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缘 | 赖冰：生产队小队长的三年高考路

新三届 2021-04-24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中大惠来校友会 Author 赖冰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赖冰，广东惠来人，1979年以惠来县总分第一名的成绩入读中山大学中文系，1983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被广东省委组织部选调基层锻炼，1984年调入汕头市委办公室，1985年任汕头市达濠区委办公室副主任（挂职），1986年至1995年在汕头市委工作，1995年调入企业后停薪留职，创办南北园艺公司。

原题

浴血高考路

作者：赖冰

一、敢于改革的小队长

1977年10月，南方秋收时节。作为村生产小队队长的我，正与社员们一起，起早摸黑，为了小队里一百多口人的基本温饱而艰苦劳作。

这里先捎带说说我这个生产小队队长的来历。

1972年高中毕业后，在那特殊的年代里，我就走上了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当时生产队里有三十多户，二百三十多口人。原来的生产队队长是个酒鬼，仗着家里兄弟多，拳头大，势力强，称王称霸，经常多吃多占，造成人心渙散，严重影响村里的农耕生产。这样，村里也慢慢的形成了两派，一派是围绕在队长周围的“保皇派”，另一派就是比较正直纯朴、不满原队长的“反对派”。

说实在话，原队长虽然凶狠蛮横，但俗话说得好：邪不压正，对我却是退让三分的。因为我当时是生产队会计，队里的财务收支一切都得由我入账、监督；加上当时我正血气方刚，干起农活来劲头十足，处处走在前面；而且毎次干活，我都会抓住一切机会跟他凑在一起，有意无意暗中进行对比、较劲，常常把他逼得大汗淋漓。所以，他对我，可以说是又恨又怕。

眼看矛盾越来越严重，农业生产越来越落后，社员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到了青黄不接时，多数人就经常吃不饱。于是，我和进成兄等生产队骨干提出了拆分小队的想法，并得到了多数人的响应。可是，在文革后期这是十分忌讳的事，当时党和政府提倡的是走“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都知道，上报大队党支部是绝对不会批准的。可是，一想到继续这样下去可能会要饿死人时，我们便不顾一切，悄悄地进行了“改革”。

为了便于操作，我们按自愿为主的原则，先把人口一分为二，然后再把土地和固定资产等统统一分为二。1976年底，我们终于完成了拆队工作，分成了两个小队。我们这一小队选举了五员（领导班子）：队长、副队长、会计、保管员、出纳员，我被全体社员推选为生产队长。

拆成小队后，我们釆取了包工、包干形式，以件计酬等方法，大大调动了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农业生产一下子就上去了，当年就取得了增收，社员生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更不会怕饿死人的情况发生。

这种行为（改革），在当时（1976年）的中国农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比起后来宣传的安徽小岗村改革，足足早了两年多。

可见，历史上的许多重要改变往往是先萌发于民间，而且不为史书所记载，最后或者消失在民间或者为官方所采纳并进入“正史”。

二、备考不足的落榜者

距离拆队大约一年后，1977年的一天晚上，我在去生产队评工分的路上，听同村高中毕业生林美荣和另一个青年在交谈。林美荣说他正在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我听后半信半疑，同时也仿佛看到了某种希望。

第二天晚上，我提早把队里社员当天的工分评好、记好，便来到了东红中学（现惠来县仙庵中学）我高中时的班主任郑森芳老师家里打听消息。郑老师明确告诉我，国家正准备恢复跟文革前一样的高考，以考试成绩为主，择优录取。学校已经开始办补习班了，并建议、鼓励我要认真参与补习、积极参加高考。

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心潮起伏，辗转反侧，几分疑虑，几分希冀，久久不能入睡。心里总盘算着郑老师的建议：要不要参与䃼习，要不要参加高考？

第二天一早，我把这事告知了副队长进成兄，表示自己想请假几天参与补习，参加高考，生产队里的事要拜托他交给他。进成兄开始并不同意，怕影响农活，说现在正是农忙时节，这关系队里一百多老小的温饱问题。经过我反复解释、说服，最后他不但同意了，还特别支持我的想法。

而此时，距离高考只有十多天的时间。

那个时候的高考分为文科、理科，就我个人而言，文科比理科要强得多。可是一想到入学还要过“政审关”，我家成份是中农，外祖父是富农，加上文革的影响使得农村宗族姓氏之间的矛盾加深，父兄与时任大队村党支部书记合不来。还有我本人也曾于1973年间联合村里十多名青年向县委、地区首长写信揭发村支部和县驻大队工作组的错误行为，当时揭发材料十多页近万字均由本人执笔。因此，出于种种顾虑，想当然的认为文科政审可能要比理科更严格，怕大队掌权者政审不给通过，因此只好选择了报考理科。

经过十多天紧张的复习、补习后，便仓促的踏入了考场，参加了二天半的人生第一次高考。

考试次日，书本一扔，便又匆匆加入了生产队的劳动。当然，能不能考上大学，仍然是心里最大的期盼与牵挂。

不久便传来了第一批初选入围的名单，可名单里没有我的名字。又过了十多天，忽然学校通知我填写志愿表，准备参加体检，说我是第二批初选入围。

体检自然没有什么问题，但当时所填的志愿都是非常一般的学校，什么佛山畜医专科学校、韩山师范学校等。心里只有一个真实而朴素的念头：只要能扔掉手中的“三尺六”（锄头），摆脱、改变自古以来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身份，就已心满意足。

接下来的日子，又是一边参加劳动，一边趐首以待。时间又过了两个多月，被录取的同学都已陆续到各学校报告，而我，一直没有等来任何学校的入学通知书。

时间不知不觉到了1978年6月，一天晚上，我在跟曾经教我们语文的林甲民老师闲聊时，沮丧地说到：高考于我只是南柯一梦罢了！林老师听后一笑，鼓励我不要轻易放弃心中所想，继续努力，参加1978年高考。

又是一个无眠之夜，又在心里反复盘算，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剩下的不足一个月，別人已经复习了半年多，万一自己又考不上，该怎么办？

第二天，高中同学徐振河来到我家里，说我们高中时班主任郑森芳老师叫我去复习参加考试。次日，我又开始参加学校的䃼习班，此时距离高考也只有二十来天。

经过短暂而紧张的复习和考试，这一年的高考也开始公布成绩。结果我以理科总分265.5分，离最低录取分数线仅半分之差，再次名落孙山。

那天下午，当我回到学校，确切得知自己考试成绩仅以半分之差再次落榜时，顿觉万念俱灰，人是懵的，世界是空白的。

傍晚，我爬到学校背后山腰，躺坐在相思树下的石头上，凝视天空，只见天上乌云阵阵，但闻耳边鸦叫声声。直到夜幕降临，伸手不见五指，我才下山回家。那天晚上，我没有吃没有喝，躺在猪栏上面用杂木板铺成的床上，辗转反侧，彻夜无眠。摆在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不顾一切，全力以赴再复习一年再考一次；二是不再心存幻想，死心塌地当一辈子农民，当好生产队长。

三、弃“理”从“文”的状元郎

懵懵几天之后，发小汉葵兄来到我家，聊天中提到：学校的老师都在议论我，说我应该放弃理科改报文科。因为我之前高考时语文、政治两科的成绩都是70多分，在所有高考考生中属于高分，数学成绩50多分也算不错，只是物理、化学才40多分才拉低了总分。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汉葵兄可谓一语惊醒梦中人，令我豁然开朗，一跃而起，紧紧抓住其手，如有一种醍醐灌顶、柳暗花明的感觉。

漫漫人生路，重要就几步，有时候选择比努力还更重要！

那一夜，躺卧床上，我的思绪不断回想起自己懂事以来，从入读小学到高中毕业后走过的路。

小学六年，我从二年级到六年级一直都是班里学习委员、少先队中队长，每年都被评为“三好（五好）学生＂。记得四年级时学校举行的背诵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比赛，我还是全校第一名。

中学阶段，我们东红中学的老师很多都是汕头市来的优秀老师，这是一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正值毛泽东提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加上东红中学是全惠来最接近汕头市的学校，老师们为了方便周末回汕，同时也可节省点车费，很多分配至惠来县的优秀老师都选择来东红中学任教。所以，虽然是文革期间，亦农亦工亦革亦学，东红中学的教学质量相对当时其他学校要好的多。这从1977年高考东红中学入围人数比例全县第二可以证明。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决定各人命运的还要看中学毕业后的际遇。可以说“新三届”的学生尤其是重点大学学生，特别是文科生，很多都得益于毕业后的际遇，有些人中学毕业后当上民办教师，有些人去了单位当资料员等，他们有机会继续舞文弄墨，不但能巩固学生阶段学到的知识，而且还有所提高，参加高考肯定占有优势，成绩自然不错。

当然也有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下坚持学习、求知若渴的，或是得益于某种机缘巧合的，但这毕竟是少之又少。

1972年高中毕业后，像我这样的农家子弟别无选择，只能回家乡当农民，连当知青的资格都没有，生存环境条件比当时的知青要苦得多。记得当年看见邻居青年被选为知青赴海南种橡胶，不知有多羡慕了。

也许是冥冥中命运的安排，也许是幸运女神的眷顾，枯燥的农村生活竟然给了我读书、看书的机会。

有一天下大雨，生产队没出工，我到附近闲间时看见了邻居志成叔在看《三国演义》，乘他放手的空隙，拿来看了开头几页，这一看可就给迷住了。可是志成叔说他的书是向别人借来的，看完了得还人家。怎么办呢？于是我每天上午劳动收工后都到闲间等，连中午饭都没吃，等他回家吃午饭的空隙抓紧时间看，连续好几天终于看完了《三国演义》。

后来志成叔还告诉我，他朋友那里还有《封神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等小说，这些在当时都属于封资修一类的“黄书”，在禁读之列，很难找到，于是我便央求他帮忙借书。为了达到有书看的目的，我下足了功夫，对他更是言听计从。记得为此还陪他夜里到野外去赌赙，他是个赌徒，看我灵活，反应快。要我帮他分扑克牌，并监视其他人，防止别人做弊。甚至我还放弃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陪他骑了四十多公里自行车到潮阳县城找朋友。

他也讲义气，借了很多书给我。什么《水浒传》《西游记》《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家》《春》《秋》等等。正是通过阅读这些小说，才使自己的语文知识得到了巩固和提高，也培养了喜欢读书的习惯，同时我也想尽其他各种办法到处找书借书看，包括我堂兄文革前读中学时的历史、地理课本都找来读。

通过对自己就学历程的回顾与总结，这大大增强了我再拼搏一次的决心和信心，之前由于害怕“政审”受不当影响而报考理科，现在也义无反顾，决定弃“理”从“文”。

决心和信心虽是有了，可是面对的客观环境却是十分艰难。

首先，我担任的生产队长、会计、记工员的担子如何御下？当时，我先找了副队长进成兄商量，队长的担子让他担任，记工员可以找个年轻人来做，只有会计较难，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就由我继续担任。说实在话，当时生产队的会计不易当，它关系到生产队里百多人的生活，家家户户的粮食分配、财务收支，年终结账等要做到天地合圆，分毫不差。就是现在的数学博士没有经过一年半载的培训，恐怕也是难以胜任的。

由于我态度坚决，甚至摆出一副破釜沉舟、不顾一切的姿态，进成兄和其他社员也无可奈何。

其次，家庭生活的压力和父母兄弟的态度。当时我家十三口人，靠我一个主要劳动力。我大哥在县水电局当小科员，对我继续参加补习班就十分不满。记得有一次我为了安静，乘他出差那几天，躲在他工作单位4楼顶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宿舍复习功课。他出差回来看到了，当着我和另一中学同学的面，暴跳如雷，硬是把我赶了出来。

他认为我已两次落选，给他丢脸，这次再考不上，岂不更是丢人。另一方面，他也想把我留在家乡当农民，可以担起家庭担子。那时，我眼里噙着泪水，默默地收起书本，离开了他的宿舍。回到家里，除了参加补习班，其余时间都是拿着书本到学校后山上复习。

1979年7月7日~9日，怀着“命运大决战”的使命，我第三次踏进了高考考场。

最为难忘的是9日上午考地理历史联合卷。当时全县学生集中在惠来一中考试，我很快做完试卷，准备离开考室。负责监考的是学校英语补习班的张德义老师，他看到了，便站到讲台上，对所有考生说：考试要细心，答完了也不要急着交卷离开，最好从头至尾多检查几遍，高考多考一分，可能就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那可不是黄金可以估量的！听后我又从头开始检查，对考卷做了一些䃼充和修改。

这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相邻的考生探头在看我答卷，我也顺势看了一眼他试卷。张老师见此，马上转过头，装作没看见。本来作为监考老师这是一种失职的行为，可是因为他非常清楚和同情我的境遇，若我今年再落榜，人生后果将不堪设想。在“情”与“法”的两难选择中，老师有意无意的“漠视”，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帮助，他希望我能考上。

当然，当时我并没有从邻桌考生的试卷中得到任何启发或参照，只是望了一眼而己。以至于后来成绩公布后，同考室的考生因为妒忌，还说我是作弊考上的，要去告我。

但是老师们的良苦用心与恩深似海使我终生难忘！至今想起，每毎令我热泪盈眶。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

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

三千越甲可吞吴。

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这一次高考，我以总分345.5分的成绩获得惠来县第一名，比第二名考生多出了20多分（应届毕业生，“神童”），历史、地理81分，据说是全汕头地区第一名。

这一年，1979年，在第三次高考后，我被中山大学中文系录取。

谨以此文献给张德义老师以及教育、帮助过我的老师、同学们！

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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