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不放河汾声价倒”
“不放河汾声价倒”
立场当头，立场优先，学问又在哪里呢？
断续地考虑这件事，我想可以说，我的信条是：永远不以立场来取消事实，永远不以“政治正确”来取消学理讨论。以立场来看问题，以“政治正确”来看问题，本质上是一种党同伐异——尽管是“好人”的党同伐异，我也不愿参与。
金庸曾再三援引过英国报人史各特（C.P.Scott）的话：“事实不可歪曲，评论大可自由。”（Comment is free，but the facts are sacred）这是他当年办《明报》的信条。金庸的新闻信条，对于做学问其实一样有效，也应该成为一个学术信条。将立场置于事实和学理之上者，不足以称新闻人，也不足以称学人。
对于《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一文，我已声明它“有迎合当前对外政策之嫌，意在影射”，那么，既是“影射史学”，还需要认真对待吗？
我想，就算是“影射史学”，只要包含了真正史学的成分，就值得认真对待。我们对“影射史学”的印象，可说泰半由“四人帮”时代所造成，故习惯性地视之为史学的下流。但“影射史学”绝非只有梁效、罗思鼎式的“影射史学”，在现代学术史上，右翼如陈寅恪，左翼如郭沫若、吴晗，论史都多少存有影射成分，而这些影射成分并不必然违反学术规则，也并不必然有损其学术价值。我们不能对好的“影射史学”就坦然接受，对坏的“影射史学”就一笔抹杀，应该就事论事，检讨其达到史学标准的部分。
我之所以会匆匆写出那篇《几点看法》，是因为见到一二批评《“闭关锁国”问题新探》的帖子，立场固然“正确”，但实在达不到学术标准，轻率地就将对方的论据和结论完全推倒。“闭关锁国”作为现代问题和观念问题，自然是很应该批判的，但作为历史问题，我不认为应该以这种方式来批判。
再强调一次，作为历史问题的“闭关锁国”，与作为现代问题的“闭关锁国”，性质完全不同，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还有一点，讨论历史上的“闭关锁国”问题，德川幕府造成的江户时代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其封闭程度远非明清时期所能相比。这个例子，很大程度上构成了“闭关锁国否定论”的反证，是不能绕开的。我读到《“闭关锁国”问题新探》那篇文章，第一反应就是：一定要将德川幕府时代纳入到讨论里，否则，在学理上，对“闭关锁国”历史问题的讨论就是无效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总结清代朴学作风，有一条是：“隐藏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如果一味地否定历史上“闭关锁国”，但又回避了德川幕府个案，那就是不忠实于历史，是学术上的“不德”。
余英时先生经常引用黄宗羲的两句诗：“不放河汾声价倒，太平有策莫轻题。”这是用王通向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的典，意思是知识分子应该自重，不要放弃学术本位，而去迎合政治。我觉得，对于“不放河汾声价倒”这句话，不妨作一引申，下一转语：在讨论问题的时候，知识分子要始终保持自己的学问标准，不能因为自居于好的动机，自居于“正确”的立场，就可以罔顾事实和学理，通过违反学问标准的方式来压倒对方——这个，就是知识分子的“声价”了。
大家都很知道学术独立的重要性，但我还想强调两点：
学术独立，不但要独立于自上而下的政治，也要独立于自下而上的政治；也就是说，学术既要独立于权力，也要独立于群氓。此其一。
学术独立，并不等于学术对立，并非事事反对才代表独立；相反，事事反对，更容易陷入政治的陷阱之中，更容易陷入“凝视深渊也被深渊凝视”的悖论之中。学术独立，意味着需要跳出赞同或反对必居其一的逻辑，要站在政治之上之外，而非政治的对立面。此其二。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里提到：五十年代胡适在美国时，见到大陆无数批判他的文章之后，曾说过：“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如此，胡适是视大陆学界如无物了吗？并不是。这只是胡适在特殊语境下一时的愤激之言。对于大陆学人具体的学术成绩，他一直是不吝赞美之辞的，比如对钱锺书、胡道静、周汝昌皆是如此。
更有意思的，是唐先生提到的另一件事：“那时大陆上‘批胡运动’和‘文字改革运动’双管齐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而文字改革家的副业便是‘骂胡适’。胡适这个‘买办学者’、‘洋奴大班’，被他们骂得狗血喷头。但是每次一张‘简字表’一出，胡先生却立刻叫我送给他。每张他都细细看过。认真评阅之后，总是称赞不置。心平气和，言出由衷。那种为学术而学术，为文化而文化的崇高风范，真令我万般心折！”
——其实，我很理解，大家只是无法可想，才会将愤怒倾泄到“闭关锁国”这个历史问题上，就如同当年《河殇》将政治的账都算到中国传统那里。可是，此时此际，我还是不免要抚今追昔，感慨于适之先生那种从容的学者态度。
在成为“战犯”流亡异域的时候，他老人家仍能不激不随，不囿于立场，将政治的归政治，将学术的归学术，“真令我万般心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