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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婆的脖子,和报纸一样薄,一刀割下去,就这么简单” 《狮城重案录》之雇凶杀妻

新加坡眼 2021-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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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冷血丈夫谋杀妻子,找来无知少年当杀手。是怎样的心理驱使胆小少年成为亲手杀人的凶犯?落网之后的他们两人,怎样面对法庭正义的审判?人生无常,案件的结局又是如何?全程跟进当年新加坡这桩大案的记者何盈老师与新加坡眼约稿,继续重现了当年破案的全过程。


话说吕伟添准备雇凶杀妻谋财。2001年4月,他找了22岁青年佘子豪,让他帮忙找职业杀手,以公司的两成股份为酬劳。佘子豪没有门路。
 
5月9日,吕伟添转移目标,亲自去找16岁少年黄敬伟。
  
 亲授刀法 
 
他对黄敬伟声称他原本是要自己动手杀妻,可是,那样做太明目张胆,等于告诉人家他是凶手,因此,他希望黄敬伟代劳,他还夸赞黄敬伟比起其他朋友更“英勇果断”。
 
他说,要杀他的妻子“轻而易举”,只需从她后面制伏她,然后在她的脖子“划'一刀便行了。
 
他还教黄敬伟事成之后,一定要抹掉指纹,并且要拿走她的钱包,制造她是遭抢劫的假象,以此转移警方侦查的方向。
 
他带黄敬伟回到住家,打开了厨房的抽屉,展示多把不同的刀,任由黄敬伟选择:“随便一把,都适合杀死我的妻子。”
 
他带黄敬伟进主人房,拿出一把黑色的日本刀,叫黄敬伟割报纸”试刀“,他如此形容:“吾妻脖子,薄如此纸。一刀割之,易如反掌。”
 
黄敬伟“试刀”不成,吕伟添当场示范,用报纸卷起一个枕头当着是妻子,叫黄敬伟用刀砍下。
 
在三个多小时里,每隔三到五分钟,吕伟添便问黄敬伟是否愿意干此事。黄敬伟觉得压力很重,被吕伟添搞得头昏脑胀,他也怕吕伟添最后会“杀”他灭口,因此连忙表示不想干了。
 
黄敬伟要联络15岁少年,他怕这个从小一起玩到大的伙伴,因为头脑比较单纯,容易给吕伟添说服,但却联络不上。
 
直到5月16日,梁慧敏遇刺身亡后的两天,15岁少年电告黄敬伟,他干了件傻事。
 
“吕伟添的妻子,给我干掉了!”
  
(被害人梁慧敏Annie)
 
 不干就杀你灭口 
 
吕伟添是亲自前去找15岁少年,游说他干此事,他大赞少年比起佘子豪与死党黄敬伟更“成熟、聪明、勇敢”。少年心中大喜,少年本来便好大喜功,总是要“胜人一筹”。吕伟添的“夸赞”,正合他心意,也让他受宠若惊。
 
吕伟添还不断利诱少年,说是只要有了这笔赏金,在四年内不必做事,每个月都有2000新币用,高枕无忧,那可多好。
 
吕伟添说,只要按照他的吩咐按部就班办事,绝对不会出问题。他声称“杀妻计划”精心策划了很久。他警告少年,既然已经知道他的计划跟秘密,要是不替他办这件事,他会杀他灭口!
 
吕伟添还自称他的网络设计员的工作只是在放烟雾,其实,他曾经干过“这种事”,“杀”过五个人,如今始终逍遥法外,相安无事。
 
少年最终信他所言,答应了这件“差事”。
 
谈好条件之后,吕伟添给少年100新币,吩咐他去买电话卡,方便互相联络。买卡后,吕伟添带他到后港9道第923座组屋,教他认清楚其妻的住家。
 
过后,吕伟添带他回去住所,向他示范杀妻之法,要他勤加“练习”,以便时间一到,马上派上用场。当时,少年并不感到害怕。
  
 下令母亲节当天动手 
 
在接受成为呈堂证据的警方口供书中,少年透露:吕伟添在5月12日拨打电话吩咐他在第二天母亲节那天动手,他于心不忍,没有照办。因为,他不想让四岁的小女孩,在这个特定的节日里失去母亲,他始终下不了手!
 
后来,吕伟添告诉他,他要去见他的妻女,他还说,本来他要亲自动手,可是,女儿在一旁,他无机可乘,也不想在女儿面前出手。
 
少年起初听了很高兴,因为,他根本不愿意那么做,而是被吕伟添威逼,他以为可以不用干这勾当了。
 
没想到,5月14日晚上9时多,吕伟添一直拨打手机要他上门“练刀”。吕伟添用报纸包裹了刀子,交在少年手上。
 
在这之前,吕伟添也曾经带少年回家“选刀”。吕伟添本身选了一把小刀,刀的一端很尖,刀身有锯齿。吕伟添说,这种刀容易收藏,又够锋利,可刺入心脏,他要少年去买一把相同的刀。
  
 精确策划 
 
吕伟添给他看妻子与女儿的照片,还点明妻子上楼所搭的电梯,回家行走的路线,并且指示他动手的位置与地点,告诉他妻子会提着白色的手提袋,连里面放的钱包的牌子也交代得一清二楚。
 
他问吕伟添为何那么清楚,他回应说他观察妻子的一举一动已经很久,整件杀人计划也策划了不少时候。
 
吕伟添建议少年穿长袖衣干案,以免给其妻抓伤,指甲留下他的皮肤纤维,还交代他切勿将烟蒂丢在现场。
 
少年将刀插在牛仔裤的裤腰,来到了梁慧敏的家后,两人分头行事。少年到组屋楼下,吕伟添去咖啡店。吕伟添过后来电,要少年耐心等其妻回家。
 
10点多,吕伟添来电,告知其妻已快到家,吩咐少年上四楼等候指示。由于吕伟添的女儿在场,少年无机可乘。吕伟添说他有法子“调虎离山”,将其妻引开,方便少年动手。
  

(案发现场。图源:新加坡警察部队Joyce Lim)

 
少年从后面袭击梁慧敏,一手捂着她的嘴,一手挥刀割了她的喉咙,也刺了她的胸部。得手后,少年跑到对面巴士站,将凶刀丢进巴西立海滩的垃圾桶后,召了德士逃跑。这时,少年很后悔,甚至在录下口供时,更是后悔莫及。
 
少年在口供书上如此说:“我多么希望我从来没认识过这个人,我害父母蒙羞,失望伤心。我也对不起朋友,我不知道人家会怎么看我,我很失落诅丧。”
 
吕伟添的杀妻诡计周详紧密,他除了教唆少年买一双手套,免得干案时留下指纹,还叫他买两张可充值的储值的手机晶片分别放入他们的手机内,以便联络时,这样比较不容易给警方查到。
  

(图源:新加坡警察部队 Joyce Lim)

 
然而,他想得再完美,还是逃不过警方抽丝剥茧的调查。
 
他也顺手从家里拿了一个密封的塑料袋给少年,让他在干案后,可以用来装手套、刀子与妻子的钱包。警方后来在吕伟添的家里搜获到类似的塑料袋,经过鉴证人员的化验,与少年所持的相吻合,最后反而成为了指控他的物证。
  
 给妻子设下三次陷阱 
 
梁慧敏在命案发生之前,三次给丈夫吕伟添诱入死亡陷阱,她逃过两劫仍然懵然不知,可惜,最后还是死在枕边人雇用的“杀手”的手上!
 
第一次死亡陷阱是在5月13日晚上,吕伟添约妻女在公园见面,他对女儿说要跟她玩捉迷藏,叫女儿等电梯上楼时跑回家,他会随后追来。
 
女儿很高兴的跑进电梯,吕伟添却暗中从裤袋内掏出刀子,准备暗算走在前面的妻子,没想到,女儿却跑了出来,他连忙将刀子收回。
 
他原本打算得逞之后,施用“苦肉计”,以刀自刺,制造夫妇俩给人寻仇的假象,因为,他几天前在快餐店与一个醉汉起冲突,他会向警方指那醉汉前来寻仇。
 
第二次死亡陷阱是在5月14日案发当晚,吕伟添跟15岁少年一起在妻子住家附近等待机会。10时左右,梁慧敏乘德士来到楼下,吕伟添拨手机指示少年跑上四楼,少年因为一时害怕没照办。
 
到了晚上11时40分,梁慧敏独自步出电梯时,逃不过最后一次死亡陷阱,少年最终还是听从吕伟添的吩咐,犯了杀人罪。
  
 庭审 
 
2001年5月19日,吕伟添与15岁少年双双被控上法庭。吕伟添穿着背心,被控唆使少年杀妻,面对最高死刑的控状。少年被捕前还是个中学生,他个子瘦小,戴着眼镜,面控时木无表情。
 
这则消息,当时全城轰动,法庭天天座无虚席。
 
大家心里有无数的疑问:像这样的一个中学生,真的是个受雇的“杀手”吗?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造成一个学生要去杀人,弄到前途尽毁?他的家庭又是怎样的一个背景?还是他精神有问题?
 
由于少年未满16岁,受到法律上的保护,连名字也不能见报公布,其他疑问自然也得不到答案。
 
提起案发当天的经过,梁慧敏是在后港9道第923座组屋上楼拿笔之时,遇刺送院后不治的。在这之前,吕伟添叫她到楼下咖啡店签署办理离婚手续的文件。
 
司法委员郑永光在法庭上盘问吕伟添:“你当晚没有带笔在身上?”
 
吕伟添回答:“我不习惯带笔出门。”
 
司法委员问:“可是,你是要到哪里签署重要的文件啊!”
 
吕伟添答:“那是习惯的问题,即使我到马场,明知道要下注赌马,我也没带笔。”
 
司法委员问:“所以,你便叫妻子上楼拿笔?”
 
吕伟添回说,他原本约好妻子到附近咖啡店,因为那里应该有笔可借。他辩称是妻子本身坚持要上楼去拿笔的,妻子还叫他到游乐场陪女儿玩,等她拿了笔下来才签署文件。
 
司法委员问:“可是,那个时候已经快到午夜了。在这样的时刻,你还陪只有四岁的女儿玩耍?那你又为何不陪妻子上楼签署文件呢?”
 
吕伟添答:“我其实是应该陪她上楼的。”
 
司法委员问:“本该如此,问题是为什么没有那样做?你宁可半夜在楼下等候?”
 
吕伟添答:“因为,我要陪女儿,这对我很重要,即便是只有五分钟,我也很珍惜跟女儿相处的时间。”
 
司法委员郑永光认为,吕伟添或许很疼爱女儿,可惜,他利欲熏心,财务与婚姻等困恼已经掩盖了这份父女情。
  
 杀妻三大收益 
 
吕伟添在法庭上始终否认是他教唆少年杀妻,坚持说悬赏杀妻只是个玩笑,他指少年是为了向他与朋友逞能,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真的杀了他的妻子。
 
然而,跟少年一起的那群朋友与他的两个情妇,都在供证时指证他是幕后指使人,异口同声形容:吕伟添谈起悬赏杀妻时,神态“严肃认真”,不像是“玩笑”!
 
吕伟添则辩称两个情妇是因为要离开他,才在庭上说了不利他的供词。
 
司法委员郑永光在发表长达57页的判词时指出,吕伟添辩称他提出的杀妻计划只是开玩笑,其实,本案“最大的玩笑与谎言”便是吕伟添在庭上的所有辩词。
 
他认为,吕伟添绝对有杀妻动机,因为,妻子死后,他可以获得三大利益。包括:获得组屋收益40多万新币来解决穷途潦倒的困境;可以得到女儿的抚养权以及可以省下离婚后的赡养费。
 
据主控官透露,梁慧敏生前投保了公积金局的家庭保障计划保险,一旦她去世后,保险赔偿是41万新币,这笔钱付给了建屋发展局偿还房贷后,吕伟添只需付6万新币左右,便可还清所有的贷款,以当时的屋价,只要转售出去,吕伟添马上会有40余万新币入袋。
 
吕伟添早在1999年10月,已经入不敷出,经济大有问题。他多项生意失败,又因欠银行上万新币而被银行申请资产查封令。
 
案发前一年,他原本受聘担任一家公司的美术总监,却因公司拖欠薪水,他决定辞职,当时,他连房贷也无法负担。他在庭上承认:“袋里没钱,吃饭都成问题!”
 
主控官也拆穿吕伟添在妻子葬礼上“哭灵”是一场“鱼目混珠”的“戏”,因为,少年在口供书上指称,吕伟添对他说,“哭灵”那幕“戏”,他已经“演练”了好多遍。
 
其实,吕伟添心知肚明,是他悬赏10万新币,雇用凶手,还指导对方,如何用刀刺入妻子的喉咙。他当时是猫哭耗子,流的不过是鳄鱼泪!
 
司法委员郑永光则形容吕伟添设计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盘死亡西洋棋”,15岁少年及那群小伙子是他的小卒,他是“国王”,他指使小卒除掉“王后”。
  
 
郑永光指出,少年并不是冷酷的杀手,他对梁慧敏三番五次下不了手,他也不是所谓的“小魔头”,他并没有陷害吕伟添,他所说的话句句属实。要是他说谎,他会把所有的罪责推在吕伟添身上,而不会向警方自认是杀人凶手。铁证如山,教唆他杀人的确实就是吕伟添。
 
他也指出,少年曾经要避开吕伟添的纠缠,但对方死缠烂打,并不罢休,他给少年的选择是:不是杀人,便是被杀!
 
除此,整个被游说杀妻的过程如此复杂曲折,要不是少年亲身经历过,根本无法捏造出来,少年甚至坦白得没有说出对他本身有利的供词。
  
伏法
 
少年最终被判谋杀罪名成立,刑罚原本是死刑,但因他未满18岁,因此逃过鬼门关。郑永光下令将他拘禁,等候总统发落。根据当年的法律规定,拘禁期是10年到20年。
 
少年的家属婉拒报界访问。他们透过律师发表声明,表示他们对少年的做法感到震惊,他们会想念少年,会给他支持,等着他回家。 
 
(吕伟添。图源:新加坡警察部队Joyce Lim)
 
吕伟添则判处了死刑,他闻判后,先是苦笑,后来又回复他一路来的“招牌”笑容——满不在乎的冷笑!
 
2002年,上诉失败后,吕伟添上绞台正法,他临终前告诉代表律师苏峇士,他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他的女儿。
  
 15岁少年现在怎样了 
 
2002年12月13日清晨6时,吕伟添被正法。
 
犯下杀人罪的少年犯案时未满18岁,媒体不能刊登他的身份;为了保护被告,法庭文件中以“Z少年”为代号。
 
Z少年侥幸逃过死刑,被无限期拘禁,等待总统发落。第一次申请总统特赦,于2013年被驳回。
 
2017年11月,律师再次向总统提呈特赦请愿书。Z少年终于在2018年11月2日获得哈莉玛总统批准,结束17年铁窗生涯,恢复自由身,当时他已32岁。
 
Z少年两次请求特赦最终获准,可说是半个世纪以来罕见的案例。


新加坡司法小科普

依据新加坡共和国独立法令(Republic of Singapore Independent Act),总统持有特赦权,可以在征询内阁的意见后,赦免被告的部分或全部刑罚。总统行使这项特权的决定,法庭是无权过问的。

 

恳求特赦的请愿书通常由代表律师准备,详述被告的身世背景以及特殊情况,并且附上被告亲友的求情书,然后呈交总统府。总统接到请愿书后,先征询总检察长的意见,并且咨询内阁后再作出决定,最后将决定通知被告的代表律师。

 

总统发出特赦令是一种宽厚开恩的做法,主要是考虑到被告的特殊情况,基于对被告的同情,发出特赦令,因此,这特殊因素,必须非常充分,合情合理,令人信服。除此,被告的健康状况,年龄、以及在涉及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等,或者被告在服刑期间,不幸患了绝症,或“家变”等,都可列为请求特赦的理由。

 

当然,被告本身必须在狱中行为良好,比如进修成绩杰出,而且决意痛改前非,才有“酌情处理”的机会。表面看来,任何被告都可要求特赦,但是,请求特赦成功的被告少之又少。

 

从新加坡独立到2001年,只有10名犯人获得总统特赦;当中以贩毒案和谋杀案的被告居多,单就贩毒案来说,只有两名女毒贩获得特赦,可也并非无罪获释,而是由死刑改为终身监禁。

 

这10人当中,服刑最短的是7年,最长的是26年,目前还在等待总统发落,命运与生死未卜的少过20人。

 
此案案情曲折,当年在庭之时,不少公众急欲“看看”主谋和“少年杀手”的真面目,宁愿排几个小时队,挤入法庭旁听。
 
值得反思的是:吕伟添原本联系了四个少年,悬赏谋杀正在办理离婚手续的妻子,四少年因害怕临阵退缩;吕伟添找到Z,游说他接受“赏金”,还买刀给Z,教他如何下手。
 
吕伟添这个“惊人阴谋”,是他和这群少年共守的秘密,竟然没有一个少年想过要将事情转告大人,这是因为新一代与父母的关系已经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抑或父母比不上朋友来得更亲?家庭再也不是安乐窝?
 
Z如今应该30多岁了,希望他能够好好珍惜和把握这个“再生”的机会,走回正途。  
 
 作者
 
何盈,原籍广东大埔,端蒙中学高中毕业,工余考获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
 
1970年进报界,采访意外、犯罪、警务及突发新闻近30年,曾任《联合早报》副采访主任、副编辑主任,曾获选赴美国、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及印尼等地,参加研修课程与实地采访。现为自由撰稿人。
 
已出版著作多本,包括《法网难逃》《杀童血魔》《警匪喋血》《悬案疑云》《说黑道白》等。
  
(作者/何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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