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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绥铭:后30年做了自己愿意且喜欢的事,是莫大的幸福

澎湃人物 澎湃人物 2024-03-18


记者|陈蕾

编辑|黄霁洁



2014年退休后,潘绥铭如此形容过去的经历,“后30年做了一件自己愿意做而且喜欢做的事,这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

今年74岁的潘绥铭,是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创始所长,他在中国创立并推广了性社会学,创立了该学科的基本概念:全性(sexuality)、性革命、初级生活圈等。

而今,他是一个喜欢摄影的退休老人,因一年内跑了112家北京的公园拍鸟,获得一个观鸟大赛的“最勤奋奖”。

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是因为去年出版的学术自传《风痕》。2018年,潘绥铭经历了一场直肠癌手术,这让他开始回顾自己的一生;网络上一些不利于性社会学的言论更促使他尽快写出这本学术自传——他的性社会学成果集大成。

书的内容按时间线展开,从1981年记录到2019年。按潘绥铭的概括,研究“性”本是“无心插柳”。他的青春期始于“文化大革命”前,读男校,“对什么叫无性文化颇有些感受”。

1981年,他以同等学力考上东北师大历史系研究生,学世界古代史时,他对德国人弗林格尔写的《原始人的性生活》印象很深,后来查到一套30卷的《东方圣书》,“第一次接触到‘房中术’的皮毛。”直到1985年,表兄留学牛津,寄回国外博物馆里保存的一些中文原件的复印件,“我才开始真正了解房中术和中国古代性文化。”

毕业后,潘绥铭于1984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第二年,学校号召青年教师开设新课,潘绥铭报了一门“外国性观念发展史”,于是他在9月开讲了,一讲就是28年。

提及自己学术起步之时的背景,潘绥铭在《风痕》中引用了费孝通在《性心理学》后记中的文字:中国正在通过开放和改革向现代化社会转变,历来成为禁区的“两性之学”将能得到坦率和热情的接受。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性生活中最让人头疼”,潘绥铭在书中提到,“人们很少意识到,我们实际上是带着一大堆社会框框投入性生活的。什么脏,什么丑,什么不像话,其实都是在我们成熟的过程中,由社会悄悄地强加给我们的。”

1993年,潘绥铭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当前中国的性存在》一文,正式提出中国已经发生了一场性革命的论断,认为这是1985年城市经济改革开始后出现的。他将性革命定义为:性文化在短期内发生巨大的变化,强调其迅猛。

实际上,退休后,潘绥铭与性社会学的关系仍然交织着。他组织过“老年知性”恳谈会,与学生们一起写《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在他看来,他努力构建了性社会学,性社会学也深刻影响了他。

如今,回想这些年的学术生涯,潘绥铭说,“我所选择的是那种首先满足自己好奇心的自娱自乐,然后在客观上也许具有创造知识的意义,但是更大的可能性是成为过眼烟云。”


2023年的潘绥铭。(潘绥铭注:美颜无数次)本文图片为受访者供图


【以下根据澎湃新闻记者与潘绥铭的对话整理:】


“我这一生做的事情,究竟哪些最值得留给后人”

澎湃新闻: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风痕》这本学术自传的,有什么契机吗?

潘绥铭:在临退休之前和刚刚退休之时,我其实没有想过要写自传。那时候,我曾经把我主要的论文都汇集起来,做了一个文集,叫做《潘绥铭论性》,有大约50万字,也没想要出版,就在网上发布了,反正我也不需要版权,谁想用就用。

到了2018年,我做了一个直肠癌的手术,术后又感染了,在医院里边整整住了一个月,差点就走了。这一个月里,我也难免回顾人生。忽然觉得自己的《论性》这个文集都是相互独立的论文,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实在是支离破碎。如果不是一直听我的课,就很难抓住重点,更难以把握全局。结果,我本想留下一块饼,却成了一锅粥。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我退休之后,至少在网上,至少是一些言论,已经越来越不利于性社会学了。如果单看一些极端言论的话,那么我这一辈子所干的事情,不但可能被一扫而光,还很可能成为十恶不赦。

两者交加,促使我写出了《风痕》这本书。它不是个人生活的回忆录,而是我的性社会学成果的集大成。

澎湃新闻:回顾您的学术经历,您觉得您最主要的研究是什么?

潘绥铭:在我回顾与反思的过程中,最经常困惑的,也恰恰就是你所提问的:我这一生做的事情,究竟哪些是最重要的,最值得留给后人的呢?

我觉得,从纯学术的角度来说,我所组织和完成的4次全国总人口的“性调查”,是最重要的成果。不仅因为这在全世界是唯一的,到现在也没有被超越;也因为它调查的内容是最广泛和最深刻的,不但询问了各种各样的性关系,也询问了丰富多彩的性生活方式;更是因为它采用了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员亲赴全国一百多个地方,在其居住地找到被访者,既不是满大街乱拉人,更不是在网上连对方是不是一条狗都不知道。它的科学性就在于:每一个中国人被调查到的概率是相等的,误差不超过4%。因此,调查结果能够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情况。

但是最广为人知的,恐怕就是我和我的团队所做的“红灯区”与“小姐”的调查。可是到我写《风痕》的时候,这个主题比我以前调查和出版8本专著之时反而更为敏感,我也就少说为佳,大多数具体内容已经看不到了,但是网上还在,一搜就有。

从社会学这个学科本身来看,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的两大独创成果。第一个是主体建构论。它不是英文翻译过来的,此前也未见于中文世界。第二个是《论方法》这本书,是论述社会学的调查方法。

《风痕》。

“很少有人去了解,小姐自己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澎湃新闻:研究“性”具体研究的是什么?您在书中提到“全性”的概念,以此对应英语中的sexuality,如何理解这个概念?

潘绥铭:全性是指与“性”有关的一切人类现象。它不仅包括性交、性爱抚等所有直接的性活动,也包括拥抱、接吻、性幻想、谈论性方面的事物等所有不那么直接的、具有性的含义的活动,还包括人们对于性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和性方面的喜好等心理方面的表现。尤其是,它不仅指男女之间的性活动,也包括LGBTQ(一般译为“性少数”)的性活动 ;不仅指人们普遍认为是“正常”的现象,也包括所有被认为是“反常”的现象。

全性这个概念拓宽了“性”的范围 :从“唯行为论”(例如性技巧崇拜)走向全部现象(例如身心与情境的三合一);从“本能论”(性欲天然论)走向情境论(社会存在论);从“阴阳二元”(唯男女)走向所有存在形式(包括一切性少数);在研究方法上,从“客观判定”(求实论)走向研究主体的感受/认同/解释(主体建构的视角)。

澎湃新闻:您提到的两大独创成果之一是主体建构论(注:“建构”的视角反对把性视为天然的静态存在,强调对于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和解构,尤其重视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主体”的视角反对研究的客观化,主张从主体出发)这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的,在怎样的研究经历下让您产生了这个想法?

潘绥铭:这是我与黄盈盈在2007年提出的,又经过反反复复的思索与锤炼,终于在2015年确立为“主体建构论”的初级理论。

我的一切研究经历,几乎都在积累和孕育这个理论。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是纯学术的方面。

在大多数性调查中。男人有过的性伴侣的人数,往往多于女人。一些生物学家就据此嘲笑社会学家“不科学”,因为在大的人群中,男女的性伴侣的人数应该是差不多相等的。其实,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女性,只会把那些与自己多少有些感情的人,才算作自己的性伴侣。也就是说:女人的主体建构与男人不同。

在我自己1990年代调查大学生的性行为时,曾经调查过接吻与性爱抚。我以为,有过接吻的大学生应该更多;性爱抚应该更少。可是调查结果却是相反的。一开始我以为是我的统计有问题,瞎费了很多工夫去检查。后来才恍然大悟:这是我的主观认定违背了被调查者的主体建构。但我没有询问具体的原因。

第二个方面是我所做的多次现场访谈。

1987年我访谈过一位女性,问道:“你有过婚前性行为吗?”她说没有。我说:“那你还是处女啊。”她却说:“也不是,因为我爱过。”如果按照“科学”,这就是她在辩解;事实上是她把自己的那一次“性”构建为爱,该女性认为自己做的是爱。

2004年,我访谈到一位三轮车司机。他坚持认为,一位在职的小姐是他的情人,他俩之间是爱情而不是买卖。虽然他们两个也是给钱和收钱,但是他认为这根本就不矛盾,妻子如果没工作,那不也是丈夫给她钱?尤其是“她给我做饭吃”。

对于小姐,任何研究者或者旁观者都会有自己的定义。可是却很少有人去了解一下,那些被别人称为小姐的女性,她们自己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我在调查中曾经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问一位发廊妹,她为什么不去收入更高的桑拿按摩场所工作。她惊讶地反问我:“啊?你让我去做小姐啊?”可是一位小姐却跟我说:“我以前是做按摩的,生意不好,才来发廊做小姐的。”这时候我已经有了主体建构论的意识,明白这是研究的宝藏与机会。这些女性都不认为自己现在或者过去是小姐。

我当时是马上抓住小姐的这句话聊起来,才得以逐渐搞清楚,她们判断谁是小姐,其实根本就不考虑实际上做什么,而是考虑是不是“被人看见”,也就是公开的程度和羞耻的程度。那位发廊妹认为“背着人没好事”,所以那些深藏不露的桑拿按摩里的才是小姐。可是那位曾经的按摩女则认为“抛头露面没好人”,发廊妹们是明晃晃地在大街上开门迎客,她们才是小姐。

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有些人总是在纠结“中国到底有多少小姐”,这真的是索然无趣。即使是为了预防艾滋病而不得不统计这个数字,也仍然仅仅是聊以自慰,因为如果一个女性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是小姐,那么任何预防性传播的宣传,对她们来说都只是耳旁风,最多也就是隔靴搔痒。

从更加深入的层次来看,那种不考虑小姐的主体建构而仅仅由研究者来加以定义的思维方式,其实有着深远的文化传统,即男人和女人对于“买性”和“卖性”的理解,背道而驰。

在传统文化中,女人容易把自己通过性来获取钱财或者其他好处看作天经地义,因为靠丈夫养活的所有妻子从来就是如此。可是男人由于自己是付钱的人,所以很容易认定,凡是收钱的女人就都是卖淫。在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下,现在统计小姐人数的那些人,或者本身就是男人,或者是受到男性文化长期规训的女人,因此他们只能按照男人对于卖淫的理解来定义哪些女人是小姐。虽然被标定的那些女人自己不这样认为,但是由于缺乏发言权,她们的主体建构默默无闻,即使发声也会被认为是强词夺理和狡辩。

被调查对象改变

澎湃新闻:《风痕》副标题是“我与性社会学互构”,如何理解这句话?

潘绥铭:“互构”不是常用词,很多人都追问过我。其实这就是说,我努力构建了性社会学,它也深刻影响了我。一方面我这个人的理论素养很差,好奇心却很强,所以适合去做“入住式的相处调查”,才有那么多生动的事例;另一方面,我也做全国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和数据统计,这就培养了我的思维习惯,也促成我不惧独处和枯燥的生活习惯。

其实读者从《风痕》里边也可以看出来。我一开始就是想纯粹地“做学问”。即使后来去调查“小姐”,一开始也是只想着做研究。到最后却做了很多社会工作。这就是被调查对象给改变了。

澎湃新闻:您说在研究者调查过程中都获得了刻骨铭心的体验和感悟,您可以举个自己的例子吗?“不仅仅是描述被调查者的情况,更是呈现我们自己的人格升华”,对您来说,升华有一些具体的表现吗?

潘绥铭:我必须说,性社会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社会调查。虽然会有感动,会有升华,但毕竟是一个规范的工作,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去农村调查“酸曲”(注:情歌),当地向导就教育我说:你不是作家。人家来了,看见什么都能写。你呢,调查不到就写不出来。也就是说,文艺可以想象和发挥,只要有可能这样就可以写出来。但是社会调查却必须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自己的感受与体验应该另外写出,不能与对于事实的描述混杂起来。

举个例子,我刚开始考察红灯区的时候,首初遇到的道德问题是自己的操守。但是后来考察多了才明白,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一个根本道义上的问题:我究竟应该如何面对那些小姐和妈咪呢?

我不能否认,像我这样大谈性产业和红灯区的情况,有可能使得小姐们的日子更不好过。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所需要和所期盼的,其实只是像小草那样不显山不露水地生存下去。在不能“非罪化”的时候,过度的关注就可能像过度的镇压一样,危害到她们的现实生活的质量。

不过,我仍然承担着道义上的责任。因此我只能遵守中国人的两条古训:在精神上坚持“将心比心”;在行动上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我跟小姐是生而平等的。我匿掉任何具体的地名和人名,努力学术化。

当然,这是远远不够的。这仍然会使我居高临下。还是严月莲(注:香港紫藤“一个为小姐人群服务的NGO组织”的发起人)女士说得更加透彻:怎样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小姐呢?只有四个字,就是“自甘堕落”,就是让自己的一切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光环”彻底休克。否则,请离小姐远一点,让她们过自己的生活吧。

性、爱、婚:分离还是一体?

澎湃新闻:您1993年提出中国性革命的论断,认为这是1985年城市经济改革开始后出现的,中国的性革命是怎么发生的?

潘绥铭:中国的性革命包括生殖革命(独生子女政策的严厉推行)、性表现的革命(情色的日益公开化)、性关系的革命(各种非主流现象)、性行为的革命(性生活丰富化)与社会性别的革命(性别多元化)。

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性与生殖的相对分离,是中国性革命独特与根本的来源。

性革命的两大助力,一来自1980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这部法律里,第一次明确地规定了离婚的唯一标准,是双方感情破裂,附带的条件是经调解无效。这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奉行自由离婚的领先国家之一。

二来自80年代之后,青少年人口剧增。青少年占高比例,必然会展现出他们自己的文化,从而影响整个社会文化的走向,性革命才可能发生。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提到,“性研究的是人类生活中发生最频繁、体验最深刻、意义最广泛的重大活动之一。人类智慧数千年来对于自身的几乎一切认识和争论,都可以在‘性’这里得到集中的体现:精神与肉体、个人与社会、美与丑、生命与死亡,等等,不一而足。不妨说,‘性’是研究人类的最佳切入点之一。”您能具体展开说说这个想法吗?

潘绥铭:就拿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关系来说吧,性是身心一体而且不可分割,还是相反?这集中体现为性与爱能不能分离。为什么有些人说:你不跟我做,就是不爱我。另一些人却说:你只想做,那不是爱。为什么有人说:(在婚外)我只是要性,又不爱对方,你嫉妒啥!可是也有人把对方的无性的交往说成是“精神出轨”。还有人说:男人通过爱来实现性,女人通过性来实现爱,真是这样吗?现在很多人把性生活叫做“做爱”,这是英文直译过来的,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做的(性)是爱”,二是“爱是要做(性)的”。当然没人会来问您认同哪个,但是这恰恰是一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一念不同,绝难相处。

《风痕》里写过:“性、爱、婚的分离”是目前中国大众在这方面一切烦恼的直接来源,而背后的原因则是对于“完美的三合一”的崇拜。现在的舆论一面倒地批判前者,可是,如果后者可望而不可即呢?如果选择前者有理由呢?如果三者都不要呢?你看看,不讨论清楚行吗?

在人类生活中,精神与肉体的关系可以从方方面面来研究,但是人生一世,还有比性生活更普遍、更深刻的体验吗?“以性说事”不是最通俗、最吸引人的路径吗?无论您的结论是什么,只要思考过,您就会活得更明白、更自主。

再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只举一例足矣。出轨,究竟是这个人的独自行为,还是那个性别没一个好东西?如果认同前者,可以分手;如果相信后者,很难再爱。你看,又是司空见惯却又祸福相关的问题,比讲什么社会阶层理论都通俗易懂,一语道破。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提到“把爱情作为性的最后信仰,这究竟是一种宣誓,还是一种悲鸣”,可以展开说说吗?

潘绥铭:首先需要搞清楚,咱们要讨论什么样的爱情?《风痕》写了:自从“五四”以来,西方传进来的浪漫情爱,与中国传统上的夫妻恩爱,一直就在相互冲突着,成为当今中国人“性、爱、婚”苦恼的重要原因之一。婚前都追求情爱,婚后都珍惜恩爱;可是外面新的浪漫情爱一冲,夫妻恩爱往往土崩瓦解或者同床异梦。

那么无论情爱还是恩爱,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或者说,它有什么样的社会功能,才使得人类如此需要它呢?那就是:用爱情来控制性的冲动,控制性的无方向和不确定的突进,以免威胁到婚姻与家庭这个社会的整个结构。只不过在原始时期,是靠性崇拜与性禁忌来控制。在农业时代靠的是性制度与性伦理。到了工业化和现代社会,个人越来越独立自主,只能用个体化的私人之间的爱情来控制个体的性。道理很简单,若是一往情深,节外生枝就不那么容易了,也就用不着道德、法律和社会来管了。这些年来,白头偕老的说法之所以卷土重来,就是某些社会力量合谋,力图把夫妻恩爱作为整肃性道德的最后思想武器。有的历史学家干脆认为,爱情根本就是弱方的发明,然后再去培训强方的。因为,若爱,那么损害对方的可能性就少。

但是到了21世纪的西方,两个人之间的平等相处,越来越靠人人平等的人权理念来维持,越来越不需要浪漫情爱来调剂。结果,至少在很大一部分人群里,爱情就被视为是性的产物而不是性的前提,甚至只是一种美好的童话,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待人之道。例如在某些西来的最时髦的理论中,压根就没有爱情这个词。这恐怕就是爱情的危机了。

澎湃新闻:在反思西来理论那章,您在“本土化:坐井观天还是酸葡萄心理”这个标题下写:在这个天大的标题之下,我其实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留给后人评说。可以说说当时写这节时的考量吗?

《风痕》中的章节“本土化:坐井观天还是酸葡萄心理”。


潘绥铭:接着上面来说,浪漫情爱为什么偏偏在西方近代才产生,其他民族和宗教都没有?它为什么偏偏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为什么与夫妻恩爱如此势不两立?为什么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性革命”包括冲击“情爱崇拜”、推崇“性与爱同一”,而在中国80年代以来,性革命却恰恰从浪漫情爱开始?

就是这些思考,逼得我提出“本土化”的疑问。从纯学术来说,如果认同西化,那么“弯道超车”就绝无可能,只好把“克己复礼”说成是“另辟蹊径”。反之,如果认同本土,那就无法解释“五四”以来的全部历史。我之所以只问不答,是因为我隐隐觉得,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既得利益的选择。


退休后,获得观鸟大赛“最勤奋奖”

澎湃新闻:您这两年再重返校园做讲座时,倾向于和学生分享些什么?您有自己特别强调的学术观念吗?

潘绥铭:退休后的最初几年,我还在一个外校里每学期讲一节大课《西方性爱史略》,后来被该校的上级叫停,连课程讲义也一并被删除。这是我自从1985年以来从未遭遇过的,也是促成我赶写《风痕》的原因之一。所以这一问题已经是昨日黄花,无从回答。

澎湃新闻:在您退休后,学术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您目前的生活状态、生活重心如何?

潘绥铭:在学术方面,我退休以后,除了写了《风痕》,完全是金盆洗手、心如死灰、不闻不问、无话可说。

在日常生活方面,我一辈子枯燥乏味,目前几乎所有的老年活动,我都从来不会也不想学,只剩下遛弯儿。

澎湃新闻: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摄影的,在其中获得的乐趣源于哪?有没有喜欢的几张摄影作品?

潘绥铭:在摄影圈里有句行话:前一万张照片都是废品。就是说,这是个勤学苦练的事。可是我恰恰不是这样的。

我是2014年退休的,一开始只是观鸟,买了一台66×100的大望远镜。当时想的是,我自己看看就好,拍下来给谁看呢?后来在一次观鸟的时候,旁边一位“打鸟”(拍鸟)的老者对我说:还是拍鸟好啊,一方面摄影的技术门槛低,一学就会;另一方面又必须聚精会神、紧追不舍、不断琢磨才能拍好,比光看鸟有意思多了。我深以为然,就买了相机开始拍鸟了。当然,有了相机就必然啥都拍,所以陆陆续续积攒下一些各种题材的照片。

我开始学的时候,也上网看了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教材,但是越看越觉得这不符合我的初心。我一不想成名成家,二不是投稿发表,三也不是记录历史,仅仅是自娱自乐,是给自己找个理由多多走路,锻炼身体;是多多观察这个世界,培养豁达。如果我像学习一个新专业那样努力钻研,不但肯定是劳而无功,而且也就违背了修身养性的初心。虽然有一个摄影杂志发表了我的一些照片,但是实在是蹒跚学步、令人见笑,不提也罢。唯一值得我自豪的是,有一年我一年之内跑了北京范围内的112个公园去拍鸟,因此获得了一个观鸟大赛专门为我设置的“最勤奋奖”。

潘绥铭摄影习作。

潘绥铭摄影习作。

潘绥铭摄影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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