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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 | 陈鸿仪：我要读书！我的外号是"书蠹头"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陈鸿仪，出生于上海。1969年3月到黑龙江省逊克县插队落户。1977年3月进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系末届工农兵学员。1979年考入复旦政经系西方经济思想史硕士研究生，1982年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9年赴美国留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曾在加州州立大学任教数年，现为美国创价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
原题
“我要读书！”
作者：陈鸿仪
“我要读书”是我们那时小学语文课本里一篇令人记忆深刻的课文的题目，是文革前让很多少年对万恶旧社会产生反感的一篇课文。没成想却也成了文革及文革后头几年相当一部分中国青年的生活写照。
从小我就是个爱看书的孩子。父母平时生活节俭，但从我上幼儿园起，家里就订有《小朋友》杂志，再长大些则是《少年文艺》。逢到节假日在亲戚家聚会，不管大人们多么忙碌，也不管表兄弟姐妹们聊天玩闹得多么热闹，只要看到一本我还没看过的书，我就会安安静静地坐在房间的角落看书，因此在表兄弟姐妹中得了个称号“书蠹头”。
那时的社会和学校都是鼓励孩子多读书的。记得三年级那年参加少年宫的赛诗会得了一等奖，奖品就是区少儿图书馆的一张借书卡。这张借书卡开启了一个刚刚十岁的孩子的阅读之门。
我还记得，我看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就是从图书馆借的《苦菜花》，并由此一发不可收拾。《迎春花》《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没等进入中学，我已经看了很多长篇小说了。
进了中学更是如鱼得水，学校图书室的管理老师恰是要好同学的母亲，我由此得了很多方便。比如我想借的书被借走了，等还回来时，她就会给我留着，让我同学告诉我去借。
这时我开始看翻译小说，当然是苏联的革命小说为主啦。《卓娅与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古丽雅的道路》，还有《牛虻》……一拿起书，我会忘了吃饭睡觉，恨不得马上看完。
最疯狂的是在暑假里，我几乎是每天都去学校，以一天一本的速度把书“吞”进肚子（当时学校图书室的规定是每次只能借一本书。）最后发现学校图书室的长篇小说我几乎已经全部看过了，有时不得不借已经看过的重复阅读。
可惜的是，“书蠹头”的快乐生活没过几年，文革就开始了。
学校图书室被关闭，大量书籍被堆在操场上焚烧；区图书馆也被封了，书是否被烧不得而知。抄家的红卫兵将“牛鬼蛇神”家无数的书籍付之一炬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很多我看过的书受到批判，成了“大毒草”。文革初期全民的亢奋和随之而来的家庭落难，让我来不及体会失去书籍陪伴的痛苦，直至我们面临上山下乡的命运。
1969年初春，在准备去黑龙江插队落户的行装时，看着没有在抄家时处理掉的中学课本，我突然意识到，也许这就是我们和学校的永别，和书籍的永别。
实在无法割舍，我把一本心爱的小说《军队的女儿》和数理化课本一起悄悄打入了我的被包。我舍弃了英语课本，因为这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毒草。可是想想，单独的英语词汇该不会宣扬资产阶级的思想，于是思想斗争再三后，撕下课本最后的词汇表，也打入了被包。
当时这只是一种对逝去的学校生活的依恋和怀念，绝没想到数年以后恢复高考时，这几本教科书会几乎成了宝贝。
下乡头几年的饥饿，劳累，和困顿，几乎完全割断了我们和书籍的联系，虽然我们被称为“知识青年”。没书，没报，每天两小时定时的有线广播是我们了解村庄以外的世界的唯一消息来源，而这两小时的广播，多数时间是在念领袖的指示。直到有一天，我们听到广播里说，大学要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了。
那是1972年。我们生产大队走了一个知青，到北京上大学去了。这像一颗石子扔进水里，带起的涟漪是我们生产大队的知青办起了夜校，学起了代数几何。高中生教初中生，初中生教小学生（六九年毕业的初中生，实际水平只是小学毕业）。我偷偷带下乡的课本有了短暂的“用武之地”。
每隔一天，晚饭后上两小时的课，另一天做作业。很多68，69届初中生直到这时才知道除了正数还有负数，还有负负得正这一说；才知道了什么是方程和怎么解方程。大家热情高涨，知青宿舍新出现好多用各种玻璃瓶子做成的小油灯。每一盏直冒黑烟的油灯下是看书做习题的知青。连几个平时调皮捣蛋得紧的男知青都在抓耳挠腮地做习题。
然而好景不长。1973年的招生试行了考试，一个白卷英雄把考试再次打入地狱。公社盛传我们大队的知青全是大学迷，不愿扎根农村。在工作组干预下，知青夜校短命夭折。好在这个起点给了不少知青动力和能力，以后坚持自学，所以1977年到1979年之间我们大队知青考上大学和中专的人数最多，1977年县里预考几门课的第一名都是我们大队的知青。
我们与书本，与知识的联系，再次被腰斩了。
但是，这短暂的对知识的追寻，还是在我们浑浑噩噩的生活中打开了一扇窗。“我要读书”的呼声在不少人的心底逐渐响起。
1974年，我因病回沪休养，每天早上和几个朋友在附近的公园打太极拳。有个朋友在家里的床下发现一个装满书的箱子，那是他在出版社工作的父亲留存的样书。从此后，每天的太极拳后就成了我们的“读书会”。
这位朋友每次“偷”几本书出来大家分读，读完再互相交换，同时也交流些读书心得之类。就在这一段时间，我们读了很多翻译小说。与以前的苏联革命小说不同，狄更斯、雨果、莫泊桑、托尔斯泰、大小仲马……一个个伟大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渐次进入了我们的眼里，一个陌生而广阔的新世界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逐渐领悟到原来除了慷慨激昂斗斗杀杀的革命之外，人世间还有美妙的爱情，不可捉摸的宿命，致命的哀伤，畅酣淋漓的复仇，以及飞翔在那一切之上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光辉！
可惜的是，这一切都只能悄悄地进行。万一不慎让人家知道我们在看这样的“毒草”，我们自己倒无所谓，反正已经是被踩在最底层的农民，也无法更进一步地作践我们，只是那位朋友的父亲也在受冲击，我们不能连累了他啊。于是我们都成了公园里从事“地下工作”的接头人，偷偷摸摸地从背着的包里拿出一本书，飞快地交给另一个；再接过别人递过来的书，飞快地装入包里。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啊！读书竟然成了罪恶，成了必须偷偷摸摸进行的事！
我在1977年初进入复旦大学，两年后跳级参加考试，上了研究生，白校徽换成了红校徽，研究生在某些方面可以享受教师的待遇。其中最主要的是，可以在教师图书馆借阅书籍。
书籍啊书籍！在这百废待兴的年代，在对知识的渴望达到狂热的年代，书籍成为很多人苦苦追寻的目标。然而浩劫之后，大学图书馆拥有的书籍寥寥可数，即使是教师图书馆，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原来的藏书有被烧掉的，被撕坏的，被偷走的，还有一些虽然幸存却因多年被封被堆而霉坏，或者乱了编码。总而言之，要借到自己想要的书仍然极其不易。
因为学习的专业，我必须阅读一些国外专家的著作，但原版书早已绝迹，找遍全校几个图书馆，最后只在教师的内部阅览室找到一本翻译成中文的。因为是“孤本”，按照规定，这书不得带出阅览室，只能在室内阅读。
有天上完早上第一节课后赶到阅览室，那里已经坐无虚席，连窗台边都是靠着看书的人。我实在找不到可以看书的地方，就违规将书带出阅览室，到附近一个教师图书馆的分馆去看。
正看得入神，午休闭馆的铃声响起，我从那个分馆紧赶慢赶赶回到阅览室，还是过了四分钟。阅览室管理员收下书后却没有归还我的借书卡，说因为我违规将书带出阅览室，又没有按时归还，要把借书卡扣留三天以作惩罚。不管我如何道歉，保证，铁面无私的管理员毫无通融的余地。那时的感觉，扣我三天借书卡似乎比饿我三天更严重。
无奈之下，我壮胆给校长苏步青教授写了封信。痛陈借不到书，阅览室地方太小没有座位，又没有通融的办法可以将书带到其它图书馆看，午休时必须还书而午饭后再去有可能借不到此书等等的不方便。于我，只是反映点情况，也是为借书卡被扣发点牢骚，并未指望会得到什么回音。但没想到的是，文革后的大学校长确实是为了恢复高校教育亲力亲为，尽心尽力。
信交上去第三天，阅览室负责人就来找我，不但送还了被扣的借书卡，还告诉我图书馆作了新的规定。那就是所有教师图书馆的书可以在任一分馆阅读；午休时不规定必须还书，可以寄存在借阅台，下午继续阅读；还有就是还书也不必赶到原出借的分馆，而是可以就地还给阅读时身处的分馆，由分馆负责将书送回原出借馆。从借书卡被扣到问题的解决正好三天。
借书卡被扣三天，换来这么多方便读者的新规定，想想真是太值了！
陈鸿仪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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