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的几点看法◇就发布的时机来说，此文有迎合当前对外政策之嫌，意在影射，可谓用心不良；但就具体的论述和看法来说，我觉得此文并无太大问题。史学与其所产生的影射作用，二者是不能划等号的。◇近代以前的“闭关锁国”，与近代以来的“闭关锁国”，性质完全不同，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也完全不同。◇近代以前的“闭关锁国”，确有算得上“成功”的例子。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对外政策不能说是失败的。比清朝更典型的是日本德川幕府政权，其封闭程度更甚于清朝，但必须承认，它确实维持了三百年内部的稳定和繁荣。◇以全球史立场而论，限于技术条件，近代以前的经济体是地区性、国家性的，远程贸易以奢侈品为主，对外封闭或半封闭并不至于影响市场和消费的主体；反之，近代以来的经济体越来越趋于全球性、超国家性，远程贸易囊括了日常生活用品，对外封闭或半封闭必定会损害市场和消费的主体。易言之，在帆船的时代，“闭关锁国”不会直接影响到民生，不会直接影响“沉默的大多数”；但在飞机和集装箱巨轮的时代，“闭关锁国”必然会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明清时期确不算完全的“闭关锁国”，重新定义为“自主限关”未尝不可。在中国史上，最彻夜的“闭关锁国”出现在1950—70年代。我们观察当前的对外政策，恰当的参照系应是1950—70年代，而非明清时期。◇戴逸先生写于1979年的《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一文，是批评“闭关锁国”的当代史学先锋，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显然意在为“改革开放”制造舆论，在性质上是“影射史学”的延伸。就其影射的动机来说，要比《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此文可取，但从史学本位来说，却是更为粗疏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