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张叉教授对黄维樑教授所作的专题访谈由两部分组成，这里刊出的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即将另行刊发，详见：张叉、黄维樑,《加强“以中释西”文学批评，构建中国比较文学的话语体系——黄维樑教授访谈录》，《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曾与2018年2月8日在本公众号推送，详情请见文后链接。

      张  叉（1965—），男，四川盐亭人,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研究生，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建设专家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四川师范大学第八届学位委员会外国语学院分学位委员会主席，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文研究所第二任所长，四川省教育厅四川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外语课程研究中心第一任主任，成都翻译协会乡土文学翻译专委会主任，四川省比较文学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四川省高等学校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大学英语二三级考试委员会委员，四川省高中英语课程改革核心组成员，中国西部地区外语教育研究会副秘书长,国际学术期刊US-China Foreign Language与Sino-US English Teaching审稿专家，国内学术集刊《外国语文论丛》主编，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

黄维樑（1947—），男，香港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博士，原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美国马卡莱斯特学院（Macalester College）客席讲座教授，台湾高雄中山大学客座教授，台湾佛光大学教授，澳门大学客座教授，香港比较文学学会秘书，香港作家协会主席，香港市政局图书馆文学顾问，现为四川大学客席讲座教授，香港作家联会副监事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华文文学》与《外国语文论丛》等多个学术文化机构顾问，著有《中国诗学纵横论》、《香港文学初探》、《中国现代文学导读》、《中西新旧的交汇》、《从文心雕龙到人间词话》、《壮丽：余光中论》、《黄维樑散文选》与《迎接华年》等著作约二十部，同他人合编《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恳拓——台港学者论文选》与《爱读式文心雕龙精选读本》等著作若干部，作品入选各地选集、编入大学与中学语文教材，已获“梁实秋文学奖翻译奖”与“首届国际潮人文学奖散文奖”等奖项，主要从事比较文论和汉语新文学研究。

摘  要：本文是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张叉对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黄维樑围绕比较文学所作的专题访谈。访谈中，黄维樑教授回顾了“中美双边比较文学研讨会”与四川比较文学，总结了香港文化与香港比较文学，剖析了中国文学研究流弊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了数字化时代与比较文学，展望了中国崛起与比较文学新天地，阐述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特征与比较文学研究者应具备的基本素养。

关键词：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以中释西；《文心雕龙》；“一带一路”

张  叉：黄教授，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来访谈您，我感到很高兴。

黄维樑：张教授，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来接受您访谈，我也感到很高兴。

“中美双边比较文学研讨会”

与四川比较文学

张  叉：2016年7月1-3日，在四川省成都市京川宾馆举行了“第七届中美双边比较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The 7th Sino-Americ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ymposium”）。作为研讨会主办单位邀请的、来自香港学界的、著名的比较文学专家，您对这一届研讨会有何评价？

黄维樑：中美双边比较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始于1983年，大概是每隔四年一届，在中、美两国轮流举行，到今年为止，成功举办了七届，已有34年的历史了，很受重视，有深远的影响。首届会议由钱锺书先生和美国厄尔·迈纳（Earl Miner）教授主持，于1983年在北京举办；锺书先生在北京深居简出，不喜欢“抛头露面”；他出席是次会议，可能是“逼不得已”的，毕竟出席了，可见其重视。30多年来，这个会议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复兴，以及中外学术的交往，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本届研讨会在传承往届会议传统的基础上，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跨文化对话”为主题，持继探索，作中美比较文学之间的交流，贡献有目共睹。我应邀出席，深感荣幸。

比较文学学者应该在其母语之外，通晓两种或以上的语言。我在母语之外，能把握的是英语。读博士班的时候，修了法语和日语，考过了试；“日久失修”，都忘得差不多了。就此而言，我不能称得上真正的专家。您“言过其实”了，一笑。是次蓉城论文，中西学者少长云集。听各家说法，看各家鸿文，怎能不是漪欤盛哉，使我获益良多？至少有三篇论文以“世界文学”为论题，作者都是西人，视野广阔，不可多得。曹顺庆教授论的是“世界文学与中国学派”，开阔中有其坚毅，令人注目倾耳。其他高论，不能细说。开幕式有成都副市长傅勇林致辞，他用英语，讲市政与学术，流利得体；原来他学而优则仕，已有博士学位，专业正是比较文学。

张  叉：据我所知，在“第七届中美双边比较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还兼办了比较文学讲习班。您能就此介绍一下情况吗？

黄维樑：您刚才提到的讲习班是此会的另一特色，踊跃听讲者二百多人。这些年轻学者也是研讨会的听众，所以与会名家言无虚发，所嘉之惠，都入五百只聪耳；以言传播效益，其大无比。在研讨会宣读论文，往往只有10分钟20分钟，千里迢迢甚至万里迢迢就来讲10-20分钟，哪能“人尽其才”？兼办讲习班，让学者多有用武之地，善莫大焉。我也有幸讲了一场。从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办文学研讨会，港外远来的学者，我都安排他们到其他大学做演讲，就是基于这个考虑。

张  叉：把这次研讨会放在成都市召开，您认为有何特殊意义？

黄维樑：四川大学在成都，她的比较文学研究，在全国名声非凡，也为世界多国同行所重视。川大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丰硕，各种著作以及相关的中文英文学术期刊，甚有影响；像你们四川师范大学，四川多个院校，也有比较文学的课程；你们还有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成绩斐然；你们的曹顺庆教授又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会长。这次会议在成都举行，顺理成章。成都可说已成比较文学之都。这次隆重的国际性比较文学大会，举行地点是成都的“京川宾馆”；1990年代末有一次盛会，也在此宾馆，我也有幸参加。近二十年前那一次，开会时我对曹顺庆教授开玩笑说：“你们四川的比较文学的‘大军’，与北京的‘大军’，相会于此，地点正是‘京川宾馆’。有象征意义！”2016年这一次，是第二次较量？

张  叉：四川的高等院校在比较文学研究中越来越踊跃，显著的表现是积极创办专门研究比较文学的学术刊物，创办包涵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刊物，客座主编国际比较文学学术刊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曹顺庆，他主编的英文集刊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每年分上下半年在四川大学出版社版两辑，他主编的国际英文期刊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每年在美国出版四期，他主编的中文期刊《中外文化与文论》是CSSCI来源期刊，每年分上、下半年在四川大学出版社版两辑，他主编的《比较文学报》是全球发行的专门的比较文学报刊，他应邀客座主编了若干期的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是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的国际A级学术期刊，在普渡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刊物在比较文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傅勇林主编的中文集刊《华西语文学刊》设有“语言文字研究”、“语源研究”、“译学研究”、“比较文学与文论研究”、“语言教学与改革研究”等栏目，每年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一辑，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您怎样看待这一现象？

黄维樑：您做了很好的说明，我再补充一点。前几年，我收到你们曹顺庆教授主持编撰的《中外文论史》（2012年12月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第1版）这套大书，启册悦读，心领神会，一直赞叹无己。执笔者有曹教授等数十人，耗时前后20多年，凡四卷共八编，连目录、前言、参考书目、后记，共约4180页，是煌煌巨著，是中国外国迄今唯一一本广泛涵盖中国外国文学理论的史书。主编者把世界的文学理论史从古希腊、中国、印度作为第一个阶段开始，共划分为七个阶段，每个阶段占一编的篇幅，一个阶段为时三数百年。七编为：“中外文论的滥觞与奠基”、“中国两汉、古罗马与印度孔雀王朝及贵霜帝国时期文论”、“公元三至六世纪的中外文论”、“公元七至九世纪的中外文论”、 “公元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外文论”、“公元十四至十六世纪的中外文论”、“公元十七至十九世纪的中外文论”（二十世纪的中外文论不在本书的范围内）；七大编有如世界七大建筑；加上第一编（有如建筑群的中央大厦）“中外文论的纵向发展与横向比较”，全书共八编，八编之前还有主编者的《前言》和《导论》。

此书涵盖的国家有中国、希腊、印度、罗马、埃及、阿拉伯、波斯、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美国，跨越欧亚非美四洲，跨越不同的文明。在视野、规模方面，远非William Wimsatt 和Cleanth Brooks 的A Short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以及 Rene Wellek 的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所能企及。此书的总体性、全面性、宏观性厘然可见。这样的一套总体性《中外文论史》，诚为中外文论学术界的首先创制。如果目前汉语的国际性地位可与英语看齐，或者如果此书有英语等外文译本，那末，这部宏微并观、纵横比较、内容富赡、析评精彩、彰显中国文论价值的《中外文论史》，是在国际文论学术界响亮“发声”了。

张  叉：2015年，四川师范大学大西南文学研究中心成立，次年创办中文集刊《大西南文学论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寿桐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理事、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白浩任主编，每年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一辑，集中、重点研究包括四川在内的大西南的文学。您怎样评价这种区域文学研究的热潮？

黄维樑：朱寿桐博士是澳门大学中文系的“杰出教授”，学博识卓，我认识多年，对他非常钦佩。他与白浩教授主编这本季刊，必有可观。很巧，他们今年底有“旧体诗写入汉语新文学史”的专题，几个月前向我征稿，8月底我已遵命做了功课，交卷了。顺便一提，朱寿桐教授主张用“汉语新文学”来代替别扭的“现当代文学”名称，我发表过文章支持其说。

说到你们四川学人办刊物，我也阅读过您2008年开始主编、出版的中外文学术集刊《外国语文论丛》，刊物办得很好。您能够在大约十年前私人创办这么一个集刊，而且一直坚持到现在，有眼光，也有勇气。办这样的学术刊物在经济上是要倒贴的。当今拜金成风，您如此坚持，能难可贵。我们应该多鼓励和支持这样的工作，这也正是您向我约稿我立即就答允的一个主要原因。我注意到，给这本集刊撰稿的学者不只是你们四川师范大学校内的，还有电子科技大学、成都理工大学、西华师范大学、西南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大学、重庆交通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大学、香港教育学院、Lehigh University Bethlehem、Simon Fraser University与Canada Global English College等校外、省外乃至国外的，说明您办刊是开放性的，路子很好。现在这本集刊已入选中国知网，这是对您工作的肯定。正如您所期待的那样，这本集刊可以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做一些事情。您告诉我，即将出版的第7辑开辟了“比较文学研究”栏目，一口气收录了5篇文章。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国际交流，写这5篇文章的有中国学者，还有外国专家，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张  叉：要进一步提高这本集刊的质量，该如何着手才行？

黄维樑：如何提高学术刊物质量的问题，说来话长。有的刊物组稿、审稿都比较严格，这有助于提高刊物的水平。然而，知识天地极为广阔，即使编者博学，也不可能鉴别一切稿件的优劣得失。请专家匿名审稿是提高稿件素质的一个办法，但这样做成本必定大大提高，出刊周期也必定长了。还有，专家审稿也不保证素质必然提高。1996年美国发生的Sokal Hoax事件，说明名学刊名编辑保证不了品质。事实上，那个Sokal Hoax事件中，著名学报Social Text编辑部鉴别后刊登的，是一篇弄虚作假、错漏百出的所谓论文。

张  叉：比较文学是同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向您请教香港比较文学的问题之前，想先就香港的文化问题向您请教。香港由一个落后的小渔村发展而来，其人来来往往，聚聚散散，流动性极大，且从殖民时期开始算，只有短短100多年的历史，难怪余英时说“香港根本没有文化”，林怀民说“香港是文化沙漠”。您在1985年华汉文化事业出版公司出版的著作《香港文学初探》的代序《香港绝非文化沙漠》中，驳斥了香港“没有文化”与“文化沙漠”之说。请您谈谈这个问题好吗？

黄维樑：林怀民是个舞蹈艺术家，讲话夸张一点，想当然一点，情有可原。余英时毕业于新亚书院，是个历史学者，1970年代且担任过香港中文大学的副校长，竟然说“香港根本没有文化”，我只有为他这样一位“大师兄”（我也毕业于新亚书院，不过我入学时，新亚书院已连同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合起来成为香港中文大学）感到难过。1985年他发表“香港根本没有文化”那篇文章，我随即写了八九千字的文章加以批评，题目是《香港有文化，香港人不堕落》。文章当时发表了，多年后收于拙著《中西新旧的交汇：文学评论选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我至今难以理解，历史学者竟然完全做不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文心雕龙·知音》语），论点可以如此偏颇。

张  叉：香港文化的特色是什么？

黄维樑：香港文化（包括文学）文学向来活泼纷繁。中与西，古与今，雅与俗，二元且多元；文化关键词词头multi-，后殖理论的形容词hybrid，是陈腔滥调，用来形容，却最适合不过。学术界似乎没有香港文化史一类的著作。我尝试把香港文化的发展分为四期：早期至1911；1911至1949；1949-1997；1997至今。对最近三四十年，可以《清明上河图》的“超级现代豪华版”来形容香港的广义文化图像；首位特首董建华的国际都会文化大愿景，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专题的“New-Lon-Kong”即纽（约）——伦（敦）——（香）港，值得特写一番。

香港的社会福利不差，还有不薄的“文化福利”（我自铸的词语）：“九七”前后，政府最近二十多来对文学和其它艺术的拨款支持，每年都有二三十亿港元。相比于我国和世界各大城市，香港文化的成就有多大多高？这要通过具体而细密的比较才能得到论断，难矣哉！以“通俗”文化而言，金庸的武侠小说享誉华人世界；“双龙出海”（我自铸的另一词语），李小龙和成龙的武功电影，流行到海外，从北美满地可到南非开普敦，都有诸色人等的粉丝。我们可以说：香港文化的扬名，有赖于香港武功的给力。

张  叉：1950至1970年代，内地的比较文学一度消沉、中断乃至寂灭。在这一历史阶段，香港乃至台湾的比较文学则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黄维樑：比较文学研究的是不同语言、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学，剖析比较其异同，或追寻其相互影响的轨迹。比较文学兴起于19世纪的欧洲，美国在20世纪接其绪；而比较的兴趣和论述方法，则源远流长。20世纪比较文学作为学术专业进入中国之前，清末的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学时，就已一边阅读一边比较：中国小说和法国小说的起笔有何不同？狄更斯和司马迁的文笔，谁更超卓？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比较文学在中国兴起并发展；1950至1970年代，内地的比较文学变得消沉以至寂灭。

一方罢唱，另一方则登场。1950年代开始，海峡对岸的台湾，学术文化受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影响越来越大；留美之风大炽，“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成为青年学子的口头禅。在台湾，比较文学在1960年代兴起，至70和80年代而大盛。

1970年代中叶开始，在香港中文大学，短期或较为长期，从事中西比较文学教学和（或）研究的华裔学者，包括余光中、梁锡华、笔者（以上属于中大中文系），袁鹤翔、周英雄、郑树森、王建元（以上属于中大英文系），另外有美国人李达三（John Deeney, 属于中大英文系，具台湾背景）；在香港大学，则有锺玲和黄德伟。

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次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大学召开。会议汇集了内地老中青不同年龄段的比较文学研究者，香港的一些同行则赴深圳参与盛会；说到交流互动，这是个“华丽登场”。就记忆所及，香港中文大学的袁鹤翔、李达三、周英雄和笔者都出席；“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每人都做了演讲。我讲了一两场，内容是美国的新批评，以及加拿大佛莱（Northrop Frye）的原型论（archetypal criticism）。在1985年稍前和以后到中大访学的内地文学学者或比较文学学者，络绎于途。他们在中大一般居留一个月到三个月，与中大英文系、中文系和（基本上由中英文系讲师教授组成的）“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中心”成员交流，他们在中大图书馆阅读查看各种资料，与若干中大学者从事合作研究，参加学术研讨会或座谈会，或主持讲座。

张  叉：在香港的比较文学中，为何是香港中文大学而非其它地方成为了香港比较文学最为重要的园地？

黄维樑：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汇之城，知识分子的言谈与书写，常常喜欢中文与外文（主要是英文）夹杂、中华事物与西方事物比较，文学学术界早有中西比较文学的土壤。1970年代中叶开始，一些具台湾背景和留美经历的文学学者，加上具香港背景和留美经历的文学学者，先后到香港的大学任教；天时（美国和邻近的台湾，此时比较文学大盛）、地利（香港有中西交汇、中西比较的土壤）加上人和（进来了具有留美经历的学者），于是在大学里特别是在香港中文大学里，比较文学赫然出现。

1997年香港回归，首任特首董建华1999年的施政报告，表示把香港定位为“亞洲國際都會”；说在文化方面要见纽约、伦敦之贤而思齐。差不多与此同时，美国《时代》周刊有专辑论九七后的香港，封面的专辑标题是“自铸伟辞”（这四字出自《文心雕龙》）式的“New-Lon-Kong”，意思是香港很可发展成为纽约和伦敦一样的国际大都会。1960年代起香港经济快速发展，衣食足而后知文化，香港又长久以来中西文化交汇；因此，1980年代的香港，虽然不是什么纽约或伦敦，但如果说是小纽约或小伦敦，应该不会引起太大的异议。以言西方文化，纽约、伦敦之外，应该至少加上巴黎。1980年代的香港，可说是迷你型的纽约、伦敦、巴黎，是个“小纽伦巴”（a mini-New-Lon-Pa）。香港的华裔学者与内地的学者同种同文，都是所谓“龙的传人”；内地学者尤其是年青的一代，要窥探、接触境外以西方为马首的文化学术新世界,香港地利人和，是经济便捷的首站。

张  叉：您能具体谈谈香港中文大学是如何在香港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吗？

黄维樑：上述中大中文系和英文系的学者，多少都参与接待和交流活动，我是较多参与者之一。所费心血、时间、精力最多的，是李达三。他拟定计划、筹措经费、接待访客、安排活动、合作研究，日以继夜，工作繁重。1985年，当时40岁的刘介民到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以后多次到港，和李达三从事比较文学合作研究。二人多年多番互动，编印了多册资料集和文集。刘介民和李达三的关系，亦师亦友，延续了30年，见证了港、陆两地交流互动的盛况。曹顺庆是当年另一位到中大访学的年轻学者，他曾与我合作编印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垦拓——台港学者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一书，我在此书的序言写道：

中文大学是香港以至台湾、大陆比较文学的重要基地。德国的海德堡和日本的京都，都有“哲学家之径”。在我看来，中文大学的山村路、中央道、士林路可连成一线，谓之“比较文学家之径”。香港的、台湾的、内地的、其他地方的比较文学学者，在这条路上行走，或上学，或回家，或前往参加研讨会，或回宾馆休息，他们在山径上沉思冥想，柳暗花明，涉及的常常是比较文学的问题。李达三、袁鹤翔、周英雄、朱立民、锺玲、乐黛云、张隆溪、雷文(Harry Levin)、奥椎基(A. Owen Aldridge)等等，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比较文学的足迹和思维^[1]。

前文已提到刘介民、曹顺庆，引文述及的乐黛云、张隆溪，此外还有谢天振、王宁等等，都是内地学者。

20世纪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有精神分析批评、英美新批评、现象学批评、神话与原型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解释学批评、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可谓风起云涌，西风吹遍全球。求知若渴的内地年轻学者，在“小纽伦巴”取西经，往往大有收获。返回内地后，他们继续努力，不少人争取机会出国进修。凭着聪颖勤奋，加上运气，很多当年似云而来的青年学者，都平步青云，在各地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学院院长、学会会长、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当年的萌芽学者（budding scholar），其茁壮、成长，多少都蒙受了香港中文大学的阳光和雨露。

张  叉：有大陆学者在著作中写道：“香港自1997年回归大陆以后，西方中心论被迫隐退，带来了多元文化的繁荣，形成了比较文学的新的国际性。”“回归比较文学及其诗学本身的研究倾向正悄然兴起。例如，黄维樑等人就不断在比较诗学研究中努力发掘传统诗学在现代的阐释作用，尝试进行中西诗学的互释、互识、互证和互补。”您赞同这种判断吗？

黄维樑：香港在英国殖民地时期，整个社会有相当程度的英国化，或者说西化。不过，在香港，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有强大的生命力；香港本来就以中西合璧的多元文化为其格局。1997年回归之后，基本上维持这个格局。至于您上面所引和我有关的说法，要知道，我早在大学时期（1965-69年），已引用《文心雕龙》的论点写作文学评论（当然也引用英美的理论），如评论余光中的作品；1983年已有正式的学术论文，比较刘勰与“新批评家”（The New Critics）对结构的看法；1989年在研讨会上指出《文心雕龙·辩骚》是现代实际批评的雏形；1992年在研讨会上发表论文，用《文心雕龙》“六观法”析评白先勇的小说《骨灰》。这些“发掘传统诗学[用于]现代的阐释”的作为，都在1997以前好多好多年。以上所说，请参见拙著《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香港：文思出版社，2016）一书，特别是第276页。

中国文学研究流弊

与中国比较文学

张  叉：您在去年文思出版社出版的专著《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第一章中指出：“20世纪西方文论百川争流，自有其多姿与壮美之处，让中华的文学研究者得益，开拓视野，增加批评的资源，有非常丰富的收获，但其流弊也不少。”^[2]请问，其流弊主要有哪些？

黄维樑：有些西方文论，提出者为新而新，新造一大堆词语概念，所谓jargons。他们可能患有科学有用、人文无用的自卑症，力求人文学论文向科学研究看齐，新造的“术语”更多，书写更为technical，结果是制造了大量的“艰难论文”。这些“论文”，术语搬来搬去，而做的研究原地停着。中华学者引入西方文论的流弊之一，就是制作了这类“艰难论文”。在1960年代中叶，哈佛大学文学教授Douglas Bush，以及后来芝加哥大学教授Wayne Booth,还有中华学者钱锺书和夏志清等，对此现象已痛心疾首过。上面我提过Sokal Hoax。约二十年前纽约大学一位理科教授Alan Sokal，“写作”一篇文科理科结合的“论文”，搞了个恶作剧，所谓Sokal Hoax，拆穿了艰难文论的西洋镜——真的是西洋镜，美国的文论界大为骚动。这些西方文论的流弊、恶习如此，但崇洋慕新者现在仍然很多。十多年前我发表了《唉，艰难文论》，可说是讨文论“恶性西化”的檄文。

张  叉：中国比较文学已经陷入绝境了吗？

黄维樑：近年比较文学学术界有几个热门议题，其一是危机论。一些美国学者认为比较文学陷入危机，甚至已死亡。我不以为然。比较文学学者可从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跨文化研究、翻译研究、世界文学研究（这是近年一大热点）；什么都可以，正如刘象愚教授说的，只要是以文学为本位、以比较为方法的就行；目前中国的比较文学繁荣兴盛。没有危机，但令人不安的现象之一是，我们有沉重的负荷：相关文献读不胜读。

张  叉：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内地的比较文学出现转机，继而迎来新气象。您怎样评价内地近四十年来的比较文学？

黄维樑：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内地的比较文学逐渐复苏、发展而至繁荣，现在如日方中，声势浩大。上面讲述2012年曹顺庆主编《中外文论史》的出版，这是内地的比较文学“声势浩大”的例证之一。您和我分别谈到的其他比较文学刊物和种种专著，以及种种相关学术活动，亦然。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四十年的发展，国家经济发达，社会日进，国力强大。内地学术人口众多，“势大”不必说，近年更颇为“财雄”。学术文化发展快速，人所共见；有时我们几乎可以联想到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气势。尽管学术腐败的事件时有发生，学术成品良莠不齐（而实际上如何评比学术论著价值的高低，向来是困难的事，《文心雕龙》对评价之难，早有卓论），目前内地的学术文化，可以用非常兴旺来形容。学术界大幅度向西方开放，“海归”的留学生数目增多，中西的交流互动频繁，中西兼通的年轻一辈学者日增；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其发皇有了良好的条件。中国经济强大了，文化输出的呼声日高，建立中国学派（或建立具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理论）的意识日浓；有数十年来的学术积淀，成派的底子厚了。中国学派？学够强，则派可立。而建构中国学派的主力，无疑应该是内地的学者。

张  叉：从历史来看，香港与内地在比较文学发展方面是不平衡的，您能就此作个简单的勾勒吗？

黄维樑：文革期间万马齐喑，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包括比较文学等活动大多停顿。在此内地非常时期，香港正常发展；学术思想和研究实绩，在刚开始改革开放的内地学术界看来，这小岛在好些领域包括比较文学都领先了大陆。但是，时代和形势会变化，领先可能变为滞后；反之亦然。

大概是1993年的春天，我和李达三教授等到北大开会，讨论用英文编撰的中国文学术语手册一事。我们在开会期间，收到新近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诗学大辞典》（The World Poetics Dictionary）。这大开本的数百页巨册，由乐黛云、赵毅衡等主编，数十位内地学者撰稿，且由钱锺书题写书名。这是又快又好的学术成果的佳例。内地的比较文学学报，如《中国比较文学》、《中外文化与文论》多年来持续出版；已面世的比较文学专著琳琅满书架满书室；比较文学在大学里成为重要的学术专业；不同性质和规模的比较文学研讨会，在国内不同地方经常召开，连全球性的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也定于2019年在国内举行了；内地背景的张隆溪且于2016年当选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会长。香港的比较文学呢？香港中文大学校园里的“比较文学家之径”呢？在20世纪末，郑树森、周英雄、袁鹤翔、李达三等都已先后离开中大，以后英文系和中文系的教授，或者由于学术经历不符合研究要求，或者由于学术兴趣不在此，就渐渐地少见与比较文学相关的活动了。香港的其他大学，就我见闻所及，似乎也少有把比较文学，特别是中西比较文学，当作一樁大事。不过，如果从中国比较文学的“阐发派”角度来看，香港的学者，引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的，至今大有人在，然则比较文学可说仍然生存。

张  叉：您最近提出了“比较文学是数字化时代的企业”的观点，能在此谈谈这个问题吗？

黄维樑：我在《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笔谈文章，题目叫《比较文学：数字化时代的企业》（“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n Enterprise in the Digital Age”），提出了“比较文学是数字化时代的企业”的观点^[3]。

曹顺庆教授认为，比较文学应该进入跨文化研究的新时代。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是跨文化的，跨的主要是欧洲各国间的语言与文化，例如，研究英国与法国、法国与德国间文学的相互影响。曹顺庆教授的跨文化研究，范围扩大了，指的是中国与西方之间文学（包括文论，下同）文化的研究。他认为，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可使东方和西方的异质文化得以对话、沟通、交融，可以起到缓解文化冲突的作用。跨文化研究涉及的文献数量极大，其实际操作已成为一个学术企业。要企业成功，我们必须有博学、投入且勤奋的研究人员，这方面的人材虽然难得，我还是衷心支持曹教授的主张。这次中美的学者济济一堂开会，正是一种跨文化对话。

文明日进必然导致资讯日增。比较文学开始时，相关资讯如池，后来如湖，后来如海，海越来越大。昔日比较文学的业务要成功，借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我们要武装起来面对一海的资讯；现在是数字化时代，各种相关的资讯四方八面以飞翔船的速度汹涌而来，比较文学学者如要其“企业”成功，首先能否“武装”起来，面对汪洋一般的资讯？目前中国经济的GDP仅次于美国；我猜想，中国在文学研究方面的GD“P”已超过美国了。这里的“P”指出版物（publication）。这一猜想，在我最近读报后，更觉可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赵玉山撰文指出，2016年中国的人文社科类图书出版，竟达34万5千种这个惊人数字，印数总量更高达54.5亿册；其中文学类书籍所占比例极高。赵玉山的文章刊于2017年8月22日出版的《中国出版传媒商报》页3和页6。出版物数量如此庞大，相关的学术机构如何搜集资料，加以分类、储藏、编目，如何使研究人员阅读、消化、研探、评价，然后凭其勤奋用功、慎密思维，进一步研究，推陈出新，得出成果——您说，是不是得有类似企业管理的精神与制度才行？

张  叉：比较文学形成数字化时代的“企业”的负面后果是什么？

黄维樑：如果没有形成“企业”，或者企业的管理不善，则弊端一定出现。这里只举“不能消化”、“不慎评审”的论文写作与发表一个事例。巴赫金发现小说有“复调”；我们发现身处的社会“多调”、“多声道”——这是个多元文化的世界。文学学术界有好声音（有些来自“美国之音”），也有噪音。教授们从院长经费预算中拿到研究资金，院长们不时发现交来的研究成果充塞了学术噪音。噪音的形成，因素之一是研究者对学术界的论著未能好好消化，或者研究者喜作惊人的“艰难”议论。“艰难论著”就是一种学术噪音。20年前有美国有“骚哥恶作剧”（Sokal Hoax）事件，是对艰难论著的一大讽刺；今天我们还有许多难懂的论著。Douglas Bush、钱锺书、Wayne Booth等先后呼吁，请同行写出令人读懂的文章；我应和他们的呼声。

在数字化时代，知识资讯爆炸以至过剩，评论界常有“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这里引的是约1500年前锺嵘的说法）的现象；不过，意见领袖或权威迟早总会崛起。比较文学界也如此。新的理论、范式会先后登上学术的舞台，然后，让我再借用莎翁在《麦克白》里面的话，很多学者会像聪明愚人一样，在舞台上讲啊讲啊，时刻/日日/月月/年年之后，就再也没有声音了。

张  叉：如何才能把数字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企业做大、做强？

黄维樑：尽管如此，比较文学在沟通不同文化民族等方面，还是大有价值的。从事的人，兴味浓郁，有时同行间交流，像是个斯文安静的“狂欢节”，就和2016年7月成都的研讨会一般。中美的比较文学种种活动，数十年来取得巨大成效。比较文学这个大企业，值得大家同心协力的付出。我们要喜悦地“武装”起来，面对人文资讯的大海洋－－也许就像中国古代的愚公一样，努力不懈，对待眼前的大山。

张  叉：比较文学的研究同国运密切相关，国运兴则研究兴，国运衰则研究衰。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释了“中国梦”，为中华民族描绘了美好的未来。您对“中国梦”有何评价？

黄维樑：比较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国运兴则文化兴旺、研究精进。“中国梦”就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目前我国已离“小康社会”愈来愈近；习近平先生雄才大略，在上下一心、全民努力的配合下，此梦必圆。

张  叉：“中国梦”同“美国梦”、“欧洲梦”在内容上有共同之处吗？如果有，主要是什么？

黄维樑：基本上没有分别，都是希望富强、幸福、世界和平。要说分别吗？有中国特色的富强、幸福、和平，就是多了中国文化的色彩。中国圆梦了，“己达人达”，我们尽可能惠及世界其他各国。如此则世界大同有望。

张  叉：近代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苦苦探索强国道路，纷纷把眼光投向西方文化，在西学未果、自强日盛的背景下，又把目光投向中国文化。2009年，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提出“恢复繁体字”议案，2015年，著名电影导演冯小刚呼吁“恢复部分有文化含义的繁体字”，2015年，著名学者乐黛云重新提出以“和而不同”理念重构世界秩序，国学之风渐盛。您认为，中国文化将来会回归到传统的道路上去吗？如果会回归，那么可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回归？

黄维樑：恢复繁体字这议题，兹事体大，非常非常大。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一定极多。此处不论。“和而不同”说可促进世界各国和谐共处，这是个理想，但知易行难。至于国学，我们当然要认识、研究，吸收其精粹。我想起北大中文系提倡过的“守正创新”精神。“正”应该就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精粹，如德行中的仁义礼智信。缠足纳妾抽鸦片这些，今天当然绝对没有人会重新提倡。回到传统？传统内容千汇万状，回到传统的什么事物？很多传统文化理念都不是“小葱拌豆腐”那样一清二白的，比如“天人合一”。又如“不时不食”这句老话是否今天仍然适用。就算在集思广益的充分讨论、定夺后实行，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还是不能通通定于一尊二尊的。时代变了，从其异者而观之，比起古代，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文化极其多元，社会万花齐放。当然，从其同者而观之，则仍然有普世的核心价值。

张  叉：2013年9月与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这为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请问，如何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同这一战略构想有机结合起来？

黄维樑：比较文学的研究天地，一向极为辽阔。“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好好实行，对我国和其他相关国家，是双赢——应该说是多赢。如果比较文学要与“一带一路”结合，那只是多一些“聚焦”而已：聚焦于一些沿线国家文学的比较研究。例如，古称波斯的伊朗，有奥马卡阳穆的《鲁拜集》（Rubaiyat；近读潘建伟的新书，他提到这本诗集的另一个译名《醹醅雅》，确为雅译），此书早有中文翻译，也有不少研究，我们大可加强研究。当然，没有翻译过、研究过的沿线各国作品极多，都是可以增加的对象。上面才说“守正创新”，这样做正是开辟研究的新天地；过去大家拿作比较的，多是西方国家。

张  叉：确如您刚才所言，“过去大家拿作比较的，多是西方国家”。“一带一路”朝西，沿线的是中亚、西亚、欧洲诸国；朝东，沿线的是北朝鲜、南朝鲜、日本；朝南，是东南亚、南亚、非洲诸国。就比较文学研究而言，欧洲国家早有涉猎，而中亚、西亚、东南亚、南亚、非洲国家则鲜有问津。比如印度，它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文化、文学的传统非常悠久，成果非常丰硕，又是中国的近邻，但是中印比较文学研究的工作却十分滞后。这种状况，如何才能逐步加以改变？

黄维樑：就我所知，北朝鲜、南朝鲜、日本、越南、印度等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包括其相互影响，都有人做了研究。例如：日本的《源氏物语》与我国《红楼梦》的比较，韩国诗话所传承的我国诗话的比较等。深圳大学的郁龙余教授，对中印文学和文论也下过大功夫，取得好成果。历史悠久、作品纷繁，我们的比较工作是做不完的。

比较文学学科基本特征与

张  叉：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特征，在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是“开放性、边缘性”，而有的学者则认为是“跨越性”，即“跨国、跨学科、跨文明”。您的高见是什么？

黄维樑：“跨越性”这一点不用解释。不跨语言、国族、文化，如何比较？平行研究除了不同语言、国族、文化的文学本身的比较研究之外，还包括文学与历史、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绘画、文学与音乐、文学与电影等等的研究，这些当然又是跨学科的。文化与文明的意义，有时是重叠的；文化可以包括文明，文明中有文化。说跨文明，当然也没有问题。至于开放性，在开放的社会（所谓open society）,在不违法、不妨碍他人自由的前提下，学术研究当然是开放的。国家“改革开放”了三十多年，开放性还是问题吗？

至于“边缘性”，则是个相对的说法。领土的边缘性，一看地图就了然。学术研究的中心与边缘，却并不绝对。外国学者，如果人人都在研究大陆的文学，你偏偏研究香港的，你属于边缘；香港文学方面，如果人人都在研究金庸，你偏偏研究黄维樑，你属于边缘。如果人人都在研究杜甫，你偏偏醉心于研究皮日休，你属于唐诗研究的边缘；如果你是研究生却坚持如此，你的导师可能对你说：“皮同学，你如此边缘，今日可以休矣！”但你可以一直坚持，大不了是换个导师。

 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其边缘性？研究比较文学的，如果能够有钱锺书博学和勤奋的若干分之一，研究后发表成果，在大学者之后，进一步证明“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这样的学说，对促进世界文化大同的认识，对加强全人类“民胞物与”情怀的了解，以期尽量消弭争端、促进和谐共处有帮助，则比较文学之为用大矣哉！愈来愈多学者研究比较文学（当然不是为了证明上述的观点才研究它），成果丰硕，成为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怎样会是边缘性？

张  叉：您认为，一个人要作好比较文学研究工作，需要具备哪些基本素养？

黄维樑：在我看来，一个人要作好比较文学研究工作，需要具备以下四点：

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古希腊神庙说的Know thyself。

其次，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再次，要有良好的外语修养。

最后，要不忘中华文学、文论。

我的回答，不过是一个老生常谈而已，仅仅供您和其他同行参考——应该说是我与大家共勉。

张  叉：黄教授，您拨冗接受我的访谈，耐心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我很感激。

黄维樑：张教授，我们都是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同行，能够和您交流，我很高兴，很感谢。

[1]黄维樑，《序》，黄维樑，曹顺庆编，《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垦拓——台港学者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2页。

[2]黄维樑著，《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香港：文思出版社出版，第13页。

[3]黄维樑，《比较文学：数字化时代的企业》，《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12页。

收稿日期：2017-09-16

基金项目：2016年四川省社科规划基地四川省比较文学研究基地项目“比较文学中外名人访谈录”（项目编号SC16E036）阶段性研究成果。

（详见：《外国语文论丛》第7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版，第63—79页。）

主编：李伟荣

编辑：张 柠

校对：郭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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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推送的第793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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