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华庆 | 学术与政治之一：中国文人的道统思想

华学者

柯华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实效主义法学和改革哲学、党导立宪制、党导民主制和共同自由等理论的创立者。主编中国第一本《党规学》。微信：Lawgame。

摘要

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

——毛泽东

摘要：政治是社会关系的统领，只要涉及社会关系的学问都与政治有关，区别只不过在于强联系还是弱联系。为了实现有效治理，一个国家更可能是一类主体联合另一类主体节制第三类主体的政治。每个社会由一个最强者、少数强者和绝大多数弱者组成，三者之间两两联合节制第三者的方式形成三种不同的政治：封建专制政治（最强者与强者联合，可以称为贵族君主制）、资本主义政治（强者与弱者联合，可以称为民主贵族制或者党争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政治（最强者与弱者联合，称为党导民主制）。中国文人一直以来崇尚道统，古代中国文人以古道评判专制政治，古道是封建贵族政治；现代中国文人以洋道评判社会主义政治，洋道是资本主义自由政治。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只有摒弃高高在上的道统思维，以认识社会为志业，向工人农民学习经验知识，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价值，构建社会主义理论才可能有所作为。主流中国宪法学者不区分社会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政治，将资本主义政治塑造成科学、客观、中立和普世的政治，将资本主义政治和宪政当作道统，批判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违背宪法学者应该为本国政权合法性辩护的基本常识，已经不是宪法学者，而是资本主义道统分子了。

关键词：古道 洋道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伪宪法学派

政治是区分圈内人和圈外人的活动。当一个人区分圈内人和圈外人而行动时他就是一种政治行为。每个人都是政治人，只不过有些人是有意识的，有些人是无意识的，有些人意识强，而另一些人意识弱而已，所以有“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的名言（亚里士多德语）。中国俗语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可能就是指政治。一般性政治的领域很广，家庭、学校、行业、地区等等都有政治，人们常常说“家庭政治”、“单位政治”、“地方政治”等等。狭义的政治通常指国家政治以及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政治，是围绕国家权力分配所进行的斗争。在一个国家中，作为领导主体必须明确“你是谁？”、“为了谁？”和“依靠谁？”，由此决定了各个主体在国家中的地位。一个国家到底是封建主义性质、资本主义性质还是社会主义性质？全球背景下不同性质国家之间的冲突如何解决？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构成每个人的政治大环境，有些人有强烈的意识，有些人敏感性不够，有些人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政治人与经济人形成鲜明对比，作为经济人，一个人购物是以商品的质量和价格为标准，而不管是熟人还是生人。当一个人购物时无论价格和质量是否合意，而以其是否是某国的产品而欣然接受或者坚决驱斥，常常被贬为“非理性”，实际上其经济行为已经转化为政治行为。

学术是系统性的专门的学问，学者是在学术上有一定成就的人。学者也是人，自然也是政治人。自然科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等等不研究社会关系的学者谈政治与一般人并没有什么区别，而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等等研究领域涉及社会关系的学者以其系统的学识来评判政治，是作为学者参与政治。（下文未特别说明时我们所说中国学者专指研究涉及社会关系的学者）社会关系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有主体性、历史性与区域性。每一个人都是时空下的人，每一个社会关系也是时空下的社会关系，一定的区域和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构成社会形态。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是社会科学的基础，不论是社会科学研究还是制度的构建都应当尊重社会关系的主体性、历史性与区域性。国家政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的反映，是社会关系的统领，涉及社会关系的学问只要一直追问下去就涉及到政治主张，只要涉及社会关系的学问都与政治有关，区别只不过在于强联系还是弱联系。政治学、法学、经济学与政治的关系尤为密切。

中国学术传统以人事为对象，也就是以社会关系为对象，所以传统中国学者与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孔子的经典“问知”即“知人”（《论语•颜渊》）的说法就是例证。中国学者言说政治分为两个阶段：西学东渐之前，中国学者光明正大谈政治；西学东渐之后，中国学者常常以所谓“去政治化”或“去意识形态化”的方式言说政治，使得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扑朔迷离。自孔子以来，中国一直有政统和道统之分，道统是政统的标准。“士志于道”，这个“道”是尧、舜、禹等形成的“古道”，学者以掌握“道统”自居，学者都与政治密不可分，区别只不过是执政还是在野，可以分为执政学者和在野学者，就像西方国家的执政党和在野党一样。这一文化传统在经历几次周边少数民族入侵之后并没有多大改变。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从器物、制度到文化，中国面对西方的强烈挑战。自五四运动开始至今一百年，大量言必称西方的中国学者以“民主”和“宪政”为“道”评判中国政治社会，形成了以“洋道”评判政治的新道统。十八大以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旗帜下，绵延不绝的各种“古道”再次粉墨登场。洋道和古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能否发挥积极的作用？学者到底能以何种方式介入中国政治社会？学者能否将课堂作为宣扬自身政治理念的讲堂？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今天，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到了不得不彻底厘清的时候了。

一、中国文人的道统思维

朱熹及其弟子黄干是“道统”论说的正式建立者[1]。中国文人的道统思维往前可以追溯到孔子，一直延续到今天。朱熹区分道体、道统和道学。《近思录》是朱熹和吕祖谦精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语录提供道学的入门读本。《近思录》第一卷是“道体”，在朱熹道学中居于纲领的地位，所选全是关于太极、性、命、中、和、理、气、心、情等形而上概念和命题，阐发了儒家的天人合一和天理思想。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中庸》是集中讲“道体”的文本。朱熹在注释“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提出“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可以说“中”就是道体。朱熹在《中庸章句序》首段中说明了道体、道统和道学的关系：“《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义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2]道体“允执厥中”由前圣传之后圣。《中庸》第二十八章言：“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朱熹引用郑玄注云：“言作礼乐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3]也就是说，上古圣神都是德位兼备，才有资格“继天立极”和传授“道统”。所谓“道统”就是“内圣外王之道”，统一于既内圣又外王者。为什么道统后来发生了转移呢？《中庸序》有言：“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由此可见孔子并没有传道统之资格，孔子虽然“贤于尧、舜”，但“不得其位”，只有述“道学”。朱熹在《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中说：“秦、汉以来，道不明于天下，而士不知所以为学。……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炽。道学不传而异端起。……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后天理明而道学之传复续。”濂溪先生（周敦颐）所传的正是孔夫子的道学。余英时指出，朱熹有意将“道统”与“道学”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自“上古圣神”至周公是“道统”的时代，即内圣与外王合二为一。周公之后，内圣与外王已分裂为二，于是孔子开创了“道学”时代。[4]

朱熹弟子黄干在《徽州朱文公祠堂记》中通过区分“道始行”和“道始明”发展了朱熹的思想，将道统和道学合二为一，使得道统成为儒家圣贤的专利：“道原于天，具于人心，着于事物，载于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张子继之；周、程、张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继之。此道统之传，历万世而可考也。”[5]行道统的是内圣外王，明道统的是儒家圣贤，那么内圣与外王分裂之时，到底是内圣高于外王还是外王高于内圣呢？儒家学者提出了与“道统”相对的“治统”（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政统”）。1345年，在宋、辽、金三史修成之后，杨维桢上《三史正统辨》表，主张“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6]也就是说，“治统”的合法性或正当性依附于“道统”，道统就成为约束君权的标准。道体是道统的精神内核，道统尽管上溯上古三代，而实际上依赖于儒家读书人对道体的解释，因为道体本来就是像“天人合一”“天理”“中庸”等等抽象的形而上之道。道统实际上是封建贵族政治，评判的对象是君主政治，儒家通过区分政统和道统为知识贵族赢得政治地位。由此，以道统自居的中国读书人的政治地位得到大大提高，形成了“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秦伯篇》）的道统文化，无论为官还是隐居，都可以以“有道”或“无道”来评判君主政治或专制政治。

《四书章句集注》被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嘉定五年（1212年），南宋宁宗把《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列入学官，作为法定的教科书。宋理宗于宝庆三年（1227年）下诏盛赞《四书集注》“有补治道”。宋以后，元、明、清三朝都以《四书章句集注》为学官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道统得到了政统的认可。读书人执掌道统一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正式结束。1911年辛亥革命开创了民主社会的新纪元，1915年开启的新文化运动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然而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很多中国学者的道统思维仍然非常顽固，只不过将古道换成了洋道。

[1]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第二章。

[2]朱熹编撰：《四书章句集注》，长江出版社，2016年。第14页。

[3]朱熹编撰：《四书章句集注》，长江出版社，2016年。第31页。

[4]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第21页。

[5]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第22页。

[6]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