研究整体成就而言，除极少数极个别议题之外，大多数的研究成果则很难褒扬其为“中国历史”和“历史学”研究的经典、典范文本，给学界提供了极具超越性、前沿性的理论方法和问题意识，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注：新理论和新方法的突破，自是天赋异禀者所能为。王守仁曰：“上智绝少，学者无超入圣人之理。一起一伏，一进一退，自是功夫节次。”（见：王守仁《王文成全书》卷3《语录三·传习录下》，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25页。）而在“原创”概念中所包含的要素更多是主观性而非客观性的，多属发明而非发现，多属创造而非理解。确实只有“上智”方有巨大创获，带动人类思想的突破性发展和变化。如此，对于“下智”而言，也就只有践行“上智”创造的方法，只有对既有理论的注疏、汇点、翻译、考订、诠释和阐发（见：倪梁康《原创与积累再议》，《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5期，第11-12页）。)。

其二，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宋史研究领域成果丰富，但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且渐有鱼目混珠的趋势。早在2004年，李华瑞业已指出，近50年来刊出的宋史研究论著总数多达1.5万篇，但是与这种数量剧增相伴的，却并非质量的提高，其中“1/3~1/2是完全没有学术价值的废品”，就王安石变法研究而言，发表“文章千余篇，但有见解、有一定水准的论文大约只占三分之一，其他文章多是低水平的重复之作和泛泛而谈的应景之作”。2005年，李伯重引用了李华瑞的这一结论，并进而用之概指中国文史研究，尤其是热门学科,如经济学研究等(注：李华瑞《建国以来的宋史研究》，李华瑞《宋夏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李伯重《论学术与学术标准》，《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第5页。)。要之，晚近以还，人文学术几成为专业化极强的谋生职业，论文和著作几乎等同于可用于交换的商品。学者多在论文、著作、课题、获奖等指挥棒下，求实用，谋名利，浮躁浅薄的半成品遂蜂拥而出。

最后，如何使宋史研究走出上述困境，追求“最好的宋史”，开创出一条符合中国学术发展脉络的道路，建立起中国学术独有的规范和体系，是我们当前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本文立足于中国近当代人文学术发展的历程，针对宋史研究的成果及其整体表现，讨论“最好的宋史”这一议题，意即在此。那么，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宋代地方政治研究》这部书为例展开讨论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应先对什么是“最好的宋史学”做出回答，即探讨其具体的标准是什么。

二　什么是“最好的宋史学”？

在讨论此问题之前，有三点需要明确。

第一，学术贡献和成果的评判，不能简单以数量比。尽管在很多人眼里，包括在高校人事管理部门各类评比的表格里，人文学者影响力就在于这些“数量”，但我们应深知，学术研究重在质的创新突破，而不在量的无限累积。

第二，各时代有各时代最好的学术议题及其难度系数，比较与评判应在同一维度内进行，而不能随意跨越。即如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与同时代出版的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同一时代出版的王曾瑜《宋朝兵（军）制初探》和《宋朝阶级结构》、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与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均是论题深邃与学术功力深厚的佳作，倘若硬要在二者之间做一评骘，估计是无从着手的。明乎此，始可探讨何为最好的学术著作，何为最好的宋史学。当然，历史文献数据化前后，也不宜混同评骘。

第三，一部学术著作达到怎样的水准，方可称之为“著述”和“一家之言”？如前所述，言人人殊，但学界对此仍有口碑与公论。近代以前的中国传统学术，以享有盛誉的乾嘉学派而言，义理、考据、辞章的评鉴标准(注：清人姚鼎在《述庵文钞序》中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见：姚鼐《惜抱轩诗文集》，刘季高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1页。）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说林》说：“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征实存乎学。”（见：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台北里仁书局1984年版，第351页。）)，冀求论著之淹博、识断、精审，良有其则，影响深远。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经盛赞清代考据学者“科学的研究法”和“科学的研究精神”，并总结出清代学界正统派学风的十大特色：

梁启超说“当时学者，以此种学风相矜尚，自命曰‘朴学’”(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9-70页。)。清代朴学的十大学术规范，对于今天的学者，均有显著的规诫意义(注：王子今《清代考据家的学术道德》，《光明日报》2005年1月11日，第7版。)。这一“公议”，并不会因一人或少数人的恶意贬损或善意溢美而骤高骤低(注：即如田余庆的研究，近年来又多有学者重新评价。辛德勇针对《论轮台诏》提出商榷(见：辛德勇《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构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及2018、2020年增订版）。何德章则婉转评议其师“主要关注的是政治史，对相关历史时期的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鲜有论述；先生擅长分疏历史横断面或者说同一时期的人与事，洞彻世道人心，却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历史的纵向观察”（参见：何德章《历史学家与古人对话的智慧》，《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1月11日，第B07版）。之后，侯旭东又对《东晋门阀政治》展开了反思，批判田余庆论著中隐含的“线性历史观”（见：侯旭东《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告别线性历史观（代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5页。）而胡宝国的评鉴，足以令读者更多领悟田余庆学术的睿智、卓识、真与美的完全统一，以及精致型学术工匠与建构型学术大师的区隔，他指出：“杰出的学者并不是没有弱点，他们也不是因为克服了弱点才变得杰出。他们之所以有杰出贡献，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见：胡宝国《读〈东晋门阀政治〉》、《在题无剩义处追索》，胡宝国《虚实之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8-17页。）秉持后现代主义的理念，反思过往的任何学术研究，只怕一切研究都会被颠覆，窃以为当今的宋史研究尚未达致如此反思的深邃境地。)。此前，张伟然也就谭其骧的“五星级文章及学术活性”展开讨论，他提出的标准是：

即须有大问题、大功夫、大智慧。他认为，必备条件还须有“独创性”（提问或结论）、“独立性”（窃以为此“工作过程”当指独自进行的，也即并非依赖他人帮助，其中应包括某些著名学者聘任研究助理，在前期研究中帮助自己搜寻资料）及“技术性”(注：张伟然《谭其骧先生的五星级文章及学术活性》，张伟然《学问的敬意与温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这一认知，相当全面、深刻。

学术乃天下公器，时间是淘洗鉴选的最佳裁判员。真正优秀的学术论著，即便历时久远仍会卓立于学林，闪耀其熠熠之光，给后学者带来知识、智慧和启迪。学术的评价，虽因人而异，但学界多年来形成了一个大致的所谓“标准”。传统中国又有强调史家的三长或曰四长（才、学、识、德）之说。如果我们仍然以新理论（新方法）、新议题（新视角）、新资料、新观点（新论断）作为评骘学术进展的标尺，这里所谓的“各擅胜场”，单就宋史研究而言，是否可以包括以下诸方面：（一）拥有一个“好问题”、“真问题”；（二）学术史梳理清晰且完备，针对不同观点有切当回应；（三）对有关问题的存世资料进行了竭泽而渔般的搜讨，并加以披沙沥金般的内外考证、精选细择，且在此基础上对史料进行精准得当的解读；（四）结构明晰，逻辑严密，论证精致；（五）语言准确，精炼平实，优美雅致；（六）议题具有创新性，研究成果具有相对广泛的影响力和学术牵引力，做到了目前条件下的极致；（七）对已出版的成果文本，仍有自觉精益求精的不懈追求。这七条准则也具备张伟然提出的大问题、大功夫、大智慧，学术议题提问或结论之独创性、工作过程之独立性。下面试一一分述之。

（一）拥有一个“好问题”、“真问题”

学术问题分为“一等问题”和非“一等问题”，亦即是否为“关键/核心问题”。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首先需要拥有一个好的选题。

提及学术议题的选择，历史学人耳熟能详的应是何炳棣的豪言与壮志。“何炳棣先生一生治学，从不做‘第二等’的题目，向来‘扎硬寨，打死仗’，视野宏阔，博征史料，而著述则精要严谨，下笔必有建树，且数十年坚韧不拔，孜孜不倦，故成就卓著，贡献杰出”(注：中华书局编辑部《〈何炳棣著作集〉出版说明》，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何炳棣著作集》，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页。与此类似的，还有刘浦江的治学理念：“对于研究课题的选择，我向来有两个原则：一是追求重大题材，即关注重要的、关键的、核心的问题；二是追求难度系数，偏好难度较大的、前人没有发现或者未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一般来说，这样的研究课题具有更为恒久的学术价值。”（见：刘浦江《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自序第2页。）他也提出：“一个历史学家，若能真正做到‘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离大师恐怕也就相去不远了。”（见：刘浦江《邓广铭传略》，张世林主编《想念邓广铭》，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刘浦江《不仅是为了纪念》，刘浦江《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09页。）)。毋庸置疑，一般而言，历史学的“好问题”一定须是“真问题”，而不是“伪问题”；以反证的方法论证“伪问题”，借此求真，无疑难免南辕北辙、反弹琵琶之讥，智慧高妙者尚可勉力一试，庸常之辈卒难效法。

不同时空和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不同学术议题之能否成为“第一等”的学术议题，各自不同。但总的来说，学术议题的选择，应当具有宏阔的视野，至少也应是中观的，能够“以小见大”的，而非完全微观的。即如漆侠引杜诗《前出塞》之言，“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注：漆侠《历史研究法》，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8页。刁培俊的研究生导师曾多次以此教诲他（见：刁培俊《漆侠先生和我》，《河北大学报》2001年11月20日，第4版）。)。无论是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抑或思想史等，只要属于学术宏大议题、关键性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史”学术议题的研究，无疑都是“第一等”的题目(注：近年来学界针对“整体史”和“碎片化”的讨论，2012年《近代史研究》曾邀请章开沅、郑师渠、罗志田、行龙、杨念群、王笛、王学典、章清、王晴佳、李金铮等诸多一线学者参与讨论，至今也未必就算达成了共识，但足以引发学人的深度思考。)。

具体来说，由于两宋史的特殊性，这类题目应具备的特征是：首先，符合宋朝历史实际，有思想、有价值取向；其次，能够用最简练的语言表述观点；再次，抓住了天水一朝最重要的问题与特色，与宋史研究中的关键时间、人物、事件相联系，带有宋史研究的底蕴；最后，视角与观点具有独创性。而这些需要从思想蕴藏和技术操作两个层面出发，从理论和方法两个途径考虑。

“好问题”未必是“真问题”，反之亦然。问题醒目、建构精美、语言典雅、文本精致、炫人耳目的著作，未必都是宋朝的真问题、关键问题；学术建构的好问题，未必都是历史上宋朝的真问题、大问题。质言之，问题究竟是“学术的”抑或是“历史的”，也至为关键。

一旦选中了合适的论题，就应当紧紧围绕着这个议题展开研究，提出鲜明的观点，进行全面深入的论证，而史家的史识也往往在其议题的选择与具体的论证分析中得以体现。这就需要学者集中精力和才智，强化学术文本的深邃、厚重度与扎实感。

（二）清晰完备的学术史梳理与系统的学术对话

诚如前揭梁启超所云“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这是遵守学术规范所必备的一条，也愈来愈受到学人重视。众所周知，2000年之前的中国史研究，长时期并无明晰的学术规范，学者多各行其是：引他说或只见学者姓名著作而随文表述，而不详列所引表述之章节页码，或明贬阴袭，或全然无视，在在而有，不一而足。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迅猛发展，在“前互联网时代”尚有一定困难的寻阅海外宋史研究成果，在今天已经变得相对容易。大量域外研究成果中译本的出版，更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外学术交流。有些海外汉学研究确属扎实深邃，在理论、方法或议题视角等领域启人深思的创新之作，因此，绝不能“以不见为不有”。竭泽而渔地搜求完善学术史，充分回应既有研究成果，避免重复劳动，将是我们一项崇高的学术追求。

近年来，教育系统要求“全师科研”，高等教育系统的量化考核指标也不断攀升，各级教师应晋职之需大量发表论文和著作，兼以1990-2005年前后国内若干家期刊或明或暗地收取版面费、赞助费以维持运转(注：王曾瑜《量化考核与版面费之弊》，王曾瑜《纤微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81-684页。)，大多数学术著作的出版迄今为止仍处于商品化运营阶段。这些情况皆不同程度地加剧了学术成果发表的“市场化”和混乱化，致使各类论文、专著的数量不断激增，质量却良莠不齐。在这种情况下，详细回顾学术史已成为一大难题。因此，如何在既有学术成果中选精与集萃，成为考验学者阅读耐力、体力以及才、学、识的一项硬功夫。

（三）史料的选择与运用：竭泽而渔、披沙沥金

如所周知，历史研究本就是在断烂朝报中的历史记忆被淘洗之后的点滴呈现，存世文献历史书写中的偏颇和局限，及由此导致的陷阱，几乎随处可见。而对不同时空之下的证据举证越多，甚至不惮穷举，其结论就越客观，越能减少个人选择导致的各种倾向性和偏见。

与汉晋唐史研究非竭泽而渔则无以称其学不同，与明清史和近现代史史料如汪洋大海难以竭泽而渔也不尽相同，对于宋史研究而言，史料文献具有可穷尽性。而当下文献检索工具相当便捷，更为搜寻资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基于此，“穷举”(注：黄敬斌《郡邑之盛：明清江南治所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1页。)所有可能找寻到的资料，亦非异常困难之事。

“穷举”固然可以无限呈现不同时空下的诸多历史镜像，但当用3-5条材料足可论证一个观点时，“穷举”是否还有必要？对于众多“同质”史料，是否需要一一罗列？如果未能“穷举”，是否会被目为懒惰——根本不曾“竭泽而渔”地搜讨过史料？是否仍会被等同于“断章取义”，被斥为根本不看前后文、未通读全书？

事实上，竭泽而渔地搜讨资料，并不代表一股脑地将所有资料运用于自己的著述之中，而是要使用经过披沙沥金般“淘洗”过的关键性或具有代表性的核心资料(注：柳立言曾提及其师刘子健的倡导：“他一再主张，搜集到的史料足以支持论点，便应下笔，若一味追求完备，翻遍群书，也许偶然会找到重要的新史料，但更多的是陷入经济学的报酬递减律，事倍功半”。这一倡导影响及于门下弟子，“笔者也较为重视问题的提出和解答的方法，不在乎答案是否永垂不朽”（见：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3页）。)。邓广铭那一辈学人强调对资料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注：此16字，最早见于毛泽东《实践论》（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1页），邓广铭《学术研究中的实事求是》一文对此作了特别强调性阐发（见：《邓广铭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就充分注意到每一则史料的史源、版本及相关信息，对其运用的资料进行独具匠心的精挑细选。这一方法和目前古代文史学界钞本时代的“文本考古”之法(注：参见：〔美〕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日〕浅见洋二《文本的密码——社会语境中的宋代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孙少华、徐建委《从文献到文本：先唐经典文本的抄撰与流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刘跃进、程苏东主编《早期文本的生成与传播》第1辑，中华书局2017年版。)，颇多异曲同工之妙。在探究文本、针对史料进行研究方面，日本学者积极展开的史料批判法，也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注：参见：〔德〕利奥波德·冯·兰克《近代史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7-251页；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第219-222、248-249、278-279页；邓广铭《学术研究中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史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峰》，《邓广铭全集》第7卷，第87、105-107页；〔日〕安部聪一郎《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新动向》，《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1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17页；孙正军《通往史料批判研究之途》、〔日〕安部聪一郎《日本学界“史料论”研究及其背景》，《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4期，第34、39、39-43页；孙正军《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文史哲》2016年第1期，第21-37页。其实，对史料的内部和外部考证，尤其是对史料进行内部考证的批判性研究，在中国史研究领域憬悟很早（参见：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136页）。)。而今之学界却出现了大量不加拣择考辨，对史料拿来就用的现象，致使学术研究成果日益粗放，严谨渐失。

且不论盲目“穷举”可能会产生的随意堆砌史料之嫌，就史料本身而言，存世文献无疑都是特定群体历史记忆的痕迹，其书写策略存在众多“人为的陷阱”。在历史书写中，史家或在政治体主导下叠加多层“滤镜”(注：苗润博在探究契丹早期历史时曾指出，“当代国人的契丹印象实际上受到了华夷之辨和民族主义的滤镜干扰”，契丹早期历史“实际上就是中原文献记载、辽朝自身建构及金元史官追溯三重滤镜下的光影”（见：苗润博《滤镜下的光影——文本批判与契丹史研究的新面向》，北京大学未名学者讲座之42，http://www.ihss.pku.edu.cn/templates/learning/index.aspx?nodeid=124&page=ContentPage&contentid=1144，2020年10月9日访问）。近来，沈卫荣积极倡导以“语文学”的学术取径更深入而多元地探讨历史文本的“文本语文学”，颇有意义。沈卫荣呼吁“回归语文学”，其源自欧美的这一词语与中国学术固有的“朴学”之传统虽同异兼具，但剥开意识形态化的思维、积极抵抗相对主义的理路，深入细致地体认文本，通过“训诂考证”“还原古典原义”，征文考献，以明古事的方法和精神，二者是相通的（参见：沈卫荣《回归语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34、337-338页）。语文学堪为一种难能可贵的学术态度、学术立场和学术精神，甚至是一门门槛极高的学术手艺，一门精湛的技艺，一种坚持以实证的、科学的和理性的严苛训练，一种散发出博学、精致、执着和脱俗的气质（沈卫荣、姚霜编《何谓语文学：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和实践》，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导论第4-9、14-16页）。陈尚君总结这一学术风向云：“李猛这一代人的看法更进一层，他们认为明清以降，包括日、韩流行的佛典，虽然很权威，但任意改动的地方也多，应该尽最大可能地利用唐写、宋刊、古钞的各种早期文本，努力还原文本原貌，在文本归属、文意还原及文本解读方面，积极追索古人真相。”见：陈尚君《序》，李猛《齐梁皇室的佛教信仰与撰述》，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4页。)，或在“政治正确”的逻辑下剪辑与拼接史料(注：唐雯《唐国史中的史实遮蔽与形象建构——以玄宗先天二年政变书写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第182-204页。聂溦萌讨论了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探考了不同王朝对史书反复编纂的情况，唐雯将其研究方法概括为“文献法医学”（见：唐雯《唐代成熟的国史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漫长的发育——评聂溦萌〈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文汇学人”公众号，2021年4月16日；聂溦萌《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30-31、291-301页；《作为制度·文献·历史的官修史——〈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研读会纪要》，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文研读书29”，https://mp.weixin.qq.com/s/eM7m2QAE18KLLqCE9b2qUg，2021年12月5日访问）。)，以此重塑历史，抑或出于个人的立场与情感因素，对史事进行有意讳饰与全面重构(注：管琴《行状文本与历史真实的显隐——以朱熹〈张浚行状〉为例》，《文艺研究》2019年第12期，第61-71页。)。即使是被看作“公”的史学文本，尚可能因书写者不可避免的主观情感而蕴含私的视角，更罔论“私”的史学文本。

进而言之，如果不加选择地“穷举”所有史料，则难免为其所牵引。或受惑于宋人的言论，未能跳出宋人的视野去研究宋史，形成一种“宋史意象”；或受蔽于元明清时人的“宋史观”，理所当然地认定元明清时代的“历史资料”及其既定结论就是“宋朝”的历史而毫不怀疑，从而形成为另一种“宋史意象”。更因为20世纪以还欧风美雨的洗礼，有些学人盲目跟随“汉学”的理路，形成为“汉学心态”(注：包伟民《走出“汉学心态”：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方法论刍议》，《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年第3期,第60-68页。)之下的第三种“宋史意象”(注：刁培俊《谣谚里的宋代中国——赵瑶丹〈两宋谣谚与社会研究〉读后》，王兆鹏主编《宋代文学研究年鉴》，武汉出版社2017年版，第258-262页。日本学界和国内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的某些经验或可借鉴。裴汝诚《宋代史料真实性刍议》一文的重要性和启迪价值，多年来被学界忽视，实则是一篇振聋发聩、启人深思的作品（见：裴汝诚《半粟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109页）。)。如此一来，对历史的解读，势必都易出现极大的偏差。

这就要求学者对史料进行内外考证与批判。即：既要有对于史料产生时代、地点、著作人和原有形态的外部考证，也要有对于记载人信用、能力、真实程度等的内部考证；既要留心史料的来源与性质，也要关注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既要从文本与历史的“整体”上去考辨资料，榨干其中蕴含的所有信息，也要对论证过程中的史料取舍原则有所说明。

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兴起对史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一定程度上使文学与史学之间的界限被模糊，由此动摇了以求真为旨归的史观，以至于有的学者称他一般不太区分第一手文献还是第二手文献(注：罗志田夫子自道：“我比较赞同史无定法的主张，就像我对史料不太区分什么第一手、第二手一样（通常的区分都是基于史料的产生和存留，我以为最适合研究题目的史料，就是第一手史料，而不必考虑其出身。”（见：张洪彬《学术史、思想史和人物研究——罗志田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6年第12期，第175页。）这似乎造成了一种印象：晚近中国史别有治学之取径，抑或这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一种表现。但结合阅读王尔敏《史学方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的体验，及笔者个人既有的理念，颇怀疑此话的准确性，乃至产生历史学文学化的感受。而史学亦文学之观念的兴发，亦并非近二百年来才有的事情，早在写就于西汉的司马迁《史记》，即已实现了文史的完美结合，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5页）即此之谓，似说明文史结合之中蕴含的后现代主义色彩早已有之（可参阅：黄进兴《“历史若文学”的再思考：海登·怀特与历史语艺论》，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3-93页）。事实果真如此吗？)。“二手叙述”，固然别有其史料价值(注：对此，罗志田曾指出，一手文献之外的“二手叙述”也能够透露当时当地当事人对某人某事的认知，加深我们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体会，别有其史料价值。见:罗志田《风雨鸡鸣：变动时代的读书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自序第4-6页。)，但它只是近现代史某些课题可以效法的研究取径之一，而非所有和最重要、最根本的，更不能改变中古史侧重“第一手资料”的研究方法。因此，在宋史研究中，仍当仔细区分史料性质，关注一手文献与二手文献之间的差异，使之各尽其用。

经披沙沥金般淘洗过的史料，还需要学者对之进行更加深入的剖析与解读，剥离叠加在史料上的层层“滤镜”，寻找历史的本原，绝不能仅停留在表面，全然受其牵制。但另一方面，求之过深，过度解读，亦非良法。超出史料之外，漫无目的地联想推论，以至得出荒谬不经、耸人听闻的结论，绝非以求美求真为旨归的学人所应取。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邓广铭更强调“四把钥匙”——职官、地理、年代学、（版本）目录学是研治中国古代史的基本功。这一治史法则为众多史学工作者所遵循和再倡导。近年来，一些学者尤其是出身名师名校的学者似受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学术成果溢出或背离了这一宗旨，但并未举证何以反对“四把钥匙”的理由(注：如果将兰克学派、乾嘉学派所秉持的理论方法视为“科学/学术正义”，则邓广铭提出的“四把钥匙”也近乎此。除义理史学和海派作风之外，今人在历史研究中忽略了其中所蕴含的科学性元素，是否类似于后现代主义理路而将之推入了解构与建构的方法论陷阱，是否近似于“后现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滥用”？这一点颇值得史学工作者警醒（参见：〔美〕艾伦·索卡尔、〔比〕让·布里克蒙《时髦的空话：后现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滥用》，蔡佩君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英文版前言第2-5页及正文第1-14页）。若非是，则我们能否认为此乃学术态度之不端正、不严谨或属懒惰？当然，我们这里的苛责，类似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黄道炫所说的“面对官方史学和学术研究之间可能存在的出入，我们最好不要做‘把对方扫到垃圾堆里’的单纯的批评者。我们可以想象自己为一个医生。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而不是看乐子、说风凉话。我们发现问题不是为了去埋汰别人，而是为了让别人更好，通过治病，通过发现问题，去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参阅：《黄道炫老师专访：历史的力量在于“实”》，2022年4月3日访问，https://mp.weixin.qq.com/s/_i1D63QFwFmAEYqQnsi7ZQ）。)。当然，史学是个性化的学问，自可各行其事，各随心意，各善其美，但是，在大多数学者视之为学术理性和方法正义的情况下，我们不妨套用阎步克的一句话——“从事学术不比其他行当更高贵，但也并不更低微；史学不比其他的学科更高明，但也并不更低微”(注：阎步克随后还有一句话提醒史学研究者：“当然，学历史多少需要一点儿‘傻气’，因为得付出‘机会成本’、牺牲另一些诱惑，所以优秀的历史学者，较多出自淡泊执着的人”（参见：《阎步克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给一年级历史学系新生的开学寄语》，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官网，2021年9月1日，https://mp.weixin.qq.com/s/WgoyzRHR4It0eOd1SfqzWQ，2022年3月22日访问）。程民生亦曾叙及论著撰写时，因家中停电而不得不秉烛奋笔疾书，“你看这书生气傻不傻”（见：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1页；程民生《中国北方经济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81页）。)，因此，“严格运用邓广铭‘四把钥匙’研治宋史也许并不比不严格运用者更高贵、更具学术正义，但绝对不更低微”。毋庸置疑，严格运用“四把钥匙”的宋史研究者，似比持相反理念者（只说不做者、阳遵阴违者、取法学术正义而刻意标注某古籍善本，其实则引用文渊阁四库全书等劣本者，均理应囊括其中）更显学术的严谨、耐心和一丝不苟之精神(注：这一追求实证的研究方法，在持后现代主义理论、义理史学研究的史学者看来，几有类如英国历史学会前会长巴勒克拉夫之所谓“继承下来的资本”、“陈旧的机器”者。参见：李伯重《从历史中发现中国奇迹的根源（代序）》，〔美〕万志英《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崔传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当然，就版本目录学而言，在电子文献未能普及之前，很多善本书确难查阅，期刊论文亦难以遍寻参考，非京、沪等学术文化中心城市的学者不免望洋兴叹，兼而当时学术规范尚未严格(注：侯旭东《当代中国史学如何规范？如何发展？》，《中华读书报》1999年4月21日，第9版。另请参阅：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杨玉圣《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故对其著作文本均可持宽容态度。而电子文献普及化之后，同类情境，则难免苛评。

此外，其论证过程中是否特别注意了反证（反面资料），且对反证做出了合理的诠释，也是评鉴论著的一个重要标准。田余庆曾向学生强调：“要注意排除反证，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单问题，复杂问题往往有反证。反证必须在我们的考虑之中。”(注：参阅:胡宝国《虚实之间》，第3页。王家范在为《明清歇家研究》一书作序时也提及于此（见：王家范《序》，胡铁球《明清歇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王曾瑜也指出：“注重反面证据，是考证的一个重要原则。遇到反面证据，绝不能回避，而必须予以正视，并作出解释，说明何以不能动摇自己的论证，方能使自己的考证有科学质量，经得起推敲和驳论。”(注：王曾瑜《治辽宋金史杂谈》，王曾瑜《纤微编》，第16-17页。)无论如何，一般情况下，故意忽略反证的论著是算不得优秀的。

统而言之，注重版本与一手文献，注重史源学视野下文献的内外考证，以实证主义的理路展开历史研究，对史料进行精当的解读，充分关注并回应反证，仍应是史学工作者秉持的基本路向。

（四）结构明晰，逻辑严密，论证精致

能够成为学术精品的经典论著，其结构一定是明晰的。逻辑严密、论证精致，也是必备条件。当然，小的瑕疵，人人难以避免，但任何一个较大方面出现纰漏，都称不上完美。故而任何一位有高远追求的学者，在其研究与写作中，都应以此为追求目标。当然，往往越是历史真问题，越难于在存世文献条件下构建完美之逻辑链条，反之，则越是逻辑严密且近乎完美，这是史学工作者望而生叹的无奈。

（五）语言准确，精炼平实，优美雅致

用词精准，文句通顺，语言优美、凝练且平实，行文流畅，是一部优秀的史学论著所应该拥有的特点。而冗长且繁赘的论证，华而不实的语言，杂糅外来词乃至自创名词和概念，或拖沓的口语化表述，无疑将影响论著的质量。

在数字人文迅猛发展的今天，历史资料获取之便捷，严重削弱了学者沉潜其中、反复咀嚼品味的意识，使其在论著之中大段粘贴资料，而未能进行选精与集萃的工作，兼以电脑打字撰写论著之便捷，以至于某些能够用一句话表达的含义，用了两三句话尚未完全表达清楚。长篇累牍，难以卒读，实为短浅类论著的一大特征。对此，当下有志于成为优秀史家的学者，或可更多反思，自我批判。邓小南在对田余庆论著的评论中曾回忆田先生讲授秦汉史专题课程，“先生开篇时曾说，若有上好的茶叶，宁可沏出一杯浓茶，而不要冲淡为一壶茶水。先生的这一信念，贯彻在他的每一著述之中”，因此，她认为田余庆的论著“部部篇篇，都是学术的精品，都渗透着浓郁醇厚的韵味，酣畅周密又温润含蓄”，只有沉潜细读，才能体味其中的深意(注：邓小南《先生的尊严：悼田余庆先生》，邓小南《宋代历史探求》，第518页。)。

（六）议题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影响力和牵引力的广泛性

经过论证之后的这一学术议题，是否具有创新性(注：王曾瑜《略论中华古史研究中的学术创新问题》，《河北学刊》2013年第2期，第12-15页。)，对相关问题或相关领域是否做到了目前理论、方法和资料拥有状态下典范型的“制高点”，是否具有相对广泛的影响力和学术牵引力(注：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第98-102页。该文收入邓小南《朗润学史丛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97-505页。)，也应是评判一部学术论著的标准。譬如，漆侠《宋代经济史》一书于1987-1988年出版之后，其中若干章节成为此后诸多学人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专著选题，或成为一些学者反思性商讨和深入研究的选题，影响深远，当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概言之，别开生面的议题和视角牵动并引领学术理论与方法革新，无疑具有极大的含金量，自然也十分困难，但应成为学人不懈追求的崇高目标。

（七）精益求精的学术自觉

学界的自省和批判精神是始终存在的。一位优秀的学者应在不停变换的典范中反复自省，时刻保持谦虚和谨慎，永远处于不自满的状态。对其论著，一定要有锲而不舍、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自觉意识。

受限于古今时空、语境的巨大差异，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任何人都很难做到一蹴而就，任何学术论著都难以说是达致其“极致”的“十全十美”。即使是已臻于完美的经典之作，譬如陈寅恪的“两稿”和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反思和批判之声仍时而呈现，不绝如缕，激励后人再思考和再研究。即学无最好，只有更好。

因此，是否拥有精益求精、止于至善的学术自觉和自我砥砺与批判的意识，能否以良好的心态积极汲取不同来源、不同层次的学者或一般读者的建议，不厌其烦地反复修改，力求日益接近自己认识水平内的“完美”(注：杨志玖堪为这一方面的楷模。他曾接受贾敬颜、黄时鉴、陆峻岭等学者的观点，或请教比他年龄和辈分低的学者。参见：李治安《师从杨志玖先生学元史》，《杨志玖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61-62页。)，不断追求更好、最好，对判断一部史学论著优秀与否，是相当关键的一个标准。

当然，一部专著出版之后永不再版，占了当前中国宋史研究成果出版的绝大多数。不过，我们也看到很多学者在其著作初版之后，经过若干年的积累、反思和补充，修订再版，给学界更精深、更完美的文本(注：譬如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王曾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和《荒淫无道宋高宗》等数次重印或再版，作者均力所能及或尽力做出新的修订。刘浦江认为：“有的学者在将论文结集出版时，声称为保持原貌而不对文章加以改动，那样一来，岂不只是旧文的汇集重刊而已？我颇疑心这是懒惰的一个借口。”参见：刘浦江《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自序第2页。)。我们还看到一些专著今年出版，次年就修订再版的现象。这似乎都显现出作者精益求精的学术自觉，值得褒扬。

此外，对学者而言，这种学术自觉还应当包括在不同的人生学术阶段，于同一个议题上运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补充关键的新材料，反复试验和耕耘。

上述说法是否妥当、完善，恳请前辈、先进有以教我。

三　《宋代地方政治研究》是“最好的宋史”吗？

贾芳芳《宋代地方政治研究》(注：贾芳芳《宋代地方政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简称“贾著”，下文凡引用该书仅括注页码）是一部全面研究宋代地方政治的系统性专著(注：龚延明在《宋代地方权力运作的全方位考察》（《中国史研究动态》2020年第5期，第62-64页）一文中已对贾芳芳《宋代地方政治研究》一书多有褒赞之评。)。全书除绪论和后记外，共五章，约49万字。其绪论梳理了宋代地方政治研究的学术史，同时略述了其主旨大意；第一、二章，概述路、州、县三级政权结构及其行政职能，展现宋代地方政治架构与地方官府行政运行的场景；第三、四、五章，从上行、平行和下行三个视角剖析中央与地方、地方官府内部各级官吏及官民之间的复杂关系，建构出一个类如“穿着官袍的黑社会老大”（王曾瑜《序》，第2页）的地方官府形象。简言之，作者试图沿着地方政治研究的理路，努力呈现并分析宋代地方政治的种种乱象，揭示出在等级授职制下宋代地方政治的各种关系，进而探究其根源。

对照上述“最好的宋史”的七项指标，下面展开学术评骘和互鉴。

（一）草木英华样争新：贾著的特色及优点

1.选题胜义纷呈，史识卓越

首先，这部书的议题具有无限深度和学术延展力。作者以地方官府为中心，探究宋代地方政治这一学术议题。笔者寓目所及，从地方政治角度去探究宋朝集权国家与官僚制度，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切实的关注。就此而言，贾著对填补该研究领域学术空白的意义显而易见。

一方面，宋代地方政治史是古史领域相当关键但研究薄弱的环节。诚如作者在本书《绪论》中转述王曾瑜的论断，对其进行深入探求，“有助于深层次剖析古代官场的各种积弊和腐恶，厘清古代政治的专制、愚昧和腐败基因的遗传密码”（第4页），展现出更为复杂多元的历史面相。另一方面，“从古代的传世史料的分量看来，更适宜研究地方政治者，是宋、明、清三代”(注：王曾瑜《回眸中国古代地方政治的贪腐与黑暗》，王曾瑜《纤微编》，第39页。)。由于汉唐的地方史料有限,不足以构建详实周延、纤毫毕现的学术论域；而宋代地方政治因史料适中，且下启元明清，故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由此可见，无论是就学术价值，抑或就研究的可操作性而言，本书的选题都是精当的，它应该属于何炳棣所谓的“第一等”学术议题。作者犀利、敏锐的史学眼光于此可见一斑。

在具体论述中，作者非凡的史识体现得更加明显。书中观点鲜明，深中肯綮。譬如对“足上供”现象的解读，以往学者多认为此乃中央搜刮地方所致(注：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作者独辟蹊径地指出，“为迎合中央的财政需求，地方政府大肆刻剥百姓，造成百姓的赋税负担不断加重”（第147-148页）；贪婪的地方官吏“借‘足上供’之际，侵吞入己”（第148页），凸显出地方官吏在“足上供”中所扮演的负面角色。作者进而指出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正是其存在和发展的背景：“地方官的权力来自于中央，升迁荣辱也都系于中央，是选择做亲民爱民的父母官？还是做代表中央管辖地方的属官？对大多数人来说，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第166页），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官场贪污腐败的根源，实属卓识。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秉承导师王曾瑜的马克思主义治学传统，使本书成为运用该理论研究地方史的力作。宋朝专制皇权统治的实质始终未能改变(注：王曾瑜曾指出：“若要谈制度的实际执行和操作情况，依我之见，就离不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下的人治和人事腐败。”参见：王曾瑜《回眸中国古代地方政治的贪腐与黑暗》，王曾瑜《纤微编》，第73页。)。作者通过严谨扎实的实证分析，呈现了宋代地方政治黑暗现实，揭示出百姓在地方官吏豪夺苛虐的统治之下，负担沉重，是制度因素与人为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一面是朝廷权力的无孔不入，另一面却是地方监管的漏洞百出。这一矛盾的根源何在？宋代百姓在这黑暗的压迫下仍做“顺民”的原因何在？宋代地方政治贪污腐败屡禁不止的原因何在、影响如何？宋代地方的“贪”与中央的“劣”有何关系？作者通过层层深入的剖析论证，启发学人深入思考宋代地方政治的诸多细节。

作者非凡的史识在这些论述中时时闪现，使本书成为深刻揭露宋代地方政治生态乃至宋代政治本质特征的一部学术力作。

2.充分吸纳已有学术研究成果，恪守学术规范

贾著充分吸纳了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对中外成果都有详细的剖析。凡与自己观点相合者，书中均作了详实的标注，亦合于梁启超“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的规范。

但是，正如罗志田所揭示的，1980年代之后，中国历史研究成果繁冗，难以一一搜讨引述(注：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中华书局2009年版，自序第26页。)。本书亦是如此，尽管作者已做了大量学术史回顾，但仍有缺失(注：以宋朝“地方”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众多，可谓不胜枚举，代表性的有：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1997年版；黄宽重《宋代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2年版；张祥云《北宋西京河南府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日〕大澤正昭『南宋地方官の主張:「清明集」「袁氏世範」を読む』，東京汲古書院2015年版；贾玉英《唐宋时期地方政治制度变迁史》，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等等。)。令人在感慨百密一疏的同时，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今日学术史回顾与整理之难。

3.娴熟运用基本史料，结构严谨，论证周密

就宋朝地方政治展开研究，相关史料是很难搜讨净尽的。而贾著史料详赡且均属常见文献，是一部以资料详实见长的实证作品。这首先与作者做了大量沉潜求实、探赜钩沉的史料考索工作密不可分。

如第三章第二节，作者就地方官员对中央官员“上交谄”的分析，既枚举了地方官员谄媚特使、权臣和中央政要的实例，又佐以司马光、蔡襄、胡寅、包拯等臣僚的奏疏和宋朝皇帝的诏令予以旁证，史料多元，论证有力。另外，本书对地方志的利用也恰如其分。如第五章第一节论述豪强“居乡无恶不作”时，作者从《宝庆四明志》中征引“淳祐六年二月二十三日颜颐仲状”，呈现了庆元府豪民武断乡曲的历史场景，加深了读者对此种问题的认识。诸如此类，恕不一一列举。

虽然贾著旁征博引，但所用多是屡经披览的基本史料，鲜有生僻乃至怪异离奇者。“这类材料从人们视而不见的背景下‘涌现’出来，靠的是‘问题意识’带动下的新视角和新眼光”(注：邓小南《朗润学史丛稿》，第507页。)。如第四章第三节“地方官场内部的风气”中，作者利用正史、文集、法律文书、官箴等诸多传统史料，努力呈现宋代官场“政尚虚声”的浮躁风气。又如第五章第一节“地方官府对待豪强的不同情况”中，作者仍主要依据传统资料，呈现地方官府与豪强多方勾结的历史镜像，并剖析其成因。

不仅如此，作者还设计了精致严谨的论证结构，使这些史料得到了恰当的运用，从而实现了对全书问题意识的回应和周密论证。就整体框架而言，作者自宋代地方州县建制的政权结构展开论述，接着分析地方官员日常政务的运行模式，再依次剖析上行、中行、下行三种关系，建构出清晰的“宋代地方政治”历史图像，并试图探究这一历史图像形成的根源所在，启迪学人深入思考。

其论证安排的特色，在具体的阐述过程中同样不乏体现。譬如在第四章第三节“地方官场内部的风气”中，作者首先指出地方官府存在“专事交结”、“政尚虚声”、“馈贿公行”、“享乐成风”等恶劣现象，并举例证实；进而指出“在各种公开的制度，与不公开的隐蔽关系的交织作用下，地方官员在与朝廷及地方官府同僚的相处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与当时政治生活相匹配的腐恶官风，事实上成为地方恶劣官风的主流”（第260页）。内外官“以苞苴相贿遗”，而苞苴则“尽出于农也”，由此论证并呈现出地方官员为了自身利益专事交结、刻下媚上、蠹政害民的现象屡见不鲜，从而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地揭露了官场的腐恶官风。

总之，贾著立足于宋代地方政治，以此议题为根基，建构起一个合理的论证框架，充分利用丰富的传统史料，展开层层深入的论证，形成了完整的论证体系。

4.语言准确，平实凝练

尽管学术著作要在其质，观点的创新性与论证的严密性是其核心要义，但其语言表达是否准确精炼，同样会影响到作品的质量和价值。

贾著内容之胜义纷呈已详于上，其行文同样堪称典范。全书语言平实质朴，用词准确精当而不失生动。譬如在谈到官民关系时，作者对部分清官的抚民举措予以肯定，但始终强调这样的清官只是众多贪腐官员中的“少量”异类，决非“主流”，其举措能带给下层百姓的只是“一丝光亮”（第383页）。就语句而言，贾著同样体现出简练的特色，其句式结构合理，无多余修饰，清晰准确地阐明观点，可谓言简意赅。概言之，贾著内容丰赡，语言准确且平实凝练，行文流畅，可谓“文质彬彬”的佳作。

(二）绝伦犹嫌较锱铢：贾著学术扩散力的影响因素

贾著是一部用心之作，具有诸多优点。但金无足赤，任何作品都是如此。“地方政治”这一学术议题还有其他值得措意之处，以下尝试论之。

1.文献运用：关注史料选择与史料批判

举凡历史研究，皆受限于史料，地方史研究也不例外。一方面，虽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宋代存世的地方史料较前代丰富，但若聚焦特定论题，学者则又难免史不足征之叹。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宋代官私记载未必皆是历史事实。那么，目前存世的残编断简能否如实地反映真相？能否反映历史的全貌？这就要求研究者在使用史料时，坚持史料批判的学术方法，否则将直接影响到结论的客观性与论证的严谨性。如在本书中，作者以李新奏疏中的“廉吏十一，贪吏十九”之语，作为宋代地方吏治之定谳（第273页）。细绎其出处(注：李新《跨鳌集》卷19《上皇帝万言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55页。)，笔者发现李新的奏疏有其特定的政治诉求，对贪腐现象仅约略言之。作者将其作为“定谳”，仅从史料角度而言，前后难以对应，存有异议。再如作者引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5“宋之季世，税法为民大蠹”这条史料，来说明“有宋一代赋税不均状况的典型”（第380页）。姑且不论此条材料是否反映了历史事实，单就时段而言，则未能对应。

由此可见，在论证中，须先对史料进行审慎拣择和考证，确保所用史料具有典型性，力求其能如实反映历史真相，这是所有经典史学著作的第一步。

2.多元分析，全面解读

贾著是一部地方史视角的研究力作。其书虽立足地方，探究地方政治的政权结构、日常政务的运行模式及其与各层级的关系等问题，却始终注重在地方问题与宋代政治的整体架构之间建立关联。一方面力求将宋代地方政治置于两宋整体背景下加以考察，另一方面试图借地方问题透视中央体制，为由“通”到“碎”、以“碎”立“通”的研究取径作了最佳典范。

但聚焦于“碎”的解读，很容易偏于一端，忽视历史的多重面相。譬如在本书中，作者分析“豪民”时，仅论述了他们作为豪强的一面，却忽视了其在地方上可能既是豪强又是长者的复杂形象(注：关于宋朝形势户的长者与豪横形象，梁庚尧已有深入分析（参见：梁庚尧《豪横与长者：宋代官户与士人居乡的两种形象》，梁庚尧《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474-536页）。刁培俊更强调“豪民”群体社会形象的多元性（参见：刁培俊《宋代富民与乡村治理》，刁培俊《宋代国家与地方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9-60页）。)。又如在论述地方官府与民的关系时，作者仅关注到前者与农民的关系，而忽略了宋代是四民社会的现实，除了农民之外，尚有士、工、商及相对独立的僧道、军人等社会群体，宋代州县官员亦与之发生关系。此外，就官民关系而言，双方既有冲突对立，也有联结互动(注：对此，近来有学者提出，在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官民的联结与互动是中国社会演进的基本机制（参见：王日根《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的“官民相得”》，王日根《明清民间社会的秩序》，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523-534页）。帝制王朝时代，一定的赋役征敛是不可避免的，不能认为凡财税征敛即纯属侵剥渔民（参见：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第172页；杨宇勋《取民与养民：南宋的财政收支与官民互动》，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508-513页）。)。再如对“官吏关系”的探究，贾著在对吏胥黑暗面进行深描的同时，却忽视了吏胥对地方政治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注：对此，祝总斌早已指出：“在封建统治机器的运行中，官员起主要作用，吏胥起配合作用，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参见：祝总斌《材不材斋文集：祝总斌学术研究论文集（下）》，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全面为胥吏辩白者，当属〔美〕白德瑞《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一书。)。要之，在这些论述中，贾著仅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却忽视了另一面，可谓美中不足(注：前辈学者谆谆教诲治史须注意全局观，避免主观片面性、思维定势和先入为主的惰性心理等问题，值得我们汲取并切实运用于实践。参见：张邦炜《史事尤应全面看——关于当前宋史研究的一点浅见》，《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80-84页。)。

诚然，地方史、区域史研究在细节深描等方面具有整体史研究无可替代的优势，但中国东西南北，广土众民，彼此间可能相差甚远。国家不能等同于地方的拼凑，局部之叠加未必即为整体。因此，学者在探究“地方”时，须以统筹全局为前提，须由“通”到“碎”，以“碎”立“通”(注：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收入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5-360页。)。

3.时段延伸：突破王朝视野，关注动态过程

断代研究亦当关注“长时段”，这是从事历史观察和思考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其表现有二。第一，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将视野局限在宋代，孤立探求，既无法对宋代进行合理的定位，亦无法深入理解宋代地方政治。质言之，学人应致力于突破王朝视野，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阈下把握宋代地方政治。第二，历史的进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前后相因，又时时变革。由唐入宋，政权结构和地方建制等多有不同，自北宋至南宋亦有诸多差异(注：欧美汉学家倡导的“两宋之际社会变革”暂且不论，单就官制若干细部的变化，即足以令人眼花缭乱（参见：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序言第1页及正文第4-8页）。Robert M.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 no.2 (December, 1982); Robert P.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en, Chiang-Hi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UK,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也踵随其师之后，大致持同样论点。但是，由Robert P. Hymes执笔的《剑桥中国史：宋代卷》第二部第八章，已对“Hartwell-Hymes假说”中关于中古士人精英的观点做了大幅修正［参阅：John W. Chaffee and Denis Twitchett,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5, Part 2, Sung China, 960-1279 （Cambridge, UK,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526-664;王锦萍《近二十年来中古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邓小南主编《宋史研究诸层面》，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06-120页］。)；甚至在北宋和南宋各自时段内，其前后期也不尽相同。在研究过程中，关注不同时段地方政治对前代的因革，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宋代地方政治的特性及其变化趋势(注：参见：〔日〕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刘静贞、李今芸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16页；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邓小南《朗润学史丛稿》，第497-505页。王曾瑜更鼓励高明的年青一代历史学者“由断代史逐步走向通史”（见：王曾瑜《纤微编》，第19页）。)。

概言之，贾著选取了一个一等问题，抓住了宋朝历史乃至中国历史的一大关键议题——地方政治，做出了相当全面和具体的论证，史料详赡，观点鲜明，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实属上乘之作。但正如上文所述，贾著在学术史整理、史料的搜求与运用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缺陷。此外，就“联动性”与“整体性”关照而言，尽管其在透过地方政治诸层面以考察中央政治制度等问题上作了相当成功的尝试，但仍存有深入探索的空间。譬如地方的治乱如何牵动中央的运作，地方的权力网络与中央的政治圈层如何关联等问题，都颇值得再加探讨。

要之，贾著深蕴问题意识，内容全面，结构严谨，论证绵密，深具史识，是一部用心之作，是厚重深邃、正心诚意之作，是一部有灵魂的作品，是修订之后无限逼近“最好的”宋史论著。该书的出版，对推进宋代地方政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我们探讨什么是“最好的宋史”提供了经典范例。综此而言，该书对推进整个宋史学界研究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四　馀论：国际视域内“最好的宋史”未来的学术增长点

20世纪以来，海内外学术交流的不断加深，推进了宋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经海内外诸多学人的辛勤耕耘，在许多领域对320年间的宋朝史已达成了共识，多年前的“知识”而今变为“常识”。在此基础上，宋史研究将如何进一步发展？我们应当如何应对新时代的特点，成就“最好的宋史”？

（一）“急流勇退”，冷静沉淀

在21世纪的今天，网络信息呈爆炸式喷涌而出，令人目不暇接，浅阅读与碎片化阅读者日多，静坐书斋精读、深读者日少。而资料的数据化与各类检索工具的盛行，更加剧了这种趋向，在研究中以粗放检索取代精深阅读的大有人在。与此同时，各种研究范式和历史理论模型层出不穷，学术研究也搭上了时代的快车，飞速向前。但我们需要静下心来认真反思：新兴的数字人文、文献检索能否完全取代通过精细化阅读寻找史料的传统做法？不断涌现的新方法，使我们离历史的真相越来越近还是相反？

如前所述，史料中存在种种陷阱，文本背后隐含着更多的信息。单靠数字化检索仅能简单提供表面相似的内容，更多潜藏于史料深处的信息却易被疏忽；而学者碎片化的阅读，又往往割裂上下文语境，断章取义。这些做法使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只能停留在表象而难见真相(注：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8章均聚焦于此。)，对历史的解读也不过是几分像，实则大走样。

职是之故，我们当“急流勇退”，冷静下来重新审视新时代带来的变化和史学理论方法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是否真的需要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又能否重回书斋，静心深度阅读，踏踏实实地做纯粹的学问?

（二）整理国故，揽镜自鉴

接续前揭，20世纪以来，各种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试验纷纷涌现，诸如兰克学派、年鉴学派、新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等，流光溢彩，美不胜收。域外汉学的传入，给国内学界带来了不少问题意识与研究思路上的启迪，但也使不少学人陶醉其间，持“汉学心态”而建构出各种“宋史意象”，过多取径于“他镜窥我”而数典忘祖，“以不知为不见”，虚妄自大，厚污前人，缺乏严格学术意义上的“揽镜自窥”。宋史学界很多前辈已有深入研究的议题，偏偏持洋（欧美）自炫，这在宋代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颇为明显。殊不知，在这一领域作出重要成就的日本汉学家偏偏被刻意“忽略”，甚至在论著中虚假注释，实则并未深入阅读，汲取知识，借以佐证。

今天的许多年轻学者严重缺乏对本土历史文化的了解，对乾嘉和民国学人等前辈有关宋史的著作、背景知识极度欠缺，面对中国历史问题时，其观察视角与认识深度几乎和域外学者毫无差异。至于民国之前的先辈学者“做学问”所秉持的理论、方法与态度，及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学术规范”和共识，他们更是知之不多。凡此“以不知为不有”者，不少年长学人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当然，其中传统经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观念已不再适合“现代学术”，自不能紧盯传统不放，视糟粕为精华。但就“扬弃”而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当是治学正途。可惜，我们在追慕欧美、求新求异的道路上邯郸学步，有进无退，前辈的诸多良方美意被“弃之如敝履”。对此，桑兵曾引述陈寅恪“以朱熹为楷模，对待域外文化，尽量取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注：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绪论第9页。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包弼德最近也指出：“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发展，在借鉴世界先进技术与文化的同时，更应着眼于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参见：张梅《以史为桥 沟通哈佛与中国——访哈佛大学副教务长包弼德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138页）。)，引人深思。或许，更要紧的是，首先整理国故，把中断了的学术传统接续上，找回自我，揽镜自鉴，然后再扫视寰宇，意象异域。如此，岂不更多文化自信？又何须家有金山而沿门托钵。宋史研究的未来，也会更多切近“历史中国”的学术创造，真正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贡献一己之才智。

不断涌现的新理论、新模型，固然为解读历史提供了新视角，但若是旨在求新求异，忽略对历史本身真相的探究，兼以好高骛远、眼高手低之姿态信口开河，在“制造”话语之下“史学若文学”般率性而为，势必将脱离历史求真的轨道，并与之渐行渐远。

就前揭厚污前人者进而言之，对于既有学术成果的有效汲取，须努力发掘其独创的优长和智慧，而不是甚恐褒扬他人之优长和智慧则难以凸显自我的“学术独创”；须避免在“自炫”心态下只关注一己之“发明独创成果”而孤芳自赏，甚而忽略了更广袤的森林，避免持“厚污前人”的心态刻意或变相隐藏既有成果，或避免“因袭”或“阴袭”既有成果而自找难堪(注：当然，再次套用阎步克前揭那句话——坚持从事学院派史学论著研究与写作不比将史学通俗化、大众化写作（非虚构历史写作）更高贵更高明，但也并不更低微。各取所取，各行其是，形式多元可也。但是，以现代汉语重述《史记》、《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类似于“白话史记”、“白话宋史”的作品，应该算不上学术独创。当今盛行的所谓“非虚构历史写作”的作品，自有其普及历史知识的独到之处，但窃以为仍不能算作“研究的著作”，更不能定性为“严肃的专题研究”。虽然史真、史料、史著之外的“N”，可合理推想，但不可能实验证明。虽然“最合理的推测，是近于真的美，都有不可取代的价值”，但是，倘若全然颠覆19世纪前期由孔德（〔法〕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以还，一代代圣哲所创造的“实证精神”及其方法论，毕竟艰难。)，或在计件计量的科研心态下只关注所谓的学术“创造”而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刻意求新，仅著述而不立说，以博取名利而营营，并非持为整个学术、为人类知识总库贡献一份智慧之志而学术独创。

（三）拓展学术议题，更新研究方法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术，国际局势的发展与社会问题的转变等对学术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未来的学术发展中，问题意识的酝酿和研究方法的更新，应该受到更多关注。多年来，在议题与方法的开拓创新上，宋史研究多踵汉唐史研究之迹(注：邓小南《朗润学史丛稿》，自序第2页。)。在某些学术议题的研究中，又存在重复研究的“同质化”问题。但宋史自有其别异于汉唐史的特点，尚未开拓的领域仍有很多。这就需要研究者重新思考研究议题与方法，寻求更契合宋史研究的路径，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

在研究方法的更新上，取法于其他时段的经验是一有效途径。譬如在明清、近现代史的研究中，学者常深入田野进行考察，广泛搜集各类民间历史文献，并借助这些多样的资料进行历史解读。近二三十年来，“华南学派”中的刘志伟、郑振满等人身体力行、持续倡导(注：参见：黄向春《民间文献、数据库与作为方法的总体史》，《光明日报》2020年2月17日，第14版；王蕾等《从故纸到文献——刘志伟教授谈图书馆民间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图书馆论坛》2020年第1期，第134-141页，收入王蕾《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概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2-44页。)，其研究视角常常是自下而上的，多立足局部进行区域性、个案性研究，以小见大地关照整体，为整体史的宏观架构填充更多微观细节，使之更有“整体感”。而这些研究取向，恰是当前宋史学界所欠缺的。结合宋史自身的特点，合理借鉴前揭优长，庶可补宋史研究之阙。

（四）关注历史的“人文性”

历史是一门人文性的学科。首先，历史是人之活动的集结。无论是政治制度的运行，经济社会的脉动，还是生态环境的变迁，无一不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更不必说那些依靠历史人物的演绎而鲜活的历史事件。因此，历史自有其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理路，充满了难以全然量化解读的人文色彩。其次，我们今天对历史的认识借助于史书、碑铭、图画等文献，这些文献又是由人书写创造，其创造之初就蕴含了历史书写者、记录者有意无意的主观性在内,而史料的流传同样受到了人为选择的影响。既如此，史料本身也蕴含了一定的“人文性”。众所周知的“唐宋八大家”等文人士大夫们繁盛不堪的诗性文字，诚属显例。最后，对史料的解读，对历史的研究，更有不可避免的主观性在内。固然，学者们力求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治史，以求真为旨归。但其研究方法、对问题的关注点以及思想倾向等，绝不可能完全不受社会环境与个人经历等因素的影响。概言之，历史固然有其“科学性”的一面(注：在“科学正义”的理念之下，历史研究曾在兰克学派盛行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忽略了其所蕴含的非科学性元素，而后现代主义理论却将之推入了相反的陷阱，这一点颇值得史学工作者警醒。参见：〔美〕艾伦·索卡尔、〔比〕J. 让·布里克蒙《时髦的空话：后现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滥用》，英文版前言第2-5页及正文第1-4页。)，但不可忽视的是,它首先是一门人文性的学科。

而过去多年来，我们过分强调历史的“科学性”，忽略它的“人文性”。也有很多学者踵随于欧美学界的学术取向，取径于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从而使历史学丧失了诸多人文的内容(注：历史学究竟是否科学，从傅斯年“史学就是史料学”到胡适“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等，域外则自兰克史学到新史学、年鉴学派等，学界争论，不胜枚举。可参阅：何兆武《可能与现实：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9、75-91页；周振鹤《历史学：在人文与科学之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41-46页；〔美〕斯图尔特·休斯《历史是什么?——科学与艺术之争》，刘晗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4-41页；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15页。)。有学者认为，宋朝是“士人社会”，研究宋代文学的学者须深入历史；反而言之，研究宋史的学者亦应深入文学，或可弥补这一缺憾。历史研究的学术理路，是更倾向于社会科学化，还是返还“人文化”，努力追讨“历史中国”自我的内在逻辑？这些都是见仁见智的问题，难以定于一尊。但史学的“人文性”是客观的，无论我们是否对历史进行科学化演绎，都必须充分关注其人文性。

（五）融合“求真”与“求美”

在学术追求上，中西方学者有“求真”与“求美”的不同倾向。中国传统的历史研究以“求真”为旨归，学者求同多于求异，无限接近历史真相与立不刊之论是其共同的崇高目标追求。而西方很多学者却大多旨在“求美”，通过对社会科学、行为科学诸学科理论的借鉴，不断地建构与解构历史命题。诚如李剑鸣所言，美国史学史的特点是“趋新求变”，在这种学术传统中，一本书和一位史家的生命力，不在于提供某种“不刊之论”，而取决于能否引发激烈的学术争议，能否成为同行持久讨论和批判的对象(注：李剑鸣《戈登·伍德与美国早期政治史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5-29页。)。这是致力于建构学术之美的取向，至于研究结论是否趋近于“历史真相”，并不全然在其脑海之中，抑或并非其唯一追求和最高追求。

“求真”与“求美”孰优孰劣，自是难以截然两判(注：胡宝国《在题无剩义处追索》，胡宝国《虚实之间》，第17页；李开元《楚亡：从项羽到韩信〈序言·文学比史学更真实？〉》，第1页。)。取径于外，单纯为“学术”而建构的历史研究（“学术的宋史”对应于“历史的宋朝”），能够启迪学人多元化地认知历史，自有其学术之美；取径于内，遵循中国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能够对中国历史问题产生更深刻的理解，亦有其独到之处。事实上，二者并非严格对立的两面。立足具体问题，将内化外铄取径相结合，在更大范围与更深程度上将对真与美的追求融二为一，则有助于全面而灵活地解读历史，也当是史学工作者的崇高追求。

（六）呈现“主流之外”的“宋史意象”

在既往的宋史研究中，学者多依据官方正统史书提供的信息解读宋史，形成了诸多包括种种“宋朝意象”在内的“既有常识”。而对这些“既有常识”不加怀疑，亦很少跳出官方文献的主流建构去“寻找宋史”。

但我们需要追问，这些所谓的“既有常识”是否就是历史真实？我们能否立足于宋史研究的第一手文献，追索种种“宋朝意象”的历史建构过程及其背后的因素？能否摆脱这些意象重返“历史现场”？存世的宋朝笔记小说、个人文集等非官方文献呈现的“宋朝意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弥补或改写了官方历史？

以往学者对官方史学多有诟病，以为由于官方的建构而遮蔽了切真的历史实相，主张借鉴明清晚近史学“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注：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述论》，第54-83页。)，但也有学者强调“正史”才是通往古代世界的桥梁(注：徐冲《“正史”不是通往古代世界的障碍，而是桥梁》，《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4年12月23日。)。那么，传统主流文献中是否存在官方建构的“宋朝意象”？能否从民间的、非主流的史料中建构出新的“宋朝意象”？换言之，如果说官方文献传递的是主流历史话语下的“宋朝意象”，那么在私人文集、笔记小说和民间历史文献中是否就存在另一个非主流话语之下的“宋朝意象”呢？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区别，区别何在？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区别？又如何钩沉索隐和分辨择取？

私文本视域下的宋朝史，是一个可以倾心投入的学术世界。我们努力探考并呈显的非官方叙事和非主流话语下的“宋朝意象”，除补充此前主流话语建构的“宋朝意象”外，在某些方面抑或可抉发出比前者更近乎历史真相的部分内容。

（七）建立共同的学术规范

最后，于历史研究具体方法和内容之外，还需要特别强调学术规范的建立问题。在论文与专著的写作中，应当做好学术史回顾等规范，已详述于前，兹不赘言。而在论文发表、学术评鉴与专著出版等方面，同样需要有一共同的规范与标准。

当前评鉴学者成就的一种模式，是重视顶级期刊论文发表，轻视甚至忽略学术著作的考评。随着这种模式的普遍化，学者发表论文的需求愈益增长。而近三五年来，各学术期刊为提升影响因子，越来越热衷于刊发长文，减少篇数。与此同时，部分声望较高的学者在论文发表方面享有“优先权”，各平台又日渐版面费化和人情化。这些现象共同导致学者论文发表，尤其是C刊发表的严重困难。

与之相较，出版著作显得相对容易。一方面，当前对于如何评定一本著作的学术价值，仍缺乏公认的标准；另一方面，著述应达到怎样的水平方可出版，也缺少相关规定；同时，在图书出版行业中，当前国内的学术出版缺乏严格的学术审查制度，仍停留在“资助出版”阶段，即便是高品质出版社所出之书也往往良莠不齐，因而学人也不能简单地以出版社确定书籍质量的高下。这使得1990年代之前日本学者著作论文集化的做法在中国大行其道，进而影响到学术研究的取向：学者们更倾向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非紧紧围绕某一个学术论题展开论证。如此则不能不影响到学术著作的质量与价值。我们呼吁：围绕一个主题而严密论证的学术专著，仍应是评判学者学术业绩的最关键之绩点(注：〔美〕李小兵《出版的学问与学术的出版》，王希、姚平主编《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4页。科大卫呼吁：人文学科最重要的成果形式还是写书，而不是写论文！或可概括为“人文学科之学术成果以著作为最上”（参见：David Faure、张士闪《“大一统”与差异化——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2期，第23页）。对此，我深表认同。目前国内历史学者的论文集，普遍水平难以和1990年代之前近百年的日本汉学家相媲美；但就出书呈现论文结集这一形式和传统，中国学者似受日本学人影响者盖多。)。

学术评鉴模式的模糊化，图书出版行业的版面费化和人情化，以及学术平台的狭窄化等异常现象，共同影响了书籍的学术水平与质量。因此，我们需要建立起一套共同的学术规范与学术评鉴标准，从“源头”上进行把关。与此同时，还需建立一套严格的图书出版审查制度，对书籍的学术价值进行再确认。此外，资深学者的典范作用亦不可忽略。惟其如此，才能改善当前学界的乱象，实现整体性的学术水准提升，推动学术迈向新的高度。概言之，新时代对我们提出了新要求，成就“最好的宋史学”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竭尽全力，追求共识，共同推进，将营建学术共同体当作目前重中之重的事情。

［责任编辑：凌兴珍］ 

本文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172-187页。获取pdf文档请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