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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 王明春：重钢少年的文革与武斗杂忆
作者档案
作者近影
王明春，1960年生于重庆，1981年考上四川大学中文系，1985年考入中央党校理论部读研，1988年分配到国家新闻出版署工作，2000年进入某外企工作。
原题
猫鼻梁杂忆
（1966-1971）
作者：王明春
本文以本人当时所见所闻为主写成，斜体字部分为近年求证时所得父母及其它信源补充。因为是杂忆，没有一定的叙述逻辑，我尽量将相近的事放在一起，并在文中用黑体标出中心词。
2013年拍的猫鼻梁公交车站站牌。我们家住那里时没有公交车，要么去钢花路的新山村站坐开往大坪的，或者李子林坐开往杨家坪的车
1966年我6岁，开始记事了。这一年我们搬家到了重庆大渡口区新山村猫鼻梁，并住到了1971年2月。
一些琐碎的事本身也许没什么意义，但将诸多碎片连在一起，似乎能反衬出几十年来社会的巨大进步。
搬去猫鼻梁前，我们住在重庆大渡口区新山村钢花路上一个三层的旧式宿舍，两间小屋加一个小厨房，没有自来水没有卫生间。右手隔壁姓张，有个姐姐叫张晏，我常常去她家跟她玩。
左一是张晏，前排男孩是我
1966年的一天早晨，婆婆（祖母，我们叫婆婆）叫我起床时小声告诉我，红卫兵在隔壁张家抄家（张家出身不好）。除了翻箱倒柜，还把他们家地板撬开了几块，看有没有东西。没多久，他们家就搬家了。后来我去看过抄家展，好多东西，其中有牛奶饼干，说是资本家大小姐的腐朽生活用品。
随着1964年出生的双胞胎妹妹慢慢长大，家里老少三代共7口人，两间小屋显然太拥挤。那时没有商品房。父母虽然在重钢算重要岗位上的干部，父亲是劳资处代处长，母亲是组织部干部科科长，但要想等到分房也是不可能的。
组织部的同事就以部门的名义动手盖房子。在新山村猫鼻梁找到一块合适的地，那时大概也不需要审批，自己盖那种叫“干打垒”的房子。房子主要是为我们家盖，我们家一半，其余一半由另外两家人口较少的组织部的同事分别拥有。同事帮忙盖房不用给钱（也没钱）甚至不用请客吃饭（请不起），中午母亲从食堂买些馒头就是午餐。大约1966年冬，我们家从新山村钢花路搬到了猫鼻梁“干打垒”的房子（通信地址是新山村三段二组108号）。
搬家没有汽车，重庆是山路，我们从山上搬到山下，完全是靠人力，靠父母同事及邻居帮忙。
这些发生在我们搬到猫鼻梁前，但也是1966年的事，算是我开始记事的部分吧，所以也记述在此。
刚搬去时，猫鼻梁没有公厕，家家有一马桶（重庆称“尿罐”），有农民天天来收屎尿。当时，离猫鼻梁很远的地方有一公共厕所，边上有郊区农民搭的一个草棚，有一位姓张的伯伯住在里面，看住厕所的粪肥不能被别的公社偷走。他白天会挑着粪桶四处收粪水。我们在钢花路住时就是他收粪水，到了猫鼻梁还是看见他来收粪水。他挑着粪桶一边走一边吆喝：倒桶——！或者：倒——罐子！调皮的孩子会跟着学，他吆喝“倒桶——！”孩子就接“跳拱——！”他：“倒——罐子！”孩子：“卖——啥子”。老张熟人熟事不和孩子计较。有天一位平常不常见的妇女收粪水，吆喝“倒——罐子！”边上有孩子照旧接了一句：“卖——啥子”妇女脸一下红了，骂了一句：卖你妈的X！
有一天，一位路人发现我们隔壁窗户冒烟，有失火的可能，过来告诉我婆婆，我婆婆到隔壁门口一看也觉得情况不对，赶紧呼救，正好老张在旁边，婆婆叫他用扁担捅开隔壁房门，他不敢，我婆婆说怕什么，我喊你捅的，我负责。老张一下就捅开了门。原来邻居偷偷用了禁止使用的电炉，上班时藏进了衣柜。大概因为走得急，电炉还很烫，慢慢就烤燃了衣物。门打开时，明火刚从衣柜里冒出。和过去在钢花路住时差不多，猫鼻梁二十来户人家共用一个自来水龙头，自来水龙头挺远的，接水慢，我婆婆让老张将一挑粪水浇了上去。其他在家的邻居也陆续赶来，终于在明火没成气候时将它扑灭了。
“文革”开始，重钢书记王廉和经理杜世郁分别在学习班里自杀。父母大大小小是个官，开始纠斗走资派时，婆婆担心。每次街上有游街的走资派，就会叫我去看有没有我父母。开始我一看没有，就会高兴地边往回跑边高声告诉我婆婆：没有我爸爸妈妈。后来婆婆告诉我，不要在外面大声喊。
父母以前是穿干部服，男式就是是中山服，女式就是除了劳保服外的其他便装（已经不流行列宁装了）。这时候他们天天穿劳保服（就是工装）上班，并且里面穿得较厚，膝盖处都想法加厚了（那时一般人不会有护膝），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能被纠斗，包括罚跪、挨打。
1967年大年三十，父亲下班没回家。母亲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第二天，母亲带着我去他办公室找。母亲最早工作就在劳资处，劳资处里的人基本都认识她，但这次对她询问我父亲去了哪里，平时很熟悉的人都一脸冷漠，没人搭理她。过了好几天，父亲才回来。原来他被一些以前被“压缩”的工人拉去了成都。
大跃进时，作为钢铁企业，重庆钢铁公司自然是招进了很多工人，最多时，职工有十万之巨。1962年经济开始调整，就要辞退一些工人，称为“压缩”。当时国家的压缩文件中说，等企业生产恢复后，还会优先招他们回来。一共“压缩”了四万工人。但企业后来虽然有恢复，再招工人，却招了更年轻的。这些人实际上被文件欺骗了。
文革开始，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找回来，要求兑现当初许诺。当年负责“压缩”工作的我父亲也同情他们，但这不是我父亲能决定的事，他们也知道，于是就拉上我父亲去成都找省冶金厅要说法。计划经济下，这种事冶金厅也作不了主，他们层层请示，最后得到“中央文革”“留待运动后期解决”这种时髦的答复。那些工人只好散去。还好，父亲一路没受任何皮肉之苦。多年后，已调动到成都工作的父亲还收到重钢转来的一函件，那些被“压缩”的工人拉他去省冶金厅时，吃饭要粮票，一群人的粮票是他签字从省冶金厅领的，现在省冶金厅来追账。
母亲也比较幸运，没受太多苦，最多就是下放到车间劳动。工人对下放劳动的干部都比较照顾，我去过她劳动的车间，主要是去车间澡堂洗澡，夏天车间有饮料--酸梅汤，这也是很吸引我的。
有一次我和一个小朋友去路边撒发红卫兵的传单，什么内容不知道或者不记得了，当时肯定是觉得好玩。没多会，我婆婆就拿着竹条来将我抽了回去。她后来问我，有人要（传单）吗?我说有的人要，有的人不要。
一个十四五岁叫“大成”的哥哥，有天带着我去了九宫庙一幢楼，是单身宿舍，俗称“万人大楼”。他去敲开一楼临街的一间屋门，那里是红卫兵组织的一个办公室。开门的是一个比他还大两三岁的的一个年青人，身上背着手风琴，屋里还有三名和他差不多大小的女孩子。他一边开门一边还在和那几个女孩子谈笑风生。“大成”对他说：我想加入红卫兵。他极不耐烦地说：不收不收。然后就“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邻居中有些家有祸事。
一天，看见邻居张叔叔在洗衣服，水是红的。好奇，问他。他说是小张叔叔（他弟弟，当时好像是读中专）的血，我不信。他说，真的，小张叔叔被人刺伤了。原来，小张参加游行后回学校，路上被对方造反派抓住了，捅了好多刀。一天我去张家，养伤的小张叔叔让我找一些小男孩，特别让我要找到小名叫”牛儿“的，那是比我还小一两岁的特别壮实的男孩子。小张叔叔用大碗接了这些男孩子尿喝。那几天他让我们这些男孩子天天去他家撒尿。
斜对面陈家，女主人上街买菜，被一辆车给轧死了。开车的没学过开车，重庆人称这种二把刀司机为“黄司机”。
另一个不太熟悉的邻居，独女，中学生。一天她的红卫兵战友和她开玩笑，用枪对着她，说，信不信我毙了你！一扣板机，真的就毙了她。枪手以为枪里没子弹。
还有一个大哥哥参加了“点水队”，就是指认对方造反派的成员。
1967年5、6月，我随出差的父亲去成都。从李子林坐公交车到杨家坪后，本应该转电车到两路口，但公共交通已经已经被开始武斗的造反派截断了。我们从杨家坪步行去的菜园坝火车站。到成都后，重庆武斗不断升级，父亲回重庆时我就没走，在成都外婆家住了下来。
外婆家在成都曹家巷（一街坊23幢23号），临近一号桥。一号桥是成都武斗的主战场之一。没想到躲过了重庆的武斗，成都的武斗没躲过。有天应该是居委会的人挨家挨户走访，要求大家不要在床上睡觉，而要打地铺，防止流弹伤人。另外听说，有一群半大孩子，因为好奇，爬上桥边大树去看武斗，结果两边武斗人员皆以为是对方的人要占领制高点，同时对其射击，孩子们纷纷中弹。幸运的是都没有生命危险（写这篇文章时上网查了一下回忆一号桥武斗的文章，有的说是击毙了两个捡子弹的孩子，不知哪一个真哪一个假）。
父亲回到重庆，重庆的武斗更厉害了。一天传说重钢要爆发武斗，重钢人心惶惶，普通人们立即四散奔逃。我们家在家里挖了一个大坑，将所谓细软装箱子里埋在下面。我和大妹妹在成都，其余在家里五口人，父母、婆婆、双胞胎妹妹立即与父母的一帮同事一起出逃。本想坐船过江到南岸某同事老家去。因为出逃的人多，渡船拥挤，我们家人老老小小行动不便，第一班船没挤上去，第二班船过了很久才有，过得江去，同事们等了一阵，听说没有渡船了，以为我们家人过不了江就走了。
家人也没有那位同事老家的地址，无法追赶，这时船真的停航了，也回不了家，坐在江边进退维谷。他们和同在江边歇息的一人一聊，他也是重钢的，知道我们家人的遭遇后，说可以到不远处他一亲戚家。他们真的去了那里，那一家人姓牟，女主人牟婆婆。牟家人特别好，对我们家人就和亲人一样。虽然是逃难的难民，我父亲他们在牟婆婆那里过得很愉快。因为当时的通信和交通条件，我们家后来和牟婆婆一家没能继续联系，但我们家人时常回忆那一段苦难日子中的美好相遇。
1967年秋天，我进入重钢第一子弟小学校上学了。后来因为武斗停课了很长时间。武斗结束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学，有天和几个孩子一起去学校打听，走在马路上，突然一辆卡车停下来，车上跳下几个人去追打一名行人。那人想跑，打人者中有人掏出一把手枪喊声站住，那人吓得不敢跑了。后来那人被打得满脸是血，那些人才离去。那人说他们是对方造反派的。
我6岁前已认识很多字，到猫鼻梁时我已6岁并读过许多连环画，慢慢地开始喜欢文字阅读了。
这时，书店买不到什么书，家长也开始不准或者说限制我阅读了，起码是不让读字书。对我说的原因是，怕我读太多了会近视，近视了就不能通过招工体检，就会没有工作。那时没有电视，没有电子游戏，更没有IPAD，大概我就将阅读当作了游戏，也和今天一些孩子玩游戏上瘾一样，有点痴迷。所以越不让读就越想读。见到铅字就读，那怕地上有一片撕烂的字纸也要捡起来读。慢慢地我又将阅读的战场转向了别人家。《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等，就是在一位杨姓邻居家中读的。墙上的标语口号也可以阅读。
我有一把能发射塑料子弹的玩具手枪，在我的发小“黑娃”家中玩耍时坏了，他家里大人折腾了半天弄不好，我说没关系，我爸爸妈妈会修，他们觉得奇怪，因为我父母并不是机械工人，怎么会有这手艺?
那时街上到处是毛主席语录，其中我常走的猫鼻梁到钢花路之间，有幢房屋墙上有一条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不知道政权是什么意思，望文生义，觉得应该是枪里面的东西，枪里面的东西出了问题，共产党员都懂是怎么回事，而父母都是共产党员。
我和我的那把玩具枪
满大街的大字报也是学习的文本。“彭德怀，又名彭得华，据其本人交待，是想得到整个中华。”这就是从大字报中得来的。某天去粮店取了全家当月的粮票，没有马上回家，就在钢花电影院边上看大字报。回家后才发现粮票被小偷偷了！这是很严重的事。母亲回家后，在我身上反复搜，粮票没搜出来，却搜出来半截烟头。
丢了粮票，全家吃了一个月的玉米面。当时粮食定量中30%是玉米面等粗粮，70%是大米。我们家人饭量不大，平时细粮就够吃，粗粮票就省下了。前面说的“牛儿”家，三个男孩，饭量就大，好几次他们吃饭时在他们家串门，听见几兄弟争食：你都吃了两碗了还要添啊?
报纸是经常读的。有次在报纸上读到一篇短文，美国媒体攻击中国人民没有自由，比如不能在自己的国土上自由迁徙，而美国人有这样的自由。作者在文中以不无幽默的口吻批评对方的攻击没什么道理，说，这就像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从一间屋子跳到另外一间屋子，然后高喊：看我多自由啊！我幼小的心灵幽默不起来。那时我还没有“高级黑”这个概念，但我想，如果一个人在自己家里都不能从一间屋子跳到另一间屋子又算什么呢?当时城里人外出要有单位介绍信，农民不允许自己进城打工。
那时经常有“最新最高指示”在夜里传达下来， “九大”召开那一段时间，还经常有连夜传达的“重大新闻”，这些时候人们就会连夜举着火把游行。有段时间家里只有我和父母。他们去参加游行，也会带上我。虽然是晚上被叫起来，我不觉得困，还觉得好玩。
小孩子喜欢看热闹，重庆话叫看闹热。有一次毛主席给工人宣传队送了芒果，从新闻中得知，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庆典热潮，大街小巷的人群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捧着复制的芒果四处游行，演示革命激情。我看到的是，装在小玻璃箱中的复制芒果，架在卡车车头顶上，两边有民兵或者军人持枪护卫着开车游行。一连几天，天天如此。
看电影一般是去钢花影院，但去中山堂看过一次批判电影《刘少奇访问印尼》，影片中刘少奇脸上打了红X，观众边看边喊口号：打倒刘少奇！有个邻居小姐姐，最多十一二岁，脸上的表情是仇恨和愤怒的样子，特别夸张，我觉得奇怪就时不时看她。她一直瞪着眼睛，张着嘴，看得特别投入，喊口号特别卖力。
样板戏拍成电影后全国放映，但肯定是拷贝不够的原因，有时候需要半夜里去钢花电影院看样板戏电影。那也去，因为当时没其它电影可看。
我们要搬家去成都了，父母同事来我家帮忙打包并合影
1970年底，成都冶金实验厂来重钢要干部，我父母办了调动手续，一家于1971年2月离开重庆迁居成都，搬离了猫鼻梁。
离渝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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