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华庆 | 学术与政治之二：现代学者的科学精神

华学者

柯华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实效主义法学和改革哲学、党导立宪制、党导民主制和共同自由等理论的创立者。主编中国第一本《党规学》。微信：Lawgame。

摘要

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

——毛泽东

摘要：政治是社会关系的统领，只要涉及社会关系的学问都与政治有关，区别只不过在于强联系还是弱联系。为了实现有效治理，一个国家更可能是一类主体联合另一类主体节制第三类主体的政治。每个社会由一个最强者、少数强者和绝大多数弱者组成，三者之间两两联合节制第三者的方式形成三种不同的政治：封建专制政治（最强者与强者联合，可以称为贵族君主制）、资本主义政治（强者与弱者联合，可以称为民主贵族制或者党争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政治（最强者与弱者联合，称为党导民主制）。中国文人一直以来崇尚道统，古代中国文人以古道评判专制政治，古道是封建贵族政治；现代中国文人以洋道评判社会主义政治，洋道是资本主义自由政治。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只有摒弃高高在上的道统思维，以认识社会为志业，向工人农民学习经验知识，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价值，构建社会主义理论才可能有所作为。主流中国宪法学者不区分社会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政治，将资本主义政治塑造成科学、客观、中立和普世的政治，将资本主义政治和宪政当作道统，批判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违背宪法学者应该为本国政权合法性辩护的基本常识，已经不是宪法学者，而是资本主义道统分子了。

关键词：古道 洋道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伪宪法学派

二、现代学者的科学精神

伴随着船坚炮利，西学进入中国。西学的核心是“黜伪而崇真”[1]，也就是科学精神。科学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结构和行为方面的知识，能够通过经验或实验所证实或证伪。简言之，科学是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知。

2.1 实证方法与逻辑方法

爱因斯坦在1940年对科学有一个总结：“科学是这样一种企图，它要把我们杂乱无章的感觉经验同一种逻辑上贯彻一致的思想体系对应起来。在这种体系中。单个经验同理论结构的相互关系，必须使所得到的对应是唯一的，并且是令人信服的。感觉经验是既定的素材。但是要说明感觉经验的理论却是人造的。它是一个极其艰辛的适应过程的产物：假设性的，永远不会是完全最后定论的，始终要遭到质问和怀疑。”科学方法与日常生活中的方法的不同“在于概念和结论有比较严格的定义；在于实验材料的选择比较谨慎和有系统；同时也在于逻辑上比较经济。”[2]在此，爱因斯坦揭示了科学理论的两个特征：形式逻辑所构造的体系和实验方法。用一句话说，科学是一种能够通过实证检验的逻辑上一致的假设性体系。以演绎推理为主的逻辑精神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奠定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是范本；实证科学方法是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工具》奠定的，将实证方法用在社会问题研究上则是由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开启的。

实证方法和逻辑方法面向的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解决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我们学习西学应该是利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实证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制度等等，构建自身的政治理论、经济理论、社会理论、法律理论等等。

2.2 科学精神   

构建科学理论的一般过程是这样的：对于自然、人或社会现象回溯性寻找可能的原因，所找到的原因是一些假设性命题。这些假设性命题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并且从精确性上考虑常常是数学上的函数关系，首先要求这些假设性命题能够解释已知现象，基于这些假设性命题根据形式逻辑可以推出很多新的命题。假设性命题可以是抽象的，然而从假设性命题所推导出来的新命题必须与经验有关，可以通过经验或实验验证其真假，真假的判断在于是否与感觉经验相符。近代科学与传统科学最大的不同在于通过人为的实验来检验这些新命题的真假，实验是可重复的和普遍的。这样，现象与现象之间就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从假设到推导出来的命题所形成的理论体系对形式逻辑的依赖很强，形式逻辑的作用像建造房子用的钢筋混凝土。好的科学理论能够从尽可能少的假设推导出尽可能多的新命题，这些新命题与经验相对应，可以通过经验或实验检验。例如，牛顿力学大厦就是通过三大定律推导出来的。通过上述阐释，我们可以发现科学至少有三方面精神。[3]

首先是逻辑精神。形式逻辑要求科学理论大厦中的命题可以通过基础性命题（所谓的公理或者定律或者假设）通过演绎必然地推出，命题之间不能相互矛盾。从自认为无可怀疑的命题出发，逐步建立起知识的大厦，将一切建立在十分清楚、极其分明的基础上是认识论的信条。形式逻辑是科学理论构建的必备工具，正如严复所言，逻辑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明其为体之尊，为用之广”。[4]冯胜利认为，“中华学术之振兴，必待逻辑振兴而后大兴。”[5]正是因为我们传统文化中相对比较欠缺逻辑，所以我们需要认真学习逻辑，更重要的是用逻辑方法来发现已有理论的缺陷和建构新的理论。

其次是求真精神。求真精神包括可证实性原则和可证伪性原则。求真精神就是有可能通过经验或实验来支持或者证伪它，既不能直接检验也不能间接检验的理论不是科学理论。可证实性原则是强调所有科学命题都要与人们的经验发生关联，通过经验得到证实。由于科学理论大都是全称命题和有些科学命题的抽象性，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很难成为判断是否是科学理论的唯一标准。为此，波普尔提出可证伪性原则，也就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借经验检验的方法被挑选出来：经验科学的理论体系必须可能被经验所驳倒。[6]可证伪性并非指已经被证伪，而是指可能被证伪。好的科学理论是有可能被证伪而没有被证伪的理论，一次次有可能证伪该理论的“反例”却变成了一次次证实它的证据。可证伪性标准打破了将科学理论作为正确的代名词的神话，使得我们看待科学的态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科学变成了试错，即“把科学的批判态度作为它的最主要特征。因此，一个科学家应当从这样一种观点来看理论，即这个理论是否能被批判地讨论，它是否使自己蒙受各种批判，以及它是否能经受得住批判。”[7]

科学具有逻辑一致性和可被经验或实验证实的特征可以引出科学的第三个精神：怀疑精神。怀疑精神分为逻辑上的怀疑和实证上的怀疑，与上文的逻辑精神和求真精神相对应。如果一个理论是内在不一致的，肯定会有命题是假的，这是逻辑上的怀疑。如果一个理论符合逻辑，但是不符合事实，这时就应该放弃这个理论，而不是让事实去符合这个理论。例如，西方的理论在逻辑上很好，在西方很有解释力符合经验事实，但用在中国可能就不行了，因为最先的那个基础性命题不是来自中国的。

学者是系统研究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专业人才，最有可能接近真理，学者应该以追求真理为志业。真理之所以可贵就在于揭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为人类更好地满足自身的需要提供了支撑。有的规律能够立马用上，有些可能在遥远的将来用上。学者“为学术而学术”的意义正在于学术可能赚不了钱但对社会有用，学术可能现在没有用但未来有大用。陈寅恪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非说学术要独立于社会而存在，而是指学者应该保持认知上的自主，不受权力和资本等影响，这样才会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目的。学术不是自娱自乐的活动，最终要有利于社会才有存在的必要，学术是现代分工合作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一种道德优越的存在。[8]

如果我们将人对知识的掌握分为识记、理解、应用和创造四个阶段，从识记到创造难度逐步增加，中国大多数学者对西学的掌握还仅仅停留在识记阶段，少数学者到达理解层次，极少数学者能够应用科学方法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等等，几乎没有几个人能够利用科学方法创造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大多数学者仍然只是读书人，只不过从以前一门心思读古书变成了现在以读洋书为荣。中国学者们从以前摇头晃脑的“子曰诗云”转变为现在摇头摆尾的“欧曰美云”。这类学者言必称希腊，言必称西方，西方的观念和制度成为了这些人的标准，作为评判中国政治社会的利器和变乱中国政治社会的法宝，从注释孔孟之道到注释西学经典，古道道统变成了洋道道统。有学者深刻指出，中国传统文人的所谓“知识”只不过是毫无价值的主观意见：“一代又一代古代中国的读书人（也包括现代那些无论什么专业，但未曾在精神上自觉，却又被含糊地称为‘知识分子’的读书人），一辈子所读、所记、所思的也就是前人的各种意见，这些意见因人而异，而且时过境迁后，常令人难以理解，要花很多时间去琢磨其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些工作耗尽了中国读书人的全部精力，导致这个民族虽然拥有大量的所谓‘知识’，但却从来没有实质性的进步。”[9]

2.3 社会科学的政治性

自然科学理论的优劣在于能否解释尽可能多的已知事实和准确预测未来。社会科学理论的优劣亦然。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自然界的规律没有地域性，只需要满足前提条件就有结果。社会科学是以人及其社会关系为对象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假设具有区域性，其规律也具有区域性。社会科学理论不仅仅用于解释和预测，而且常常成为建立社会制度的基础。社会科学的理论假设和依据社会科学理论提出的制度建议都有可能有政治性。社会科学理论涉及社会关系，假设性前提是对现实社会的抽象，抽象本身就有价值选择，这种价值选择可能是政治性的。社会主义中国选择市场经济以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已经成为很多中国经济学人的新道统，被披上了真理的外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自我标榜科学、中立和客观，而实际上建立在西方近代社会普遍接受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基础上，具有鲜明的价值观和政治性。新古典经济学至少有以下假设：第一，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行为；第二，为了追求自我利益，人们的行为是理性化的；第三，人们拥有必要的知识使其行为理性化并符合其自身利益；第四，人们和社会资源具有流动性，能够流向能实现最大价值的地方；第五，任何人都有能力自由进出市场；第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假定是当前的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是既定的。这些假定都蕴含特定的价值观。首先，当前的分配是公正的和合理的，也赞同现有的分配方式；第二，自由进出市场是竞争的基础，竞争的结果是合理的；第三，所有人都有能力自由进出市场，没有经济基础和教育资源上的区别；第四，人们没有情感和道德，与物体一样可以自由移动；第五，只有私人个人而不是父母或者中央计划者有权作出决定。[10]然而，现实中这些条件都不能满足，现实中的人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有人聪明有人愚笨，有人俊秀有人丑陋，财产继承和教育又扩大了这种不平等。人们不可能完全自由进出市场，人类也不能像物体一样自由流动，个人的决策总是或多或少受家庭和制度约束。建立在假定所有人都是聪明人或者都有资本自由进出市场的经济理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无疑有利于具有智力资本或者掌握了物质资本的人。假如某市出台一项政策，任何市民都可以自由购买五套商品房。然而，真正能够自由购房的无疑是有钱人，穷人连一套房子都买不起，哪能自由购买五套房？！马克思深刻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显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得出的结论不同也就毫不奇怪。

[1]王栻主编：《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2页。

[2]《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等译，2010年。第527页。

[3]柯华庆：《第三次变革》，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142-146页。

[4]王栻主编：《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026页。

[5]冯胜利：《从人本到逻辑的学术转型——中国学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抉择》，载《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6]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6页。

[7]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365页。

[8]柯华庆：《理性之思想 自主之精神》，载于《学术界》2012年第11期。

[9]李玉琪：《回到思想：从苏格拉底和孔子说起》，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3页。

[10]麦乐怡：《法与经济学》，孙潮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6—4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