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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偷”,想办身份证

澎湃人物 2024-03-03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澎湃新闻 Author 澎湃新闻

记者|葛明宁
实习生|巫茂杰 姜辛宜
编辑|彭玮

没有户籍的流浪汉王超知道,相信自己说话的人不多。

去年11月底到12月初,有律师在试图帮他解决没身份证的问题,带他去当地公安机关采血,与打拐DNA数据库里现有的样本进行比对。采血之后,他把和律师的微信聊天转给一个朋友,意思是,不会再出去偷,怕新的犯罪记录影响自己办这张证件,所以,欠对方的钱暂时还不上。

目前,王超仍寄希望于打拐DNA数据库能帮他找着父母。

2023年10月,他被抓了一回,关押22天后取保候审。王超对抓他的公安民警说,自己没身份证,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姓名,找不到正经工作。

他记忆的起点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自己被一个住在重庆农村的“养父”在腿上烫出一个大疤,逼着上街乞讨。2000年左右,“养父”组织儿童违法犯罪的事实败露,进了监狱。他从此打零工为生,逐渐成了社会边缘人。

他不时滑入偷盗钱财的沟坎里,也与人建立了虚虚实实的情谊,他感到疲惫,他想回归主流生活。


01


“黑户”

王超寄居在成都市边上的一个茶铺里。老板娘能干,在农屋边上,搭建起一个塑料布蒙住钢架的茶水间,茶客们惯于自己添水。自带保温杯的老大爷什么人都见过,所以,在这里,王超可以放松地说自己的过去,比如,自己吸过毒。

王超在茶铺内自己寄居的小屋。澎湃新闻记者 葛明宁 摄

“我见过吸毒的。”八十多岁的大爷说,很久以前,见过一个眼泪鼻涕满脸的人;甚至,王超说自己偷,老人们也会露出上了年纪人的怜惜,说他是迫不得已。

老板娘付姐今年六十多岁。她说,不害怕收留看上去四十多岁的王超。虽然“王超”只是十多年前用过的假名之一,那时候假身份证还可以在找工作时蒙混过关。在相熟的人之间,大家更习惯喊他的绰号“眼镜”,因为他从小深度近视。

一个雇佣过他的小包工头说,还以为王超是“一个捡垃圾的”,挺可怜,所以有活的时候论天数雇他。

付姐三四年前在城里当环卫工人,打麻将和王超认识,看他拮据得不吃午饭,会喊他一起吃饭,给他买一包烟。

王超去年又偷了一回,但付姐笃信王超不会偷店里的东西。她偶尔给他两百元钱零花。作为回报,王超在茶铺里端茶倒水。

付姐的茶铺还收留了另一个流浪人员“胖娃儿”。“胖娃儿”说话不太连贯。他说自己叫“罗耀福”(音),但也没法对记者自证。

茶铺里的“胖娃儿”。澎湃新闻记者 葛明宁 摄

王超和胖娃儿早就在街头认识,十多年前,他在打工,晚上在酒吧里玩,出来被看着没成年的胖娃儿一把抱住要钱。一时有包括胖娃儿在内的六个孩子聚拢过来,王超想,自己也有过这种时候。他请这六个孩子吃了炒饭,买了几包烟。

为王超提供援助的律师坦言,为王超办理身份证的路很长,因为仍未找到王超的亲人。根据现行《身份证法》《户口登记条例》,办身份证需要先有户口,而办户口一般需要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去申报,弃婴也需要有收养人,或者育婴机关。

2015年底,国务院办公厅曾发布《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确定8类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的总体方案。

前述律师亦表示,曾查阅到2017年司法部出台文件,要求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嫌疑人存在缺失户口问题的,帮助其解决。

但在实践中,仍有不太畅通的情况。两名在不同城市从事相关救助的公益人士表示, 官方、民间投入不少力量为没有身份的流浪人口根据血样、口音等寻找家乡。能找到的,有些人的当地户口已被注销,也没近亲愿意接收。这时,一些地方的福利部门可以提供集体户口,也有地方“不理”,需要志愿者上门做工作。

还有一些人,找不到家乡。这种情况下,具体落户在哪儿,并无定论。记者梳理了近些年各地为救助流浪乞讨人员出台的相关要求,一部分提及,能落户在长期流浪地区的是,“在民政部门设立的救助站滞留满三个月的”。

但是,根据2003年公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能在民政部门得到长期安置的,是“因年老、年幼或者残疾无法认知自己行为、无表达能力,因而无法查明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也无法查明其户口所在地或者住所地的”;除此之外,受助人员在救助站滞留 “一般不超过10天”。由此,有公益人士解释,王超这样并非残疾人或精神障碍患者的流浪汉想落户,“找不到一个牵头部门”,总靠“特事特办”。

据他了解,由于落户的人能享受当地包括低保在内的福利,地方政府担忧,一旦在本地落户变得容易,其他地区的流浪人口也往这里来,导致流浪人员增多,财政负担加大。

要解决这问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曾在《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刚出台时表示,解决户口是好事,也要注意到流浪乞讨是复杂的社会现象:“一方面可以通过教育引导,让流浪人员认识、学习更有尊严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也要与原户籍政府当地责任挂钩,再次出现流浪乞讨情况则要追责问责。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现象,还是需要政策与当地政府相结合,而不是民政部门隔空喊话。”

推广、普及的实名认证。澎湃新闻记者 葛明宁 摄

王超自称有一门汽车美容的手艺,是在重庆跟一个汽车美容店的店长学的。他一度拿假身份证打工,过得挺牛气,快过年就辞了工打麻将、到处玩,和老板吵架也不当一回事,觉得自己总有地方去。

近十几年来,汽车美容行业逐渐正规化,想靠假证混越来越难。“现在工地上都要刷脸。”王超说。

在他曾偷窃过手机的闹市区,记者随机走访了五家汽车美容店,其中四家表示不招没有身份证的人,其中一名经营者表示,警方会前来检查员工身份证,主要目的是防止出现童工。


02


难洗脱的自卑

王超一直没有身份证,意味着没有具体的信用记录,打零工时就会碰壁。雇主一般要思忖再三,这人会不会做几天就跑了,会不会手脚不干净?

王超觉得,付姐心善,收留了他和胖娃儿,可要是能办身份证,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离开成都。因为,要想彻底戒了盗窃,那就要远离一些熟人:“比方我抽烟,朋友还给我散烟,不能不给面子嘛。想戒掉,就要躲开。”他现在的据点在付姐这儿,下了决心的话,连同付姐也要“断联”一下。

这种切割,他并不陌生。王超自述,他在大约十四五岁的时候,“养父”入狱,他整天在街上混,会“溜冰”(指吸食冰毒)。他又喜欢车,到劳务市场给自己找了一份汽车美容的工作。那时重庆的4S店长给他介绍一个成都的朋友,让他换个城市,待在别人家里戒毒。临别时,店长要求互删联系方式,这样,他街上的“兄弟”们才找不到他。王超听话地把自己的诺基亚手机丢了。

他如今已习惯了寄人篱下又总是变换的生活。

现在的这间茶铺,能维持住他与人正常的来往。除了退休老人,还有一些茶客正经上班,有的人把单位后勤部门闲置的铺盖送给王超,日常带他一起去附近小饭馆吃饭。这人笑眯眯,知道王超刚“进去”又出来,采取和付姐差不多的态度,不以为意。

但总体而言,王超说:“我愿意和不及我的人交往。”

就像正在一个漩涡里高速旋转,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要与某个圈子一唱一和——王超的手机卡是用附近一个捡垃圾为生的人的身份证办的;更重要的是,他老在担忧再“进去”。他直言自己打游戏、打麻将要钱,烟瘾也大,日结的工作入不敷出,而且吸过毒的身体不好使,要买药,而要是去酒吧门口捡拾醉汉的财物,就可能被抓。

看守所里待几十天,出来时“人都是软的”,并不是会挨什么打,只是“像得了抑郁症”,憋闷得走十几米就想停一下歇一歇。因此,几个圈子里的混混会给他接风洗尘,凑钱去吃个火锅串串,然后一人再掏个两三百元,让他在网吧里休养一个月。这一个月里他可能游戏都打不动,只有力气看看视频,相应的,王超也得去参加别人的接风洗尘。

他有一层很难洗脱的自卑心理。王超回忆,从前还能在汽车美容店里打零工,几个同事带他去网吧一起玩。“别人都登上QQ聊得欢。”他不会使用鼠标,却羞于向这些同事提问,只能把网吧管理员找来问:“这个(箭头)怎么晃来晃去的?”

后来,他沉迷打游戏。他在汽车美容店也攒了几万块钱,都用来在游戏里买装备了。现在王超微信头像还是某国产游戏里的人物,他说现在没钱“氪金”,只花98元买了个号。

等有了身份证,王超想先打工,把欠各种人的千把块钱还了,然后出去躲避一阵。

他想,也许对他有恩的人,要把电话留下,过些时间再说?过去,他只懂得用“跑路”解决问题,结果,跑脱了一些善良的、待他好的人。


03


难自证的身份

“我也被人骗。”那还是王超在汽车美容店里打工的时候,几万块钱存在一张用朋友身份证办的银行卡里,他以为只有自己才知道密码,应当保险,但朋友转头去挂失这张卡,带着他的钱消失了。

后来,他都把身上的现金装包里,在网吧里睡觉时压在身下。

有的人没钱的时候,睡在小巷的角落,但是王超被付姐收留以前,坚持花钱睡网吧,因为他怕黑,在黑暗里躺下就胡思乱想。在黑暗中,他会给朋友打电话,不肯挂了;付姐的茶铺停电了,他会把胖娃儿叫起来,“我给他拿烟抽都行”。

他认为自己“不是个好人,但内心不坏”。

他承认去年还打了一回架,起因是和朋友们打麻将,对方非说王超骂他,王超“捡起一块砖想吓他一下子”,这砖头就这么拍上去了,他说那一回打得不严重。

除此以外,付姐和茶铺里的客人们都说王超是个好脾气的人,也安静。

王超说,一般谁要惹毛了自己,他想把气消了,就“说点碰别人底线的话”,例如,有的人不接受别人提及自己的父母,不能被“撩”一句“你爸妈在哪儿”,一被撩就勃然大怒。王超似乎不会因此被刺中,“很少有人把我说得冒火。”他说。

王超没有关于父母的印象。在做汽车美容挣钱的十年间,他去四川、贵州、云南的山区都跑过,“山里的农民很朴实,你没钱,天黑了也会留你住一晚”。王超无法描述自己的家乡,却又确信,自己要再一次看到了,一定能认出来。

王超的左腿自膝盖以上坑坑洼洼,卷起裤管给茶客们展示过,又放下来,“怕恶心到自己”。他最初的回忆是“养父”,他喊为“老汉”,因吸食毒品而眼窝深陷,用煤油灯烧他的腿,后几个月那腿上一直流出酸臭的黄水。腿好了,老汉让他乞讨。老汉还养了其他五个孩子,一起住在农村一处瓦房里。他们大了一点之后,可以睡自己喜欢的地方,比如网吧里、街边。可是,还是得回去给老汉交保护费,不然就打,要是跑路,又可能被老汉的朋友抓回。

老汉说,无论是偷还是抢,反正把钱交来。

他记得第一次进少管所——大约是1991年,六“兄妹”纠缠一个女人要钱,把女人的裙子扯烂了,引来了警察,他记得警察踢了一个孩子一脚,“力气没多大,但孩子踢到了肯定要哭。”这群孩子要报复,到工地去找了一根钢筋,商量好“不打脑壳”,去群殴警察,把警察打得趴在地。几个不懂事的孩子还买了串串在一边庆祝,直到被赶来的增援抓获。

1995年他又因为殴打交警“进去”一回。这时候,他的老汉给他留下了他以为温暖的回忆:往看守所里寄了钱。

但是,还是有个孩子最终对警方把老汉供了出来,导致老汉被判了重刑。

王超能提供老汉名字。但他又说,印象里这“养父”就是个隐蔽的“黑户”,不确定这是他出现在法律文书上的真实姓名。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进少管所,出来后曾被送入达州市大竹县福利院,他待了几个月就自己跑出来,那里可能有他的记录;记者致电福利院,办公室主任表示现福利院是2011年重新开始接收孤儿的,她不了解上世纪九十年代收留儿童的档案在哪。

王超自认是重庆市白市驿镇人,那是“养父”曾经的藏身之处。他回忆,2008年,曾有民警陪他去镇政府办户口,当时被告知“无法证明曾在此生活”。他能看着路找着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但他基于对“养父”的厌恶,非常不愿回去。

一名在广东从事流浪人口救助的人士表示,常有流浪人口自己不想回家的,然而,多数只是从前与家里闹了矛盾,那样的情况,等找到了家,“双方都有反思,那个坎就过去了”。


微信编辑|崩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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