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毛泽东政治是社会关系的统领，只要涉及社会关系的学问都与政治有关，区别只不过在于强联系还是弱联系。为了实现有效治理，一个国家更可能是一类主体联合另一类主体节制第三类主体的政治。每个社会由一个最强者、少数强者和绝大多数弱者组成，三者之间两两联合节制第三者的方式形成三种不同的政治：封建专制政治（最强者与强者联合，可以称为贵族君主制）、资本主义政治（强者与弱者联合，可以称为民主贵族制或者党争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政治（最强者与弱者联合，称为党导民主制）。中国文人一直以来崇尚道统，古代中国文人以古道评判专制政治，古道是封建贵族政治；现代中国文人以洋道评判社会主义政治，洋道是资本主义自由政治。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只有摒弃高高在上的道统思维，以认识社会为志业，向工人农民学习经验知识，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价值，构建社会主义理论才可能有所作为。主流中国宪法学者不区分社会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政治，将资本主义政治塑造成科学、客观、中立和普世的政治，将资本主义政治和宪政当作道统，批判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违背宪法学者应该为本国政权合法性辩护的基本常识，已经不是宪法学者，而是资本主义道统分子了。作者简介柯华庆，党导立宪制理论创立者。目录

社会主义契约论党导立宪制理论提出者柯华庆教授于2021年6月26日下午两点，在北京亦庄上海沙龙举行“党规与社会主义法治论坛”第二讲，报告题目为：社会主义契约论。参会人员：柯华庆、王成栋、杨明宇、宋凯、武凤娟、张峰铭、郑阳、陈可鑫、曹文文、骆颖、陶诗媛、郑能量撰稿人：陈可鑫

本文来源：本文刊载于《远望》2021年5-7月号（总392-934期）。作者简介：柯华庆，党导立宪制理论提出者。（本文是作者〈论人民民主法治〉长篇论文的精华版，原文全文长达一万余字。）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话语战已经全面展开，中国外交改变了过去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韜光养晦式话语，中国外交官用有力的事实和犀利的语言来＂回懟＂西方对于中国的各种偏见、汙衊和抹黑。西方不能適应这种局面，给我们扣上＂战狼外交＂的帽子。我们的回答是：如果真有＂战狼＂的话，那是因为＂疯狗＂太多太凶。中国人民对此感到痛快淋漓。然而，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有些话语是我们作茧自缚的结果，其中＂专制＂和＂独裁＂就是突出的一例。在＂民主＂一词已经主导了整个世界政治想像的时代背景下，西方將已经成为贬义词的＂专制＂或者＂独裁＂扣到中国共產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头上，使得中国在话语权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毫无疑问，＂专制＂或者＂独裁＂不符合中国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是比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更广泛、更充分、更健全的民主。实事求是地说，＂专制＂和＂独裁＂的帽子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带上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產党章程》都宣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等同于＂人民民主独裁＂和＂人民民主专制＂，这是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及其手稿中明确提出来的。当前中国理论界仍然振振有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或者＂人民民主专政是立国之本＂。毛泽东在1949年建党28週年之际发表了中国共產党而立之年的纲领性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认为：＂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產阶级和民族资產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產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產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內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说，＂人民民主专政＂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对人民施行民主＂和＂对反动派施行专政＂的结合，是民主和专政的结合。＂人民民主专政＂中含有＂民主＂和＂专政＂两方面，但人们能够记住的只是＂专政＂，我们很难要求人们，尤其是敌人，从＂人民民主专政＂理解出＂人民民主＂。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无產阶级专政理论的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是与＂资產阶级民主专政＂、＂无產阶级民主专政＂对应的概念。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资產阶级民主专政＂是资本主义国家＂对资產阶级施行民主＂和＂对无產阶级施行专政＂的结合，＂无產阶级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无產阶级施行民主＂和＂对资產阶级施行专政＂的结合。1948年，马克思最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关于德国革命的政论文章中所提到的专政并不是指无產阶级专政，而是指资產阶级专政。马克思第一次在《1848年的六月失败》中明确提出了无產阶级应该＂推翻资產阶级！工人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就是无產阶级，工人阶级专政就是无產阶级专政。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考证可以得出：马克思和列宁使用的＂无產阶级专政＂一词中的＂专政＂有两个含义，一是无產阶级应该通过暴力革命夺取资產阶级政权，二是无產阶级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应该继续维持一段时期的暴力统治。＂人民民主专政＂或＂无產阶级专政＂中的＂专政＂的含义确实是＂非民主非法律的暴力手段＂，但有特定適用范围，不能教条式適用于已经稳固的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于《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指出：＂对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参见竹內实，《毛泽东集》，卷10，苍苍社，1983，页291-307。）＂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专政＂具有临时性和过渡性特点，不能適用于社会主义政权已经稳固后的时期。毛泽东是在1949年建国前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仅仅五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已经稳固，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五四宪法》就刪除了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有关＂专政＂的內容，《五四宪法》第一条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1954年，中国正处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阶段。我们可以设想：如果那个时候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阶段，那么宪法的定位可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新民主主义政权稳固之后就应该倡导人民民主法治。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从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经过改造实现的，不存在无產阶级专政阶段，因为作为暴力革命的专政和过渡时期的专政都已经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完成了。20世纪60年代之后，可能受当时国际和国內资產阶级的侵略和顛覆的威胁，我们重新捡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仅仅適用于特殊时期而不適用于政权稳固阶段的无產阶级专政概念，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就是这种观念的產物。《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的第一条都明确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產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產党11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將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特定阶段重新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于是產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82年宪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制定的，一方面重新回到了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人民民主专政＂，另一方面又说＂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產阶级专政＂。去年（2020）11月16至17日，习近平出席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復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人民民主法治是时代的要求。1997年，中国共產党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五条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共產党十八大以来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法治已经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民主专政＂应该与时俱进修改为＂人民民主法治＂。人民民主法治要求对党、人民和国內外敌人都採取法治方式，这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选择。党员是自愿申请加入中国共產党的，所以可以有更高要求的规范，从法治上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就是党內法规。人民之间也有利益衝突，可以通过国家法律进行规范调节。在社会主义国家，地主阶级思想、资產阶级思想仍然大量存在，只要没有在行动上顛覆社会主义政权，只需要通过思想教育进行潜移默化的引导。对于任何在行动上顛覆社会主义的国內外敌人可以依据《刑法》、《国家安全法》和《反分裂国家法》等来剥夺罪犯的政治权利，包括言论自由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民主权利，从而也就实现了在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初时的＂专政＂。当今社会，每一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干涉他国內政甚至非法侵略他国，都要引用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社会主义中国一直坚持和平外交政策，更应该依据国际国內的相关法律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衝突。唯有法律才能决定谁是国家的人民，谁是国家的敌人。事实上，自从《八二宪法》实施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这么做的，近两年来对香港地区所採取的措施就是人民民主法治的典范。总之，人民民主专政仅仅適用于革命时期和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政权稳固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应该採取人民民主法治方式治理国家。中国共產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使用＂人民民主专政＂或者＂无產阶级专政＂，就是拱手相让话语权，放弃意识形态领导权。中国共產党即將迎来100週岁生日，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热门文章1

北京大学第十一届未名论坛暨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学科博士研究生高级研讨班于2021年1月16日隆重召开，本届论坛主题是“世界变局与中国的新发展格局”。研讨班邀请著名专家相聚于百廿燕园，共同审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共话中国发展新阶段、新格局、新征程，共商、共建、共享具有中国气派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今日特推送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主任，法学教授柯华庆老师发言PPT，以飨读者。END作者：柯华庆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ISBN：978-7-5426-7301-8售价：68元主编：柯华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版次：2020年10月第1版字数：300千字ISBN：978-7-01-022476-3定价：59元购买签名版书籍请扫码联系：点在看，分享给学友

【本文来源于网络】陆家羲是谁？这恐怕是大多数读者看到这个名字的第一反应。陆家羲，中国现代数学家，生前的主要身份是一名高中物理老师。1961年他完成了《柯克曼四元组系列》论文，1980年完成总题目为《不相交的斯坦纳三元系大集》等七篇论文，一个人就解决了两大一百年来未被解决的世界性数学难题。1987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陆家羲在组合数学界的巨大贡献，完全可以与著名数学家陈景润比肩。可是，他和数学的故事，他跌宕而传奇的人生，却并不为众人所知。目前可查的唯一一张陆家羲先生照他静静地走了，死前没有留下任何话，他是被活活冻死、累死的......临终前，这个中学教师留下一道难题，让整个中国都沉默了。他，就是陆家羲。1935年6月10日，他出生在上海一个贫苦家庭，从小成绩优异，尤其对数学情有独钟。1951年，16岁的陆家羲告别家人，只身来到沈阳，考入东北电器工业管理局办的统计训练班。半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绩分配到哈尔滨电机厂工作。在厂子里，陆家羲一干就是5年多，他利用业余时间，顽强地自学了高中的全部课程。195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一本《数学方法趣引》，立刻被那些妙趣横生的世界级数学难题深深吸引了，一连好几天都如痴如醉。当年的陆家羲只有22岁，他只是单纯地对这些难题感兴趣，却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竟然会改变他的一生，为他带来遗憾、光荣和死亡。书中的“科克曼女生问题”早在1850年就被提出，100多年来悬而未决。陆家羲的心中萌生一个念头：我要攻克这个世界难题！只有初中文凭、高中课程全靠自学的中国青年，有如此的志向令人佩服，但搞研究不能只凭热情和决心，知识的匮乏使陆家羲想要继续读书。1957年秋天，他放弃工作，考入了吉林师范大学物理系（现为东北师范大学），靠微薄的助学金开始了艰苦的大学生活。他曾对人讲过，自己真正热爱的是物理，愿意在此领域里作出更加直接的贡献。但是，搞物理研究需要实验，需要很多物质条件，这些陆家羲不具备，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只好先在数学上发力。一支笔，几张纸，一个夜深人静时在宿舍楼道口借灯光的孤独身影。这就是挑战世界难题的全部条件。整整四年，陆家羲没有一天停止过思考，毕业时，他已经基本破解了“科克曼女生问题”。这实在是令人惊叹的天才大脑！但谁能料到，他即将会遭遇那么多的不幸……1961年，他把论文:《寇克曼系列和斯坦纳系列制作方法》寄给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一年过去了，对方回信“可以投稿”没有肯定，没有建议，就这样将他的成果搁置一边。他苦笑，只继续埋头完善论文。1963年，他再次把修改过的论文，又投寄给《中国数学通报》。又是一年的等待，而回信只有草率的一句：建议改投其他刊物。1965年冬，他把“寇克曼系列”推广到四元组，投给《数学学报》。又等了一年，退稿信写着：没价值！三次投稿，三次被退，他耗费多年心血的研究成果，一次次被忽视、一次次被搁浅。他没等来世界数学的宝座，却等来了一场10年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期间，1966年-1976年，在极左思潮日益弥漫的时候，陆家羲被当成“疯子”，扣上了一顶走“白专道路”的帽子，送到干校进行劳动改造。这给他的精神造成了很大伤害，也使他中断了一切思考。十年动&乱，中国科学几乎停滞了，但世界并不会因此停下脚步。1971年，意大利两名数学家向全世界庄严宣布：“寇克曼系列”解决了!这枚世界数学金牌从此永远属于了意大利！意大利人将永远引以为傲！而此时的他，却浑然不知，还在傻傻等着有一天国家能把它公开。直到1979年，当他看到了从北京借来的《组合论》杂志，他

华学者柯华庆，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共同自由、党导民主制和党导立宪制等理论创立者。主编中国第一本《党规学》，出版《论共同自由》《实效主义》《第三次变革》《学术与政治》等著作。微信号：lawgame。摘要党导民主制建立在一个代表公意的德性政党领导基础上，是一种现代德性民主政治。党导立宪制是党导民主制+立宪制，是“立宪党导民主制”的简称，其目的是将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正当化和规范化。党导立宪制的精髓是二元宪治，就是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通过在宪法中明确授权和规范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方式将党的领导和人民主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同时将部分权力授予给中国共产党在党章和党内法规中自行决定，将《中国共产党章程》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后，《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订立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受其约束，从而形成宪法与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治模式。党导立宪制的二元宪治模式决定了党导立宪制的法治结构是三法一体和党导政分制。【本文内容可参见：美国华文电视台八方论坛2020年12月19日访谈：柯华庆

文章来源：《学术界》月刊，2017.5，总第228期。转自公众号“中华好学者”。文章导读随着西方民主制度性缺陷的不断显露，我们不禁疑问，是否还能够在现实的民主国家建立道德政治？答案是肯定的，柯华庆教授在《党导民主制的正当性与价值》一文中提出，一种积极的尝试是党导民主制。在主流的政治话语中，党争民主制当然正确，党导民主制当然专制。然而，果真如此吗？对此，柯华庆教授提出，党争民主制是私利政治、经济政治，缺乏合法性；党导民主制可能是公利政治、德性政治，具有合法性。作者简介柯华庆，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主编中国首部党规学教材《党规学》，在《哲学研究》《法学研究》《教育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共同自由价值理论和党导立宪制理论提出者。微信：Lawgame文章摘要党导民主制建立在一个代表公意的德性政党领导基础上，是一种现代德性民主政治。党导民主是引导式、融合式和金字塔式民主。党导民主制对领导党既有能力上的要求也有德性上的要求。党员都是各行各业的先进分子，既具有代表性，又有德性上的进步性，所以党可以引导人民。民主制是解决共同体在一起生活所产生的问题的决策机制，应该是建立相互理解、凝聚共识、增进共同体意识和维护社会团结的机制。党导民主制承认现代社会的多元性，但它并不是去强化这种多元性，而是使多元性利益融合为国家的整体利益。所以党导民主是融合式民主。党导民主制是一种由轴心与外围构成的民主体制，也是一种层级式的民主体制，是金字塔式民主。党导民主制可能是公利政治、德性政治，具有合法性。党导民主制要求一个代表公共利益的强有力领导党遏制资本权力的任意扩张，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通过政党集权和政府分权，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增强社会凝聚力，既保护消极自由权利也保护积极自由权利，从而实现共同自由价值。在现实政治运行中，党导民主制有沦为党主制甚至专制的危险。为了避免这样的后果，党导民主制必须立宪和践行法治。关键词党争民主；党导民主；德性政治；共同自由文章目录一、政治合法性与公共利益二、现代性与德性政治三、党争民主制缺乏合法性四、对华盛顿和麦迪逊观点的反思五、多元劳动价值论与共享分配六、党导民主制的民主性

理解党规与国法的关系：柯华庆与政务参赞的对话（附音频）2018年12月21日上午，中国政法大学柯华庆教授与日本驻华使馆政务参赞野野村海太郎和研究员伊藤淑美在中国政法大学海淀校区科研楼会议室就“党法关系”问题进行了友好会谈。参与会谈的人员还有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专业博士生杨明宇和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官员万乐。会谈的开始，野野村先生说明自己一直以来对中国法治问题都很关注，通过“党规研究小组”公众号了解到柯华庆教授有关党规的研究，很高兴能与柯教授有当面交流的机会。点击收听对话音频“

文章来源：转自浮生书店公众号文章导读我既没有极其敏捷的理解力，也没有机智；有几位聪明的人士，例如赫胥黎，就具有这些优良的品质。因此，我只是一个很差的评论家。我在初次阅读任何一篇论文或者一本书时，通常总是对它发出赞美，但是在继续作了一番思考以后，马上就会看出它的缺点来。要我遵循一条冗长的抽象思想路线——这种本领，对我是有限度的；因此，我在形而上学和教学方面，从来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作者简介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作者：柯华庆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ISBN：978-7-5426-7301-8售价：68元购买签名版请扫码联系：

柯华庆：“创新”是新时代的主旋律作者简介柯华庆，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实效主义法学与改革哲学、共同自由、党导立宪制和党导民主制等理论建构者。作者微信交流：lawgame。本文来源本文于2018年1月首发于“现代社会主义智库”公众号。摘要：改革时期的定位是在改革开放不久之后就确立起来了，创新时期的定位没有必要等到2035年，现在就是适当的时候。建设创新型国家首先必须有自主创新意识，而自主创新意识的培育需要有时代定位，让人们从思想观念上普遍接受自主创新，从而形成自主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的新潮流。十九大报告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时期之后进入了创新时期。如果说革命时期的目标是推翻旧中国、建设时期是建立新中国、改革时期是富裕新中国，那么创新时期是强大新中国。改革时期是改革开放时期的简称，改革开放时期主要面对的是传统的、封闭的体制机制。改革主要是指对内改革，是要改变旧制度、旧事物，对旧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调整。邓小平说“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改革是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是被动的。开放主要指对外开放，一方面是指中国积极主动地扩大对外经济交往；另一方面是指放宽政策，放开或者取消各种限制，不再采取封锁国内市场和国内投资场所的保护政策，发展开放型经济。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策，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奠定了从富裕到强大的基础。新时代，中国仍然应该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不动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同时习近平宣示“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改革开放主要是中华民族改变旧制度和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改革开放已经使得中华民族成为了老二。然而，仅仅改革开放不能使中华民族成为老大，改革仅仅是改变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释放的能量是有限的；开放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来说发达国家不会将最先进的技术转让给我国的。仅仅靠学习和模仿他国永远只能成为老二。经过全面深化改革，我们能够改的都已经提出来了，四十年的开放政策让我们已经融入到全球化之中。新时代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改革而是创新，需要的不仅仅是开放，而是自主。新时代，中华民族正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成为世界舞台中心唯有自主创新一条路。“领袖和跟风者的区别就在于创新”（乔布斯语），领袖不仅仅指个人，也可以指称企业和民族。中华民族必须是领袖、是老大，才能成为世界舞台中心，才可以说是实现了伟大复兴，因为中华民族在近代以前一直是世界的老大。如果说改革开放时期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那么自主创新时期应该是创新生产力；如果说改革开放时期通过“解放思想”实现富起来，那么自主创新时期必须通过“创新思想”实现强起来。自主创新并不排斥改革开放，而是比改革开放更加积极有为的国家战略。唯有自主创新才能使得中华民族拥有核心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华梦。自主创新是习近平时代的特征。习近平时代实际上已经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已经意识到新时代的创新时期定位，只不过理论界未能旗帜鲜明地说出来。创新居于新发展理念之首。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五大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习近平指出，“新发展理念是方向、是钥匙，首要的就是创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首先是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非走自主创新道路不可。”爱因斯坦有言：“想像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像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肃地说，想像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想象力实际上就是创新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创新不仅仅是科技创新，而且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等各种创新，理论创新需要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否则摆脱不了“挨骂”的魔咒；创新不仅仅是局部的，而是全局的；创新不仅仅是重要的，而且处于核心位置。创新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唯有自主创新才能使得中华民族成为世界舞台中心。十九大报告中已经提出了“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成为世界科技全国。改革时期的定位是在改革开放不久之后就确立起来了，创新时期的定位没有必要等到2035年，现在就是适当的时候。建设创新型国家首先必须有自主创新意识，而自主创新意识的培育需要有时代定位，让人们从思想观念上普遍接受自主创新，从而形成自主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的新潮流。《党规学》赠书活动幸运读者名单公布《党规学》赠书活动日前截止，现将幸运读者名单公布。微信名为：1、为道日损2、scrutator3、周琰请以上幸运读者将自己的微信昵称、真实姓名、邮寄地址、联系方式发送至华学者公众号后台，回复时间截止到9月14日18：00。快快行动起来，赠书等待大家领取哦~作者：党规研究小组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版次：2018年10月第1版字数：350千字ISBN：9787542664877定价：58元《党规学》介绍

北京昌平电视台《真情故事》栏目以“党规研究先行者——柯华庆”对其党规研究团队进行较为全面的采访视频。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版权归属于权利人，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小编：675390628@qq.com。感谢作者的辛苦付出！作者：党规研究小组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版次：2018年10月第1版字数：350千字ISBN：9787542664877定价：58元《党规学》介绍

边芹：独立知识分子的幕后真相边芹作者简介：边芹，边芹，旅法女作家，作品《被颠覆的文明》《谁在导演世界》《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带我去巴黎》。主要译著包括《直布罗陀水手》《广岛之恋》等。在《文汇报》副刊《笔会》撰写专栏“左岸碎语”。边芹具有中国知识分子很罕见的独立人格，既独立于东方的“御用文字”，亦独立于西方的“征服文化”。文章来源：公众号“新思读书会财经论坛”。中华文明被价值神话斩断有一些名词本身便有蛊惑人心的作用，被大张旗鼓地传播以后，就更是从神话蜕变成宗教。既然是宗教，没理可讲，也无须真实，大家闭起眼睛膜拜就是了。西方近现代出现的“独立知识分子”，即所谓“不仰权贵鼻息的”、“有独立意识和存在”、“对政权起监督作用”、“民主的基石和保障”等代表一系列现代价值观的精英群体，是上述神话和宗教的起因。很久以来我们就相信了这些奇迹般美好的价值观，而既看不清实际操作是怎么回事，也意识不到“理想”的实现代价是什么。相信理想的人和兜售理想的人从来想的不是一回事，但这个界线总是被理想的正义感所模糊。这一群体及其拖带的神话，不光颠覆了西方文明，也倾覆了整个世界各大文明的本真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时间推移信徒不断扩大的这个群体，不光是一架庞大的文明推土机，而且是一支比中古野蛮的蒙古铁蹄还具有毁灭作用的军团。这个群体只因“独立”二字便有了凌驾一切的道德依据之本身，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而这“独立”是否真实存在？它的真实作用究竟是什么？它缘何而来又为何扩散到全世界？这些问题也几乎无人发出疑问，因为神话完美到有一丝怀疑都是罪过。自“五四”运动以后，传自西方的“独立知识分子”概念与神话，从根上彻底打碎了儒家知识分子的理念，实际上就是中华几千年的文明被斩了脑袋，这颗脑袋从此嫁接在异文明的血管上。遭到如此外科手术打击的文明，能否承继下去？它的结局是去掉这颗已被移植的脑袋？还是改造不愿跟着走的身体？是最终消逝还是实现原配重接？总而言之，这个被斩了头的社会总是凄凄哀哀，在幸福中不知福，在危机中不知险，在欺诈中看不见陷阱。一颗被暴力斩断并另行嫁接的脑袋之痛楚哀怨和歇斯底里，时常让人惨不忍睹。既然断头源自一个概念和神话，那么探究神话的真实与虚假，就是解救这颗痛苦的脑袋的唯一办法。因为那个“独立”群体的“存在”，奠定了西方“话语权”乃至“文化霸权”的合法性，也是促使中国人自觉抛弃儒家知识分子理想欣然接受新信仰的致幻药。由于从不怀疑“独立”的真实，所有代表西方“话语权”的“国际”机构，从“国际”电影节到各类“国际”奖，都自动戴上了中立、公正的桂冠，让中国人“赢”得狂喜，“输”得服帖；哪怕从来不给好脸，针刺刀斩不歇手，也激不起任何反抗。一个民族的尊严，被外部权力以子虚乌有的权威如此彻底地交换走，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独立”这两个字绑架了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毫不足惜地割断头与身体之间剩下的几根筋脉，时时刻刻自贱着那具只恨冷却的速度不够快的身体。古代欧洲没有“知识分子”“独立知识分子”的概念从何而来？首先必须澄清的是，“独立知识分子”的概念在西方并非古已有之，不但没有，连相对独立的类似中国古代闲士的群体也不存在。欧洲古代就根本没有秀才、举人这一介于权贵与平民之间的知识分子阶层。工业革命前的西方是三头一体的社会，哪三头？国王、贵族和教士。国王和贵族类似狼与猎犬的结盟，主要功能是对外打仗、抢劫。一般国库一空，就发动一场战争，打赢了靠赔款过好日子。这种模式到如今也没有真正改变，没钱了就开始找冤大头，而不是教育人民勒紧裤带好好干，大有“匪帮”的习性。由于长年处于战争动员状态，民众的凝聚力很强，即便今天真刀实枪的战争大大减少，思想的战争动员状态却不见一日停歇。从未见哪个国王能诗会画，我们中国人至今还在传诵皇帝的诗赋，成了文学遗产的一部分，欧洲人从没有这份福气。第三头教士则主要用来圈管民众，但方法不是教育他们知书达理，而是恐吓他们不信教就下地狱。这种靠恐怖绑架民意的手法至今传承，只不过不再用《圣经》里的地狱吓唬了，而是靠抹黑地球邻居。欧洲古代根本没有平民教育，文字与书本对百姓是禁物，平民子弟只有通过进入僧侣阶层才能获得识字读书的权利。文艺复兴前文化就集中于一本《圣经》，且只有教士有解释权，百姓自己无权阅读和理解。教士这个阶层勉强可以算作“知识分子”，因为是贵族以下唯一识文断字的群体，但与中国古代文人相去甚远，既不为文亦不作赋，只能为教义活着，所以唯一的作为就是到处搭火刑架，信仰不坚定灭得你尸骨不存。信仰从古至今都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因为始终都有一个“我信你怎么能不信”的问题，征服也就浸透在血管里，不是武器的征战，就是思想的征战，永不停息。现今火刑架的实体不复存在，但其精髓被“独立知识分子”汤汁不漏地全盘继承，也爱在全世界搭“火刑架”，今天萨达姆，明天内贾德，杀起来也是绝不手软。在欧洲古代的漫长岁月里，这些人群中的有识之士，只留下抄的经书和画的圣像，哪里像中国文人给后世留下了那么丰富的文艺作品。贵族阶层偶然会出几个不爱打仗也不喜狩猎的异类，有点像中国的才子佳人，如法国的贵妇作家拉法耶特夫人、斯塔埃尔夫人，但人数极少，构不成中国古代那样庞大的文人群体。被利用的“独立知识分子”所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概念只是近代出现的，但并不是平白无辜横空出世，而是与金融资本手牵手一起走上舞台。说白了是那个国际无疆界征服集团为在各国夺权设计的一件暗器，为扫清任何阻力起到了吠犬和清道夫的作用。这个后来已势不可当的征服集团，每到一个地方，都是从渗透甚至操纵出版业、报业和影像业开始的。在能直接插手的地方他们出钱自己办，以此为基地驯养“独立知识分子”。要想把“话语权”从国家及其代表人物国王或总统手里夺下来，就得设计一个美好概念，而只有把概念变成神话，才能起到信仰的作用。在读书人的梦想深处阴谋家们找到了两个字“独立”，别小看这两个字，这可是属于为数不多的终极信仰的词，一旦搬出来，像蜜饯吸引蚂蚁一样，再也挡不住狂热的信徒。从此影子帝国向世界各个角落伸出了触角，有使用不完的志愿军团。这个帝国并没有看得见的边界或指挥中心，而是靠着信仰的向心力，扩大着它的权力和疆域。应该承认，在概念变成神话之前，概念与现实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吻合的。在18、19世纪，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由于控制还没有到高度垄断的阶段，还真是涌现了一批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这是相对于欧洲古代根本没有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群体而言的。但“独立”二字用于知识分子，永远都只是相对的，从内、外不同角度看，或从长线、短线看，结论不同，有时甚至截然相反。举一个例子，伏尔泰应该是“独立”典型了，至今为人讴歌。从内看，他可是三头都反:反王室、反贵族、反教会；但从外看，那英雄气概便有所减损，他是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资本围剿法兰西王国的“马前卒”。只不过外面这条线长久以来一直是秘而不宣的，骗得包括本人在内的很多人腾云驾雾，跑到“独立花园”寻花觅草。当时波旁王室不愿像英国王室那样受金融资本操控，那帮人就策动“革命”将其推翻。欧洲被杀头的国王因果都大同小异。征服集团为引一国入瓮，常用手法是借一些善良文人的理想解构传统文明的框架，这些天真文人恐怕想不到，自己的进步思想，最终被这群“文明绑架者”利用来颠倒人类文明本真价值观，以“假正义”取代正义，摧毁世上伟大文明，建立“伪善帝国”统治世界。两百年已有足够的时间看清“独立斗士”的鞋跟里大致都拖带了亡国灭种的秘方。近代以后，由于这个国际无疆界征服集团的出现，各国斗士的数目越来越多，但水分也大，叛徒多过勇士。无声无息的才是真斗士，名声大噪甚至领了××奖的，不过卒子而已。但此法几百年来始终有效，让书生信仰“独立”，是不费分文就能收获果子的天才设计，而那些为国家利益想阻止“独立”蔓延的人，则也被设计了大帽:“专制”，这两个名词是天生要斗下去的，自残而永无止息。成为攻击目标的各国就这样被事先安插了一枚几乎没有可能拔掉的“钉子”。没有“独立”，只有“强权”其实仔细想想，欧洲自古就没有夹在权势与百姓间以头脑存世的中间阶层，近代突然闯出个“独立知识分子”群体，究竟有什么基础？在超过一千五百年的时间长河里，夹在国王贵族与平民百姓间只有教士阶层，那么在此传统基础上产生的“独立知识分子”，是不是就是取代了旧教士的新教士？传统的变迁时常只是换了名称而已。二战后，真斗士在欧洲被斩尽杀绝，肉体没有消灭的，声音也被封掉。民主社会表面没有审查制度，但是不是真有奇迹？非也。有一法国哲学家说，民主的审查是无处不有，人人互审和自审。别看宽衣解带自由得很，那都是“高压锅”的气阀，就像欧洲古典绘画，光着身子，《圣经》的框框却是半步不越的。所以真到了意识形态层面，一句话都可戴罪，说天天“文革”也不过分，日日处在思想的战争动员状态。70年代以后，“独立”二字基本可以拿掉了，能上台面的，“演员”甚至“小丑”居多，演什么，怎么演，角色都是分派好的。反来反去，不但没有掉脑袋的危险，反而名利双收，这“独立”的好处真多！有一个很玄妙的现象，西方人从不探究，国人也就从来意识不到，因为无论是报道西方还是研究西方，主流是加热人家已经炒好的饭。但这个现象其实很扎眼，任何清醒者都应该问个为什么:在这里，所有的权力机构，从政府到企业，都被要求“透明”，主流媒体也时不时地揭露一番，唯独有几大权力无人深探:跨国资本(金融资本、国际财团)、传媒业、电影业、非政府组织，凡是敢深究这些权力的人均被边缘化。而这几大权力对西方社会的操纵和影响之深远和持久胜过其他权力。从这个细节就能看出民主社会谁才是真正的主人，谁只是穿着皇帝外衣的仆人。而这些巨大权力享有特权的合法性即来自“独立”。真正的主人从不现真身，他们最贴身的仆人也不是人人以为的“民选政府”，而是“独立知识分子”，没有这样一批人，就无法超越各国主权，形成一支指哪打哪的超国界“军团”。“传媒只要摆脱政权控制就是自由的”神话之盛行，取代了“传媒是否陈述真实”这一更实质的评判标准。再说信息的流通怎么流标准谁定？西方这种靠封锁别人的信息、欺诈性控制信息源头、操纵信息解释权甚至不惜说谎以信息作武器攻打别人的强欺弱逻辑，代表的是“独立”还是“强权”？别的地方我不熟知，不敢妄言，但在法国这么多年，就是在“独立知识分子”群里看不见任何“英雄”，“猎犬群”才是符合实际的名称。懂得打猎的人都明白，“猎犬群”就是为主子追杀猎物的，放出去吠声震天，将猎物断颈裂喉送到主子手里。西方各国都有一批专以“揭露”为业，却能飞黄腾达的人。做“揭手”自古就让人佩服，是因为无一例外都是倒霉蛋，如今逻辑颠倒，成了一本万利的好营生，天下哪有这么掉馅饼的事呢？最效力强权的，却是以最反叛的面目出现，这就是高妙的地方。但这种事情只有在看得见的权力之上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更高权力的地方，方可实现。上百年来，尤以二战后看得更清楚，“独立幼稚园”里人头济济地养了一大群模仿者，其中有几个心知肚明的领头羊，和绝大多数赶时髦的信徒。“独立”这张假皮之无坚不摧，就在于它吸附“毛”的本领，它为那些被断了根的“毛”提供了一块荣耀“生命场”，如此精心豢养，能不让那些早已不知往哪里附着的“毛”摩拳擦掌叛国忘祖？！伪善帝国终于在大量培植“独立幼稚园”成功之后，横行于世。它的最高道德法庭靠着“独立幼稚园”的思想统一，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审判，从此“罪”是“得罪”了全人类的，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架”搭到了最遥远的角落。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版权归属于权利人，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小编：675390628@qq.com。感谢作者的辛苦付出！作者：党规研究小组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版次：2018年10月第1版字数：350千字ISBN：9787542664877定价：58元《党规学》介绍

党导法规为什么重要？作者简介：柯华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主任，主编中国第一本《党规学》，实效主义法学和改革哲学、党导立宪制、党导民主制和共同自由等理论的创立者。微信：Lawgame。文章来源：《人民论坛》2020年6月（上）内容提要：

柯华庆：“立宪党导制”到底有没有正当性？作者简介：柯华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主任，主编中国第一本《党规学》，实效主义法学和改革哲学、党导立宪制、党导民主制和共同自由等理论的创立者。音频来源：20160330国学知行论坛投稿请联系：675390628@qq.com作者：党规研究小组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版次：2018年10月第1版字数：350千字ISBN：9787542664877定价：58元《党规学》介绍

版次：2018年10月第1版字数：350千字

【内容提要】2019年10月22日，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主任柯华庆教授接受了《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储百亮先生（Chris

【内容提要】学术自由是学术创新的前提，然而不少中国学人并不理解学术自由的含义和价值。【作者简介】柯华庆，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共同自由、党导民主制和党导立宪制等理论创立者。主编中国第一本《党规学》，出版《论共同自由》《实效主义》《第三次变革》等著作。【文章来源】感谢柯华庆教授授权推送！该文本应党报约稿，编辑评价不错，但领导怕“自由”而没有发，可见中国的意识形态现状。【投稿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

【内容提要】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毛泽东政治是社会关系的统领，只要涉及社会关系的学问都与政治有关，区别只不过在于强联系还是弱联系。为了实现有效治理，一个国家更可能是一类主体联合另一类主体节制第三类主体的政治。每个社会由一个最强者、少数强者和绝大多数弱者组成，三者之间两两联合节制第三者的方式形成三种不同的政治：封建专制政治（最强者与强者联合，可以称为贵族君主制）、资本主义政治（强者与弱者联合，可以称为民主贵族制或者党争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政治（最强者与弱者联合，称为党导民主制）。中国文人一直以来崇尚道统，古代中国文人以古道评判专制政治，古道是封建贵族政治；现代中国文人以洋道评判社会主义政治，洋道是资本主义自由政治。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只有摒弃高高在上的道统思维，以认识社会为志业，向工人农民学习经验知识，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价值，构建社会主义理论才可能有所作为。主流中国宪法学者不区分社会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政治，将资本主义政治塑造成科学、客观、中立和普世的政治，将资本主义政治和宪政当作道统，批判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违背宪法学者应该为本国政权合法性辩护的基本常识，已经不是宪法学者，而是资本主义道统分子了。【作者简介】柯华庆，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共同自由、党导民主制和党导立宪制等理论创立者。主编中国第一本《党规学》，出版《论共同自由》《实效主义》《第三次变革》等著作。【文章来源】本文发表于《治理现代化研究》2019年第4期。【投稿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全文目录

【文章来源】《治理现代化研究》2019年第4期【投稿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文章导读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毛泽东政治是社会关系的统领，只要涉及社会关系的学问都与政治有关，区别只不过在于强联系还是弱联系。为了实现有效治理，一个国家更可能是一类主体联合另一类主体节制第三类主体的政治。每个社会由一个最强者、少数强者和绝大多数弱者组成，三者之间两两联合节制第三者的方式形成三种不同的政治：封建专制政治（最强者与强者联合，可以称为贵族君主制）、资本主义政治（强者与弱者联合，可以称为民主贵族制或者党争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政治（最强者与弱者联合，称为党导民主制）。中国文人一直以来崇尚道统，古代中国文人以古道评判专制政治，古道是封建贵族政治；现代中国文人以洋道评判社会主义政治，洋道是资本主义自由政治。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只有摒弃高高在上的道统思维，以认识社会为志业，向工人农民学习经验知识，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价值，构建社会主义理论才可能有所作为。主流中国宪法学者不区分社会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政治，将资本主义政治塑造成科学、客观、中立和普世的政治，将资本主义政治和宪政当作道统，批判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违背宪法学者应该为本国政权合法性辩护的基本常识，已经不是宪法学者，而是资本主义道统分子了。作者简介柯华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实效主义法学和改革哲学、党导立宪制、党导民主制和共同自由等理论的创立者。微信：Lawgame目

【原编者按】大陆官方倡导的四个自信中，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都需要在意识形态建设上有新的建树。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主任柯华庆教授长期针对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探讨解决方案，曾提出「党导立宪」理论，并继续思考如何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理论及制度建设。我们曾经转载他的〈大陆修宪是为协调党规与国法〉（2018年6月号）。在本文中，柯华庆进而指出：中国还需要新的官方、正统而且是主流的意识形态，并且将此意识形态称为「华家意识形态」。他的目的并不是要造成万马齐喑的思想统治，而是试图探索「多元一导」，也就是「百家争鸣，华家领导」的意识形态，以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官方意识形态内容杂而多、甚至相互矛盾的现状。虽然此文尚未提出完整而详细的方案（特别是关于「中央意识形态领导小组」的运作方式），但是所提问题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所建议的思考方向也很值得注意，因此本刊特予转载。【作者简介】柯華慶，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共同自由、党导民主制和党导立宪制等理论创立者。主编中国第一本《党规学》，出版《论共同自由》《实效主义》《第三次变革》等著作。投稿&合作请联系邮箱1922273801@qq.com。每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都有也应该有自己的正统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为人民大众提供了这个世界「是什么」及「应该是什么」的言简意赅回答，意识形态可以召唤人们加入集体的行动，共同为实现集体的目标而努力。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事关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共产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习近平引用「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庄子》）说明意识形态必须定于一尊的重要性。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乱象丛生。从社会流行的意识形态来看，教条自由主义者打着自由、民主、人权和宪政的幌子意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现有政治体制，为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所广泛接受；某些「新儒家」打着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旗号穿上了黄袍马褂，意图回归君主专制时代，为遗老遗少们所热捧。意识形态领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官方意识形态杂而多、甚至相互矛盾和宣传上的牵强附会、前后矛盾。意识形态领域的现状当前官方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车头的前后不衔接的系列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这样的惯例，在马克思主义之后的理论会越来越多、越拖越长。中共宣扬的官方意识形态恰恰具有习近平所批判的「杂而多」特征，相互之间常常是对立、甚至矛盾的。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不同，否则列宁就不可能在帝国主义薄弱的俄国发动革命；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天渊之别，否则中国革命就不可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邓小平理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毛泽东思想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几乎是对立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精神之间是前后一致的，但又难以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协调一致，甚至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毛泽东主义者所要批判的对象。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中共所宣示的官方意识形态中间找到矛盾，其中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构成中共党内两大意识形态的激烈对抗。官方意识形态具有正当性时成为正统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为人们所广泛接受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但杂而多的官方意识形态不可能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因而不会成为正统意识形态，因而结果上也就很难成为人们广泛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人们越是全面系统地研读当前所有官方意识形态越是感到无所适从，因而不可能完全遵循官方意识形态，因而官方意识形态很难成为人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官方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侵蚀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和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令所有关心中华民族未来的有识之士深感忧虑。导致现在意识形态相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共意识形态部门仍然固守教条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正统，没有认识到现代意识形态应该建立在科学与实践基础上和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马克思主义能够赋予社会主义方向和共产党领导权的正当性，但对于复杂的中国现实和变化的时代很难有具体的指导作用。马克思所设想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无产阶级颠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更公正的分配。也就是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比较满意，但对资本主义的分配不满意，无产阶级需要夺取政治权力重新进行分配从而进入社会主义阶段。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面临着社会分配的极不公平，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都是颠覆市场经济制度的理论。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而非建设的理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论述是极少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代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意识形态地位是合理的，然而在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继续将马克思主义做为正统意识形态却可能产生不良的后果。中国共产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通过革命已经夺取了政治权力，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然而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需要现代化，需要发展市场经济。中国只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步迈向高级阶段，中间不可能还经历一个资本主义阶段。当代中国有两类马克思主义者：一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牵强附会解释中共领导人讲话和现有各种制度；另一类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甚至颠覆中国现有体制。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推断中国的现代化就是重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需要资产阶级领导，需要接受资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需要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前一类马克思主义者为有智识的人所不屑，后者则为有识之士所担忧。现代社会是变革的时代，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能够让我们知道未来的方向，但解决不了复杂的中国现实问题。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按图索骥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否则中国不可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时期也不可能走市场经济道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引用「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来为马克思主义在正统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进行辩护。列宁在《共产主义》中说过「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重申了列宁的这一思想：「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所有非教条主义者的基本原则，而非马克思主义所独有。邓小平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实质上就是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运用了科学方法分析人类社会发展，但实事求是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专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取得成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精神，从中国实际和时代发展出发，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结果。将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更是对中国共产党独创性的菲薄。民族复兴需要新的主流意识形态2012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带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参观「复兴之路」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突出了「中国性」，在意识形态上为儒家的复兴提出了可能性，因为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正统意识形态都是儒家，人们在文化自信的旗号下宣扬似乎是中华文化特征的儒家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中华民族做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早在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华山脚下生息。据《山海经》记载：「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广十里，远而望之，若华然，故曰华山。」据章太炎考证，中华、华夏之「华」藉华山而名；前中国考古学会会长苏秉琦进而主张：中华民族正是以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的玫瑰花做为自己的民族图腾而得名。华山地处黄河中游，三千年前在华山周围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标志着中华民族做为自在的民族实体已经存在。华夏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拥有了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秦汉以后汉族做为中华民族的主干民族一直延续到现在。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多元一体格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公元前134年，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武帝时期成为正统意识形态，由此中华文明进入经学时代，自西汉直至辛亥革命，中华民族的正统意识形态都是儒家，儒家意识形态曾经为中华民族的繁荣、稳定和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直至十八世纪，中华民族一直是世界的中心。然而，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和中华民族对自我文化「位于正中的文化之华」的高度认同。西方列强通过船坚炮利送来了现代文明，中华农业文明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中华民族由此开启了艰难而又屈辱的现代化历程。中华民族做为自觉的民族实体正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以孙中山1894年创立兴中会喊出「振兴中华」口号为标志，中华民族做为自觉的民族实体逐步成为中华儿女的共识，中华民族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在孙中山之后，梁启超和杨度是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华民族强烈意识的代表。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断言「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确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征。1907年，杨度发表了〈金铁主义说〉一文，断言：「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之也。……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杨度将中华民族定位为一个博采众长的文化共同体，文化的一体性、凝聚性和不可分割性造就了中华民族。当前，中华民族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民族无疑需要官方、正统且主流的意识形态来实现伟大复兴，这一意识形态应当召唤所有中华儿女加入民族复兴的行动，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复兴的不是中华古文明，也不是儒家意识形态，而是要复兴中国做为「世界的中心」地位，复兴中华新文化「位于正中的文化之华」地位。多元一导的华家意识形态天变，道亦变。近代中西的对抗实质上是工商文明与农业文明的较量，以农业文明的失败而告终。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开启了民主共和政治，中国政治进入了新的时代，也就是现代政治阶段。现代中国政治与古代中国政治的相同点在于维系中华民族的大一统，不同处在于古代政治是家族政治，而现代政治是民主政治。儒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政治基础是古代君主政治。儒家的经学传统通过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和解读来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古代社会是稳定的，而现代社会是变化的，不可能通过研读经典解决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某些新儒家希望通过儒家这个旧瓶将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等现代美酒装进去，牵强附会和前后矛盾。现代政治需要新瓶装新酒。在政治上，新瓶是人民民主。在意识形态上，新瓶应该是吸收古今中外思想、代表中华民族智慧、体现时代特点的多元一导的华家意识形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决定了中华民族必须建立多元一导的华家意识形态。儒家是自秦汉开始形成的君主专制大一统意识形态，华家是中华民族面对西方文明挑战之后走上民主革命和建设道路开始所形成的大一统意识形态。儒家和华家都是大一统政治的意识形态，不同在于儒家是君主专制的意识形态，而华家是人民民主的意识形态。人的行动是由思想所决定的，统一的思想是大一统国家的灵魂，中华民族能否是统一的整体与该时期思想是否统一直接相关。董仲舒早在两千年前就有高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奠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一统意识形态的思想基础。在新的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需要正统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内容应该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合情合理、逻辑自洽，宣传也需要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入心入脑，从而转化为人们自觉的行动。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统意识形态必须建立在对中华民族主体和时代认知的基础上，充分吸收社会各阶层的智识，凝聚形成统一的观念，引领绝大多数人自觉加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集体行动中。华家意识形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统意识形态，因兴起于中华民族意识的自我觉醒，创立于民主革命之后，华家意识形态的「华」取自「中华民族」。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统意识形态应该是多元一导的华家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百家争鸣，华家领导」的意识形态，是共识性和差异性的统一体。社会的多元化和利益的多元化决定了意识形态的多元性，决定了「百家」的存在，然而中华民族要成为具有凝聚力的统一体必须具有正统的意识形态。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成为不断壮大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实体，与它能够兼容吸纳外部民族精华纳入一体化的秩序格局密切相关。华家做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统意识形态，也应该吸纳百家精华而成为凝聚力很强的统一体。华家与百家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美国政治学家伯恩斯（James

华学者柯華慶，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共同自由、党导民主制和党导立宪制等理论创立者。主编中国第一本《党规学》，出版《论共同自由》《实效主义》《第三次变革》等著作。原编者按大陆官方倡导的四个自信中，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都需要在意识形态建设上有新的建树。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主任柯华庆教授长期针对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探讨解决方案，曾提出「党导立宪」理论，并继续思考如何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理论及制度建设。我们曾经转载他的〈大陆修宪是为协调党规与国法〉（2018年6月号）。在本文中，柯华庆进而指出：中国还需要新的官方、正统而且是主流的意识形态，并且将此意识形态称为「华家意识形态」。他的目的并不是要造成万马齐喑的思想统治，而是试图探索「多元一导」，也就是「百家争鸣，华家领导」的意识形态，以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官方意识形态内容杂而多、甚至相互矛盾的现状。虽然此文尚未提出完整而详细的方案（特别是关于「中央意识形态领导小组」的运作方式），但是所提问题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所建议的思考方向也很值得注意，因此本刊特予转载。每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都有也应该有自己的正统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为人民大众提供了这个世界「是什么」及「应该是什么」的言简意赅回答，意识形态可以召唤人们加入集体的行动，共同为实现集体的目标而努力。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事关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共产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习近平引用「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庄子》）说明意识形态必须定于一尊的重要性。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乱象丛生。从社会流行的意识形态来看，教条自由主义者打着自由、民主、人权和宪政的幌子意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现有政治体制，为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所广泛接受；某些「新儒家」打着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旗号穿上了黄袍马褂，意图回归君主专制时代，为遗老遗少们所热捧。意识形态领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官方意识形态杂而多、甚至相互矛盾和宣传上的牵强附会、前后矛盾。意识形态领域的现状当前官方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车头的前后不衔接的系列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这样的惯例，在马克思主义之后的理论会越来越多、越拖越长。中共宣扬的官方意识形态恰恰具有习近平所批判的「杂而多」特征，相互之间常常是对立、甚至矛盾的。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不同，否则列宁就不可能在帝国主义薄弱的俄国发动革命；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天渊之别，否则中国革命就不可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邓小平理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毛泽东思想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几乎是对立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精神之间是前后一致的，但又难以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协调一致，甚至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毛泽东主义者所要批判的对象。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中共所宣示的官方意识形态中间找到矛盾，其中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构成中共党内两大意识形态的激烈对抗。官方意识形态具有正当性时成为正统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为人们所广泛接受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但杂而多的官方意识形态不可能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因而不会成为正统意识形态，因而结果上也就很难成为人们广泛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人们越是全面系统地研读当前所有官方意识形态越是感到无所适从，因而不可能完全遵循官方意识形态，因而官方意识形态很难成为人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官方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侵蚀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和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令所有关心中华民族未来的有识之士深感忧虑。导致现在意识形态相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共意识形态部门仍然固守教条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正统，没有认识到现代意识形态应该建立在科学与实践基础上和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马克思主义能够赋予社会主义方向和共产党领导权的正当性，但对于复杂的中国现实和变化的时代很难有具体的指导作用。马克思所设想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无产阶级颠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更公正的分配。也就是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比较满意，但对资本主义的分配不满意，无产阶级需要夺取政治权力重新进行分配从而进入社会主义阶段。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面临着社会分配的极不公平，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都是颠覆市场经济制度的理论。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而非建设的理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论述是极少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代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意识形态地位是合理的，然而在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继续将马克思主义做为正统意识形态却可能产生不良的后果。中国共产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通过革命已经夺取了政治权力，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然而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需要现代化，需要发展市场经济。中国只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步迈向高级阶段，中间不可能还经历一个资本主义阶段。当代中国有两类马克思主义者：一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牵强附会解释中共领导人讲话和现有各种制度；另一类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甚至颠覆中国现有体制。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推断中国的现代化就是重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需要资产阶级领导，需要接受资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需要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前一类马克思主义者为有智识的人所不屑，后者则为有识之士所担忧。现代社会是变革的时代，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能够让我们知道未来的方向，但解决不了复杂的中国现实问题。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按图索骥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否则中国不可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时期也不可能走市场经济道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引用「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来为马克思主义在正统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进行辩护。列宁在《共产主义》中说过「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重申了列宁的这一思想：「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所有非教条主义者的基本原则，而非马克思主义所独有。邓小平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实质上就是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运用了科学方法分析人类社会发展，但实事求是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专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取得成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精神，从中国实际和时代发展出发，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结果。将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更是对中国共产党独创性的菲薄。民族复兴需要新的主流意识形态2012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带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参观「复兴之路」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突出了「中国性」，在意识形态上为儒家的复兴提出了可能性，因为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正统意识形态都是儒家，人们在文化自信的旗号下宣扬似乎是中华文化特征的儒家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中华民族做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早在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华山脚下生息。据《山海经》记载：「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广十里，远而望之，若华然，故曰华山。」据章太炎考证，中华、华夏之「华」藉华山而名；前中国考古学会会长苏秉琦进而主张：中华民族正是以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的玫瑰花做为自己的民族图腾而得名。华山地处黄河中游，三千年前在华山周围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标志着中华民族做为自在的民族实体已经存在。华夏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拥有了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秦汉以后汉族做为中华民族的主干民族一直延续到现在。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多元一体格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公元前134年，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武帝时期成为正统意识形态，由此中华文明进入经学时代，自西汉直至辛亥革命，中华民族的正统意识形态都是儒家，儒家意识形态曾经为中华民族的繁荣、稳定和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直至十八世纪，中华民族一直是世界的中心。然而，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和中华民族对自我文化「位于正中的文化之华」的高度认同。西方列强通过船坚炮利送来了现代文明，中华农业文明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中华民族由此开启了艰难而又屈辱的现代化历程。中华民族做为自觉的民族实体正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以孙中山1894年创立兴中会喊出「振兴中华」口号为标志，中华民族做为自觉的民族实体逐步成为中华儿女的共识，中华民族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在孙中山之后，梁启超和杨度是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华民族强烈意识的代表。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断言「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确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征。1907年，杨度发表了〈金铁主义说〉一文，断言：「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之也。……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杨度将中华民族定位为一个博采众长的文化共同体，文化的一体性、凝聚性和不可分割性造就了中华民族。当前，中华民族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民族无疑需要官方、正统且主流的意识形态来实现伟大复兴，这一意识形态应当召唤所有中华儿女加入民族复兴的行动，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复兴的不是中华古文明，也不是儒家意识形态，而是要复兴中国做为「世界的中心」地位，复兴中华新文化「位于正中的文化之华」地位。多元一导的华家意识形态天变，道亦变。近代中西的对抗实质上是工商文明与农业文明的较量，以农业文明的失败而告终。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开启了民主共和政治，中国政治进入了新的时代，也就是现代政治阶段。现代中国政治与古代中国政治的相同点在于维系中华民族的大一统，不同处在于古代政治是家族政治，而现代政治是民主政治。儒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政治基础是古代君主政治。儒家的经学传统通过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和解读来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古代社会是稳定的，而现代社会是变化的，不可能通过研读经典解决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某些新儒家希望通过儒家这个旧瓶将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等现代美酒装进去，牵强附会和前后矛盾。现代政治需要新瓶装新酒。在政治上，新瓶是人民民主。在意识形态上，新瓶应该是吸收古今中外思想、代表中华民族智慧、体现时代特点的多元一导的华家意识形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决定了中华民族必须建立多元一导的华家意识形态。儒家是自秦汉开始形成的君主专制大一统意识形态，华家是中华民族面对西方文明挑战之后走上民主革命和建设道路开始所形成的大一统意识形态。儒家和华家都是大一统政治的意识形态，不同在于儒家是君主专制的意识形态，而华家是人民民主的意识形态。人的行动是由思想所决定的，统一的思想是大一统国家的灵魂，中华民族能否是统一的整体与该时期思想是否统一直接相关。董仲舒早在两千年前就有高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奠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一统意识形态的思想基础。在新的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需要正统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内容应该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合情合理、逻辑自洽，宣传也需要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入心入脑，从而转化为人们自觉的行动。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统意识形态必须建立在对中华民族主体和时代认知的基础上，充分吸收社会各阶层的智识，凝聚形成统一的观念，引领绝大多数人自觉加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集体行动中。华家意识形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统意识形态，因兴起于中华民族意识的自我觉醒，创立于民主革命之后，华家意识形态的「华」取自「中华民族」。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统意识形态应该是多元一导的华家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百家争鸣，华家领导」的意识形态，是共识性和差异性的统一体。社会的多元化和利益的多元化决定了意识形态的多元性，决定了「百家」的存在，然而中华民族要成为具有凝聚力的统一体必须具有正统的意识形态。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成为不断壮大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实体，与它能够兼容吸纳外部民族精华纳入一体化的秩序格局密切相关。华家做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统意识形态，也应该吸纳百家精华而成为凝聚力很强的统一体。华家与百家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美国政治学家伯恩斯（James

10余年来，“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构建党规与国法并治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一直是柯华庆探索的主题。2015年3月，柯华庆首次提出“党导立宪制”，在国内外学界和政界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读书会简报第46期（191109号）时间：2019年11月9日上午九点地点：亦庄参会人员：柯华庆、石汉荣、王成栋、张东华、阴昭晖、田燕刚、杨明宇、郑

北京昌平电视台《真情故事》栏目以“党规研究先行者——柯华庆”对其党规研究团队进行较为全面的采访视频敬请关注“华学者”！共创华家文化，引领伟大复兴！

中国”的历史，却使得许先生感到中国既不再有汉唐时代的包容和闳放，也失去了儒家思想与知识阶层对皇权的严正批判精神，这使得中国“失去主动、积极的气魄”，因此对于近世历史不免批评颇为严厉。

华学者柯华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实效主义法学和改革哲学、党导立宪制、党导民主制和共同自由等理论的创立者。主编中国第一本《党规学》。微信：Lawgame。摘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规能否对党员及其党组织的规范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关系到党员的德能和党组织的凝聚力，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对全国人民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因此，党规是法治中国的核心。关键词：党导国

华学者柯华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实效主义法学和改革哲学、党导立宪制、党导民主制和共同自由等理论的创立者。主编中国第一本《党规学》。微信：Lawgame。摘要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毛泽东摘要：政治是社会关系的统领，只要涉及社会关系的学问都与政治有关，区别只不过在于强联系还是弱联系。为了实现有效治理，一个国家更可能是一类主体联合另一类主体节制第三类主体的政治。每个社会由一个最强者、少数强者和绝大多数弱者组成，三者之间两两联合节制第三者的方式形成三种不同的政治：封建专制政治（最强者与强者联合，可以称为贵族君主制）、资本主义政治（强者与弱者联合，可以称为民主贵族制或者党争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政治（最强者与弱者联合，称为党导民主制）。中国文人一直以来崇尚道统，古代中国文人以古道评判专制政治，古道是封建贵族政治；现代中国文人以洋道评判社会主义政治，洋道是资本主义自由政治。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只有摒弃高高在上的道统思维，以认识社会为志业，向工人农民学习经验知识，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价值，构建社会主义理论才可能有所作为。主流中国宪法学者不区分社会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政治，将资本主义政治塑造成科学、客观、中立和普世的政治，将资本主义政治和宪政当作道统，批判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违背宪法学者应该为本国政权合法性辩护的基本常识，已经不是宪法学者，而是资本主义道统分子了。关键词：古道

华学者柯华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实效主义法学和改革哲学、党导立宪制、党导民主制和共同自由等理论的创立者。主编中国第一本《党规学》。微信：Lawgame。摘要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毛泽东摘要：政治是社会关系的统领，只要涉及社会关系的学问都与政治有关，区别只不过在于强联系还是弱联系。为了实现有效治理，一个国家更可能是一类主体联合另一类主体节制第三类主体的政治。每个社会由一个最强者、少数强者和绝大多数弱者组成，三者之间两两联合节制第三者的方式形成三种不同的政治：封建专制政治（最强者与强者联合，可以称为贵族君主制）、资本主义政治（强者与弱者联合，可以称为民主贵族制或者党争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政治（最强者与弱者联合，称为党导民主制）。中国文人一直以来崇尚道统，古代中国文人以古道评判专制政治，古道是封建贵族政治；现代中国文人以洋道评判社会主义政治，洋道是资本主义自由政治。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只有摒弃高高在上的道统思维，以认识社会为志业，向工人农民学习经验知识，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价值，构建社会主义理论才可能有所作为。主流中国宪法学者不区分社会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政治，将资本主义政治塑造成科学、客观、中立和普世的政治，将资本主义政治和宪政当作道统，批判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违背宪法学者应该为本国政权合法性辩护的基本常识，已经不是宪法学者，而是资本主义道统分子了。关键词：古道

华学者柯华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实效主义法学和改革哲学、党导立宪制、党导民主制和共同自由等理论的创立者。主编中国第一本《党规学》。微信：Lawgame。摘要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毛泽东摘要：政治是社会关系的统领，只要涉及社会关系的学问都与政治有关，区别只不过在于强联系还是弱联系。为了实现有效治理，一个国家更可能是一类主体联合另一类主体节制第三类主体的政治。每个社会由一个最强者、少数强者和绝大多数弱者组成，三者之间两两联合节制第三者的方式形成三种不同的政治：封建专制政治（最强者与强者联合，可以称为贵族君主制）、资本主义政治（强者与弱者联合，可以称为民主贵族制或者党争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政治（最强者与弱者联合，称为党导民主制）。中国文人一直以来崇尚道统，古代中国文人以古道评判专制政治，古道是封建贵族政治；现代中国文人以洋道评判社会主义政治，洋道是资本主义自由政治。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只有摒弃高高在上的道统思维，以认识社会为志业，向工人农民学习经验知识，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价值，构建社会主义理论才可能有所作为。主流中国宪法学者不区分社会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政治，将资本主义政治塑造成科学、客观、中立和普世的政治，将资本主义政治和宪政当作道统，批判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违背宪法学者应该为本国政权合法性辩护的基本常识，已经不是宪法学者，而是资本主义道统分子了。关键词：古道

华学者柯华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实效主义法学和改革哲学、党导立宪制、党导民主制和共同自由等理论的创立者。主编中国第一本《党规学》。微信：Lawgame。摘要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毛泽东摘要：政治是社会关系的统领，只要涉及社会关系的学问都与政治有关，区别只不过在于强联系还是弱联系。为了实现有效治理，一个国家更可能是一类主体联合另一类主体节制第三类主体的政治。每个社会由一个最强者、少数强者和绝大多数弱者组成，三者之间两两联合节制第三者的方式形成三种不同的政治：封建专制政治（最强者与强者联合，可以称为贵族君主制）、资本主义政治（强者与弱者联合，可以称为民主贵族制或者党争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政治（最强者与弱者联合，称为党导民主制）。中国文人一直以来崇尚道统，古代中国文人以古道评判专制政治，古道是封建贵族政治；现代中国文人以洋道评判社会主义政治，洋道是资本主义自由政治。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只有摒弃高高在上的道统思维，以认识社会为志业，向工人农民学习经验知识，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价值，构建社会主义理论才可能有所作为。主流中国宪法学者不区分社会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政治，将资本主义政治塑造成科学、客观、中立和普世的政治，将资本主义政治和宪政当作道统，批判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违背宪法学者应该为本国政权合法性辩护的基本常识，已经不是宪法学者，而是资本主义道统分子了。关键词：古道

华学者简介柯华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实效主义法学和改革哲学、党导立宪制、党导民主制和共同自由等理论的创立者。主编中国第一本《党规学》。微信：Lawgame。本文作者：孟瑜作者简介：90后独立学者，中国政法大学学士，清华大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法哲学、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党规学，是近年来法治研究中一个正在勃兴的重要领域。从根本上说，这是作为史诗级政治现象的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业绩正逐渐为世界认知并认可的结果。政党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之一。虽然作为舶来品的政党政治进入中国不过百余年，但恰在作为移植地的中国，政党政治却迅速扎根壮大，蔚为大观，型塑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所有最伟大的政治社会变革，深深地影响乃至撼动了世界政治史的进程，贡献了许多独具中国智慧的政治文明果实。在百年中国政党政治史中，中国共产党无疑是最杰出的代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撇开中国共产党，就根本无法理解二十世纪中国的几乎全部历史进程与所有根本性成就。关注二十一世纪世界政治文明走向，一个非常值得分析借鉴的个案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治理经验的研究，理应进入有志于在法政学科内有所建树的学者的选题视野。但吊诡的是，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去相当一个阶段，在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法学学科内，却未能给予中国共产党应有的理论地位。不乏有一些法学“学者”，以西方法治观裁剪中国发展现实，并意欲以此为依据，用法学理论话语吊销中国共产党的“身份证”，以此消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譬如，某顶级学府的知名党员教授，竟堂而皇之地宣称中国共产党是非法组织。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国政府高效及时的救援工作，远胜美国在飓风等重大自然灾害面前行动迟缓、无所作为的表现，但即便如此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案例，也被一部分人冠以“普世价值”之名。尤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恰恰是在2008年，当美国经济危机日益升级、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海啸与整体治理危机爆发、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风景独好的时候，国内众多法学界人士参与其中、以消灭中国共产党为核心主张、意欲使中国改旗易帜的活动却越频繁、调门越高、势头越大（典型的如××宪章）。流毒所及，乌烟瘴气，充分暴露了当时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法学学科内存在的严重意识形态危机。尽管在事实上，如此违背常识、沐猴而冠的所谓“学术研究”，连同提出这些骇人观点、常常爱以“公知”自命的若干“学者”，已经被广大群众所唾弃，但如何在法学学科内正面地积极地研究中国共产党及其治理经验，如何按照学术共同体自身的活动规律、以学术语言学术逻辑、从内部生发而非外部强推式地讲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治理故事，如何通过积极的学术建构来吹散雾霾、拨乱反正，仍然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任务。所幸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上述问题，非常强调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指导，为包括法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校准了航向。在法治领域，这至少包含如下显著特征：一是非常重视法治，把依法治国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中央全会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也足见法治问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二是在法治建设中特别注重发掘党的领导这一宝贵资源，并赋予其在依法治国战略中更加重要的地位。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把党规作为中国法治本土资源予以重视，而不是买椟还珠、入宝山而空归。第三是更加注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治理经验的国际传播。相对于此前在“普世价值”等争论中的以批判为主的防御态势，十八大后党更注重面向世界理直气壮地讲好中国治理故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彰显中国道路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借鉴意义，积极争取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主动权。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强调中国道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原创性贡献和借鉴意义。2017年12月，举办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来自世界各国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齐聚北京，习近平发表讲话，会后发表了《北京倡议》，从世界政党交流的层面推进了中国治理经验的国际传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指示，也为法学界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共产党治理经验的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我国“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在其他场合，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归根到底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的，是把这些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不了解、不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值得法学研究者记取的是，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政法大学时，就法学研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努力以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作出贡献”。这无疑为当前中国法治研究这篇大文章点好了题，法学研究者理应当仁不让地做好这篇大文章。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上述重要指示的中国政法大学的学者，柯华庆教授堪称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的典范。《党规学》一书，正是在总书记点题启发下作出的一篇讲述中国法治故事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大文章、好文章。学术的风格、路径诚然是多样的，好的思想著述未必都是黄钟大吕式的，但在社会思想大转型时期，无疑更需要那种以立意高远、追根究底、发人之所未言的精神，在研究对象、理论主旨、思想范式等基础问题上有所建树的著作。非如此不足以扭转乾坤、引领风潮，更难为后世立规模根基。这种更需要深刻洞见与奔放想象力的学术工作，即使开始粗疏一些也无妨。毕竟，航向校准了，后面还可以被学问家们继续推进深化，但如果方向偏了，即使再细密精审的学术工夫，也恐难以发挥真正的贡献。孟子云“先立乎其大者”，良有以也。在西方思想史上，哥白尼在天文学领域掀起的革命即属一例。从“地心说”转向“日心说”，需要极大的气魄与远见卓识。尽管最初哥白尼本人的许多具体论断尚不完全正确，但后人是可以在哥白尼所奠定的原则轨道上推进深化的。柯华庆教授主编的这本《党规学》正是以远见卓识而振聋发聩的哥白尼式著作。全书秉持“党规是法治中国的核心”这一观点，从法治类型差异的角度进行仔细区分。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盛行的自治型法治只是法治类型的一种，而且在历史上只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现象，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法治属于领导-管理型法治，属于法治的另一种类型。这既驳斥了将法治定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治型法治一尊的谬论，也论证了社会主义国家与法治兼容的可能性。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状况多有指摘。这一方面是因为望文生义的理解，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暴力革命和专政而“无法无天”；另一面，如果狭隘地从以成文法、专职法律机关等为特征的反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验为主的法治观来理解法治，会过滤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法治建设经验、方法和成就，比如党内法规、党领导下的群众社区治理，等等。换言之，从《党规学》的这一观点出发，有望推动重写整个中国当代法治史，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许多高效率、低成本、接地气的治理经验纳入中国法治研究的视野中。这有力反驳了一些人散播的认为建国后某个阶段“无法无天”、制造前后两个历史阶段根本对立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有效打通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治理脉络。此外，书中将“党规”的内涵界定为“党内法规”和“党导法规”，认为“党导法规”的内容不仅包括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还包括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机关关系的调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生活的依据，也是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工具。这个概念区分，顺利实现了党规与国法、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之间的衔接，真正讲清了“党是领导一切的”在法治制度上的发生机制，也有力的驳斥了此前一些人炮制的“党大还是法大”之类的伪命题。就学术风格、理论气象、思想境界而言，我认为这本书有以下几方面的显著亮点：一是：亦开风气亦为师，雏凤清于老凤声。晚清龚自珍有诗云“但开风气不为师”，大抵因为思想界重大的转折，往往需要许多人薪火相传、持续推进，最初立于潮头疾呼之士，未必再有足够的时间精力进行细致邃密的著述建构。以中国思想史为例，中唐韩愈深感佛学兴盛、儒学式微的道统危机而极力辟佛，开一时风气之先，确实有非凡的气魄。但韩愈本人的辟佛著述如《原道》固然辞采非凡，在理路上却并不能真正化解儒佛之争。一直要到宋代才在吸收借鉴佛教理路的基础上返本开新、消化吸收而形成了更新的儒学——理学。此足见思想转型时代建构之难，能兼擅“开风气”与“为宗师”之美者往往不多，实乃情理使然。柯华庆教授是国内较早站在中国政治文明特殊性与当代社会转型的角度积极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学者，是国内党规学研究的先行者，当之无愧地属于这个领域的“开风气”者了。柯华庆教授多年深耕党规学领域，已经发表了一大批高水平的著作，如此前出版的《第三次变革》、《论共同自由》等，并在学界和社会上均取得较大的反响。尤其令人欣喜的是，柯华庆教授在从事党规学研究与教学的过程中，通过组织党规学读书小组等方式，教学相长，培养了一大批年轻好学的党规学人才，尽得育英才之乐。从这个角度看，柯华庆教授又是“为师”的。不少柯教授培养的学生，已经在相关领域中崭露头角。《党规学》一书的副主编杨明宇，虽只是90后博士研究生，但在党规学研究领域，已然是造诣深厚的老成专家。雏凤清于老凤声，一大批年轻学人投入党规学这一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中耕耘，不仅是柯门之幸，也是未来中国法治建设的希望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中国政法大学时指出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培养大批高素质法治人才”，在2017年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和中方企业家委员时指出“教育就是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不是旁观者和反对派”。实事求是地说，柯华庆教授的党规学人才培养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法治人才培养精神的典范，是当前法学教育领域真正值得大力推广的创新模式。二是：冷眼向洋看世界，咬定青山不放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党规为核心的法治中国道路，理应吸收世界各国的治理经验，也只有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比较权衡，才能更好地展现自身的魅力。以此观之，中国的法治建设一定是睁眼看世界的，绝非固步自封的。但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与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时出现照搬照抄之弊，更有人借机鼓吹全盘西化。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一部分人水平有限、鉴别力不高、在改革开放初期缺乏经验之外，也不乏有人在根本立场上有问题，下决心要改旗易帜。特别是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被实践充分证明走对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被证明是人间正道的时候，有些人还在揣着明白装糊涂，就更说明了这一点。柯华庆教授主编的《党规学》一书，力图避免并矫正上述这些毛病。该书在思想资源上博采百家，积极借鉴了西方学术界的许多思想资源，但并没有陷入对这些思想资源的迷信和盲目崇拜，而是经过自己的鉴别、取舍、提炼，吸收真正有说服力的内容。换言之，《党规学》是睁眼看世界，但是冷静地看，而不是头脑发热两眼发红地看，因而真正做到了洋为中用。例如，书中关于法治类型的分类，就是受到美国学者昂格尔教授《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一书的启发，加以创造性的发挥阐释的。作者提炼、熔铸这些西方思想资源的根本尺度，还是紧紧立足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法治轨迹。这是贯穿全书的根本问题意识，诚可谓“咬定青山不放松”是也。三是：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党规学是典型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这对治学者的学术素养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柯华庆教授的学术履历与人生经历富有传奇色彩：早年长期研究数学，是中山大学第一位逻辑学博士，受过严格的逻辑学训练，有深厚的哲学功底；曾研究法经济学，再转向法理学，直到近年聚焦于党规学；出身农家，曾在基层工作多年，对中国社会基层的治理风貌深有体悟；曾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等高校访学，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多学科的学术背景、丰富的人生阅历，可以算作“旧学”，经过多年的沉淀发酵，内化为作者独到的视角、严谨的逻辑、宏阔的视野，从而为他的党规学研究这样一个跨学科、交叉型的“新知”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回过头来，党规学研究这样一门“新知”又促进了作者此前长期积淀的“旧学”的创造性转化，使之发挥更大的价值。党规学是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本也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以效仿。现有的法学学科内那种壁垒森严、划分细密的学术分工与太过专门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恐怕也无法培养出适应这个学科要求的人才。因此，柯华庆教授这种理论与实践并重、中国与世界对照的治学路径，固然带有其个人人生思想轨迹的烙印，但可能也无意中揭示了该学科的一般发展规律。作为新兴学科，党规学尚处于发展的初期。作为拉开这个学科系统性研究大幕的开创性作品，《党规学》虽然凝聚了柯华庆教授及其团队的许多心血，但也还有很大的发展完善空间。我在拜读《党规学》一书的过程中，从自己的学术背景和理论性趣出发，产生了若干疑问，在此特向柯老师汇报，并就教于学界方家同仁。一是关于劳动价值论的问题。《党规学》一书中提出了“多元劳动价值论与共享分配”的观点，并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了相应的分析。该书认为“劳动价值论将劳动视为价值的唯一源泉，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清楚，一件物品或者服务有没有价值并非完全是劳动的作用，有劳动不一定有价值，无劳动不一定无价值”，并指出这存在着三大根本缺陷：“一是未能明确价值的主体性、时间性和空间性；二是未能区分价值的发现与创造；三是未能区分生产所创造的价值和降低交易成本所创造的价值”。由此得出结论“发现和创造价值的主体不仅仅所说的‘劳动者’，也包括发现者、创造者、交易者、管理者、领导者、规制者”，“将劳动的概念扩展为人类的所有聪明才智，可以提出多元劳动价值论”，并相应的提出了“共享价值分配论”。认为以这一理论为支撑，可以解释当前共产党的人民概念，“在多元价值与共享分配的理论下，马克思所指的‘劳动者’和‘无产阶级’的概念可以被扩充为更广泛的劳动者概念和更广泛的人民概念”，其对应的政策创新是“三个代表”。我认为上述观点是建立在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术语和分析框架认识不清的前提上的，因而并不构成对马克思的反驳。限于本文的主旨与篇幅，此处只能择其要点简述：第一，从行文看，作者似乎是从平常生活经验中所谓的价值（其实是马克思所指的使用价值）来理解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了，所以才会说“有劳动不一定有价值，无劳动不一定无价值”。但是如果按照马克思基于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区分，有劳动确实未必有价值，但是无劳动的一定没有价值（虽然可能会有使用价值）。第二，作者“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意图似乎是：觉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太“狭隘”了，只局限于我们通常所看到的那些直观具体劳动，而忽视了许多其他有用劳动在社会财富创造过程中的贡献，所以要扩展，而给予这些群体的贡献以充分的肯定，因而提出“共享价值分配论”。这个出发点固然可敬，但同样没有触及马克思的理论本身。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本是指物化在商品体中的活劳动，在此意义上，书中所谓的其他价值创造者比如交易者、研究者、管理者，并不是直接的价值创造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劳动是没有意义的。从一般的技术的视角考察，交易者促进商品流通、研究者的发明创造、管理者的有效组织管理都有助于减少社会生产耗费、提高劳动生产率，本身也是社会化生产分工所需要的一部分，但是毫无疑问他们的劳动并没有物化凝结为价值体，因而并不能形成马克思意义上的“价值”。当然，这些劳动作为社会生产劳动的一部分，会以相应的方式参与分配，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价值”创造者。第三，因为作者把“价值”和“使用价值”混淆了，所以似乎觉得价值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因此应当予以肯定。其实这是不了解马克思的论述语境。价值的本质当然是劳动，但人类劳动表现为价值，却仅仅只在历史的一个非常特定的阶段——商品交换关系中才存在。价值关系作为按比例分配劳动产品的纽带，也仅仅只是劳动产品分配的一种可能的历史形式而已。人的劳动表现为价值，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劳动者身份地位的肯定。例如雇佣工人的劳动能力只有通过交换表现为价值才能得到实现，他的劳动是有价值的，但这往往是其丧失生产资料、处于被剥削地位的表现。在马克思构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其实是要消除劳动表现为价值这一形式的，而把劳动解放为纯粹自我实现的活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固然是可以讨论甚至批判的，但批判的一个前提是明确马克思理论的基本概念内涵和语境，否则就构不成真正的交锋了。我认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这一部分内容，是比较粗糙草率的，因而并没有充分的说服力（研究这个问题的高水平专著，可以参考《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当代社会发展》一书，王峰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二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与党规学、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注重在生产关系的实践变革中将社会主义的理想变为现实。这首先涉及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能够发挥影响力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性质。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系，表现为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等等，这是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发挥作用的基本经济抓手。如果抛开基本经济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不谈，只注重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在政治运作上发挥作用的机制，或者共产党在价值规范层面的德性，固然也揭示了共产党的一些治理特征，但恐怕说服力不充分。从历史上看，这恐怕难以讲清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之间的原则区别与实践命运，也讲不清共产党与同样深受列宁主义组织原则影响的国民党之间的本质区别；从现实来看，恐怕也可能会模糊中国共产党与民主社会主义乃至威权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从政治上看，我们党要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就要有关键时刻听指挥、拉得出，危急时刻冲得上、打得赢的基本队伍。国有企业及其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就是这样的队伍。关键时刻，国有企业及其广大党员、干部、职工是靠得住的。马克思曾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

华学者简介柯华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实效主义法学和改革哲学、党导立宪制、党导民主制和共同自由等理论的创立者。主编中国第一本《党规学》。微信：Lawgame。文章导读

华学者简介柯华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实效主义法学和改革哲学、党导立宪制、党导民主制和共同自由等理论的创立者。主编中国第一本《党规学》。微信：Lawgame。文章导读实效主义法学源于法律经济学中从实证到规范的思维方法，以皮尔斯的实效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基于法律效力的类型划分，提出全新的法律概念，系统建构社会变革时期中的立法方法和司法理论。本文的着眼点在于实效主义法学方法如何可能？实效主义法学源于法律经济学中从实证到规范的思维方法，以皮尔斯的实效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基于法律效力的类型划分，提出全新的法律概念，系统建构社会变革时期中的立法方法和司法理论。本文的着眼点在于实效主义法学方法如何可能？法律经济学的法学意义

华学者简介柯华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实效主义法学和改革哲学、党导立宪制、党导民主制和共同自由等理论的创立者。主编中国第一本《党规学》。微信：Lawgame。党的全面领导与依宪治国文/柯华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经过长期历史的选择、长期执政取得的成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决定的，中国人民通过具有最高法律地位、法律权威和法律效力的宪法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所以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地位是相互依存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决定了社会主义宪治应该是宪法和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治结构，决定了党规与国法并驾齐驱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共产党依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依据国家法律治国理政、依据党导法规领导国家和社会。依法治国是依据国家法律治国，依规治党是依据党内法规治党，依规领导是依据党导法规领导。由此，依规领导使得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实现了有机统一，依宪领导使得依宪治国和依章治党实现了有机统一。2018年宪法修正案在总纲第一条第二款“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后增写“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宪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属性角度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使得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具有宪法依据，有利于在全体人民中强化党的领导意识，有效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A先生认为柯教授的解释令人耳目一新，富有启发性。他提出自己受到西方政治理论的影响，对中国的理解还不够深入，进一步提出了以下问题。

华学者简介柯华庆教授，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已经出版《实效主义》《第三次变革》《论共同自由》和《论立宪党导制》等著作，并主编中国第一本《党规学》。实效主义法学与改革哲学和立宪党导制提出者，共同自由价值倡导者。中华民族复兴统一战线？文/柯华庆

华学者简介柯华庆教授，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已经出版《实效主义》《第三次变革》《论共同自由》和《论立宪党导制》等著作，并主编了中国第一本《党规学》。实效主义法学与改革哲学和立宪党导制提出者，共同自由价值倡导者。理性之思想

华学者简介柯华庆教授，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已经出版《实效主义》《第三次变革》《论共同自由》和《论立宪党导制》等著作。实效主义法学与改革哲学和立宪党导制提出者，共同自由价值倡导者。正确理解法学的政治性与科学性文/柯华庆

华学者简介柯华庆教授，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已经出版《实效主义》《第三次变革》《论共同自由》和《论立宪党导制》等著作。实效主义法学与改革哲学和立宪党导制提出者，共同自由价值倡导者。弘扬共同自由价值文/柯华庆

华学者简介柯华庆教授，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理学研究所所长。已经出版《实效主义》《第三次变革》《论共同自由》和《论立宪党导制》等著作。实效主义法学与改革哲学和立宪党导制提出者，共同自由价值倡导者。再议党法关系

美国商务部4月16日宣布，未来7年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这再一次提醒我们，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国家发展最大的隐患，而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只有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因此，我国必须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创新型国家首先必须有自主创新意识，而自主创新意识的培育需要有时代定位，让人们从思想观念上普遍接受自主创新，从而形成自主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的新潮流。改革时期的定位是在改革开放不久之后就确立起来了，创新时期的定位没有必要等到2035年，现在就是适当的时候。柯华庆：唯有自主创新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十九大报告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时期之后进入了创新时期。如果说革命时期的目标是推翻旧中国、建设时期是建立新中国、改革时期是富裕新中国，那么创新时期是强大新中国。改革时期是改革开放时期的简称，改革开放时期主要面对的是传统的、封闭的体制机制。改革主要是指对内改革，是要改变旧制度、旧事物，对旧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调整。邓小平说“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改革是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是被动的。开放主要指对外开放，一方面是指中国积极主动地扩大对外经济交往；另一方面是指放宽政策，放开或者取消各种限制，不再采取封锁国内市场和国内投资场所的保护政策，发展开放型经济。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策，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奠定了从富裕到强大的基础。新时代，中国仍然应该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不动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同时习近平宣示“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改革开放主要是中华民族改变旧制度和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改革开放已经使得中华民族成为了老二。然而，仅仅改革开放不能使中华民族成为老大，改革仅仅是改变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释放的能量是有限的；开放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来说发达国家不会将最先进的技术转让给我国的。仅仅靠学习和模仿他国永远只能成为老二。经过全面深化改革，我们能够改的都已经提出来了，四十年的开放政策让我们已经融入到全球化之中。新时代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改革而是创新，需要的不仅仅是开放，而是自主。新时代，中华民族正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成为世界舞台中心唯有自主创新一条路。“领袖和跟风者的区别就在于创新”（乔布斯语），领袖不仅仅指个人，也可以指称企业和民族。中华民族必须是领袖、是老大，才能成为世界舞台中心，才可以说是实现了伟大复兴，因为中华民族在近代以前一直是世界的老大。如果说改革开放时期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那么自主创新时期应该是创新生产力；如果说改革开放时期通过“解放思想”实现富起来，那么自主创新时期必须通过“创新思想”实现强起来。自主创新并不排斥改革开放，而是比改革开放更加积极有为的国家战略。唯有自主创新才能使得中华民族拥有核心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华梦。自主创新是习近平时代的特征。习近平时代实际上已经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已经意识到新时代的创新时期定位，只不过理论界未能旗帜鲜明地说出来。创新居于新发展理念之首。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五大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习近平指出，“新发展理念是方向、是钥匙，首要的就是创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首先是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非走自主创新道路不可。”爱因斯坦有言：“想像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像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肃地说，想像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想象力实际上就是创新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创新不仅仅是科技创新，而且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等各种创新，理论创新需要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否则摆脱不了“挨骂”的魔咒；创新不仅仅是局部的，而是全局的；创新不仅仅是重要的，而且处于核心位置。创新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唯有自主创新才能使得中华民族成为世界舞台中心。十九大报告中已经提出了“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成为世界科技全国。改革时期的定位是在改革开放不久之后就确立起来了，创新时期的定位没有必要等到2035年，现在就是适当的时候。建设创新型国家首先必须有自主创新意识，而自主创新意识的培育需要有时代定位，让人们从思想观念上普遍接受自主创新，从而形成自主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的新潮流。作者简介：柯华庆，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实效主义法学与改革哲学、共同自由、党导立宪制和党导民主制等理论建构者。作者微信交流：lawgame敬请关注“从儒家到华家”！百家争鸣，华家领导以华家意识形态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柯华庆教授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实效主义法学与改革哲学、共同自由、党导立宪制和党导民主制等理论建构者。微信交流：lawgame。邓小平在1978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将实事求是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因此，实效主义认为，我们解释世界、发现真理是为了改造世界，保证改造世界成功，而改造世界能否成功需要实践检验。人类对世界的改造是追求目的性的，改造世界能否成功最后要看实际效果是否与预期效果一致，实效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事实上，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南方谈话”的哲学

柯华庆教授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实效主义法学与改革哲学、共同自由、党导立宪制和党导民主制等理论建构者。微信交流：lawgame。大一统国家意识形态的定于一尊特征决定了一个时代只能有一个正统意识形态。华家意识形态以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是一种变化中的稳定。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四十多年，邓小平理论实际上指导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习近平精神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更长，因为中华民族走向精神自主的伟大复兴之路是艰难而漫长的。本文由“从儒家到华家”（huajiaxueyuan）微信公众号网络首发，转载请注明来源，谢谢！从儒家到华家——试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识形态的重建

奥兰·扬把影响制度有效性的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内生因素，即制度安排自身的特性或属性;二是外生因素，即特定制度安排适应了其所处的广泛社会环境或其他环境[26]。也就是说，当一项制度

柯华庆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理学研究所所长。已经出版《实效主义》《第三次变革》《论共同自由》和《论立宪党导制》等著作。实效主义法学与改革哲学和立宪党导制提出者，共同自由价值倡导者。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提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这符合习近平同志讲求实效的一贯精神。宪法实施的前提是宪法必须是规范性的和可实施的，作为中国最根本政治制度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在宪法的规范之下，宪法也不能规定现实政治做不到的事情，宪法的实施才有重要意义。如果我们不能在宪法中规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中国共产党章程》中的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就是空话，中国共产党就永远游离在宪法法律之外，中国的政治就永远是潜规则，在现实中只有通过党的领导人的道德自律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就是空谈，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就没有保障。中国式宪政——试论党导立宪制柯华庆一年一度的两会正在热热闹闹的召开，3月3日

曾点说：“我只是想，当春天来了，天气回暖，在农闲时节，穿上游泳衣，和五、六个大人，六、七个儿童，到沂水里游泳，在高台子上的树阴下乘凉，然后吼几嗓子，‘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手舞足蹈地回家。”

Simon）早在五十年代就提出了“有限理性”的观点。他认为由于信息加工能力与组织结构的限制，组织的决策过程是不可能进行理性选择的。组织学家马奇

如果只是打算勾连儒家传统和费孝通，上面的话大致足已支持我的论题了。但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不是牵强附会，那么我在一开始时勾勒的那个费孝通又是如何同儒家思想勾连的呢?很多人会简单追溯到费孝通早年

就以前面提到的外交官口中的“人权”与“五千年”为例，100年前梁任公早已把几千年统治者对人民的“鞭挞”和“戮辱”批得痛快淋漓，他说：“其能受阉宦差役之婪索而安之者，必其能受外国之割一省而亦能安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