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汉末年士人清议与士大夫散文之变

孙立涛

摘要：东汉末年的政治动荡无疑会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只来源于诸如“党锢之祸”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实士大夫群体抨击时弊、品论人物的清议活动，也对传统的文化要素有所发掘和运用，并在其间衍生出一些新的文化形态。以士大夫散文为中心进行考察会发现，受汉末士人清议活动的影响，其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士大夫群体倾向于以书面文辞来论政品人，这转变了传统章奏体政论文的创作方向，内容上抨击宦官之害和申救党人的文字增多，风格上具有了昂扬奔放的气势感。其二，人物品评风气的发展，催生出散文的新形态，识鉴人才的理论性著作和人物品评类散文开始产生，以郡书、家传、别传为主的杂传体散文也大量出现。

关键词：东汉末年；士人清议；散文演变

DOI:10.13734/j.cnki.1000-5315.2022.04.017

收稿日期：2021-11-2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东汉清议与士人文化新变研究”（18FZW01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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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的桓、灵时期，因宦官擅权导致世风日下，社会弊病百出。这引起了士大夫群体的愤懑和抗争，由于宦官以“结党”罪名诬陷，最终引发对士人迫害长久的“党锢之祸”。每当政治环境和时代风习发生变化之时，社会文化上往往也会有相应的反映。东汉末年的政治变故，无疑也会对士人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比如党事兴起后，应奉慨然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伤，著《感骚》三十篇，数万言”(注：范晔《后汉书》卷48《应奉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09页。)；张奂遭禁锢后闭门不出，“养徒千人，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注：范晔《后汉书》卷65《张奂传》，第2142页。)；赵岐逃避宦官迫害时，作《厄屯歌》二十三章，面对“纲维不摄，阉竖专权”，又“拟前代连珠之书四十章上之”(注：范晔《后汉书》卷64《赵岐传》及李贤注引《决录注》，第2122-2123页。)；陈纪“遭党锢，发愤著书数万言，号曰《陈子》”(注：范晔《后汉书》卷62《陈寔传》，第2067页。)。“党锢之祸”是汉末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影响巨大，故学界往往从这一角度分析其对文人文学的影响。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面对社会乱象，忧国将危的士大夫群体并非一味地对宦官予以打击，为净化风俗之需他们还发起强大的舆论来论政品人，后代学者称之为“清议”。在清议的过程中为使舆论效果更加明显，士人在议论方式和传播方法上多有创新，从而使“清议”本身也蕴涵着颇丰的文化要素。随着清议风气的发展，一方面汉末名士议政品人的技艺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人物品评风气愈演愈烈，并衍生出与之相关的文化形态。笔者认为这对汉晋时期文人文学的影响并不亚于时局变故本身，故撰此文探讨，敬请方家指正。

一　汉末士人清议的方式及其文化蕴涵

东汉末年，士人清议以议论时政和品评人物为主要表现。例如“党人”为达到激浊扬清的目的，以集体的形式来“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注：范晔《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第2185页。)。又如郭泰、许劭等身具影响力的大名士为拔举人才而专门对人物进行品藻、识鉴。由此而言，汉末士人间既有针对时弊的清议，又有针对自身的清议。在此过程中，因所议对象不同、主观目的不同，故清议的方式、方法及其中蕴涵的文化要素皆有不同。

首先，针对时弊的清议。针对时政弊端发表议论，多表现为“激浊式”的贬议行为，其对象主要是弄权祸国的宦官集团和放肆妄为的权贵子弟。据《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桓、灵时期，面对“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的情形，“匹夫抗愤，处士横议”，“党人之议”发生时，论政方式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李贤注曰：“危言谓不畏危难而直言也。”也就是说，在社会问题日益严重之时，正直士大夫面对敏感的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直言而论，无所畏惧。他们这种针砭时弊的慷慨激昂，自然能引起广泛的关注，也会收到明显的舆论效果：“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注：范晔《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第2185-2187页。)宦官集团诬告党人“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也是畏惧士大夫危言深论的表现，士人因而难免于灭顶之灾。对此，时人申屠蟠早有预感，其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注：范晔《后汉书》卷53《申屠蟠传》，第1752页。)因此他选择了避世免祸。而个别涉论未深或婉而微讽者则保全了性命，如名士郭泰“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及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注：范晔《后汉书》卷68《郭泰传》，第2226页。)。

由此可见，汉末士人在议论时政时多夹杂着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这种充盈的情感和磅礴的气势，感染和带动了广大的士人群体。因而当名士范滂横议朝政，“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注：范晔《后汉书》卷53《申屠蟠传》，第1752页。)。含有感愤之情的议论方式，一方面使清议的对象产生恐惧，他们试图对此予以压制，党锢之祸就是这样发生的；另一方面，其体现出的婞直之风又能起到激励斗志的作用，这在汉末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促使清议的范围迅速得以扩大。除议论中充沛的情感和气势外，士人在清议的传播上还会刻意采取一定的艺术手法，最常见的方法就是用谣谚来论政。像桓帝时期的甘陵南北部党之争及汝南、南阳二郡之士对郡守与功曹的评价，皆采用了谣谚予以讥讽(注：《后汉书·党锢列传》载：“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后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参见：范晔《后汉书》，第2185-2186页。)。

其实，危言深论的方式并非仅仅表现在士人就事论事式的口头议论上，还体现在文人士大夫针对时政弊端所上的章奏中。东汉末年，清议的参与者包括部分朝臣和地方官吏，他们一般通过上疏请愿的方式在朝廷发表针砭时弊的正当言论。如党人清议前后，一些心忧国家的朝廷官员面对宦官集团的不法行径，多次上疏弹劾：刘淑入朝为官后上疏桓帝“宜罢宦官，辞甚切直”；魏朗任彭城令时，“中官子弟为国相，多行非法，朗与更相章奏”；羊陟任尚书令时，面对公卿大夫“与宦竖相姻私，公行货赂”的情况，“并奏罢黜之”；陈翔在扬州刺史任上，“举奏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吴郡太守徐参（中常侍璜之弟）在职贪秽”。(注：范晔《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第2190-2213页。)以“辞甚切直”的章奏来抨击宦官乱政，这在宦官受宠的桓、灵时期，尤能体现出清议之士的胆识和气魄。需要说明的是，一些朝臣的清议言论，主要就体现在这些以章奏为主的文字上，因为他们身为朝廷官员，有的还位高权重，不可能像在野的处士那样“横议”朝政，上书陈事是他们论议时政的主要方式(注：如窦武和陈蕃，虽然二人被太学生标榜为党人之首，但因身份地位极高，在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后并未遭受逮捕和禁锢，他们反而是通过上疏的方式积极营救遭难的其他党人。在当时的文人士子看来，这样以上疏（文字）的方式议论时政、抨击时弊的行为，与他们危言深论、激扬名声式的议论，在主观目的上是一致的，这也是他们被归入清议名士行列的原因所在。)。

其次，针对士人自身的清议。针对士人自身发表议论，多表现为“扬清式”的褒议行为，其对象主要是一些士人领袖和名士奖掖发掘的普通士人。既然是以褒善扬名为主要目的，那么在清议过程中最重要的不是运用怎样的方式去评价士人，而是运用怎样的手法来最大限度地宣扬士人美好的德行操守，也就是说清议的传播手法才是更为重要的。综合看来，东汉末年此类清议的传播主要采用了谣谚、称号和修辞性的评语这些方式。

　　清议对人物的评价“多以通俗简明的谣谚的形式表达出来”(注：詹福瑞《东汉士风与个体意识的初萌》，詹福瑞《汉魏六朝文学论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页。)。谣谚作为清议的传播手段，既可被清议者用来评论时政，又可被清议者用来评价士人。对士人进行品评的谣谚，以概括此人某方面的特征为主，一般具有赞誉性。以党人清议来看，太学生在与朝臣相互褒重的过程中，即作有“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注：范晔《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第2186页。)之类的七言谣来对士大夫的高尚人格进行赞美。除赞誉性的七言谣外，称号扬名也是儒生和朝臣常用的方法，汉末三十五位党人名士被冠以的“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名号即是由此产生的。而用比喻、对比、衬托等修辞手法对士人作出评判，则是名士在人伦臧否行为中惯用的手法。如郭泰评价刘儒：“口讷心辩，有圭璋之质”；符融评价郭泰：“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鸟之凤皇，羽仪未翔”；李膺评价钟皓、荀淑二人曰：“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注：范晔《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卷68《符融传》李贤注引《谢承书》、卷62《钟皓传》，第2215、2232、2064页。)。名士品评人物时作出的这种修辞化的评语，时人多称为“题目”，如许劭与其从兄许靖在汝南主持“月旦评”核论乡党人物时，曹操“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李贤注曰：“令品藻为题目。”许劭为曹操题目曰：“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注：范晔《后汉书》卷68《许劭传》，第2234-2235页。)

整体上来看，东汉末年清议活动的参与者既有在野的士人，又有在朝的士大夫官员，这使得清议中所蕴涵的士人文化，也包含着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两种形式。士大夫于朝堂议政时所上的有关章奏，属于书面语言文化的范畴(注：东汉末年各类章奏众多，那么哪些属于清议的范畴呢？从广义上说，东汉末年随着社会问题的增多，文人士大夫对此所发的公正言论及其与之相关的一切文学创作，只要有利于引导社会秩序健康发展，有利于净化社会风俗，似皆可归入清议的范畴。但后世文人学者所阐述的清议之风，又多特指桓、灵时期的党人议政和名士品藻活动，所以，我们在论及清议中的章奏文时，亦应以这个历史时段为范围。在这个阶段，属于清议范畴的士人章奏，其文中应含有这样的要素：或具有陈述时弊的内容，或具有抨击宦官擅权的内容，或具有为党人申诉的内容。)，而文人儒士在论政品人过程中所作的谣谚、称号、题目，则属于口头语言文化的范畴。在这些文化样式中，除“题目”我们稍感陌生外，其余在汉代之前都已存在，它们在清议活动中被士人重新拿来运用，属于传统文化的延伸。当然，这些传统文化在汉末特殊的政治环境中，经学养深厚的清议之士的集体努力，已注入了新的内容，焕发出新的活力，并负载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品质。其实以上所述清议方式和传播方法中衍生出的士人文化，都是从清议表现方式上直接看到的较为明显的文化样式，因清议活动之需或受清议氛围影响所产生的一些隐性的文化要素，尚需我们揭露出来。我们在下文将以士大夫散文为例，对此作出详细的探究。

二　士大夫清议与章奏体政论文的转向

章奏在汉代属于多种文类中的一类(注：在东汉，其实“章”与“奏”也是两种有区别的文体，如《后汉书》卷63《李固传》载李固著“章、表、奏、议”等十一篇。参见：范晔《后汉书》，第2089页。蔡邕《独断》：“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奏者，亦需头，其京师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其中者所请，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公卿校尉送谒者台也。”参见：蔡邕《独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刘勰《文心雕龙·章表》篇亦载：“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参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06页。为方便论述，本文将二者合称为“章奏”。)，如和帝时葛龚善为文奏，请其代笔者“以千人”，并留有“作奏虽工，宜去葛龚”的时语(注：范晔《后汉书》卷80《文苑传上》，第2617页。)。据《后汉书》各传主的传记所载，东汉擅作章奏且留有作品的文人还有黄香、桓谭、朱穆、李固、马融、刘陶等。上文已举党人名士以章奏弹劾宦官之事，清议对士大夫散文创作的影响，首先就体现在以此类章奏为主的政论散文上。章奏作为臣下向皇帝进言的文本，主要是对朝政、吏治、民生等方面问题的反映，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政治性。如上所述，章奏文在汉末清议活动中的创作和应用，是士大夫在“匹夫抗愤，处士横议”之外，以文字的形式在朝堂议论时政、抨击时弊的表现，因此可以说，这样的章奏也是士人清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桓、灵时期的士人清议主要表现为贬斥宦官、褒扬善士，故而此类章奏在行文中也往往包含着对宦官集团擅权祸国行为的抨击和对志行高洁之士扶危救世之举的赞誉。举例来看，尚书朱穆疏奏桓帝罢遣宦官，其抨击宦官干政曰：“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故放滥骄溢，莫能禁御。”桓帝延熹七年（164），故司空黄琼在病危时上疏论政，其中既有对李云等清正之士的肯定：“白马令李云，指言宦官罪秽宜诛，皆因众人之心，以救积薪之敝。弘农杜众，知云所言宜行，惧云以忠获罪，故上书陈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国家”，又有对外戚与宦官干政祸国的批判：“黄门协邪，群辈相党，自冀兴盛，腹背相亲，朝夕图谋，共构奸轨”。延熹八年（165），河南尹李膺与廷尉冯绲、大司农刘祐等人被宦官诬陷受罚，司隶校尉应奉上疏为李膺等人申诉，他在奏疏中盛赞李膺等人的高洁品格：“廷尉冯绲、大司农刘祐、河南尹李膺等，执法不挠，诛举邪臣，肆之以法，众庶称宜”，又追评了他们的为政之功：“绲前讨蛮荆，均吉甫之功。祐数临督司，有不吐茹之节。膺著威幽、并，遗爱度辽。”延熹八年（165），太原太守刘瓆、南阳太守成瑨、山阳太守翟超、东海相黄浮，因惩治宦官不法或下狱或受刑罚，太尉陈蕃上疏请救，疏文曰“小黄门赵津、大猾张汜等，肆行贪虐，奸媚左右”，又曰“山阳太守翟超、东海相黄浮，奉公不桡，疾恶如仇”(注：范晔《后汉书》卷43《朱晖传》、卷61《黄琼传》、卷67《党锢列传》、卷66《陈蕃传》，第1472、2038、2192、2164页。)。桓、灵时期，这种在士人与宦官之间区别清浊、平决臧否的章奏是非常普遍的。除以上所述外，还有延熹三年（160）时任大鸿胪的陈蕃上疏救李云；延熹七年（164）太尉杨秉奏劾中常侍侯览和具瑗，大鸿胪爰延上封事谏桓帝“远谗谀之人……寤宦官之敝”；延熹九年（166）司隶校尉朱宇上疏劾奏河东太守单安（中常侍单超之弟）和河内太守徐盛（中常侍徐璜之弟），等等。

第一次党事发生后，以太学诸生为主的清议群体在抨击时政之外，又针对士人自身进一步扩大清议的范围，为多位名士称号扬名，以此来加强与宦官集团对抗的声势。其实在他们之前，党人被逮捕之初，就有了朝臣和地方官吏营救党人的行动，而这些营救行动即多表现为上书申诉。这些申诉性的奏章因拨乱反正的需要，其间往往会夹杂着对党人名士的褒评和对宦官弄权的贬议。如延熹九年（166）太尉陈蕃为营救因党事下狱的李膺等人而上疏极谏，他在奏疏中无畏地评议党人曰：“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无玷，死心社稷”。永康元年（167）在上窦太后疏中又曰：“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飒等与赵夫人诸女尚书并乱天下。附从者升进，忤逆者中伤。”永康元年（167）夏，皇甫规在贤良对策中曰：“前太尉陈蕃、刘矩，忠谋高世，废在里巷。刘祐、冯绲、赵典、尹勋，正直多怨，流放家门。李膺、王畅、孔翊，絜身守礼，终无宰相之阶。至于钩党之衅，事起无端，虐贤伤善，哀及无辜。”(注：范晔《后汉书》卷66《陈蕃传》、卷65《皇甫规传》，第2166-2170、2136页。)此类申救党人的章奏，矛头直指刚刚发生的党锢之事，力图为党人平反。章奏中对党人名士的多方褒评，与党人赦归田里后太学诸生以称号或谣谚的方式对他们的评价，是相互呼应的。

第二次党事兴起时，天下善士多遭涂炭，党人清议渐趋消亡。但是在此期间，仍有一些清流士大夫力持清议，他们或为党人鸣不平，或继续抨击宦官之害。灵帝建宁二年（169）夏，大司农张奂趁朝廷诏百官各言灾异之机上疏为党人申诉：“故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或志宁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谗胜，并伏诛戮，海内默默，人怀震愤。”(注：范晔《后汉书》卷65《张奂传》，第2140-2141页。)郎中谢弼亦上封事曰：“故太傅陈蕃，辅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见陷群邪……征故司空王畅，长乐少府李膺，并居政事，庶灾变可消，国祚惟永。”(注：范晔《后汉书》卷57《谢弼传》，第1860页。)熹平元年（172），河南尹李咸上书灵帝请求将窦太后与先帝合葬，其章奏中直言“中常侍曹节、张让、王甫等因宠乘势，贼害忠良，谗谮故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虚遭无刑之亹，被以滔天之罪”，且矛头直指皇帝本人：“陛下不复省览，猥发雷霆之怒。海内贤愚，莫不痛心。”(注：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卷23《灵帝纪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62-663页。)在党锢刚刚发生、宦官势力正盛之时，如此危言深论，尤能显现出清议之士不畏强暴的莫大勇气。此外，光和元年（178）又有郎中审忠上疏弹劾中常侍朱瑀等人，极力抨击宦官之害，并为陈蕃、窦武、尹勋等党人鸣冤，谏大夫陈雅亦有相似的上疏(注：陈雅疏奏，可参见：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10下《汉中士女》，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804-805页。)。光和二年（179）司隶校尉杨球奏劾中常侍王甫、太尉段颎之罪(注：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卷24《灵帝纪中》，第680-681页。)。黄巾起义爆发后，又有护军司马傅燮、郎中张钧上疏请诛宦官。由此可见，章奏文作为士大夫官员阶层清议的主要方式(注：当然，在桓、灵时期，并非只有士大夫官员才能上书论政，政治使命感较强的儒学诸生也可以上书陈事。如太学生刘陶等上书桓帝救朱穆，除在奏疏中对朱穆的为人大加赞赏外，又对宦官集团的所作所为多有抨击，其中提到：“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噏则令伊、颜化为桀、跖。”（范晔《后汉书》卷43《朱晖传》，第1471页。）不仅如此，刘陶在奏疏中还表现出强烈的愤懑之情，近似于危言深论，如他在游太学时上疏桓帝曰：“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轨，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国柄，使群丑刑隶，芟刈小民，雕敝诸夏，虐流远近，故天降众异，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竞令虎豹窟于麑场，豺狼乳于春囿。斯岂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议物赋土蒸民之意哉！”（范晔《后汉书》卷57《刘陶传》，第1843页。）除儒学诸生外，其他未入仕的士人亦可直接上书陈事，如延熹九年（166）襄楷自家诣阙上疏，奏疏中夹杂着为因惩治宦官而受害的刘瓆、成瑨等人的鸣冤之辞，且情绪激愤：“李云上书，明主所不当讳，杜众乞死，谅以感悟圣朝。曾无赦宥，而并被残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汉兴以来，未有拒谏诛贤，用刑太深如今者也。”（范晔《后汉书》卷30下《襄楷传》，第1077页。）另外，未入仕的士人还可借朝廷举贤良方正之机议论时弊，如延熹八年（165）太尉杨秉举贤良方正，刘瑜因至京师而上书陈事，其中对宦官之害大加抨击（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57《刘瑜传》，第1855页）。)，虽与党人清议的发展保持呼应，但并未保持同步，当党人遭受禁锢、党人之议也不复存在后，朝中的一些正直士大夫仍在坚持清议论政。

前文提及，面对阉寺擅权，“匹夫抗愤，处士横议”，党人论政亦“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士林间的这种慷慨任气之风，在以上所述章奏中也有着充分的体现。正是由于士大夫所上章奏言辞激切，所以触怒龙颜并遭受处罚的事件屡有发生，甚至有人为此丢掉了性命。如桓帝延熹二年（159），中常侍单超等五人封侯后专权选举，外戚家一连四人封侯且赏赐过甚，忧国将危的白马令李云上书力谏，他在章奏中曰：

面对这样的大不敬之语，桓帝怒曰“帝欲不谛，是何等语”，李云因此“死狱中”。又如太尉陈蕃疏救因党事下狱的李膺等人时曰：

对于这样直接批判皇帝本人的犀利言辞，桓帝自然“讳其言切”，终以陈蕃辟召非其人为由，将其策免。第二次党锢之后，灵帝熹平五年（176）又有永昌太守曹鸾上书讼党人之冤，曰：“谋反大逆，尚蒙赦宥，党人何罪，独不开恕乎！所以灾异屡见，水旱荐臻，皆由于斯。”(注：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卷24《灵帝纪中》，第669页。)因“言甚方切”，故“帝省奏大怒”，曹鸾被掠杀狱中，党锢牵连范围也再次扩大。可见，士大夫官员在奏疏中的犀利用语及表现出的愤慨之情，与士林中危言深论式的清议及由此体现出的婞直之风是相似的。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东汉末年的清议活动对章奏体政论文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内容和风格两个方面。从内容上来说，抨击宦官之害和申救党人的文字增多。从风格上来看，由于清议中抗愤激昂的情感注入行文，从而使章奏文具有了昂扬奔放的气势感。对此，我们还可拿党人名士窦武的奏疏来具体分析：

这是第一次党锢后，窦武为申救遭党事考逮的李膺、杜密等人，于永康元年（167）上桓帝的奏疏。从行文中可看出，窦武对宦官弄权痛恨至极，称其“竞行谲诈，自造制度，妄爵非人”，并建议桓帝“案罪纠罚，抑夺宦官欺国之封”。因上疏的目的是为党人平反，所以文中更多的是对党人的高度评价，如称他们“建忠抗节，志经王室”，“国之贞士，朝之良佐”，“文质彬彬，明达国典”等，并希望桓帝能够任用这些贤士，“以成政道”。此外，行文中还夹杂着“二世之难，必将复及，赵高之变，不朝则夕”，“陛下委任近习，专树饕餮”，“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称庆”这些含有忧愤之情和“干上逆旨”意味的言辞，体现了窦武对朝政弊端的极其不满。《后汉书·窦武传》载，窦武上此疏后，“以病上还城门校尉、槐里侯印绶”，可见其贬恶扬善决心之坚决。

从整体上看，东汉末年章奏文受清议活动的影响，并非只限于内容和风格上的简单改变，而是传统章奏体散文的创作倾向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改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通过考察得知，此时针对宦官干政和士人受害之事而作的章奏文数量极多。以上列举的诸多例子，只是史料记载的至今我们尚能看到文本的部分作品。除此之外，还有相当多的章奏文未能流传下来。如白马令李云下狱后，“太常杨秉、洛阳市长沐茂、郎中上官资并上疏请云”；朱震为州从事时，“奏济阴太守单匡臧罪，并连匡兄中常侍车骑将军超”；第五种任兖州刺史时，“奏（单）匡，并以劾（单）超”；延熹八年（165），司隶校尉韩演“奏（左）悺罪恶”，又“奏（具）瑗兄沛相恭臧罪”；皇甫嵩见中常侍赵忠舍宅逾制，“乃奏没入之”；(注：范晔《后汉书》卷57《李云传》、卷66《陈蕃传》、卷41《第五伦传》、卷78《宦者传》、卷71《皇甫嵩传》，第1852、2171、1404、2522、2304页。)刘淑入朝为官后上疏桓帝“宜罢宦官”；魏朗任彭城令时，中官子弟为国相，多行非法，“朗与更相章奏”；羊陟任尚书令时，对公卿大夫“与宦竖相姻私，公行货赂”之事，“并奏罢黜之”；陈翔在扬州刺史任上，“举奏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吴郡太守徐参（中常侍璜之弟）在职贪秽”；(注：范晔《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第2190-2213页。)等等。可惜这些章奏文已经湮没无存，但由此亦透露出，在东汉末年有众多士大夫参与到针砭时弊类章奏文的创作中来，并产生了大量此类型的散文作品。可以想见，这些章奏体政论文作为汉末文学的组成部分，其中所流露的痛愤之情，与此时文人士子在辞赋和诗歌中所抒发的痛苦与苦闷的情绪应该是一致的(注：如桓帝延熹二年（159），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权，欲召蔡邕至京师做侍弄之臣。蔡邕不得已启程，到偃师称病返回，其间作《述行赋》以抒愤遣怀。受此影响，蔡邕心有余悸，避居家里不与世人交往，思考世事，借鉴前人对身世命运的思考，又作《释诲》以抒怀自勉。观其行文，虽亦采用汉大赋主客问答体的形式，但主题思想已由赞颂、规劝转为贬斥、讽刺。文中胡老答言中有曰：“是故天地否闭，圣哲潜形，石门守晨，沮溺耦耕，颜歜抱璞，蘧瑗保生，齐人归乐，孔子斯征，雍渠骖乘，逝而遗轻。夫岂慠主而背国乎？道不可以倾也。”（范晔《后汉书》卷60下《蔡邕传》，第1982-1983页。）这体现了蔡邕面对世道昏暗甘愿归隐的心理，其中对现实政治亦有间接讽刺。如“雍渠骖乘，逝而遗轻”一句，采用了孔子在卫国的典故，据《史记》卷47《孔子世家》载：“（卫）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巿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21页。）蔡邕特意凸显宦者“雍渠”，明显是对当朝宦官擅权的暗讽。其他又如赵壹的《穷鸟赋》、《刺世疾邪赋》，郦炎的《见志诗》二首，蔡邕的《翠鸟诗》，皆有这样的情感表达。)。这是历史环境赋予文学作品的时代特色。

三　人物品评风气影响下的散文新形式

除章奏体文章外，在东汉末年士人议论时政的氛围中，其他形式的政论散文创作无疑也会受到影响(注：像仲长统《昌言》这样批判性较强的政论散文，受时代政治和清议活动的影响，也留有批判宦官和评论党人的内容。参见：仲长统《昌言》下“宦竖者”篇，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89，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96-897页。)。而在传统的政论散文之外，受臧否人物之风的影响，汉末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散文类型。

郭泰是东汉末年善于臧否人物的名士，经他品鉴成名的士人有多人。《世说新语·政事》篇刘孝标注引《泰别传》曰：“（郭泰）有人伦鉴识，题品海内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后皆成英彦，六十余人。自著书一卷，论取士之本，未行，遭乱亡失。”(注：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页。)据这则材料可知，郭泰把他品评识鉴人才的经验与心得汇聚成书，这是清议活动直接催生出的关于人物品评的散文著作，可惜遭乱亡佚。与之相似，汉末魏初人刘劭又著有《人物志》一书（三卷、十二篇），“取汉代识鉴人物的事实而探寻其原理，由清议中品评人物的琐碎之言进而变为系统的理论，目的是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注：李崇智《〈人物志〉校笺·前言》，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7页。)。刘劭在《人物志》中将人才分为不同的类型，在此基础上全面细致地阐述了识鉴人才、任用人才的方式方法。可以说，正是在东汉末年以来浓重的人物品评风气下，才造就出这样的人才学专著，与时代脉搏是切合的。杨永泉认为，“刘劭《人物志》是在汉末人物品评新潮中发展起来关于知人、用人的一部理论研究著作，它不仅涉及到人的资质、仪容、才能、性格，同时还反映出人的品评是由道德判断深化为既重道德判断又重才性容止鉴赏的探寻”(注：杨永泉《品识人才的一面镜鉴——读刘劭〈人物志〉》，《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第77-85页。)。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汤用彤在《读〈人物志〉》一文中提出“汉代清议——魏初清谈”的转变，可“征诸于《人物志》一书”(注：汤用彤《读〈人物志〉》，《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5页。)。

东汉末年愈发浓重的人物品评风气，还造就出很多善于人伦臧否的名士。他们在口头品论士人之外，亦好以文品人，从而促进了品评人物类散文的发展。如孔融和陈群曾就“汝、颍人物孰优孰劣”的问题进行过论争。孔融《汝颍优劣论》曰：

孔融在文中列举了汝南历史上多位名人的事迹，并逐一对他们进行品评，或凸显其功业，或凸显其德行，或凸显其名节，目的是证明汝南士人优于颍川士人。陈群对此的反驳并未留有全文，但据《三国志》卷10《荀彧传》裴松之注引《荀氏家传》载，陈群在与孔融论汝、颍人物时曰：“荀文若（荀彧）、公达（荀攸）、休若（荀衍）、友若（荀谌）、仲豫（荀悦），当今并无对。”(注：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316页。)可见陈群是以颍川大族（荀氏家族）的当世功勋为例来回应孔融的。孔融与陈群品评士人，一个侧重于历史先贤，一个倾向于当今大族。其实随着人物品评风气的发展，在汉末从这两个层面来评价人物的现象正在普遍化，这主要表现在一些杂传性散文的创作上，包括郡书、家传、人物别传等。胡宝国认为，“杂传对人物的关注就是来自于当时的品评风气”，“受人物品评风气的影响，撰写杂传最盛行的阶段是东汉到东晋”(注：胡宝国《杂传与人物品评》，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3、132页。关于人物品评和汉晋时期杂传散文的关系，胡宝国此文多有论述。此外，王仲镛也说：“在‘清议’成风的时代，评论人物已经成为一代人的共同习尚，而撰写人物传记，一时也成了这一时期历史著作的主要内容。除了《耆旧传》或《先贤传》这种以地区分的人物传记外，还有以人的行为分的《高士传》、《逸民传》、《高隐传》、《孝子传》、《孝友传》、《孝德传》、《止足传》、《知己传》、《良吏传》、《忠臣传》、《文士传》以至《高才不遇传》、《阴德传》、《悼善传》之类。同时，各大士族的《家传》与明贤钜公的《别传》、《行状》等等也不少。”参见：王仲镛《陈寿〈益部耆旧传〉探微》，《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第42-49页。)。下面我们对此具体分析。

从品论历史先贤出发，在东汉末年相继出现了一些郡书类的散文。《史通·杂述》载：“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都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注：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74页。)赵岐在东汉末年著有郡书《三辅决录》，其序曰：

由此序可知，《三辅决录》主要记载了东汉初年至东汉末年雍州地区的人物风貌。其中既有“好高尚义，贵于名行”的有德之士，又有“趣势进权，唯利是视”的德薄之人，对这些人物都作出评定，目的是区分“玉石朱紫”。除《三辅决录》外，《隋书·经籍志》还著录汉议郎圈称所撰《陈留耆旧传》二卷，上引《史通·杂述》亦提及此书。从汉末至魏晋时期，郡书的撰写越来越多(注：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汉魏六朝时期的郡书有：《三辅决录》七卷（汉太仆赵岐撰，挚虞注）；《兖州先贤传》一卷；《徐州先贤传》一卷；《徐州先贤传赞》九卷（刘义庆撰）；《海岱志》二十卷（齐前将军记室崔慰祖撰）；《交州先贤传》三卷（晋范瑗撰）；《益部耆旧传》十四卷（陈长寿﹝按：“陈长寿”当为“陈寿”，《隋志》误﹞撰）；《续益部耆旧传》二卷；《鲁国先贤传》二卷（晋大司农白褒撰）；《楚国先贤传赞》十二卷（晋张方撰）；《汝南先贤传》（魏周斐撰）；《陈留耆旧传》二卷（汉议郎圈称撰）；《陈留耆旧传》一卷（魏散骑侍郎苏林撰）；《陈留先贤像赞》一卷（陈英宗撰）；《陈留志》十五卷（东晋剡令江敞撰）；《济北先贤传》一卷；《庐江七贤传》二卷；《东莱耆旧传》一卷（王基撰）；《襄阳耆旧记》五卷（习凿齿撰）；《会稽先贤传》七卷（谢承撰）；《会稽后贤传记》二卷（钟离岫撰）；《会稽典录》二十四卷（虞豫撰）；《会稽先贤像赞》五卷；《吴先贤传》四卷（吴左丞相陆凯撰）；《东阳朝堂像赞》一卷（晋南平太守留叔先撰）；《豫章烈士传》三卷（徐整撰）；《豫章旧志》三卷（晋会稽太守熊默撰）；《豫章旧志后撰》一卷（熊欣撰）；《零陵先贤传》一卷；《长沙耆旧传赞》三卷（晋临川王郎中刘彧撰）；《桂阳先贤画赞》一卷（吴左中郎张胜撰）；《武昌先贤志》二卷（宋天门太守郭缘生撰）。详见：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74-975页。)，裴松之在《三国志·刘表传》、《诸葛亮传》及《刘巴传》注引过《零陵先贤传》，在《和洽传》注引过《汝南先贤传》，在《高柔传》注引过《陈留耆旧传》，在《刘焉传》、《许靖传》注引过陈寿的《益部耆旧传》。这些耆旧传、先贤传之类的著作，虽然明显受到汉末品评人物风气的影响，但此类著作绝非只是单纯地为品论历史人物而作，《三辅决录》已表明了区分“玉石朱紫”的目的，而太尉袁汤的话似乎更能说明此时士人撰写这类著作的心理：

袁汤出于“褒善叙旧，以劝风俗”的需要而作耆旧传。其实在世风每况愈下的东汉末年，褒扬善士、宣示教化以导引风俗，又何尝不是广大清议之士心中的企盼？

从品评当世大族人物出发，一些家传性散文在东汉末年逐渐产生。刘孝标在《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过《荀氏家传》：“（荀）巨伯，汉桓帝时人也。亦出颍川，未详其始末。”(注：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世说新语》，第27页。)又在《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过《李氏家传》，其中提到了汉末名士李膺的事迹(注：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世说新语》，第229页。)。另外，《隋书·经籍志》著录有《何颙使君家传》一卷(注：魏征等《隋书》卷33，第977页。)，何颙为东汉末年名士，郭泰、贾彪等人与之友善。裴松之在《三国志·王朗传》中注引过《王朗家传》，其中对东汉末年人王朗的事迹有所记载。又《三国志·蒋济传》裴松之注曰：“魏武作《家传》，自云曹叔振铎之后。”(注：陈寿《三国志》，第455页。)可见，曹操在东汉末年也曾作过《曹氏家传》。李贤在《后汉书·孔融传》中多次注引过《孔融家传》。与郡书一样，到了魏晋时期，家传的撰写更为盛行(注：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汉魏六朝时期的家传有：《李氏家传》一卷；《桓氏家传》一卷；《王朗、王肃家传》一卷；《太原王氏家传》二十三卷；《褚氏家传》一卷（褚觊等撰）；《薛常侍家传》一卷；《江氏家传》七卷（江祚等撰）；《庾氏家传》一卷（庾斐撰）；《裴氏家传》四卷（裴松之撰）；《虞氏家记》五卷（虞览撰）；《曹氏家传》一卷（曹毗撰）；《范氏家传》一卷（范汪撰）；《纪氏家纪》一卷（纪友撰）；《韦氏家传》一卷；《何颙使君家传》一卷；《明氏世录》六卷（梁信武记室明粲撰）；《陆史》十五卷；《王氏江左世家传》二十卷（王褒撰）；《孔氏家传》五卷；《崔氏五门家传》二卷（崔氏撰）；《暨氏家传》一卷。详见：魏征等《隋书》，第977页。)，裴松之在《三国志·荀彧传》中注引过《荀氏家传》，在《刘劭传》中注引过《庐江何氏家传》，在《三嗣主传》中注引过《会稽邵氏家传》。刘孝标在《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过《裴氏家传》、《袁氏家传》，在《赏誉》篇注引过《褚氏家传》，在《言语》篇注引过《谢车骑家传》，等等。可以想见，家传类著作主要是对家族人物及其事迹的集中记录，从个别家传的引文内容中也能看出这一点。以《荀氏家传》为例，裴松之用其注《三国志》时即提到了荀氏家族的多个人物，如荀衍、荀恽、荀俣、荀诜、荀寓、荀頵、荀恺、荀昙、荀衢、荀祈、荀愔。由于家传多由某一家族中的文人撰写（如前述曹操自作《家传》），所以一般都会侧重于介绍家族中功勋卓著或德行突出的人物，如曹操自云曹叔振铎之后，《何氏家传》追述何敞六世祖父比干以美行渐成名族的事迹(注：范晔《后汉书》卷43《何敞传》李贤注引，第1480页。)。以此可见，家传这类以凸显人物之美的褒评，使其透露着夸耀门庭的意味。

与郡书和家传相似，当时还出现了很多人物别传类的散文。前已述及刘孝标在《世说新语·政事》篇注引过《郭泰别传》，其实此类别传在汉晋时期不胜枚举。以裴松之注《三国志》为例来看，他引用的人物别传有《郑玄别传》、《荀彧别传》、《荀勖别传》、《邴原别传》、《程晓别传》、《刘资别传》、《孙资别传》、《曹志别传》、《嵇康别传》、《吴质别传》、《潘尼别传》、《潘岳别传》、《刘廙别传》、《卢谌别传》、《华佗别传》、《管辂别传》、《赵云别传》、《费祎别传》、《虞翻别传》、《机云别传》、《诸葛恪别传》。汉晋时期与之相似的人物别传在其他文史资料中也有多处记载，其中多数别传的作者已不可确考。另外，东汉末年大量出现的述德性碑文，与此类别传有着相似性，因为述德性碑文也可看作人物的简单传记(注：如刘勰《文心雕龙·诔碑》篇曰：“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214页。)。从人物品评的角度来说，它们基本都可归为盖棺定论式的品评(注：如白马令李云上疏陈述时弊，因言辞犀利触怒桓帝被下狱而死。当时的清正之士除了以上书的方式对此论议外，后又有冀州刺史贾琮“过祠云墓，刻石表之”（范晔《后汉书》卷57《李云传》，第1852页），即以碑文的形式诉诸褒贬，以导风俗。)。当然，受书体、载体的限制，碑文的篇幅相对于别传来说显得短小。又因碑文的性质所在，它只侧重于褒评（这点与家传相似），而别传在论述人物时则是褒贬兼有的，甚至汉晋时期还存在着专注于人物批评类的别传。如刘昭在《后汉书志·礼仪志下》中注引过《董卓别传》，并述及董卓“发成帝陵，解金缕，探含玑”之事，又在《五行志》中注引过《梁冀别传》，其中提到：“冀之专政，天为见异，众灾并凑，蝗虫滋生，河水逆流，五星失次，太白经天，人民疾疫，出入六年，羌戎叛戾，盗贼略平民，皆冀所致。”(注：司马彪撰、刘昭注补《后汉书志》，范晔《后汉书》，第3150、3311页。)可见文体性质不同，品论人物的角度和侧重点也会不同。

综上看来，受东汉末年清议活动的影响，士人文章大概有三变。第一，善于人伦臧否的名士总结人物品评的经验与意义，创作出关于人才识鉴与任用方面的理论性著作，如刘劭的《人物志》。第二，一些文人士大夫把人物品评诉诸文字，这种以文品人的方式促进了人物品评类散文的发展，如孔融的《汝颍优劣论》。第三，人物品评风气逐渐演变为文化思潮，受此影响，汉晋时期又产生了郡书、家传、别传等著作。这些杂传体散文论及的人物，既有历史前贤，又有当世名人，既有不同地域的人物，又有某个家族的系列名人，从而使人物品论的时代范围和地域范围都得到很大的扩展。不仅如此，东汉末年述德性碑文的大量出现，魏晋时期高士传、逸士传、名士传之类著作的出现(注：《隋书·经籍志》著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此类著作有：《圣贤高士传赞》三卷（嵇康撰，周续之注）；《高士传》六卷（皇甫谧撰）；《逸士传》一卷（皇甫谧撰）；《逸民传》七卷（张显撰）；《高士传》二卷（虞槃佐撰）；《至人高士传赞》二卷（晋廷尉卿孙绰撰）；《高隐传》十卷（阮孝绪撰）；《高隐传》十卷；《续高士传》七卷（周弘让撰）；《海内名士传》一卷；《正始名士传》三卷（袁敬仲撰）；《江左名士传》一卷（刘义庆撰）；《竹林七贤论》二卷（晋太子中庶子戴逵撰）；《七贤论》五卷（孟氏撰）；《文士传》五十卷（张骘撰）。详见：魏征等《隋书》，第975-976页。)，以及综合性的传记如《海内先贤传》、《汉末名士录》等(注：刘孝标在《世说新语·德行》篇、《赏誉》篇注引过《海内先贤传》，其中提到汉末名士陈蕃、李膺、陈谌、许劭之事。详见：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世说新语》，第23-26、229页。裴松之在《三国志·袁绍传》、《刘表传》和《荀攸传》中引用过《汉末名士录》。详见：陈寿《三国志》，第192、211、322页。)，乃至早期的文论(注：李世耀说：“汉末三国之间，逐渐兴起的文学批评常常依附于人物品评，并直接将品评人物的方法移之于论文。曹丕的《典论·论文》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李世耀《人物品评与六朝文学批评》，《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第40-47页。）此外，宗白华指出，“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中国艺术和文学批评的名著，谢赫的《画品》，袁昂、庾肩吾的《画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都产生在这热闹的品藻人物的空气中”（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210页）。)，都是在这一思潮的统摄下产生的。六朝之后，随着人物品评思潮的消褪，杂传性散文的创作也就逐渐减少了，诚如胡宝国说：“进入南朝，由于皇权的加强，由于门阀士族制度的凝固，士人不再热衷于人物品评，与此相适应，杂传的撰写明显减少。”(注：胡宝国《杂传与人物品评》，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第132页。)这也从反面说明，东汉末年时局变故及士人清议活动造就出的人物品评之风，对汉晋时期士人思想和文人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

［责任编辑：唐普］ 

本文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144-152页。获取pdf文档请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