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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丨古巴革命60周年,一种独特的民族独立史

袁越 新三届 2019-06-16



老编的话

2019年1月1日,是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60周年。对新三届一代中国人而言,一提起古巴,我们从小熟悉的歌曲《美丽的哈瓦那》依然余音缭绕:“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明媚的阳光照耀新房,门前开红花……”老编在此选编《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袁越几年前实地采写的一篇旧文,与各位看官走进既熟悉又陌生的那个古巴。


原题

古巴

一种独特的民族独立史



作者:袁越

原载三联生活周刊 

1961年4月,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门口聚集大量民众,抗议美国入侵古巴



        地理、历史与杰出人物,构成了古巴的道路选择。细看下来,它是一连串传奇故事。


空降哈瓦那


  2015年8月初的一个早晨,我乘坐墨西哥航空公司的一架小飞机从坎昆起飞,向东飞去,飞机还没达到巡航高度就又开始下降了,我都没来得及好好看一眼脚下的加勒比海。这片海域曾经是欧洲列强比拼实力的战场,很多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都发生在这里,但其实这只是很小的一片水域,对于飞机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一眨眼就飞过去了。


  从地图上看,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和美国的佛罗里达半岛就像是两只胳膊,把墨西哥湾抱在怀中,只在东南方向留了一个缺口,却又被古巴岛挡住了去路。古巴岛是加勒比地区面积最大的岛,距离尤卡坦半岛的直线距离是210公里,距离佛罗里达南部的基韦斯特岛(Key West)的直线距离更是只有不到150公里,美国人要想从东海岸驾船进入墨西哥湾,无论走哪条航线都必须从古巴人的门前经过。


  加勒比海上岛屿众多,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南美原住民以这些海岛为跳板,一步步从南美大陆跳到了古巴岛上。岛上最早的一批居民被称为瓜纳阿塔贝伊斯人(Guanahatabeyes),文明程度较低,主要靠打鱼为生,最终被泰诺人(Tainos)取代,后者发展出了较为高级的农业文明,把前者当作了奴隶,哥伦布首次登上古巴岛时遇到的主要是泰诺人。


  哥伦布是在1492年10月27日发现古巴岛的,他在岛上找不到黄金,遂改去了东边的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意为“西班牙”),亦即今天的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所在地。最终西班牙殖民者看中了距离欧洲大陆更近的伊斯帕尼奥拉岛,在岛上建立了第一个美洲定居点。原来生活在该岛的泰诺人大部分被杀,一小部分驾船逃到古巴岛,把西班牙人入侵的消息带到了岛上,于是古巴岛上的泰诺人做好了迎敌的准备。


  1511年,一小队西班牙士兵在迪亚戈·贝拉斯克斯(Diego Velasquez)的率领下入侵古巴岛,岛上的泰诺人在酋长阿图伊(Hatuey)的带领下奋起反抗,最终被武器精良的西班牙人击败,阿图伊中枪被俘。西班牙人将阿图伊绑在火刑柱上,点火前一位方济各会传教士劝他改信基督教,宣称只有这样死后才能上天堂,否则就要下地狱,忍受无尽的苦楚。阿图伊略加思考后反问这位传教士,基督徒死后是否都会进天堂,当他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便不假思索地回答,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他选择下地狱,因为他不想再看到这些残忍的畜生。


  说完这句话后,阿图伊便被西班牙人放火烧死了。今天的阿图伊成为古巴印第安原住民的形象代表,他的名字则被那些当初烧死他的人的后代用作了啤酒和雪茄烟的商标。


  阿图伊的遭遇只是西班牙殖民者占领美洲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同时也是古巴岛血腥历史的缩影。这个国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种族歧视,也就是白人对印第安原住民和黑人的暴力迫害,这一点几乎贯穿了整个古巴历史,直到1959年才总算告一段落。卡斯特罗上台后古巴倒向了苏联,成为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标签一直贴到现在。


  一个小时之后,飞机降落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的何塞·马蒂国际机场。我一下飞机就开始下意识地寻找“熟悉”的痕迹,结果一抬头就发现机场的墙壁全都被涂成了红色,而且不是那种体现热带风情的鲜艳的红色,而是略微发暗的颜色。除此之外,机场的内部装饰相当单调,缺乏变化,唯一的亮点就是两幅广告,一幅是烟草广告,另一幅是朗姆酒广告,全都是以外国人为主要消费对象的非生活必需品。


  走出机场,一股热浪迎面扑来,那无所不在的湿热空气让人无处躲藏。机场附近没有公共交通,要想进城只能打车,上车前必须先换钱,但整个机场却只有一家银行,而且居然建在机场外面,我不得不在热浪中排队等候。


  古巴的货币单位叫作比索(Peso),古巴人自己用的比索颜色寡淡,被中国留学生称为“土比”。古巴政府专门给外国人印了一种颜色鲜艳的比索,称之为“红比”。红比类似于中国80年代使用过的兑换券,理论上和美元是1∶1的关系。但古巴政府为了和美国斗气,规定用美元换红比要交15%的手续费,其他外币币种则无需缴纳这笔费用。我这次专门换了些欧元带在身上,躲过了这一刀。


  本以为会在机场外看到很多老爷车,但机场出租车大都是新车,我略感失望。不过一出机场,路上的老爷车立刻多了起来。这些车大都是40至50年代生产的老古董,以前只在博物馆或者电影里才能见到,美国大街上偶尔也能看到它们的身影,但都是在特殊节日或者场合开出来展览的,从里到外都尽量保持原来的样子。古巴这些古董车之所以一直在路上开,是因为古巴人别无选择。大街上的这些老爷车大都只剩下一个外壳,里面的引擎和传动系统早就换过好几茬了。古巴人很爱美,几乎每辆车都被漆成了各种鲜艳的颜色,喜欢街拍的摄影师们一定爱死古巴了。不过因为古巴民间缺乏电喷设备,颜料大都是手工刷上去的,表面粗糙,颗粒感很明显,不能细看。


  从机场到市区的这段公路质量还不错,沿途绿树成荫,地上基本看不到垃圾,视觉效果非常舒服,就是显得有些冷清,不但路上行驶的车辆少,而且路边基本上看不到广告牌,就连商店也很少见,自然也就看不到多少行人。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车子进入了哈瓦那市区。就像全世界大部分海滨城市一样,哈瓦那基本上是以老港口为中心,沿着海岸线向两边延展。游客最常去的有三个区:老城区(Habana Vieja)是以港口为中心的旅游区,保存了大量殖民地早期的老建筑,其中不少都被改装成了高档旅馆,是外国游客扎堆的地方;老城区的西侧是中心区(Centro Habana),原本是资本家的乐园,有大量建于18至19世纪的办公楼和公寓楼,如今这里是古巴工人阶级的住宅区,是近距离观察古巴普通老百姓的好去处;再往西走就进入了维达多区(Vedado),原本是资本家们为了躲开市中心而修建的高档住宅小区,到处是独门独院的小别墅,从房屋设计到街区的布局都和美国非常相像,如今这里也变成了普通古巴人的住宅区,但要比拥挤的中心区安静许多。


  大部分西方游客都不会住在哈瓦那,而是一下飞机便直奔海滩度假村晒太阳去了。出公差的外国人则大都会选择住在老城区或者维达多区的高档旅馆里,这里服务很好,但价格也非常贵。像我这样的对历史文化更感兴趣的背包客则大都会选择住在家庭旅馆里,这是古巴的新生事物,但只有少数具备一定条件的家庭才有资格接待外国游客,这样的房子门前会有一个类似“工”字的标记,表明它们通过了古巴政府的资格认证。我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正在古巴读博士的研究生,住进了他的家里。他在维达多区租了一间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公寓,月租金250美元。这房子位于一幢旧式别墅内,一看就是被改装过的,原本高大宽敞的起居室被分隔成了多个单元,一下子拥挤了很多。房间里空调、冰箱、水、电、煤气、抽水马桶等基本生活设施一应俱全,但却经常停水,我有好几天都没法洗澡,只能用存在水缸里的水简单冲一下。


  古巴为什么会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答案必须从历史中去寻找,而古巴的历史,是从哈瓦那的老城区开始的。


1511年西班牙入侵古巴,酋长阿图伊中枪被俘,并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


西班牙帝国的明珠


  从我住的地方到老城区大约有5公里远,最省钱的办法自然是坐公共汽车。哈瓦那的公共汽车大都是中国产的宇通大巴车,虽然高峰时间人挤人,但坐一次只需1土比,几乎相当于免费,不过哈瓦那的公交系统线路太过复杂,司机也从来不报站名,对于像我这样不懂西班牙语的游客来说很不方便,一不小心就会坐错车。挂牌的正规出租车倒是有,但一来大街上很不常见,往往只能去外国人住的宾馆门前才能叫得到,二来价格非常贵,不太合算。


  那么,当地人如果不想挤车的话会怎么办呢?答案是去街边拦一辆共用“的士”,西班牙语称之为Taxis Colectivos。这是一种刚刚在古巴出现不久的私营出租车,通常是那种上世纪40至50年代产的美式老爷车,招手即停,坐满为止。坐一次大约需要10土比,介于普通出租车和公共汽车之间。我给了司机1红比,他很熟练地找了我14土比。原来古巴的外币兑换券实际上已经和本国货币完全通用了,普通人也可以用红比,外国人也可以用土比,只要按照24∶1的比例换算就行了。


  唯一的缺点是,这种车只跑固定的线路,上车前必须先问清楚。好在我时间充裕,只要是往东去的车都可以坐,感觉差不多到了就下车,再找个人问问路,很快就进入了老城区的地界。


  南美洲有很多保护得非常好的殖民地时期的古城,哈瓦那老城绝对算是其中的佼佼者。这座西班牙风格的老城自从古巴解放后便没有维修过,也没有被挪作他用,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样子。但也正因为如此,老城里的大部分建筑都因年久失修而摇摇欲坠,有几幢损坏严重的房子几近废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1982年就将哈瓦那老城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但因为“冷战”的原因一拖再拖,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拨出专款,对这一地区的古建筑进行系统的修复。如今游客们看到的房子大都是修复后的结果,有些建筑物外面还贴着修复前的照片,简直惨不忍睹。


  今天的哈瓦那老城完整地保留了当年的格局,5座主要的广场以及周边建筑基本维持原样,街道也仍然是石子路,几乎不用改装就可以用来拍古装电影了。古城里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要是在一般南美城市一定会挤满了小商小贩,以及各种小偷、骗子和掮客,但古巴政府显然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我看到了一个相当有秩序的旅游景点,游客可以很放心地在城里乱逛而不用担心被偷被抢,就连老城里的那些饭馆和酒吧的服务生也都相当专业,当然价格也不菲,恍惚间我觉得自己身在西班牙。


  历史书上说,哈瓦那建于1515年,距今正好500周年,但今天的哈瓦那却没有举行任何庆祝仪式,因为最早的哈瓦那城建在古巴的南部海岸,直到1519年才搬到了今天这个地方。搬家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这里有个天然良港,港湾的主体部分一直深入到内陆,通过一条狭长的水道和加勒比海相连,绝对的易守难攻。


  虽然守着这么一个天赐的宝贝,但早期的西班牙殖民者却一直无动于衷,没有好好加以利用,因为最早来到美洲的都是一些强盗,他们只对黄金感兴趣。可惜古巴岛不产黄金,岛上仅剩的一点金子挖了几年便挖没了,于是古巴的第一任总督贝拉斯克斯下令从西班牙运来了耕牛、种子和农具,开始发展农牧业。


  这当然是最合乎情理的选择,如果西班牙殖民者一直这么做下去的话,今天的古巴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故事了。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是不合情理的,总会有少数人不走寻常路,最终凭借一己之力改写了历史进程。古巴虽然只是一座岛屿,但却出过好几个世界闻名的叛逆者,其中一位名叫埃尔南多·科尔特斯(Hernan Cortes),是个出身于西班牙名门望族的法律系肄业生,1505年他被派往美洲,在征服古巴的战斗中显示出过人的才华和胆识,被贝拉斯克斯任命为圣地亚哥市的市长。他是个很有野心的人,对贝拉斯克斯转向农业的政策不以为然。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到那里(美洲)是为了发财的,而不仅是像一个农民那样去种地。”


  1519年3月,科尔特斯率领一小队西班牙士兵在尤卡坦半岛登陆,长途奔袭至传说中的阿兹特克帝国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城(今墨西哥城),采用各种欺骗手段囚禁了阿兹特克国王,统治了这个中北美洲最强大的帝国。阿兹特克帝国盛产黄金和白银,科尔特斯终于如愿以偿地发了大财。消息传到西班牙后,原本定居在加勒比海岛上的西班牙殖民者纷纷放下手中的农具,乘船登上美洲大陆抢夺黄金,此事标志着西班牙帝国征服美洲大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作为这场运动的发源地,古巴并没有享受到任何好处,反而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移民中转站。来自西班牙本土的移民们只在古巴做短暂停留便起身前往美洲大陆,导致古巴岛上大片农田被废弃,绝大部分城镇也人去楼空。据统计,到1544年时整个古巴岛仅剩下不到7000人,其中只有660名西班牙殖民者,其余都是印第安原住民和黑人奴隶。这种萧条的状况直到16世纪下半段才有了好转,原因在于西班牙人发现了一条从古巴出发、途经巴哈马群岛返回欧洲的新航道。


  原来,加勒比海域的海水较浅,暗礁密布,一直是航海家的噩梦。殖民者在墨西哥抢来的金银如果想要运回欧洲的话,以前不得不绕道而行,这条新航线的发现为欧美之间的航运交通节省了不少时间。另外,欧洲航海家们终于掌握了大西洋海风的运行规律,意识到从北非出发向西航行的船只可以借助强劲的海风快速抵达古巴南部沿岸的圣地亚哥,而从古巴北岸出发的船只则可以借助北大西洋盛行的西风穿过巴哈马群岛向东返航。


  作为返航途中最重要的中转站,哈瓦那咸鱼翻身,开始了爆发性的增长。但是,停留在哈瓦那港口的商船吸引了海盗们的注意力,这些海盗大都来自英、法、荷等北方国家,他们抢劫西班牙商船不光是为了钱,也有宗教的原因,加勒比海在这段时间里成为北方新教列强和南欧天主教帝国之间的角斗场。好莱坞曾经拍过好几部关于加勒比海盗的电影,描述的就是这段时期发生的故事。


  哈瓦那老城最著名的古迹——雷尔弗埃查城堡(Castillo de la Real Fuerza)就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这座城堡位于古城的中心,紧挨着狭窄的航道,任何船只要想进入哈瓦那港口都必须先过这一关。城堡的围墙有6米厚,围墙外面还有一道护城河,看上去坚不可摧。但实际上这座城堡见证了西班牙人的无能,它的位置距离出海口太远了,敌舰完全可以在不和城堡守军发生正面冲突的情况下攻占哈瓦那,法国海盗雅克·德索雷(Jacques de Sores)就是这么做的。这个德索雷曾经被誉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海盗”,他率领的舰队在1555年洗劫了哈瓦那,将雷尔弗埃查城堡尽数焚毁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城堡是西班牙王室拨款重修的,西班牙人意识到古巴岛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必须全力保卫。


  因为西班牙人拼尽全力保卫古巴,来自英国和法国的海盗在此后的几十年里都没能得手。法国人转而向东,占领了伊斯帕尼奥拉岛的西部,也就是今天的海地。英国人则转而向南,占领了古巴岛南边的牙买加。于是今天的海地人讲法语,牙买加人则说英语。最终西班牙王室和英法两国达成协议,西班牙承认了英法两国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换来了几十年的相对太平。


  好景不长,野心勃勃的英国人绝不会满足于小小的牙买加,他们另有打算。


一对古巴恋人乘坐电车前往哈瓦那


英国人的短暂殖民


  哈瓦那位于北纬23°线上,大致相当于中国广州,8月的哈瓦那正值盛夏,天气炎热而又潮湿,我在太阳底下走了一会儿便口渴难耐,到处找水喝。哈瓦那老城里的小店倒是有不少,但大都只卖果汁、啤酒或者碳酸饮料,很少有卖瓶装水的,即使有的话价格也往往贵得离谱。当地人告诉我,普通古巴人没有喝瓶装水的习惯,觉得不合算。我后来在居民区里发现了几家专为古巴人服务的小店,居然有卖散装果汁的,顾客自己带着塑料瓶,让服务员用漏斗把冰镇果汁灌进去。我买了一杯尝了尝,发觉这就是兑了点果汁的糖水,味道很一般,但价格比瓶装水便宜多了,好像古巴的糖不要钱似的。于是我也入乡随俗,渴了就喝这种冰镇果汁,一天之内喝下去十几杯,确实很解渴,而且到了晚上我一点也不饿,连晚饭钱都省下了。


  还别说,古巴的糖真的很便宜,因为这是个靠甘蔗支撑起来的国家。高峰时期全古巴有45%的可耕地都用来种甘蔗,制糖业从16世纪开始就是古巴最重要的经济命脉。


  甘蔗并不是南美特产,最初是西班牙航海家带过来的。甘蔗对阳光和水的要求极高,加勒比地区的气候和降水条件都很适合,于是很快就在古巴岛流行开来。不过,甘蔗是一种劳动密集型农作物,古巴岛上的原住民大批死于欧洲人带去的传染病,劳动力极度短缺,殖民者只能从非洲贩运奴隶来古巴种甘蔗。


  被贩运到古巴的黑奴大都来自西非,人数很快就超过了居住在古巴的西班牙人。据统计,到1886年奴隶制被废除时为止,一共有大约100万黑奴被贩运到了古巴,黑人实际上成了19世纪古巴人数最多的族群。


  西班牙人对待不听话的黑奴当然是非常残酷的,但对待一般黑奴的态度则要比北美奴隶主缓和得多,古巴政府允许黑奴因为各种原因而获得自由,也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甚至允许他们自由结社(比如组织同乡会),因此古巴黑奴从一开始就对古巴有很高的认同度,这一点和美国黑人有着天壤之别。


  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古巴黑奴很快便把古巴视为自己的故乡。当年法国海盗德索雷入侵哈瓦那时,古巴黑奴(还包括印第安原住民)一直和西班牙殖民者并肩战斗,共同保卫自己的家园,这件事说明古巴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有着和其他殖民地不同的特征,这一特征最终导致古巴走上了一条和其他加勒比海岛不同的道路。


  可惜的是,尽管古巴黑奴和印第安原住民都愿意为奴隶主卖命,但实力不济的西班牙殖民者还是在和北欧列强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古巴也逐渐变成了英法等国眼中的一块肥肉。18世纪中期,大英帝国的势力达到顶峰,英国人变得越来越有攻击性。1741年,英国海军上将爱德华·弗农(Edward Vernon)攻占了关塔那摩(Guantanamo),但很快就被一支由多种肤色的古巴士兵组成的自卫队击败,不得不退了回去。20年后英国人卷土重来,最终于1762年8月攻占了哈瓦那。


  英国人的胜利固然源于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也和古巴岛特殊的地形有点关系。古巴岛是加勒比地区最大的海岛,总面积约为11万平方公里,单从这个数字来看已经不能算是个小岛了,尤其对于古代那种落后的科技发展水平而言,如此大面积的领土是很难被有效管理的,军事防御就更成问题了。如今很多人认为一座岛理应属于同一个国家,这个看法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很多看似不大的岛都没有统一到一个政府名下,古巴旁边的伊斯帕尼奥拉岛就被分成了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古巴岛状如一把长条形的钥匙(所以有人称之为“墨西哥湾的钥匙”),东西方向的长度约为1250公里,但南北方向的宽度却仅为100公里左右,这样一种形状使得古巴岛具有和自身面积不相称的漫长的海岸线,非常容易遭到来自海上的攻击。


  就拿关塔那摩来说,这是位于古巴最东端的一块飞地,和古巴岛的主体部分之间隔着一座高山。这里距离哈瓦那有将近1000公里的距离,两者之间也缺乏高质量的道路,哈瓦那的官员们根本管不到这里,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属于“三不管”地带。最终这块飞地被美国抢了去,至今没有归还。


  正是因为古巴岛太难防守了,以及一些其他原因,英国人只在哈瓦那待了10个月就决定退出。1763年2月,英法西三国签订了《巴黎和约》,英国同意把古巴还给西班牙,但西班牙必须用佛罗里达作为交换。当时大英帝国已经占领了北美的东北部地区,获得佛罗里达就相当于把整个北美(加拿大除外)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巴黎和约》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铺平了道路,也为古巴的未来埋下了伏笔。古巴好不容易摆脱了大英帝国的统治,却又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加强大的邻居。


  《巴黎和约》还改变了西班牙对待古巴的态度。重新获得古巴后,西班牙统治者更加意识到这个岛国的重要性,决心尽一切可能使之变得更加强大。在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的主持下,古巴开始了政治和经济改革,原有的土地分配政策、税收体系和教育制度等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如果照这样下去的话,古巴很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加勒比明珠。


1962年,一艘美军驱逐舰迫使一艘载有导弹的苏联货船驶出古巴海域


  但是,天算不如人算。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很快波及到了加勒比地区,作为这一地区唯一的法国殖民地,海地受到了直接的冲击。1791年,海地的黑奴在宗主国大革命精神的鼓舞下爆发了武装起义,赶走了白人奴隶主,成为继美国之后西半球第二个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同时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以黑人为主的共和国。在这场战斗中,大约有2000多名白人奴隶主被杀死,3万名法国农场主被迫逃到了古巴岛上。


  这件事震惊了欧洲,西班牙人突然意识到黑奴们已经具备了反抗的意识,说不定会效仿海地的同胞,把古巴岛的白人殖民者赶出去。于是,来自马德里的统治者一方面加强了对黑奴的戒备,另一方面则修改法律,通过授予土地和减免税收的方式鼓励西班牙人移民到古巴去,最终在人数上超过黑人。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个目的算是达到了。根据古巴政府官方公布的数字,目前古巴这1150万人口当中有64%是白人,26.6%是黑白混血,9.3%是纯的黑人,剩下的0.1%则是中国劳工的后裔。据我这几天的观察,古巴白人的比例似乎没有这么高,我猜是因为一些混血程度较轻的人被划到白人阵营里去了。不过古巴确实是加勒比地区白人比例最高的国家,如果仅凭街上行人的肤色或者衣着来判断,哈瓦那和马德里基本上没有差别。


  另外,古巴同时也是我去过的美洲国家里种族差异最小的国家,我很难根据对方的衣着打扮或者所从事的工作类型去判断他的种族,或者根据肤色判断他的职业,不过这很可能是因为我对古巴还不够了解而已。


  古巴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达到目前这种状况,当年这个国家的种族歧视也是相当严重的。前文说过,最早的古巴奴隶主对待黑奴的态度还算是比较开明的,但海地革命之后这种相对和谐的气氛便消失了。仅举一例:古巴是拉丁美洲国家当中最晚废除奴隶制的国家,直到1886年才正式废除了这一制度。南美洲只有巴西比古巴晚,1888年才废除。相比之下,加勒比海其他国家大都在1834至1848年间废除了奴隶制。美国虽然种族歧视现象比古巴严重得多,也早在1863年便废除了奴隶制。


  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古巴白人对宗主国的忠诚度是拉丁美洲国家当中最高的,因为他们相信如果古巴独立的话,黑人有可能占据统治地位,他们就要背井离乡了。西班牙国王投桃报李,给移民古巴的西班牙人提供了很多便利。再加上蔗糖产业的兴旺为古巴的上层精英带来了巨额财富,他们更加不愿意独立了。事实上,只有少数处于社会边缘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被放逐的异议人士才会积极地要求摆脱西班牙统治,这批人虽然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却在古巴遇到了比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更大的阻力,这就是为什么古巴的独立运动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双方都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对方达到目的,甚至不惜诉诸暴力的原因。这种在独立战争期间形成的暴力传统后来几乎每10年就重现一次,古巴在1878、1879、1895、1906、1912、1933和1956年爆发了各种形式的暴力抵抗运动,真正获得独立的时间比任何一个拉丁美洲国家都要晚。古巴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和古巴人民对于民族独立的不懈追求有着直接的关系。


1519年,西班牙冒险家科尔特斯登陆墨西哥后焚烧舰船以断士兵后退之心,最终攻陷特诺奇蒂特兰古城


艰难的独立之路


  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特别喜欢广场,几乎每个城市的中心都有一座。广场中心通常都会安放一座人像雕塑,纪念对这个国家或者这座城市贡献最大的人。南美洲南部诸国(包括阿根廷、智利和秘鲁等)纪念的是何塞·圣马丁(Jose San Martin),南美洲北部诸国(包括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等)纪念的是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两人并称为拉丁美洲解放运动的“南北双雄”。但古巴有自己的偶像,他的名字叫作何塞·马蒂(Jose Marti),哈瓦那机场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与前两位不同的是,马蒂既不是古巴独立运动的发起人,也不是最终的胜利者,而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和乌托邦精神的自由派诗人,这一点是古巴独立运动区别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一项很重要的特质。


  与邻国海地一样,古巴的独立运动起源于宗主国西班牙发生的一场革命。1868年9月18日,马德里爆发了“光荣革命”事件,革命者驱逐了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1个月后,古巴的一位律师兼农场主卡洛斯·塞斯佩德斯(Carlos Cespedes)发动了古巴独立运动,虽然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但这场运动点燃了埋藏在人们心里的独立之火,从此起义军的枪声便此起彼伏,一直没有断过。


  马蒂就是从这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位杰出的理论家和鼓动者。他于1853年1月28日出生于哈瓦那,父亲是响应政府号召从西班牙移民到古巴的一名炮兵中士。1868年的那场革命激励了还在上中学的马蒂,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创办了《祖国自由报》,并在报纸上发表了好几篇煽动性极强的社论。革命失败后,古巴当局把当时年仅16岁的马蒂关进了监狱,只是因为他的身体出了问题,这才不得不将他流放到了西班牙。马蒂在马德里大学学习法律时接触到很多欧洲思想家的著作,尤其是德国人文主义学者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e)对他影响最大。克劳斯非常注重教育,现在的古巴之所以在教育领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这件事有很大关系。


  学成后马蒂回到美洲大陆,最终定居美国,并在纽约生活了将近15年,没想到这段生活却把他培养成为坚定的反美人士。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知道这个怪兽(美国),因为我曾经生活在它的兽穴中,我的武器只有大卫的弹弓。”


  马蒂之所以讨厌美国,一个原因是当时美国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马蒂是一位坚定的种族平等支持者,这一点也深深影响了后来的古巴革命者。另一个原因是马蒂坚决反对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他虽然很羡慕美国的物质文明,但他认为这是建立在剥削少数民族的基础上的经济繁荣,古巴绝不能学。但是,与此同时他却又多次尖锐地批评马克思,觉得马克思那套理论同样也是行不通的。


  不过,马蒂之所以如此反美,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认为美国对古巴不怀好意,一心想将古巴据为己有。当时有很多古巴精英希望独立后的古巴和美国结盟,甚至干脆并入美利坚合众国,马蒂对这个想法深恶痛绝,认为应当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被美国兼并。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任何民族的双手都必须是自由的,因为只有遵循自己的特性和个性,一个国家才能不受拘束地发展。”同样,马蒂对待美国的态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古巴后来的外交政策,反美一直是古巴革命者的核心议题。


  1892年,马蒂和几个志同道合之人在纽约成立了古巴革命党,准备用武力推翻西班牙殖民者的统治。3年之后,马蒂率领一支部队在一个偏僻的古巴小渔村登陆,正式开始了游击战。1895年5月19日,游击队遭到了政府军的伏击,马蒂勇敢地冲在最前面,不幸中弹牺牲,年仅42岁。不少人指责他只会写字,不会打仗,是个百无一用的书生,但据当时参加战斗的人回忆,马蒂很可能是故意这么做的,为的是以死明志。他人生得十分矮小,身高只有1.5米,喜欢留八字胡,平时总是穿着一套黑色西装,系白色领带,这些外表特征人所共知,在战场上很容易辨认。那天他不但穿着自己标志性的服装,还故意骑了一匹白马,更是等于把自己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


  事实上,他在出发去古巴前曾经撰写了一份革命党宣言,其中有“胜利或者牺牲”这样的字句,表明他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后来卡斯特罗从这句标语中得到启发,写下了“为祖国毋宁死”的口号,成为他一生中说过的最有名的一句话。


  马蒂对美帝国主义的担忧在他死后没几年就应验了。1898年2月15日,一艘停靠在哈瓦那港口的美国军舰“缅因号”突然爆炸,当场炸死了258名美国水手。美国政府立即指责西班牙政府一手制造这场惨案,后者则坚称这是一次意外事故,反过来指责美国为了寻找战争借口,故意制造了这起惨案。双方谈判了两个月,谁也不肯让步。于是美国在1898年4月25日对西班牙宣战,并迅速派出军队攻击西班牙帝国在全球的很多殖民地,包括波多黎各、菲律宾和关岛。显然美国人打算把古巴解放战争扩大为美西战争,借此机会一举摧毁庞大的西班牙帝国,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


  1898年7月1日,美军的一支莽骑兵团(Rough Riders)在古巴的圣地亚哥市登陆,随即向古巴政府军发起攻击。羸弱的西班牙军队远不是装备精良的美军的对手,后者只用了3周的时间就把政府军彻底击垮,完成了对这个已有400多年历史的西班牙帝国的最后一击。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这支莽骑兵军团的副总指挥名叫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他当时的另一个身份是美国海军部长助理。美西战争结束后他作为战斗英雄回到美国,受到热烈追捧,几年后便当上了美国总统,并且在这个位置上干了8年。


  如果马蒂还活着,一定会反对美国的介入,但马蒂已死,大部分古巴义军领导人都对美军表示欢迎,毕竟美国人帮他们打赢了这场已经持续了30年的古巴独立战争。美西战争结束后,西班牙把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和古巴都割让给了美国,美国正式成为古巴新的宗主国。但年轻的美国从未有过统治外国的经验,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段时间美国国会为古巴问题争吵了无数回,谁也说服不了谁,最终美国统治者只能从自身的经历中寻找经验,把他们所熟悉的那套运作方式运用到古巴人民身上。


  于是,古巴全盘移植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和运作模式,迅速在1900年组织了第一次民主选举,并召开制宪会议,仿照美国的模式制定宪法。1902年,第一部古巴宪法获得通过,美国旋即宣布撤军,将古巴交给了新成立的古巴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埃斯特拉达·帕尔玛(Estrada Palma)。


  这一切看似合情合理,但在今天的古巴历史课本里则完全是另一种说法。首先,1900年那次总统选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选举,古巴的白人精英们害怕古巴会成为下一个海地,规定只有20岁以上、能读能写、拥有250美元以上财产的古巴男子才有选举资格,这就等于剥夺了广大妇女和黑人的选举权。最终参与投票的选民总数只有大约10万人,只占古巴人口总数的5%,所以卡斯特罗政府一直把帕尔玛政府称为独裁政府,在1902年成立的古巴共和国名称前面加了个“伪”字。


  如果说上述缺点属于时代局限的话,那么美国人强行附加在古巴宪法中的《普拉特修正案》(Platt Amendment)则被视为是对古巴人民的侮辱。这项修正案一共有7条,后人谈论最多的是第7条,这则条款给予美国人在古巴建立永久军事基地的权力,其结果就是美军在关塔那摩建立了海军基地。这个基地最终因为其关押了中东战俘而闻名于世,但实际上它最重要的目的在于保障了美国船只从美国东海岸的港口驶向巴拿马地峡(之后不久便成为运河)的航道,这就是为什么当《普拉特修正案》于1934年5月29日被废除后,美国仍然拒绝交出这个基地的原因。


  但是,《普拉特修正案》最关键的其实是第三条,这一条给予美国在它认为必要的时候干涉古巴内政的权力。当年投赞成票的古巴政治家认为一个受限制的独立总要比美国继续占领古巴好得多,但历史证明这一条相当于把古巴变成了美国的一个隐性的殖民地,使得古巴政府每当遇到麻烦的时候都会很自然地要求美国出兵干涉,借助美军的力量来解决一个真正独立的政府应该自己解决的问题。两国关系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笼罩在《普拉特修正案》的阴影之下,双方的敌对情绪最终导致了1959年卡斯特罗的上台。


1898年美西战争期间,美国陆军上校西奥多·罗斯福与他的莽骑兵团合影


独裁者还是实干家


  马雷贡(Malecon)大道是哈瓦那最宽敞的大街,其地位相当于北京的长安街,它沿海而建,把哈瓦那的三个最主要的街区连接在一起。大道两侧随时可见各种名人雕像和纪念碑,全都保护得非常好,只有一个纪念碑例外,虽然它位于马雷贡大道的正中央,周围还有一圈护栏围着,但护栏内到处是参观者随意丢弃的垃圾,背阴处甚至变成了流浪汉的临时居所。这就是为了纪念“缅因号”爆炸事件中死亡的258名美国水手而建立的纪念碑,古巴革命后愤怒的群众把这座碑毁坏了,原本安放在顶部的铁制雄鹰被砸烂,只剩下两根石柱孤零零地立在那里。这座纪念碑之所以没有被彻底拆除,完全是因为卡斯特罗政府在上面刻了一行新字:纪念“缅因号”爆炸事件的死难者,他们死于美帝国主义妄图吞并古巴岛的野心。


  有趣的是,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就建在纪念碑西侧不到400米远的地方,那是一幢8层楼高的玻璃建筑,外表没有任何装饰物,也没有悬挂任何旗子或者标记物,外人绝对猜不出这楼是干吗的。大楼前有块足球场大小的空地,上面立着一堆旗杆,但旗杆之间距离非常小,像是一片无人管理的森林。原来这就是著名的黑旗广场,当年美国人在使馆楼的外墙上安装了一块大屏幕电视,整天播放“反革命”宣传视频,卡斯特罗一气之下,在大楼前安置了138根插满黑旗的旗杆,挡住了大屏幕,这样一来从马雷贡大道上通过的车辆和行人就看不到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宣传了。


  记得我当初读到这个故事时还以为是瞎编的,因为我不能想象两个有头有脸的大国之间竟然会像小孩打架一样搞这种无聊游戏。但当我真的看到这个黑旗广场时,便意识到美国和古巴的关系并不像我以前想象的那样你死我活势不两立,而是有很多微妙之处。


  今天的人对于美军当年扶持亲美傀儡政权,再用《普拉特修正案》给自己干涉古巴内政留后路的做法相当不齿,但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刚独立的古巴和其他那些前殖民地国家一样,头几年也是矛盾不断,暴力冲突频发。西班牙人和美国人的突然撤出让原本被外来殖民者压制的本土力量看到了机会,各个利益集团开始钩心斗角,相互倾轧,而作为各个利益集团代言人的政治家们更是尔虞我诈,每个人都想通过贿赂等手段拉拢选民为自己投票。他们一旦上了台便开始大肆贪污腐败,选举失败的一方也绝不会善罢甘休,而是立即开动自己掌握的宣传机器,指责对方卑鄙无耻。台上的人自然不喜欢听这个,新闻管制是他们所能想到的让敌人闭嘴的最有效的方式。


        台下的人一看翻身无望,便转移到深山老林之中打游击,毕竟这是古巴政治家们最熟悉的抗争方式,他们的前辈们已经做过很多次了。一旦游击队得势,掌权者控制不住局面了便会立即去美国大使馆寻求帮助,而美国也有求必应,立即派遣海军陆战队登陆古巴,在全国实行军事管制。据统计,美国于1906~1909、1912、1917~1923年先后对古巴实施了3次武装干预,其中有两次长达3年以上,为古巴政权维持稳定局面提供了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美国政府之所以这么做当然不只是为了维护古巴人民的利益,它有自己的目的。古巴独立后大批美国商人去古巴做生意,使得美国迅速跃升为古巴最大的贸易伙伴。到了上世纪20年代时美国公司已经控制了2/3的古巴农田和绝大部分矿产资源,他们最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古巴。当然了,这也是大部分古巴老百姓的愿望,他们早已厌倦了无休止的党派斗争,希望古巴社会能安定下来,好好发展经济,于是古巴人在1925年把自由党的格拉尔多·马查多(Gerardo Machado)选为古巴新一任总统,希望这个商人出身的政治家能为古巴带来一些改变。


  马查多上台后恰逢世界糖价暴跌,国家财政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于是他采取了很多极端措施,比如动用国家财政大搞基础建设。横贯古巴全境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就是在他的任期内完成的,至今仍然是唯一的一条连接古巴东西两端的公路。他还主持修建了古巴议会大厦,整体设计完全模仿美国国会山,两者看起来简直一模一样。


  不过,马查多骨子里是个自由市场的拥趸,他开放了古巴的旅游业,利用外资建造了一批高档酒店和度假村,打算把古巴变成美国富人的度假胜地。当年建造的古巴国宾馆至今仍然是古巴最豪华的高级饭店,各国元首和影视明星们都会选择住在这里。距此不远的地方还建了一座五星级的希尔顿酒店,但古巴革命胜利后被政府收回,改名为自由哈瓦那酒店,价格比国宾馆稍微便宜一些,是普通外国游客的首选。如今这两幢建筑都变成了哈瓦那的地标,外国游客需要的很多服务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我刚到哈瓦那的第一天找不到吃饭的地方,只能跑到自由哈瓦那酒店附设的24小时餐厅里吃了来古巴后的第一顿饭,记得我要了一份汉堡薯条外加一杯果汁,要价10.75红比。后来我才知道,同样的东西在古巴人自己开的饭馆只需要1/3的价格,只是就餐环境差点而已。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必然招致另一部分人的不满。对于古巴这样人口成分复杂、发展极不均衡的国家来说,这种矛盾就更为突出。马查多的新政让很多没有尝到甜头的古巴人心怀不满,一时间罢工抗议之声此起彼伏。为了应付来自各方的压力,马查多采取了铁腕统治,一边修改宪法限制反对派的权利,一边采用各种手段限制新闻自由,甚至还指示手下人暗杀了几位左派异见人士。一位古巴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给马查多起了个外号,称他为“热带的墨索里尼”。其实像马查多这样的总统在很多拉丁美洲国家都能找到,几乎所有刚当选的总统都野心勃勃地想干一番事业,但很快就都变成了独裁者,这几乎成了南美的常态。


  最终把马查多赶下台的是一位军人,名叫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他同样是拉丁美洲国家最常见的一类政治家:出身低微但野心勃勃,因打仗勇敢当上军官,再因善耍手腕而掌握兵权,又因能说会道而取得民心,最终看准时机发动政变,一举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


  巴蒂斯塔是古巴第一位混血儿总统,据他自己说他身上流着非洲人、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和中国人的血,从这点来看古巴比美国先进了70年。1933年时的巴蒂斯塔还只是个没什么名气的陆军中层士官,但他非常聪明,先用革命为诱饵骗取了一群教授和大学生的信任,让他们加入自己的叛军队伍,以此来赢得古巴民众的信任和支持。革命胜利后他立刻把这些知识分子一脚踢开,跑去和那些真正掌握权力的资本家和美国政客拉关系,顺利地当上了古巴军队的最高统帅。


  古巴从1933至1940年间一共换了7任总统,但手握军权的巴蒂斯塔才是古巴真正的最高领导人。1940年他眼看时机成熟,这才亲自出来参加竞选,毫无争议地当选为古巴的新一任总统。上任后他立即召开制宪会议修改宪法,赋予工人8小时工作制的权利,规定每年必须有一个月带薪假期,并增加了养老金和社会保障制度。新宪法还扩大了选民的范围,贫穷的黑人和广大妇女终于有了投票权。因为这部新宪法,以及其他一些明显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政治措施,让巴蒂斯塔得到了古巴民众的普遍支持,他的个人威望和权力都达到了顶峰。


  与此同时,巴蒂斯塔却私下里和美国黑手党拉上了关系。最早发现古巴潜力的是臭名昭著的艾尔·卡彭(Al Capone),他为了躲避美国的禁酒令来古巴发展,很快就发现古巴是个赚黑钱的好地方。这个岛和美国距离近,法律形同虚设,官员很容易被贿赂,也是偷税漏税的天堂。在他的带领下,大批黑手党进入古巴,那段时间古巴成了嗜酒美国人的好去处。巴蒂斯塔则更进一步,默许黑手党在古巴开始赌场和妓院,甚至半公开地贩毒,把哈瓦那变成了一个加勒比海上的拉斯维加斯、黄赌毒俱全的美国富翁的天堂。今天的哈瓦那中心区还能依稀看到当年灯红酒绿的样子,只不过那些富丽堂皇的夜总会和赌场如今却变成了古巴工人阶级的公寓,美国富人们下榻的高档酒店被分隔成很多小房间,每间住着一户人家。原本宽敞明亮的交际舞厅则被改装成了汽车修理厂房,仓皇出逃的富人们没有带走的豪华汽车在这里不断地延续着生命。


  美国黑手党的介入虽然加重了贪污腐败,加大了贫富差距,但毕竟吸引了大批美国人前来消费,普通古巴人间接地从中收益,这就是为什么独裁的巴蒂斯塔在第一届任期内受到了古巴老百姓的普遍欢迎的原因。但是巴蒂斯塔的所作所为遭到了两类人的强烈抵制:一类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反对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希望建立一个全民分享财富的共产主义社会;另一类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厌恶美国对古巴的颐指气使,甚至讨厌那些财大气粗的美国游客。正是在这两类人的反对下,巴蒂斯塔亲手挑选的接班人没能顺利地当选下一届古巴总统。他一看情况不对,立刻逃往美国,在迈阿密躲了几年。多亏美国黑手党投桃报李,暗中出钱出人帮助他发动了军事政变,这才重新夺回了总统宝座。


  此后的巴蒂斯塔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他修改法律,取消了总统选举,用各种卑劣手段清除政府内的异己分子,彻底变成了一个独裁者。这次政变让很多反对他的人丢掉了幻想,纷纷效仿前辈拿起步枪,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自然就是后来叱咤风云几十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他是第二代西班牙移民,父亲是一位来自西班牙北方的农民,靠在古巴种甘蔗发了财,因此卡斯特罗和他的几个兄弟姐们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为后来的革命打下了基础。


  年轻时的卡斯特罗是一名狂热的爱国青年,一心要实现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未竟的事业。1953年7月26日,26岁的卡斯特罗率领一群游击队员攻打蒙达卡兵营,试图从军火库中获取武器。但就像马蒂一样,这群热血青年对于战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准备不足,这次行动以惨败告终。唯一不同的是卡斯特罗没有被当场杀死,而是逃进了兵营北边的马埃斯特拉山(Sierra Maestra)里。几天后一名乡村卫队的黑人中尉抓住了他,这名黑人军官同情卡斯特罗和他的革命,没有把他直接送到兵营,而是将他送到了警察局。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行为改变了古巴历史,因为兵营里的士兵肯定立即就把卡斯特罗处决了,但警察局却不得不走法律程序,这就给卡斯特罗一个求生的机会。卡斯特罗不但抓住这个机会活了下来,而且还利用这次机会让自己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


 原来,卡斯特罗口才极佳,是个天生的演说家。他大学学的是法律,专业知识也不缺,因此他要求自己为自己辩护,并利用这次机会在法庭上公开阐述了自己的施政方针,包括还政于民、分田到户、打击腐败和保障就业等很多改革措施,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他甚至想办法把自己的演讲记录整理成书在古巴出版,在书的最后一页他写道: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这份辞藻华丽的辩护书完全是为历史准备的,法官没有被它打动,判了卡斯特罗15年监禁。两年后巴蒂斯塔实行大赦,居然把卡斯特罗放出来了!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卡斯特罗之所以没有像马蒂那样早死,和古巴社会文明程度的进步有着很大的关系。


  出狱后卡斯特罗立即动身前往墨西哥,准备在那里养精蓄锐,招兵买马,伺机反攻古巴。正是在墨西哥逗留期间,卡斯特罗认识了一位对他本人乃至古巴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阿根廷人,他的名字叫作切·格瓦拉(Che Guevara)。


  格瓦拉出生于阿根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大学学的是医学,但他从小就不安分,22岁那年决定中断学业,和好友骑着一辆老式摩托车纵贯了整个美洲大陆。一个从小娇生惯养但却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的热血青年这么早出来看世界,看到的一定是那些丑陋的地方,格瓦拉也不例外。这趟旅行还没结束,格瓦拉就已经变成了一个狂热的革命者,而且他最想革的就是美帝国主义的命,因为他把南美洲大陆上发生的一切罪恶都归咎到了富裕而又强大的美国头上。


  后来有人将他俩的这段经历拍成了一部电影,取名《摩托日记》,电影中的格瓦拉由著名的墨西哥帅哥演员盖尔·加西亚·伯纳尔(Gael Garcia Bernal)扮演。但看过格瓦拉照片的人都会同意,真人比演员要好看无数倍,这种情况恐怕是电影史上的第一次。


  换句话说,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那次墨西哥相会可以理解成是一位百年不遇的演讲奇才遇见了一位千年不遇的美男子。前者有人脉,有胆识,有武装;后者有魅力,有知识,有视野。最终两人强强联手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古巴。


在田地里收甘蔗的古巴农民(摄于1959年)


古巴革命


  1956年12月2日,一艘载有82人的摩托艇“格拉玛号”(Granma)在远离哈瓦那的古巴东海岸登陆,船上除了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外,还有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Raul Castro)。这群革命者几乎照搬了马蒂当年的做法,但因为缺乏作战经验,刚上岸即遭到伏击,只有十几个人活了下来,躲进了马埃斯特拉山区的密林之中。在此后的两年里巴蒂斯塔多次派正规军前往镇压,但始终奈何不了他们。最终游击队逼近哈瓦那,巴蒂斯塔在1958年的最后一天举家出逃,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卡斯特罗的成功并不能完全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来解释,虽然他得到了很多古巴乡村民众的支持,但因为游击队中所有的骨干成员全都是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白人,而他们要推翻的巴蒂斯塔则是个出身贫寒的混血儿,所以很多黑人民众心存芥蒂,并没有公开支持卡斯特罗。


  卡斯特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知人善任。他重用了两位优秀的指挥官,在后来的战斗中被证明价值连城。其中一位是格瓦拉,他不但极富魅力,而且精通医术,再加上他特别能吃苦,打仗时总是身先士卒,因此深得士兵的爱戴。另一位名叫卡米洛·西恩富戈斯(Camilo Cienfuegos),也是一位智勇双全的猛将。作为卡斯特罗的左膀右臂,革命胜利后两人都当上了高官,但却都没能善终。格瓦拉死于玻利维亚的游击战,西恩富戈斯则死于一次飞机事故。今天的哈瓦那解放广场上有两座巨型浮雕,刻画的正是这两位古巴革命的烈士。


  卡斯特罗最终获胜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态度。他虽然反美,但却深知美国的实力不容小觑。于是他邀请了美国著名的左派报纸《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和他一起打游击,利用这位记者手中的笔把游击队的消息传到世界各地。美国政府一直搞不清游击队到底想干什么,甚至连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都被他骗了,认为卡斯特罗是自己人。事实上,巴蒂斯塔之所以在局势尚未明了的情况下就仓皇出逃,原因就是美国决定不再支持他了。


  著名的古巴历史研究者、英国记者理查德·戈特(Richard Gott)认为,巴蒂斯塔虽然确实是一个独裁者,但他的所作所为很多都是为了对付城市恐怖主义和游击战争的,人民最终倒向卡斯特罗的重要原因在于后者在军事上获得了胜利,如果巴蒂斯塔的军队能再坚持几年,甚至如果他不是如此一败涂地的话,古巴公众的看法就会倾向于他了。换句话说,他认为人们通常会站在胜利者的一边,古巴也不例外。


  古巴革命的胜利受到了来自全世界左派阵营的欢迎,包括加西亚·马尔克斯、马里奥·略萨、保罗·萨特和西蒙·波伏娃在内的一大批左派作家要么撰文支持,要么专程来访。美国也有一大批左派作家对这个邻国发生的一切表示欢迎,一批古巴支持者于1960年在纽约成立了“古巴公平竞争委员会”(Fair Play for Cuba Committee),美国著名作家威廉·威廉姆斯、艾伦·金斯堡、诺曼·梅勒和劳伦斯·弗林盖提等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美国政府一开始是支持卡斯特罗的。也许是受了中情局的误导,美国人认为卡斯特罗的上台将有助于加速拉丁美洲的民主进程,没想到卡斯特罗上台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土地改革,规定只有古巴人才能拥有古巴的土地,于是所有的美国农场主不得不放弃了他们在古巴的甘蔗园,所得到的经济补偿却是微不足道的。不过,这个决定与其说是源于意识形态之争,不如说是古巴民族主义对抗美帝国主义的结果。很多资料表明,卡斯特罗在革命胜利的初期并不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只是在思想倾向上偏左而已。他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最想做的就是把古巴从美国人的掌控中夺回来,建立一个古巴人自己的古巴。


  但是,这个政策损害了美国商人的利益,美国政府当然不干了,对待卡斯特罗的态度立即来了个180°大转弯。1960年4月14日,大约1400名古巴流亡者在中情局的暗中帮助下在古巴南部的猪湾登陆,试图用武力推翻卡斯特罗的政权。结果这批乌合之众在几天内就被卡斯特罗的军队彻底消灭了,美国政府成了国际社会的笑柄。


  很多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决定推翻古巴政权的想法一开始也不是因为担心共产主义的威胁,而是纯粹因为经济原因,但“猪湾事件”使得两国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卡斯特罗丢掉了对美国政府仅存的一点点幻想,开始设法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他深知美国的实力比古巴强太多了,如果美国政府真心要用武力颠覆古巴政权,他绝对无力抵抗,于是他别无选择地倒向了苏联,希望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和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能够帮助他保住革命成果。这个想法与格瓦拉倒是不谋而合,后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且从来没有动摇过。


  但是,苏联却另有打算。赫鲁晓夫很高兴在西半球找到了一位盟友,决心利用古巴这枚棋子和美国对抗。当时卡斯特罗希望和苏联签订一个《苏古军事条约》,他认为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约就足以让美国人不敢轻举妄动了,但是苏联方面执意要在古巴建设导弹基地,卡斯特罗虽然勉强答应了,但他内心清楚,这样做等于把古巴变成了苏联的军事基地,或者更准确地说,古巴从美国的殖民地变成了苏联的殖民地。但他那时已经没有选择了,只能照办。


  没想到导弹基地刚一开工,美国的高空侦察机便在第一时间发现了它。美国政府立刻提出强烈抗议,并决定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当时很多人都以为美苏两国马上就要互扔原子弹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好在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没有彻底失去理智,最终双方和解,苏联撤出了导弹。问题是,就和当初苏联决定在古巴建设导弹基地一样,赫鲁晓夫自始至终都没有和卡斯特罗商量,这让卡斯特罗感到羞辱,但他根本不敢发作,因为古巴的经济命脉也已经完全掌握在了苏联人手里。


古巴圣玛利亚海滩上玩乐的年轻人


在夹缝中生存


  古巴是个天主教徒占多数的国家,哈瓦那的天主教墓地建在维达多区,我专程跑去参观,惊讶地发现这块墓地的面积大得惊人,逛了半天都没有逛完。后来查了资料才得知,这座中北美洲最大的陵墓建于19世纪末期,总的规划面积高达5平方公里,保证在未来100年里新增加的棺材都能装得下。


  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哈瓦那的光辉历史。事实上,哈瓦那曾经是南美洲最富有的城市,卡斯特罗继承的是一个相当富裕的国家,他并不需要在废墟上重建古巴。资料显示,上世纪50年代古巴的人均GDP高居拉丁美洲第二位,仅次于依靠石油而发家的委内瑞拉,和当时的意大利相当。古巴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排在全世界第8位,农民的平均年收入高于不少欧洲国家。古巴的城市化、识字率、婴儿死亡率和平均寿命等硬指标早在当年便已高居世界前列,是公认的拉丁美洲五强之一。


  旧古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过大。卡斯特罗当然要首先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么做的结果必然导致富人的不满,他们当中有很多都是有一技之长的律师和工程师等专业人才,这些人选择了出走。据统计,古巴革命胜利之后的4年时间里有25万名医生、律师、工程师和管理人员逃离古巴,他们大都去了美国。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两国之间的航班被迫停止,那些想要离开古巴的人只能坐船偷渡,许多人被淹死。面对这场人道危机,卡斯特罗却宣布了一项新政策:任何人如果想要离开古巴都可以不受约束地这么做。这项新政策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移民潮,更多的古巴人被淹死,最终还是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了《美国-古巴调节案》,由美国政府出钱增开了3000多次免费航班,将26万古巴移民送至美国并出钱安置。


  此后卡斯特罗又数次故技重施,把非法移民当作和美国政府斗争的武器。他甚至在1980年时把大批古巴囚犯送上了前往美国的偷渡船,搞得美国狼狈不堪,并间接导致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在竞选时败给了里根。这么做的结果是:目前已经有超过100万的古巴人移民去了美国,占古巴总人口的1/10。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白人,其中有很多人都是高级技术人才,这些人留在古巴的个人财产被充公。哈瓦那中心区和维达多区的大部分公寓和别墅都是在那个时期被老百姓抢占的。


  卡斯特罗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和美国较劲,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清除异己,因为富裕的人当中反对他的比例很高,这么做相当于把反对派都清理干净了。但是,这个做法也有一个明显的坏处。美国著名左翼学者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在革命胜利后不久来古巴考察,回去后写了一本书盛赞卡斯特罗,但他在书的结尾处警告说,这场革命的主要缺点就是没有留住建设国家所需的人才。他的这个判断事后被证明非常正确,人才的匮乏是古巴经济之所以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美国政府的单方面经济制裁只能排在第二位。


  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任命格瓦拉担任国家银行行长,两年后又把工业部长的重担放在了他的肩上。格瓦拉本人不是一个经济专家,习惯于从政治的角度想问题。他认为工业化是发展国家经济的基础,经济多样化是古巴摆脱殖民统治的必要条件,但古巴根本不具备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人才也极度匮乏,卡斯特罗很快就否决了格瓦拉的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决定在苏联的支持下集中发展制糖业。为了留住古巴这个小兄弟,苏联也慷慨地和卡斯特罗签署了协议,答应以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金额购买古巴生产的糖,条件是其中一部分款项用苏联产品支付。


  就这样,古巴重新回到了殖民时代的单一经济模式。整个70年代古巴外汇收入的3/4来自蔗糖出口,高峰时期甘蔗种植面积达到国内可耕地面积的45%。因为古巴蔗糖在苏联卖出了高价,1970至1988年间古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是4.1%,整个拉丁美洲的平均值还不足1.2%。如果仅从这几个数字上看,古巴革命应该算是成功了,但实际上古巴的这种经济模式严重依赖苏联,后者成了古巴真正意义上的宗主国。为了独立,古巴的革命者绕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了原点。


  不用说,格瓦拉对这一状况是很不满意的。眼看自己的革命理想就要付诸东流,他决定离开古巴,去其他国家继续搞革命。他先是去了非洲的刚果,帮助刚果游击队闹革命,但因为言语不通、水土不服等原因,革命进行得很不成功。他很快吸取了教训,回到自己熟悉的南美,去玻利维亚打游击,却因村民的出卖而被捕,很快就被玻利维亚政府军处决了。英年早逝让格瓦拉成为全世界革命者共同的偶像,他的那张凝望远方的照片出现在无数人的T恤衫上。不过,据我观察,格瓦拉头像在哈瓦那大街上出现的频率还不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多,原因在于阿根廷首都到处都是卖纪念品的小贩。换句话说,格瓦拉形象的存在感只和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有关,和老百姓对格瓦拉的热爱程度关系不大。


切·格瓦拉深受古巴民众爱戴,他的肖像随处可见,也成为全球流行文化的标志


  为了纪念这位开国元老,古巴政府在位于古巴岛正中间的圣塔克拉拉市(Santa Clara)为格瓦拉建造了一座陵墓,内设一座小型博物馆,展出了不少他当年用过的东西。我专程去那里参观了一下,游客确实不少,但大都是外国人。一位来自西班牙的游客对我说,他并不认同格瓦拉的做法,只是觉得这个人坚持理想的精神很迷人。


  美国政府当然不认同这个判断。事实上,当年抓捕格瓦拉的行动正是在一位中情局特工的指挥下实施的,枪毙格瓦拉的命令也是美国人下的,他们把格瓦拉视为恐怖分子,是全人类的公敌。当然了,美国人最想干掉的人还得说是卡斯特罗,尤其是美国总统肯尼迪,他和卡斯特罗斗了很多次,对卡斯特罗产生了“个人仇恨”。中情局在肯尼迪的授意下启动了一项“猫鼬行动”,试图在古巴制造混乱,继而推翻政府。大部分行动都是由在美国的古巴流亡者实施的,内容包括在古巴繁华街道上的百货公司安放炸弹,以及破坏古巴制糖厂等等。中情局还试图暗杀卡斯特罗,尝试过几百种方式,结果都被他逃过去了。走投无路的中情局甚至尝试过给卡斯特罗服用致幻剂LSD,试图让他在公开场合出丑,结果仍然没有成功。最后反倒是肯尼迪自己被“古巴公平竞争委员会”的一位名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的成员在拉达斯枪杀了。


  如果说这些做法还勉强说得过去的话,那么1976年那次针对古巴民航的袭击简直和恐怖分子没有任何区别了,就连最仇恨卡斯特罗的人恐怕也很难认同。那年的10月6日,载有古巴击剑队的一架古巴民航班机从委内瑞拉起飞返回古巴,一枚安放在厕所内的炸弹在空中爆炸,所有73名乘客全部被炸死。这是“9·11”事件之前北美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很多证据显示这是在中情局的暗中帮助下由美国的古巴流亡者负责实施的,直接负责人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古巴流亡者组织首领奥兰多·波什(Orlando Bosch)。波什后来被当时担任中情局局长的老布什保了下来,逃过了法律的制裁。


  就这样,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在苏联和美国这两座大山的夹缝中有惊无险地过了30年,直到1990年苏联这座大山垮掉为止。戈尔巴乔夫单方面中断了苏古之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合作,古巴几乎在一夜间就回到了解放前。


  统计显示,在苏联解体之前,苏联对古巴的粮食供应达到了其所需总额的63%,机械设备供应达到了80%。古巴所有出口商品当中有63%的蔗糖、95%的柑橘和73%的镍是被苏联买走的,而且价格相当优惠。比如,1990年古巴出口到苏联的蔗糖是按照每吨602美元的优惠价格被苏联买走的,当年的国际市场糖价为每吨277美元。到1992年时国际市场糖价跌到了每吨200美元,古巴不得不以此价格出售本国农产品,这使得古巴的蔗糖出口收入从1990年的43亿美元跌到1992年的12亿美元。如此大幅度的下跌对于古巴经济的影响是致命的,因为古巴国内需要的绝大部分的机械部件、化肥农药和动物饲料等几乎都是用蔗糖换回来的。


古巴首都哈瓦那的海滨大道


  根据古巴官方公布的数据,古巴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90至1993的这4年里分别下降了2.9%、10%、11.6%和14.9%,进口总量下降了70%。因为缺油,古巴的街道上重新出现了四轮马车,以及中国政府赠送的100多万辆自行车,取代了原来的汽车和大卡车。古巴农村则重新请出了耕牛,代替原来的3万辆苏制拖拉机。


  有个小插曲很有意思。苏东剧变时苏联已经向古巴提供了最后一批米格29战斗机,其中的6架已经运到了古巴。几年后俄罗斯政府询问古巴政府是否愿意再买几架,劳尔·卡斯特罗问了问价格,得到的回答是2000万美元,劳尔立即答复说:“要不我们把已经购买的6架飞机再卖回给你们吧。”


  那段时间有不少外国旁观者预言古巴将会像东欧的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改变颜色,但他们不只误读了古巴领导人的决心,也误读了古巴人民的态度。为了应对危机,卡斯特罗宣布古巴进入了“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除了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被保留下来,古巴政府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暂时中断汽油供应,在部分地区暂停水电供应,恢复了粮食和衣物的配给制度,依赖外国进口原材料的工厂大量关闭,成千上万名工人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与此同时,古巴政府决定不再把蔗糖作为创汇的主要产品,而是转向了旅游业,并在这一领域率先进行了改革,聘请来自西班牙和法国的管理人员对古巴的旅游行业进行全方位升级改造,力求符合西方消费者的口味。为了防止这股资本主义风潮影响到其他领域,古巴将国际和国内的旅游业严格区分开,外国人如果不是特意去找的话,完全可以不和普通古巴人有任何接触。


  这些应急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再加上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巴西和中国等友好国家在石油、汽车和农产品等方面对古巴的慷慨援助,把古巴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今天的古巴虽然不能说是完全恢复了元气,但起码已经走上了正轨,正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2015年7月20日,参加美古两国教育交换项目的美国人士在哈瓦那观光


原载三联生活周刊 2015年第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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