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符青唐之役新探

——以朝廷与将帅的交流沟通为中心

王化雨

元符（1098-1100）时期，宋军对青唐政权发动了进攻，仅用数月即将之吞并，然而不久之后，当地部落纷纷暴动，迫使宋军放弃了自己的胜利果实。哲宗朝的拓边活动在此役中达到业绩顶峰，亦在此役后黯然结束。对于这场战役，学界已有论述，但分析得相对简略(注：关于哲宗朝的青唐之役，可参见：吴天墀《唃厮啰与河湟吐蕃》，《吴天墀文史存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262页；曾瑞龙《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168页；罗家祥《北宋晚期的政局演变与武将命运——以王厚军事活动为例》，《学术研究》2011年第11期，第98-106页；祝启源著、赵秀英整理《青唐盛衰：唃厮啰政权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137页；李华瑞《宋夏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2-313页。)。尤其是战役中前线将帅与中枢决策者之间的交流互动，目前还缺少细致研究。这使我们难以对此次战役中宋方的决策制定、执行过程形成透彻认识，不利于我们理解此次宋方的成败得失。笔者特撰此文，以期能有所发明。

一　招降纳叛

11世纪初，吐蕃贵族唃厮啰建立了一个以青唐城（今青海西宁）为政治中心的政权。哲宗亲政后，宋军在西北开边，青唐进入宋人的视野。元符二年（1099）四月，熙河路经略使孙路奏请在邻近青唐要地邈川（今青海乐都）的斫龙筑城(注：曾布《曾公遗录》，程郁点校，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卷7，第91页。)。四月乙未，两府同进呈孙路章奏云：“夔（宰相章惇）力欲成之，余（知枢密院事曾布）与同列皆以为不可，曰：‘如此，青唐必惊疑生事，西夏未了，又生一敌国。’余因为上言：‘臣自有边事以来，尝以谓但得北虏及青唐不警，则西事可了，若一方小警，则无所措手足，青唐一动，则熙河应接不暇，何暇经营青南、冷牟以通泾原也？今事已垂成，可惜坏了。’上云：‘如此且已’。遂进呈讫。”(注：曾布《曾公遗录》卷7，第91页。)但孙路的动议却遭到了否决。

章惇之所以力主进筑斫龙，与当时他在朝中的处境有关。任宰相后，章惇与知枢密院事曾布一直存在矛盾。元符二年初，他与尚书左丞蔡卞的冲突也趋于白热化(注：杨小敏《蔡京、蔡卞与北宋晚期政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0-81页。)。加之其性格强横，朝中士大夫“众怨归之”(注：曾布《曾公遗录》卷7，第94页。)，故他一时面临政敌环伺的不利局面。绍圣以降，章惇一直以经营“边事”为自己的政治资本。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记载，最初章惇主要致力于对西夏作战，多次倡议应吞并西夏，然而在元符二年初，哲宗决定采纳曾布之见，在夺取天都山后结束对西夏的进攻(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卷505，元符二年正月丁卯，第12044页。)，这给章惇造成了不小的打击。在进呈孙路奏议的前一天，章惇曾“留身乞退”(注：曾布《曾公遗录》卷7，第91页。)，其主要目的应是借此表达对政敌的不满，并试探哲宗的意旨。但用此非常之策，亦见他所承受的压力之大。重压之下，章惇须立即设法巩固权位。在对西夏作战行将结束之际，章惇要再借“边事”来强化权力，须马上开辟新战场，这是他积极推动青唐之役的根本原因。

哲宗、曾布等人否决孙路之议，一方面缘自他们对章惇的戒惕，另一方面，元符二年四月北宋对西夏的进攻正进行到关键阶段。时宋廷命熙河、泾原两路集中力量，在青南讷心、东冷牟、南牟会等地筑城，以求占据战略要地天都山。此时最高决策集团的大部分成员自不愿节外生枝，在青唐方向分散力量。可以说，孙路之议被否决，既与他上奏的时机不当有关，也折射出中枢内部在开边一事上存在的分歧。

此后不久，青唐出现了内斗。君主瞎征和唃厮啰侄曾孙溪巴温等争权，诸部落首领各怀异心，“篯罗结逃奔河州，见知河州、洮西安抚王赡，言瞎征为钦毡等所制，其国必亡，吐蕃可承乱取也。赡方坐白草原增级冒赏夺官，冀以功赎过，密画取吐蕃策，遣其客黄亨诣京师白宰相章惇。惇纳之，下其事熙河兰会经略使孙路计议，路尝欲取青唐，先建请于喀罗（即斫龙）川口作桥筑城，继西贼与吐蕃相通道，朝廷犹难之，及是遂言青唐必可取，即大发府库招来羌人”(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7，元符二年三月，第12092页。)。

《长编》将青唐之役的酝酿，完全归结于王赡“以功赎过”的私心作祟，失之偏颇。在“密画取吐蕃策”之时，王赡不可能对当地形势等因素全无考虑。据陈均记载，王瞻是在与熙河路经略司属官王厚商议后，乃“同画策”(注：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5，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14页。)，可见他并非师心自用。然由他绕开主帅孙路，直接与宰相联络的举动看，他确有贪功冒进之心。这难免会影响其所画之策的可靠性。此外，孙路对王瞻的“越级”做法，必心存芥蒂；王瞻在获得宰相支持后，又不免会轻视孙路。此后，将帅失和，实源于此。

还应注意，王瞻获知青唐内乱，却未用公文向朝廷报告，而是以私密方式告知章惇。章惇、孙路在知晓情况后，亦未呈报朝廷，而是私下联络，经营青唐事务。他们之所以如此，应是担心自己的意见会被其他决策者所否定，毕竟此前宋廷刚刚驳回了孙路的提议。正因如此，一些重要信息未能及时被朝廷获知，例如“溪巴温初亦求助于汉，而赡、路辈不能深知其谋，亦不详以情状上闻”，结果“巴温既得志，亦不复求助”(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1，元符二年六月己亥，第12173页。)。宰相与边臣的“暗箱操作”，为此后的事态发展埋下了隐患。

五月二十三日，王瞻始将青唐事上奏，称瞎征很可能被溪巴温推翻，边斯波结等当地首领纷纷请求内附，他“乞朝廷速取青唐，今时不可失”(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1，元符二年六月己亥，第12172页。)。如前所述，宋廷之前不愿意对青唐用兵，主要是担忧会影响对西夏进攻。到五月上旬，宋军在天都山一线进筑的城寨陆续完工；五月中旬，宋廷曲赦晋秦，宣布对西夏拓边告一段落(注：《曾公遗录》卷7，第109页。)。结束对西夏进攻，意味着宋廷可以挪出部分资源，用于对付青唐。此时奏请对青唐用兵，获得批准的可能性较大。王赡选择此时上奏，显然是吸取了孙路之前的经验教训。

王赡的策略取得了一定成效。据《长编》记载，六月，宰辅进呈王赡章奏，“朝廷以前次溪巴温不求助于汉，边臣不能知曲折，失不以闻，今既得志，遂不复来。方阿里骨之篡，尝加封爵，而溪巴温之立，初无以助之，又纳其叛人，恐溪巴温必怨。然不纳，则河南一带部落未肯附溪巴温，不乘时抚而有之，将失机会。乃诏孙路依详近降朝旨，精加措置施行，无令迁延，有失机会”(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1，元符二年六月己亥，第12172页。)。宋廷决定介入青唐。

按《长编》所载，宋廷“诏孙路依详近降朝旨，精加措置施行，无令迁延，有失机会”，似乎在青唐事宜上的态度变得十分积极。但此前，其并未下达过关于青唐的指挥，此时如何能要求孙路“依详近降朝旨”？在小注中，李焘称上述说法源自《实录》六月二十六日的记载，他怀疑该记载当“移八月末”(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1，元符二年六月己亥条小注，第12172页。)。《曾公遗录》则记，六月二十六日，宋廷并未讨论青唐事宜，宰辅进呈王赡奏状是在六月十一日；而当日的商议结果，只是“令孙路子细斟酌敌情，相度收接”(注：《曾公遗录》卷7，第121页。)。这一说法，应与史实相符。“子细斟酌敌情，相度收接”云云，表明此时宋廷虽决定介入青唐，但仍秉持着较为谨慎的态度，目的只是招抚河南一带部落，以巩固熙河路的侧翼安全，开疆拓土尚不在计划之内。此后，曾布称宋方最初曾对青唐诸部首领承诺“一丘一陇地不要他底”(注：《曾公遗录》卷8，第145页。)，即为证明。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因为宋廷不愿再耗费太多财物，毕竟之前的对西夏进攻已令朝廷财政捉襟见肘了。也应指出，宋廷的态度虽审慎，但诏令内容却并不很明确，“斟酌敌情，相度收接”之语事实上赋予了孙路等边臣一定的自主空间，也折射出宋廷对相关信息的掌控不充分。章惇、孙路等人的暗箱操作，确实让他们在博弈中获得了些许优势。

总之，元符青唐之役并非宋廷经过认真筹划后实施的军事行动。相反，对于是否应对青唐用兵，宋廷一度持消极态度。最后，其之所以决定介入青唐内乱，宰相章惇的影响力固不容忽视，但更多的还是受孙路、王赡等边臣的推动。此外，无论中枢，抑或边臣，在处置青唐事务时，都含有某些军事之外的考量，并因此采用了一些信息操控的手段。在此役中，中枢与边臣的关系，一开始即显得比其他战役更为微妙。

二　临阵换帅

六月以降，孙路、王瞻接连奏称有吐蕃首领投附宋方，但二人屡次上奏“并不及溪巴温一字”(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3，元符二年七月壬子，第12193页。)，从而引起了曾布等宰辅的警觉，故而欲“诘路所以应接措置溪巴温情状”。章惇“封孙路数书，乃密与夔议云：‘溪哥城乃积石军，欲除溪巴温为閤门使、知积石军。欲自邈川直趋青唐，欲建为州，而以他人领之。’”章、孙吞并青唐的图谋，至此得到公开，宰相与将帅私相联络的举动，也被公之于众。曾布认为孙路的提议不当，遂面奏哲宗：“孙路累奏河南邈川部族归汉，而不及溪巴温一字，不知路何以处之？臣欲如此问孙路，而章惇以为未可。路欲除溪巴温官，处之积石军，而建青唐为州，以他人领之，臣恐未可。兼此事只是路与惇私书往还议论如此，臣等皆不预闻。路既不奏朝廷，又不申枢密院，在臣为失职，不得不论。”哲宗问：“如何？”执政皆“唯唯”，许将称：“问他如何应接措置，莫也不妨。”章惇以“事未定，未可诘问”为由，表示反对。曾布反驳曰：“事定而后诘问，则已后时，虽令改正，亦已费力，此事大，乞裁处。”哲宗亦曰：“此大事，不可忽。”曾布补充道：“臣今来所问，只是问他如何应接措置，亦别无扰他经画处。”章惇称：“如此则须添一将来字，云见今如何应接，将来如何措置。”最终宋廷采纳曾布、章惇意见，降诏询问孙路(注：《曾公遗录》卷7，第132-134页。)。

在这次讨论中，哲宗和大多数宰辅对应否在青唐方向采取进一步行动，依然比较慎重。“诘问”孙路，既是为了解情况，也是提醒他不可冒进。不过，宋廷虽下诏诘问，措辞却相对温和，没有给孙路设太多限制。这既与章惇对孙路的庇护有关，也是出于不阻扰孙路“经画”的目的。对边臣言行的包容，折射出宋廷在处理边事时所具有的灵活性，也表明朝廷在信息掌控上的劣势，使之不得不对边臣做出一定让步。

对孙路“既不奏朝廷，又不申枢密院”，唯以私书联络章惇的做法，曾布等比较不满，但宋廷亦未予以批驳否定。之所以如此，除了私书的私密特性有助于边臣畅所欲言外，还应与宋廷在收集边情时面临的两难处境有关。一方面，信息缺失将导致朝廷失去对边臣和军务的掌控，这是其绝难接受的；另一方面，若边臣将大量信息写成公文上报，则朝廷势必要负起决断之责，而朝堂与边陲之间的遥远距离，意味着君相对前方军务的“遥控”指挥很难不出纰漏。在这样的情况下，允许边臣不用公文，唯以私书将边情告知宰相，既可保证中枢不至完全不了解边情，又可利用私书的私密属性令某些朝廷难以处理的信息不进入正式决策议程，从而减轻朝廷的责任。此后，哲宗等表示，之所以默许孙、章私书往还，是因为青唐事“经画未定”，言下之意即是不想由朝廷来负经画之责。当然，宋廷对私书往还的纵容，难免会影响到体制内的信息沟通，只不过此时这一弊端尚未显现。

十余日后，章惇又向同僚出示孙路书信：“且留溪巴温以持瞎征，若捐数十万缣，招巴温新附之众归汉，则巴温一孤雏尔。”曾布称：“孙路欲逐溪巴温，而夺青唐为州郡，则布死不敢从也。”哲宗及其余宰辅亦认为须约束孙路，遂降诏孙路：“依累降朝旨，应所招纳河南邈川等处愿投汉部族首领，更切体度审情，务先以恩信抚纳，毋专以兵迫胁。并合措置应接溪巴温等，务为边鄙经久安便之利，不得过有所图，别生边患。其所得城寨内合只以心白向汉，有力量首领坐住把守，或系要害，须合差兵马戍守之处，子细审度经久利害，务从简便，无令广有增费财用兵力。”(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3，元符二年七月己巳，第12204-12205页。)

相比于上一份诘问诏书，这封诏书的措辞严厉得多，明确否定了孙路“逐溪巴温，而夺青唐为州郡”的计划，对他设了种种限制。孙路一味主张激进之策，势必会加剧朝廷不满。此外，在商议青唐问题前一天，哲宗、曾布发现孙路在修建会州关城事上，也如处置青唐事那样不申奏朝廷，只以私书告知章惇。哲宗极为恼怒，称：“如此事何故不奏？青唐事，尚云经画未定未敢奏，此不奏何也？”(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3，元符二年七月戊辰，第12204页。)这也是朝廷态度变化的诱因。如前述，宋廷有时对边臣不用公文，唯以私书与宰辅沟通的行为会予以涵容，但这种容忍是出于规避责任的考量，是有限度的。私书所涉之事是否“经画未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宋廷容忍与否。然宋廷的上述想法不可能明确地宣示于众。这使得远在千里之外的边臣，容易感受到朝廷对自己的包容，却很难探明后者心中的底线，在使用私书时不免会愈发胆大，最终触怒朝廷。可以说，宋廷对孙路的态度变化，显现出中枢与边臣之间沟通互动的复杂曲折。

熙河路与朝廷的关系渐趋紧张之际，其内部矛盾也逐渐变得尖锐。七月丙寅，王赡帅军渡河，斩杀了密戬等当地首领，攻克了邈川城，“即日以捷书闻。孙路怒赡径上捷书，不复由帅府，谄间自此作矣”(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3，元符二年七月丙寅，第12202页。)。王赡之所以“径上捷书，不复由帅府”，除了与他急于表功有关外，还有两个原因：其一，他之前通过私密沟通，获得了章惇的支持；其二，五月以降，他就曾有过绕开主帅直接上奏的举动，且得到了朝廷的默许。而孙路之所以恼怒，则不全因王赡不将自己放在眼中。之前宋军所获城堡，均为当地人主动献纳，出兵夺取邈川，意味着宋军的举动已不限于收接降人，而是有升级为开边之势，这有悖朝廷所定基调。王赡骤然将这一行动上奏，极可能令身为主帅的自己陷入被动。此时宋廷尚未直接介入到将帅之争中，但其态度已然影响到了将帅双方。

八月壬申，两府同呈王赡捷报(注：《曾公遗录》卷7，第141页。)。数日后，两府同呈孙路章奏，“王赡收复邈川，乞建为湟水军”。曾布认为：“才得邈川一处，便乞建军，恐将来乞创置郡县不一，非朝廷累降约束，令于边防经久简便可行及不得增广边费之意。此请未可从。”章惇“力欲从之”，其余宰辅“皆依违无定论”。哲宗认为：“恐亦须有合置州军处。”蔡卞表示同意。曾布则再次以财力不足为由，表示反对。经过一番激烈争辩，曾布建议：“当俟一切抚定河南邈川之后，然后据地理紧慢，画一措置。甚处系最要害，合建置州军，甚处系以次，合差兵将人马戍守，甚处只令本处首领心知向汉，有力量者守把坐住。俟奏到朝廷，折衷乃可定。”这一看法得到哲宗、蔡卞的认同，最终“诏孙路详累降约束指挥施行”(注：《曾公遗录》卷8，第144-145页。)。

这次讨论的结果，与之前差别不大。但从过程看，哲宗等虽没有接受“建邈川为湟水军”的建议，对王赡举兵攻克邈川这一不符合“累降约束指挥”中“毋专以兵迫胁”、“不得过有所图”之意的举动却未批驳，予以默认。又，哲宗、蔡卞等人之前不同意“夺青唐为州郡”，此时却开始考虑将青唐土地建置为州郡。为何他们的态度会发生如此变化？

首先应看到，哲宗其实素有开疆拓土的意愿。之前态度谨慎，主要是顾忌对青唐用兵会影响对西夏作战，并加大财政负担。此时对西夏拓边已经结束，孙路、王赡接连获得若干城寨，又显得颇为轻松，似未付出太大代价。哲宗的进取之心，难免悄然复萌，这又不免影响到蔡卞等其余宰辅。

其次，从之前的奏对来看，宋廷最初判断溪巴温应能顺利成为青唐新主，故选择谨慎行事，以期后者登位后能与之保持友好关系。但部落首领接连降宋，显示溪巴温似乎并不为当地人亲附。就在进呈孙路建邈川为湟水军之奏的前一天，两府“同呈熙河五状，奏接纳西番次第，仍云：‘溪巴温未见其能得与不得青唐，未可应接，徐观其事势，随宜措置次。’”(注：《曾公遗录》卷8，第144页。)对此，曾布认为是“夔意”(注：《曾公遗录》卷8，第144页。)，然他也拿不出证据来加以否定。若溪巴温确无法掌控青唐，宋方自有必要考虑转换策略。

再次，元符时期，宋廷以“绍述”神宗、反对元祐为国是。熙丰开边、元祐弃地，对青唐问题的立场很容易被上升到“政治正确”的高度。坚决反对孙路、王赡主张的曾布，在丁丑日的讨论中，便因被章惇指责为 “非先朝而是元祐”(注：《曾公遗录》卷8，第145页。)，而不得不做出退让。王赡的举动，虽违背“已降约束”，但在“绍述”的语境下，朝廷却不易对其加以否定。

攻克邈川后，孙路令王愍为都统制，王赡为同统制，削夺了王赡的兵权。《长编》认为，孙路钳制王赡，是出于嫉恨(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4，元符二年八月丙戌条下小注，第12219页。)。《宋史》则称当时王赡急于进军青唐，而孙路想“先全邈川及河南北诸城”，暂缓进军(注：脱脱等《宋史》卷350，《王赡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070页。)。孙抑制王，是缘自策略分歧。结合史实看，攻克邈川后，孙路确实趋于保守。第一，他将兵权移交王愍后，又携王愍返回了熙州(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4，元符二年八月丙戌条，第12217页。)。可知他暂无继续进取之意，否则断不会让主将离开前沿。第二，孙路《墓志》称，他在攻克邈川后，下令“焚省章栈道”(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4，元符二年八月丙戌条下小注，第12219页。)。省章峡是邈川前往青唐的要道，截断此道，固然可以“绝青唐之援”(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4，元符二年八月丙戌条下小注，第12219页。)，但也增大了宋军向前推进的难度。这也说明孙路此时只想保住既有成果，没有立即扩大战果的打算。如此一来，他势必与一心向前推进的王赡发生更激烈碰撞。

同为青唐之役的推动者，王赡、孙路为何在取得重大进展之际忽然产生歧见？两人的性格、心态固然有差异，但也应看到，宋军介入青唐内乱后，朝廷下达的若干诏令指挥均秉持着谨慎基调，对孙路的激进主张还曾明确予以驳斥，然对于王赡攻克邈川之举却又未予处分。这很容易令人对朝廷的真实想法形成相异解读，进而造成策略分歧。可以说，是边臣的举动导致朝廷的态度趋于暧昧，而朝廷的暧昧态度又刺激了边臣群体内部业已存在的矛盾。双方的互动，逐渐偏离了良性轨道。

八月初，事态又有变化。青唐门户宗哥城（今青海平安）首领舍钦脚求内附，王赡派王咏率五十骑入宗哥，同时向孙路求援。孙路反令王赡离开邈川，前往河州（今甘肃临夏）督粮；王赡申诉于朝廷，将帅之争白热化(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4，元符二年八月丙戌，第12217页。)。在向朝廷进言时，王赡“怨孙路不专委己，因言青唐不烦大兵可下，欲以中路”(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5，元符二年九月壬子，第12243页。)。按，元符二年七八月间，宋军看似推进顺利，实则危机暗伏。攻取邈川时，即发生过当地首领“背盟拒旅”(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3，元符二年八月丙寅，第12219页。)之事。王咏入宗哥时，更一度因“诸羌连接作乱”，而不得不“登子城楼，去其梯以自固”，幸得高永年救援，方逃过一劫(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4，元符二年八月丙戌，第12218页。)。上述事件，表明番部并非真心臣服。宋军要夺取青唐，未必会很轻松。高永年即指出，必须“重兵以临之，厚赂以结之，恩威并行乃可也，不然事必不济”(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4，元符二年八月壬辰，第12227页。)。王赡身在前沿，不可能全不知晓这些情况，但此时他为了在政争中压倒主帅，只得上报不实信息，以骗取朝廷的支持。

收到王赡申诉后，八月丙戌，两府“同呈王赡申：‘经略司句追河州，宗哥首领方乞归汉，已遣使臣部五十余骑往据宗哥城，而经略不肯应副兵马，恐溪巴温旦夕入青唐。’遂得旨，孙路知西京，胡宗回帅熙河”(注：《曾公遗录》卷8，第149页。)。临阵换帅实为兵家大忌，因部将申诉而撤换主帅，则有可能造成部将跋扈。对于这些隐患，宋廷不会全无认识。曾布记，在此事上，章惇曾“数与余争论”，直到进呈王赡申状的前一天，还“议罢孙路熙帅，未果”(注：《曾公遗录》卷8，第149页。)。可见，宋廷做出这一决定并不轻松。宋廷决定换帅，一方面与其对孙路积累的不满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出于要迅速夺取青唐的考量。“青唐不烦大兵可下”之说固然不确切，但朝廷远在千里之外，对当地部落“背盟拒旅”等细节并无了解。相反，从当时的形势看，在拿下宗哥城后，宋军距青唐城便只有一步之遥，确有机会抢在溪巴温之前攻占青唐。而宗哥首领降宋，似乎再次印证了溪巴温不被当地人亲附。在这样的情况下，素有开边之志的哲宗、章惇，自然希望能尽快收功；之前一直谨慎的曾布、蔡卞等，也无由继续坚持持重主张。可以说，随着宗哥城归降，宋廷已放弃之前的稳健策略，转而谋求吞并青唐。撤换孙路，重用王赡，正是其政策转变的表现。

以后见之明视之，宋廷的策略调整得相当仓促。哲宗的不成熟，章惇等宰辅的急功近利，都是造成这一决断的重要原因。也应看到，此前宋廷秉持的稳健策略，本身就不是建立在对青唐情况的全面了解之上的。缺乏信息支撑，既有策略的根基本来就比较脆弱，自然容易遭到更改。又，此前对西夏拓边的战绩，也在无形中影响着北宋君相。对西夏连战获胜，证明宋军战力很强，决策者难免因此轻视蕞尔青唐。另一方面，受制于客观条件，北宋最终未能将西夏吞并，又不免令哲宗、章惇等心存遗憾。青唐内乱，恰为他们创造了失之桑榆、收之东隅的机会。正因如此，决策者一看到某些有利迹象，就不顾其他，匆忙改弦更张。不料，此后青唐给宋军造成的困难，远胜西夏。

三　吞并青唐

八月中旬前后，青唐局势更加复杂。瞎征在篯罗结等人的威胁下朝不保夕，于八月癸巳前往宗哥降宋(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4，元符二年八月癸巳，第12227页。)。篯罗结等最初联络王赡，只是想借宋人之势逼走瞎征。目的达到后，他们“不欲属汉”，奉迎溪巴温次子陇拶为青唐新主(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4，元符二年八月丁酉，第12232页。)。青唐各部亦聚集人马(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5，元符二年九月丁未，第12242页。)，欲与宋军一决雌雄。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以“轻兵”取青唐几无胜算。即令动用“重兵”，在当地山高路险、补给困难的条件制约下，失败的风险也不小。因此，王赡产生了放弃之念。然碍于之前的承诺，此时他无法向朝廷明言，无奈之下运用了一些手段。

首先，申奏当地首领之所以奉迎陇拶，是因为孙路强令自己去河州，耽误了十余日，致使人情“复中变”(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5，元符二年九月丁未，第12241页。)。宋廷当时对孙路正深感厌恶，立即认可了王赡的这一说法，哲宗、章惇、曾布等均认为孙路“须重贬”(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5，元符二年九月丁未，第12243页。)。

诿过孙路后，王赡“力言羌情叵测，非重兵不可”(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5，元符二年九月丁未，第12243页。)。从此后，熙河大军汇集宗哥，王赡依然“久驻宗哥城，迟疑不进”，并对胡宗回言“青唐未可取之”(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5，元符二年九月丁未，第12243页。)，可见他并非真想率领大军直取青唐。如前述，宋廷不希望因对青唐用兵而增加财政负担。对此，王赡心知肚明。他在攻讦孙路时，倡言“青唐可不烦大兵取”，即是利用此想法。此时讨要援兵，依然是利用这一点，只不过目的已经变为希望朝廷知难而退，不再要求自己前进。

据《长编》载，宋廷在获悉陇拶入青唐之后，“章惇白上，促遣苗履、康谓、李澄选兵马同王赡入取青唐。曾布以为宜降指挥，令多方招来陇拶，侯其不听命，加兵未晚。惇从之，乃依此行下”(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5，元符二年九月丁未，第12242页。)。看来，宋廷对于动用重兵，确实心存犹豫。但过了不久，宋廷还是令刚刚完成会州进筑任务的熙河大军开赴宗哥(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5，元符二年九月壬申，第12243页。)。此举表明了宋廷非夺取青唐不可的决心，也令王赡压力倍增。

看到朝廷的强硬姿态，王赡在继续拖延时间之余，又“乞差将兵及差中使招纳”。他“乞差将兵”，还是希望通过索要更多资源，来促使朝廷放弃；乞“差中使招纳”，则明显想将责任推给朝廷。宋廷颇为不满，下诏王赡“显属违越，特罚铜二十斤”(注：《曾公遗录》卷8，第167页。)。

可以说，八九月间，王赡与宋廷在青唐一事上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之前是王赡不断鼓吹速取青唐，而宋廷态度谨慎；而此时却变为宋廷竭力推动，王赡则一再拖延。宋廷态度如此坚决，原因有二。一方面，此时宋军占领了宗哥、邈川等地，又接纳了瞎征，即令就此止步，溪巴温、陇拶父子也未必愿与宋和平共处。既如此，则不如乘其立足未稳，将之连根拔除。另一方面，对困难缺乏了解。这又包括两点。第一，认为陇拶被立只是偶然事件，低估了青唐诸部抗衡宋师的实力与意志。章惇在得知陇拶入青唐后，称：“陇拶小儿无能为，乃心牟钦毡妄作尔，必旦夕可了。”(注：《曾公遗录》卷8，第164页。)后两府进呈招降青唐之策，“陇拶出汉与瞎征一等推恩”，哲宗“疑太重”，宰辅称“不缘陇拶争立，则瞎征岂肯出降，兼陇拶乃董毡之侄，是当得青唐者”，哲宗“乃从之”(注：《曾公遗录》卷8，第166页。)。在推恩问题上斤斤计较，说明哲宗也不将陇拶被立看得多么严重。看来此前王赡等反复奏称当地诸酋多欲降宋，形势对宋军十分有利，对宋廷影响极深，以至于后者即便获知到一些相异信息，也无法改变先入之见。第二，对青唐的地理形势缺乏认识。哲宗朝以前，宋军从未深入过青唐腹地。王赡攻克邈川后，曾“画到西番地图”，然“地图殊未得实”(注：《曾公遗录》卷7，第141页。)。当时王赡正积极推动攻取青唐，他奏进不实地图，应有误导朝廷、以图进取的考量。宋廷依据此“殊未得实”之地图，自然很难明了攻取青唐的难度。总之，直到九月，宋廷仍认为夺取青唐比较容易。王赡一再拖延，仅被宋廷视为是其个人专横(注：《曾公遗录》卷8，第169页。)的表现。之前，王赡一再以不实信息误导朝廷，造成了朝廷的决策失误；而朝廷的错误决策，反过来又令王赡陷入窘境，这是后者始料未及的。

也应看到，宋廷虽有必取青唐之心，不断用增添兵马、“罚铜”以及“令王厚与王赡同管勾青唐招纳事”(注：《曾公遗录》卷8，第166页。)等方式，给王赡施加压力，却又一直没有颁降明确指挥，很大程度上还是规避风险的策略。毕竟其距离青唐太远，硬性指挥，难保不出差错。此外，从上文可知，宋廷虽调集大军，却一直期待陇拶能主动来降。其没有硬性要求王赡迅速进军，亦与之有关。然无论如何，宋廷指令的不明确，使王赡能在宗哥迁延多日。这段时间内，青唐城中原本充裕的存粮，被各部落私掠殆尽，增大了此后宋军面临的困难。

九月辛亥，王赡与朝廷僵持之际，新任熙河帅胡宗回抵达熙州（今甘肃临洮）。“宗回怒赡反复，日夜督赡出师，且遣使者戒之曰：‘我已知青唐军单马寡……陇拶幼稚，何能为，第以心牟钦毡等立之为名，其实欲盗府库，非有坚拒我之心。赡驻兵宗哥，怯懦之情可见。若为我至宗哥语赡，吾已点集兵马来，即以军法从事矣。’又遣王愍复至邈川，声言欲使代赡。”(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5，元符二年九月壬子，第12243页。)在胡宗回的逼迫下，王赡不得不出兵。胡宗回敢于严令王赡出师，关键在于他获知了青唐“军马单寡、陇拶幼稚”等信息。此后在给朝廷的章奏中，他又提及了上述情况，并称这是自己“体问”(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5，元符二年九月戊辰，第12261页。)所得。此前从未踏足熙河的胡宗回，其信息究竟从何而来？

瞎征降宋后，于八月二十三日被送至熙州(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4，元符二年八月壬辰，第12227页。)。九月初，胡宗回到达熙州时，瞎征恰在城中。不难推断，这位青唐旧主是胡宗回最主要的信息来源。或许是出于对溪巴温父子的怨恨，瞎征十分希望宋军能直捣青唐。他“语人曰：‘吾蓄积甚多，若汉兵至，可支一万人十年之储。’”(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5，元符二年九月己未条下小注，第12248页。)这明显是想劝诱宋人尽快发兵。胡宗回甫一到任，即断定青唐容易攻取，必是受了瞎征影响。另一方面，胡宗回急于令王赡进军，也与之前孙、王之争有关。王赡利用朝廷逐走孙路，显示出较强的政争手腕，胡宗回必对其有所忌惮。孙路被罢，表明朝廷有速取青唐之心，又不免对胡宗回造成压力。对于胡而言，拖延的时间太久，难保王赡不会嫁祸于自己，令自己变成第二个孙路，速战速决才是保身之道。正是在上述急迫心情的影响下，胡宗回未仔细对自己所获信息进行甄别。事态的后续发展，证明他的决断并不完全合理。

王赡、胡宗回先后上报不确切信息，推动着青唐之役走向失败。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不能仅仅归因于两人品行才干的缺陷。宋廷默许将官不经帅臣直接与自己沟通，无形中给予了将官借助朝廷权威压倒帅臣的机会。这既会刺激将官以下克上的野心，也会令帅臣压力倍增，从而加大将帅矛盾。将帅一旦发生冲突，势必要争取中枢支持，难免不会为迎合中枢意志而对信息加以取舍乃至扭曲。宋廷直接与将官沟通，本含有“防壅蔽”的意图，结果却造成了自己被壅蔽，实在具有讽刺意味。

恰在王赡出兵时，青唐城中又生内乱，陇拶被囚禁，心牟钦毡等与王赡联络请降。九月己未，王赡到达青唐，诸部首领出降(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5，元符二年九月己未，第12248页。)。宋军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吞并了青唐。消息传至开封，朝廷异常兴奋。哲宗举行盛大庆典，建青唐为鄯州、邈川为湟州、宗哥为龙支城，青唐旧地全被划入熙河路版图(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6，元符二年闰九月癸酉，第12267页。)。元符时期的开边业绩，至此达到顶峰。宋廷此前设想过若攻取青唐，不置州军，而是“置一都护总领”(注：《曾公遗录》卷8，第145页。)进行松散管控。此时不顾前议，将青唐主要城镇皆建为州郡，说明在其看来，对青唐进行直接统治是十分容易的。毫无疑问，宋军“不烦寸戟，坐定一邦”(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6，元符二年闰九月壬申，第12266页。)的战绩，极大地增强了决策者的信心。此外，九月以降，宋廷好事不断，先是西夏遣使谢罪，态度极其恭顺，令君臣颇为满意(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5，元符二年九月丁未，第12240页。)。此后，哲宗又以皇子满月为由，册立自己宠爱的刘氏为皇后(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5，元符二年九月丙寅，第12260页。)。吞并青唐，可谓喜上加喜。在这样的氛围中，决策者很难保持头脑冷静，无法以理性的态度去思考后续方略。

就在中枢喜不自胜之时，青唐的宋军却发现自己陷入了危机。王愍等指出，青唐有四不可守：“道险地远，缓急声援不相及，一也；羌若断炳灵之桥，塞省章之隘，我虽有百万之师，仓促不能进，二也；提孤军以入，四向无援兵，羌人窥伺，必生他变，三也；设遣大军，而青唐、宗哥、邈川，食皆止可支一月，内地无粮可运，难以久处，四也。”此外，王赡带领的是从会州赶来的疲惫之师，“皆憔悴，衣履穿缺，器杖不全，羌视之，益有轻汉之心”(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6，元符二年闰九月壬辰，第12286页。)。然宋廷既已大肆庆贺，前方将领也就不敢将“不可守”之说申奏。而没有朝廷的支持，宋军很难对己方劣势加以弥补。一场军事灾难，悄然临近。

四　前功尽弃

闰九月戊寅，青唐山南诸部暴动，“明日诸羌皆应”，“满四山而呼，昼夜不息”(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6，元符二年闰九月戊寅，第12287页。)。同时，诸部围攻邈川，西夏遣三监军助之，“合十余万人。断炳灵寺桥，焚省章峡栈道，四面急攻”，宗哥城亦被包围(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6，元符二年闰九月壬午，第12288页。)，局面骤然变得岌岌可危。

经过王赡、王愍等人的苦战，当地部族对青唐等城的围攻，在十月初被暂时击退。十月壬寅，宋廷得熙河所奏“青唐、邈川解围捷书”(注：《曾公遗录》卷8，第176页。)。庆幸之余，朝廷开始重新评估形势。以前一些被屏蔽掉的信息，至此始有机会上达天听。十月庚戌，熙河路进奏青唐河南北地图，宋廷方对当地地理形成较全面认识(注：《曾公遗录》卷8，第179页。)。丁巳，曾布“进呈姚雄与姚麟书，云：‘青唐去大河五百里，道路险隘，大兵还邈川，而青唐路复不通。朝廷进筑城寨毕，方有休息之期，今复生此大患，如何保守？深为朝廷忧之。青唐非数万精兵不可守。’上亦深然之”(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7，元符二年十丙辰，第12301页。)。此前的乐观，至此已经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章惇的举动。曾布称，十月己亥，两府因“青唐、邈川信息不通”而焦虑时，“夔遂有却欲以青唐还溪巴温之说”；曾布、蔡卞认为形势尚未恶化到如此地步，否定了这一看法(注：《曾公遗录》卷8，第175页。)。然而，章惇还是“以书令胡宗回如府州折氏措置”，要将实际统治权交给当地人。而青唐解围的消息一到，章惇又“以书令宗回，将作过首领家族一处拘管，先执其首领，便先从婴孩以至少壮者，一一次第凌迟讫，然后斩首领” 。按曾布所记，他所指陈的章惇“罪状”，都有胡宗回“录到惇书”为证，应属可信。章惇何以会有如此“轻易反复”(注：《曾公遗录》卷8，第185-186页。)的举动？个人性格、局势剧变造成的压力，都是重要原因，但又都不足以完全解释上述现象。笔者认为，章惇的举动，应与他对青唐形势有较其余决策者更透彻的认识有关。

如前所述，在宋方介入青唐内乱之初，王赡就与章惇保持着私下联络。青唐的真实情形，王赡虽不敢通过公文上言，却定然会如姚雄、姚麟叔侄通信那样，用私书在诸部暴动前后告知其庇护者章惇。章惇较哲宗、曾布等人更早、更全面地获悉青唐的真实情况，难免产生畏难情绪。他私下给胡宗回下达的两项指令，表面上前一软弱、后一强硬，其实都表明他已无信心用常规方法守住青唐，故忽而打算放弃，忽而想用屠戮恫吓这种非常之术来冒险一试。无论如何，他的上述举措都给战局造成了不利影响。屠杀使当地人更为敌视宋军；“令胡宗回如府州折氏措置”，则使前方将帅知道朝廷有弃守之意，难免影响士气。此后，宋军一遇挫折，即“气夺，无敢复言战者”(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7，元符二年十月己未，第12304页。)，与此有关。宰辅与将帅之间私书往还的负面影响，至此终于显露无遗。

十月底，形势再度恶化。郎阿章等当地首领围攻一公城，胡宗回先后派王吉、魏钊前往讨伐，皆全军覆没。胡又令骁将种朴前往讨击，结果种朴遇伏身死。自此，熙河将士斗志皆无，“青唐道路不复通”(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7，元符二年十月己未，第12304页。)。十一月一日，朝廷闻知种朴死讯，“夔闻兵败，气沮矣”(注：《曾公遗录》卷8，第183页。)。最高决策层对能否守住青唐，信心更加低落。

中枢在青唐问题上倍感焦虑，西北帅臣中亦出现了异议。十月底，宋廷因青唐吃紧，下令征调泾原路精兵前往增援。十一月二日，泾原经略使章楶密奏哲宗，称熙河兵马暴露日久，苦不堪言；青唐诸部利用地势屡挫宋军，熙河将帅“措置似已技穷”，无从应对；西北府库“内外一空”，难以赡军(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8，元符二年十一月辛未，第12317-12322页。)，暗示哲宗弃守青唐。

章楶在拓边问题上一直持稳健立场，这是他主张弃守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朝廷征调泾原精兵，削弱了该路的守御力量，这也是身为主帅的章楶所不愿见到的。在章奏中，他称：“万一西贼张声欲袭鄯、湟，却来本路作过，臣晓夕窃忧之。”(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8，元符二年十一月辛未，第12322页。)现实利益考量，亦是促成他上奏的因素。还应看到，自绍圣时起，泾原、熙河两路在拓边活动中即龃龉不断，同时两路背后分别有曾布、章惇为后盾(注：关于此问题，笔者拟另文述之。)。元符元年，宋廷曾承诺一旦夺取天都山，就允许章楶离开西北前线，然孙路奏请经营青唐后不久，曾布即以新得之地“未可阙人”为由，将章楶留在了泾原(注：《曾公遗录》卷7，第106页。)。这一举动明显含有以章楶制约、监控熙河路之意。结合这些情况看，章楶上密奏，可能也与中枢内部的分歧有关。总之，章楶的密奏，折射出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中央、地方内部的多重矛盾。在西北诸帅中，章楶战功最为出众，素为哲宗倚重，他的意见对哲宗产生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十一月初，朝廷下诏，令：“熙河经略使胡宗回相度贼势，如王赡在鄯州粮草果是阙乏，即令拘收统制林金、安儿等处城守，将蕃汉兵马还湟州驻扎。”从这份诏令看，宋廷已倾向于放弃青唐，但“相度”云云，又有模糊之处。《长编》即称：“时朝廷已议弃青唐，独未晓然行下耳。”(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8，元符二年十一月乙亥，第12324页。)何以宋廷不“晓然行下”？除了想为自己保留一些颜面外，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不想负放弃之责。十二月初，胡宗回奏称自己得到诏书后，“但行下王赡相度施行，不肯果决”；曾布等均认为：“宗回当如此施行，若便令王赡归湟州，若赡异日以为可守，是今日不当弃去也。令相度可否，申取帅司指挥，若不可，待报，即一面依朝旨归湟州驻扎，亦曲尽之矣。”(注：《曾公遗录》卷8，第200页。)对胡宗回的肯定，表明宋廷也有同样的想法，希望边臣自行提出撤离，以便将责任全推给后者。传统看法认为，宋廷奉行“将从中御”原则，总是倾向于收夺将帅的指挥权。但在青唐之役中，却多次出现中枢为了规避责任，故意不下达明确命令，从而变相将部分权力下放给将帅的事例。这表明在不同的具体境况中，宋廷的利益考量往往并不相同，因此其所采用的策略也常具有一定的弹性。当然，这种放权未必对军事活动有益。

朝廷不想担责，熙河将帅亦然。宋廷指令的不明确，又为边臣创造了拖延时间的余地。诏书颁降后，胡宗回“不肯果决”，等待王赡自申，王赡则迟迟不肯申请，在全无胜算的情况下困守青唐城等几个孤立据点。另一方面，宋廷虽“未晓然行下”，但观其举措，上下皆知弃守的可能性极大。为了应对弃守后必然要进行的追责以及借机打击政敌，十一月以降，朝堂内外各政治人物加紧彼此攻讦。在朝中，曾布与章惇互相诿过(注：《曾公遗录》卷8，第185页。)；在西北，陕西转运判官秦希甫指责王赡、王厚盗取青唐府库，激起当地暴动(注：《曾公遗录》卷8，第201页。)，而熙河走马承受公事李彀“多攻胡宗回”(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8，元符二年十一月甲午，第12338页。)，后又指王赡为“罪魁”(注：《曾公遗录》卷8，第203页。)。可以说，十一、十二月中，不仅宋军与吐蕃人在僵持，边臣与朝廷以及二者内部不同势力也在角力。

宋军不撤回，熙河路明知“道路不复通”，也不得不继续向前方运送补给。在政争氛围中，一些本应得到重视的问题却被忽略。如高永年指出，鼐宗堡地势险要，“得之则足以为吾捍蔽，而省章峡道路无阻。然主者略不加意”(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9，元符二年十二月戊戌，第12342页。)。此时宋军深入青唐已久，“主者”未必全然不知鼐宗堡之意义，只是忙于内斗，无暇顾及。“略不加意”的结果，则是造成了更大损失。如十一月底，邢玠运粮前往龙支城，在省章峡遇伏阵亡(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9，元符二年十二月戊戌，第12342页。)。延宕至十二月下旬，青唐形势越发危急。

十二月癸丑，宋廷终于下诏将青唐交给当地人，“以陇拶为河西节度使，知鄯州”，令宋军撤出。曾布称：“今日青唐之变，扰攘未定，排难解纷，固当如此，若更守株，赡等陷没，或更有不测之变，则朝廷更难处置。”(注：《曾公遗录》卷8，第202-203页。)无奈之意，溢于言表。庚申，胡宗回章奏至朝廷，“已差使臣催王赡回湟州”(注：《曾公遗录》卷8，第206页。)。癸丑、庚申相距仅七日，从文书流转的时间看，胡宗回上奏时绝不可能接到朝廷令陇拶知鄯州之诏，必是自主决断。朝廷和边臣的僵持，令青唐形势日渐恶劣，而形势的恶化，最终使二者不约而同地打破僵持。元符青唐之役，以怪异的方式划上了句号。

弃守青唐，使得数月前的盛大庆典沦为笑柄，这对哲宗的打击不可谓不大。八、九月间，哲宗的身体状况已很糟糕。闰九月，皇子、公主接连去世，又令他备受痛楚(注：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122页。)。放弃青唐，更如雪上加霜。元符三年正月，哲宗撒手人寰，其弟徽宗继位。君主的变更，使得政局发生变化，进而为此后第二次青唐之役埋下了伏笔。相关问题非本文能详述，拟另文论之。

五　结语

以上，笔者以最高决策集团与前线将帅之间的交流沟通为切入点，分析了元符青唐之役进行过程。不难看出，在战役中，中枢与前线之间始终存在着恶性互动。将帅常常对信息加以屏蔽、扭曲，中枢则时而盲目决断，时而故意不下达明确指令。这种恶性互动，可说是导致青唐之役失败的关键因素。

恶性互动何以出现？原因比较复杂。如前所述，不同人物的利益考量、政坛上的派系关系，以及朝堂内外的政治氛围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枢与将帅之间的沟通。而沟通交流活动在被上述种种因素影响的同时，也推动、刺激着这些因素的变化。两者彼此激荡，互为因果，共同造就了宋军先胜后败的战果。以往研究者也关注到了影响宋代军政信息交流的多元因素，但在分析问题时，往往倾向于将各因素从历史进程中抽离出来逐一加以论述。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各因素之间的动态联系，使我们难以确切理解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更隐含着将复杂历史简单化的危险。在以后的研究中，或许应该回归到事件本身，在具体过程中对复杂动因加以把握，以便更透彻地理解宋代军政信息交流。

从整体上看，对青唐之役影响最大的是宋廷在与将帅进行沟通时所采用的两项举措。其一，按常规制度，前线统兵将领所获信息，应先上报路级帅臣，帅臣裁断后奏报朝廷；朝廷的指令，则需下达给帅臣，再由帅臣相机向统兵将领发出更具体的命令。而在青唐之役中，宋廷时常绕开帅臣，直接与王赡等前线将领进行联络。这种做法看似能提高交流效率，强化中枢对前线的指挥力度，其实蕴含着不小的风险：没有帅臣的助力，中枢很难对统兵将领奏报的信息做出准确研判；直接对统兵将领下达指令，容易造成前线军政秩序的混乱。青唐之役中，上述风险最终都变为了现实。其二，在使用各类公文获取信息、下达指令的同时，宋廷也默许某些宰辅用私人书信与将帅进行沟通。公私文书并行，本可能拓展朝廷的信息来源，增加中枢与前线沟通的灵活性，但由于宋廷未能合理地对私书加以控制，结果导致公私文书不仅未能形成互补，反而经常彼此抵牾。某些公文未曾明言的信息，经由私书在部分将帅和宰辅之间暗中流转，使得中枢与边臣两大群体内部的信息分布变得很不均衡，加大了各人物之间的不信任，刺激着业已存在的种种矛盾，进而影响到军事决策的制定和执行。

可以认为，元符时期，宋廷是希望在维系既有军政体制框架的前提下，运用若干灵活变通手段，以弥补制度不足，从而更为有效地应对军事问题，同时维护自身利益。然对于伴随“灵活变通”而生的种种问题，例如体制的稳定性受到冲击、上下级权责关系趋于模糊等，宋廷却缺乏预判，在战役进行中亦未找出应对之策。这在无形中加剧了朝廷与边臣的权力博弈，也为双方推卸责任创造了更多机会。不成功的权力运作，造就了不成功的交流互动。

总之，青唐之役折射出哲宗亲政时期最高决策集团在政治、军事上的不成熟。以往论者着眼于宋军的对西夏战绩，对绍圣、元符时期的西北拓边活动评价较高，然由青唐之役视之，当时北宋中枢决策者的信息收集、处理能力以及与下属官员沟通协调的能力都存在较大缺陷。在以后的研究中，或可对绍圣、元符时期的西北拓边再作评估。尤其是对西夏进攻的成功，是否事出偶然？这值得重新分析。还应看到，青唐之役中出现的某些现象，例如中枢与最前线统兵官之间“直贯”式的沟通，宰辅与将帅在战时频繁进行私书交流等，在神宗朝的军事活动中就已见端倪(注：方震华《和战之间的两难：北宋中后期的军政与对辽夏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48-176页。)。相似现象在不同时期一再出现，其背后是否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这或许也值得进一步讨论。

［责任编辑：凌兴珍］ 

本文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188-198页。获取pdf文档请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