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王骥：贫协主席赵才的山村婚礼

Original 王骥新三届 2020-07-05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王骥，1949年出生于北京。1969年赴延安插队，1974年7月调回北京。做过医生、上过学、参加拳击训练、当过运动员、教练员；国家拳击队教练兼医务监督，奥运会医务仲裁，亚洲拳联医学委员会主席。1994年到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担任制片主任、编导、节目统筹等，至今在做《谁是球王》系列。

原题

山村婚礼

作者：王骥

公元1969年4月15日星期二，中国农历2月29日，我们刚到插队的延安富县牛武公社史家岔村两个月，村里就迎来一个喜庆的日子，我们村的贫农协会（简称“贫协”）主席赵才，在这天要迎娶我们县吉子现公社弥家川生产大队的一位女子为妻。在陕北农村婚丧嫁娶都是村里的头等大事。

年轻时结婚前的赵才

弥家川村在富县县城南边80里，我们史家岔村在富县最北面，离县城大约70里路，从我们村去弥家川村，有150里的路程，要走公路、小路、山路，迎亲的队伍提前三天就出发了。村里选来做迎亲“座驾”的几匹大马，背上都放了一床叠成长方形的棉被，一条麻绳从马肚子底下穿过来，把棉被固定在马背上，当做马鞍子用，防止马背上的脊梁骨磨破骑马人的屁股。

走在迎亲队伍最前面的新郎赵才，穿着新布鞋和新的粗布衣裤，黝黑的脸庞有点少年老成，好日子临近，一向乐观的他这几天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巴。

赵才原来叫王继红，小名叫“才儿”，是真正的贫农。1946年农历正月二十五出生，父亲早亡，母亲带着赵才和他两个幼小的弟弟、一个妹妹改嫁给一个姓赵的走街串巷的民间中医，那赵郎中是我们史家岔村的，王继红跟着他母亲就来到了我们村。到史家岔后，乡亲们便叫王继红为赵才，平时就叫他“才儿”，要是加上姓，反倒显得生分了。

赵郎中家里孩子多，劳动力少，才儿家的日子过得很苦。文化大革命时，才儿已经20多岁了，村里选贫农协会主席，在那个越穷越光荣的年代，才儿当然是最佳人选。今天才儿要娶进门的女子叫刘改英，家里也是贫农。两个根红苗正贫农后代的结合，带着浓厚的时代烙印，也意味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家庭即将诞生。

结婚住的窑洞

村里的小学校，上午只上了半天课，下午就放假了，教室里所有的桌子、板凳都被拉到了赵才家那两孔破窑洞前。两张双人课桌并在一起，和一个八仙桌差不多大，其实村里大多数人根本没有见过八仙桌，只是世代口口相传，吃酒宴要用八仙桌，十几个临时拼凑起来的“八仙桌”将两孔窑洞前的空地挤的满满当当。

这两孔窑洞和村里不少窑洞都应该算是革命历史文物，听李队长说，当年八路军120师359旅719团1营营长彦德明带领战士在我们史家岔村垦荒屯田，开展大生产运动时就住在这些窑洞里，赵才家的两孔窑洞是当年的营部。1955年，彦德明授少将军衔，后来担任47军军长、广州军区副司令。乡亲们都说，这窑洞风水好，住过这窑洞的人是要当大官或是要发大财的。

窑洞的原来主人719团一营营长颜德明

村里不少的婆姨们都来帮忙，有负责到各家各户去借餐具的，有帮助择菜洗菜的，有负责擦桌子擦板凳的，当然，还有负责扫地的。院子里刚刚扫干净的黄土地面，被觅食的公鸡、母鸡留下了几处鸡屎，年长的婆姨告诉年轻人，只要新人一进门，这院子里的鸡屎千万不能用扫帚扫，要用铁锨贴着地皮把它铲起来，扔到猪圈去。因为当地有这么一个规矩，新媳妇一进门，家里就不能再扫地了，只要一动扫帚，似乎就有把新媳妇扫地出门的嫌疑。

来帮忙的男人要干点有血腥的事了。负责操刀杀猪的是牛他大（陕北话，父亲）张道胜。（“牛”是我们村的年轻人，本名张明昌，“牛”是小名，全村人都习惯叫他牛。）

一只一百多斤浑身通黑没有一根杂毛的猪，被绑着，惨叫着。只见牛他大指挥帮忙的人把猪放在两个长凳架起来的两块木板上，然后拿来一个瓦盆，顺手往瓦盆里放了一把碎盐，又倒入了一些凉水，用手搅了搅，就把盛有盐水的瓦盆放到了架着猪的木板下边，地上的瓦盆正对着猪的脖子。牛他大一刀从猪的脖子捅进去直接刺到心脏，前一秒钟还嚎叫不止的猪，一下子没了气儿，尖刀刚拔出来，鲜血就突突地从刀口处流了出来，沿着两块木板间的缝隙流到了放在地上的瓦盆里。

看着瓦盆里渐渐凝固，由鲜红变成了暗红色的猪血，我想起了刚来农村插队时学到的四句形容红色的民间谚语，“寺庙的门，接血的盆，猴子的腚沟子（陕北话，屁股），火烧云”。其实，这红色我们在文革中见得最多，那铺天盖地的红宝书、红袖章、各种群众革命组织和印有文攻武卫战斗队字样的红旗，还有那红色油漆涂抹的墙壁、标语，目之所及尽是红色的海洋，那耀眼炫目的红，比起谚语中的“红”，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晚上的婚宴由杨仁杰他大掌勺，他端过来那盆刚接满的猪血，对我们说：“加了盐水，猪血凝固的更快，而且吃起来不腥，和豆腐一起煮，做出来的菜叫红白豆腐。”

一大铁锅水烧开了，等着退猪毛用。牛他大用尖刀在猪的一条后腿内侧扎了一个小洞，将一根铁通条从这个小洞穿进去插进猪的身体，在猪皮的下面向不同方向插来插去。小伙子利民用一个给自行车车胎打气的气筒，从猪后腿被刀子割开的小洞里，给猪打气。很快，猪开始膨胀了，又有一个小伙子用水瓢将锅里的开水一瓢一瓢均匀地浇到猪的身上。牛他大手里拿着一个有弯度的铁板，开始刮猪毛了，那铁板的外形有点像做山西刀削面的削面刀，只是比那种削面刀大一些，而且也厚一些。

很快，一头黑色的带毛猪变成了白色的去毛猪，猪毛全都退干净之后，牛他大准备给这只猪开膛破肚了，三个婆姨每人手里端着一个瓦盆，准备用瓦盆放猪的五脏六腑。两个小伙帮着牛他大把猪翻动了一下，让猪的肚皮朝上，牛他大拿了一把大刀，那刀很重、刀背也很厚，从猪脖子那儿开始“咔”、“咔”、“咔”三刀就把整头猪的胸骨切开了，紧接着又换了把尖刀从猪的肚子一直轻轻划到了猪的肛门，猪被完全开膛了，一堂动物解剖观摩课就这样开始了。

牛他大首先用尖刀割下了猪的心脏，又割下了带着气管儿的猪肺、猪肝，当他把猪肝脏放到一个婆姨端的瓦盆里时，还特意叮嘱那婆姨：“不要把苦胆弄破”。接下来就是猪的胃、胰脏和脾脏，还有小肠、大肠和肾脏，那刀工之准、速度之快让人望而生畏。后来听乡亲们说，牛他大以前是当兵的，在抗日战争中，手刃过日本鬼子。

又一袋烟的功夫，一头整猪被剁成了几块。帮厨的乡亲们忙了起来，有切肉的，有剁骨头的，还有负责剁馅儿的，剁肉馅是为了做四喜丸子和往瓤豆腐中填充肉馅。牛他大把猪的胰脏拿出来放到了柴火垛上，“谁也别动，这我要拿回家洗手用的。”后来听乡亲们解释才知道，中国人习惯把肥皂叫作“洋胰子”，就是打这来的。

常言道，杀鸡不用宰牛刀。杀猪下力的活男人干了，杀鸡是婆姨们的事，拔鸡毛、给鸡开膛去内脏，村里的婆姨都能干。几个小女孩凑过来在拔掉的鸡毛中寻找长的、颜色好看的公鸡尾巴上的毛，准备做毽子。几个男孩子把猪的尿脬（膀胱），吹满了气用细麻线扎上口当足球，在不大的院子里踢来踢去，这要是在北京，猪尿脬肯定用来做松仁小肚，可惜，陕北人不吃这个东西。一个年长的婆姨把踢球的男孩从小院赶了出去，让他们去村外砍树枝做筷子，这个活工作量不小，晚上来吃宴席的人不但每人要有一双崭新的筷子，还要有多余的作为备份，万一有人的筷子折了或者掉在地上了，要保证随时能换上新筷子。

帮着把小学校的课桌全部搬到赵才家后，我们回到知青点，当天负责做饭的女生通知说晚上我们知青灶上不做饭了，都去赵才家吃酒席，大家不用出份子钱，就用知青灶上的公积金统一作礼金，按照咱们知青的人数每人一块钱，由女生负责统一交给他们家，男生准时去吃饭就是了。

中午，我去大队部给钢笔灌墨水，村里的几个干部正在那里开会，谈的正是易风易俗新事新办，上级有精神要办好革命化的婚礼，要把新婚的窑洞办成毛泽东思想的传播阵地。后来又谈到了社员家私自杀猪的问题。

当时农民各家养的猪，都不允许私自宰杀，与交公粮一样，生猪也有上交任务，由政府摊派到生产队，公社供销社负责收购，算是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当然也是支持文化大革命。完不成任务的生产队，过年过节也不准杀猪，若是私自杀了，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原来农村私宰生猪也犯法。

老百姓不能杀自己家养的猪，过年杀猪必须交“割头税”，还得上交猪尾巴和大肠头，贫农朱老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带领贫苦农民杀猪抗税，争取自家杀猪的权利，是小说《红旗谱》里的情节，在现实生活里听到，还是第一次。这刚开年，生产队的生猪还没交呢，马上，才儿就要杀猪宴客了，队里究竟是什么意见呢？

干部们围坐在一起，旱烟管里冒出来的缕缕云烟，将大队部弄得云山雾罩，没等其他人说话，坐在炕沿上的李队长“吧嗒、吧嗒”猛地吸了几口烟，在鞋底磕了磕烟灰，说到：“才儿家日子过的艰难，寻下婆姨不容易，这家底儿都掏空了还欠着外债，不杀猪真么（没）办法，往上头交猪，咱想法儿吧……谁家杀猪，我么见啊。”紧接着副队长杨新友也说：“最近没听说谁家杀猪。”看来，赵才娶媳妇杀猪这件事肯定要被队上给瞒下来了，不会上报到公社。

从大队部回来，我发现队里的大青骡子拴在牲口棚里，是不是迎亲的队伍回来了？一问饲养员小马叔才知道，才儿他们去接亲压根儿就没用这个大骡子。小马叔告诉我：“这青骡子个子大、有力气，拉车驾辕是最好的，可是骡子不生育呀，还老跟母马犯骚情，真的是毬不顶的东西，接新人哪能用骡子，不吉利。”

大约下午三点钟左右，才儿他大特意到知青点来邀请我们去参加婚礼。村里不到四点钟就收工了，各家都派了代表，换上干净衣服去才儿家出席结婚宴，有点文化的还特意穿上了干净的衬衣。男知青们也忙着捯饬了一下，叶尔强找出好久没有穿的将校靴，打上皮鞋油，找了一块旧布在皮靴面上左右勒了几下，不停地打磨，直到皮面发亮。褚永琦换上了一件蓝色条绒上衣和一双黑色条绒松紧口的懒汉鞋。付永泉、葛家璐和我都从箱子里拿出干净的夹克穿在了身上。我们还商量是不是每个人都带上口琴，在婚礼上一起吹奏一个与爱情有关的曲子。

除了村里的乡亲和知青，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也受到了才儿他大的邀请。从我们村向南三里地有一片营房，营房的大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西北林建师”，在这里长驻的是林建师的一个连。这个林建师不发军装，也不发武器，但是每月给职工发工资，他们的工作就是育林、护林，防止有人盗伐树木。林建师中有一部分人是从东北林场调来的，老滕就是从东北调来专门为林建师赶大车的车把式。老滕的婆姨是东北农村的，带着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林建师，一住下就不走了，等着林建师扩大编制给一个招家属工的指标，就是给安排一个打扫厕所的工作，也是为人民服务嘛，关键是能够吃上商品粮。可是一等几年也没碰上个机会，她每次见到我们知青都说：“你们有知识有文化的城里青年都下乡种地来了，我这没文化的东北老娘们儿，这辈子怕是找不到个公家管饭的差事儿了。”老滕夫妇和我们村的每一家人都很熟，他们东北人说起话来挺幽默，夫妇两个都能讲出点发黄的小笑话。这次，老滕婆姨换了一身干净的黑底白点中式上衣，特意走了三里地前来参加才儿的婚礼。

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告诉我们，迎亲的队伍进村了。我们赶到才儿家的窑洞时，新媳妇已经被他关在作为新房的右边的那孔窑洞中了，几个婆姨和小伙子正扒在窑洞的门上，想透过门缝看一眼新娘子长啥模样。院子栅栏门口有一张从学校搬来的课桌，一个小学生站在课桌前面，正在研墨，一个婆姨坐在一条长凳上，在那里帮着收礼金。大队会计杨振海的父亲杨老先生端坐在课桌后面，右手持着毛笔在一张红色的礼单上面写着送礼人的名字和钱数，“黄石头礼洋一块、杨保军礼洋一块、林建师老滕婆姨礼洋一块……”

村干部的到来就是婚礼开始的信号，虽然没有像陕北民歌《兰花花》中那种“三班子吹来，两班子打”的迎亲场面，百十号人同时聚集在一家的窑洞前，在史家岔这个小山村，除了娶亲，再不会有任何事情有如此大的凝聚力了。

新事新办移风易俗，窑洞的门打开了，终于结束了暂时的窑洞藏娇，才儿双手拉着新媳妇的棉袄袖子走了出来，微笑着向所有来宾行鞠躬礼。他那新媳妇穿了一身红棉袄、红棉裤，后脑勺上用头发盘成了一个发髻，在那发髻里，有手指头粗的一缕头发缠了一根红头绳，村里的老年人悄悄对我说，这根红绳绳是辟邪的。新媳妇长得挺白净，脸型有一点偏长，眉眼之间还真有一些像电影《李双双》中李双双的扮演者张瑞芳。

这小山村的婚礼不像我们在北京常见到的革命化婚礼，没有人赠送毛主席的石膏半身像或站立像，新婚夫妇也没有互相赠送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之类的东西，李队长简单地说了几句话，最后一句“希望从今天起，才儿家能够渐渐地过上好日子。”话音刚落地，鞭炮声又响了起来，此时，所有的乡亲们，希望这鞭炮不光是崩走煞神，更希望能够驱走这陕北黄土高原的贫穷，希望每一家都有足够的钱买盐腌菜，有足够的钱买煤油点灯，天黑了，能让孩子在油灯下看书、写字。

才儿和新媳妇向父母深深鞠了三个躬，又面对面互相鞠了三个躬，革命化的婚礼免去了一拜天地，只保留了拜高堂和夫妻对拜。大家突然感觉似乎还缺少了一个重要环节，没有向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鞠躬。

我四下仔细看了一圈，这土窑前的小院里还真没有他们二位的画像，窑洞里灶台边上倒是贴着毛主席的照片，还是毛主席和林副统帅亲密合影的照片。不过，这结婚仪式是在窑洞外面举行，冷不丁一对新人再钻回窑洞里去给毛、林二位老人家鞠躬，怕是会破坏婚礼的连贯性。话又说回来了，站在两位领袖像面前唱首语录歌、跳个忠字舞，这老实巴交的陕北农民，真不会呀！

才儿没上过什么学，连一整段毛主席语录都背不下来，总是出错。“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他居然给背诵成了“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可能穷日子过得太久了，很少有吃饱饭的时候。前些天我和才儿说起白求恩，他想了半天，问我白求恩是不是“阿拉巴尼亚人”（连阿尔巴尼亚都说错了，他更不知道加拿大了）。

才儿的情况村干部和乡亲们都了解，大家也就不难为他们了。于是决定让新人向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脏北京鞠躬，北京究竟在我们史家岔的什么方位？有人说在北面，有人说在东面，有人说在南面，村里人没有一个人去过北京，都是瞎猜，还得我们知青说了算。

我说：“北京在延安的正东面。”褚永琦说：“在正东方稍偏北”，他爸爸是师范大学地理系的老师，当然他的话更权威了。才儿和新媳妇毕恭毕敬朝着正东偏北一点的方向，深深鞠了三个九十度的躬，算是这对贫农夫妻的结合得到了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的认可。

拜过高堂，新人开始为来宾敬纸烟了。才儿拿着陕西宝鸡卷烟厂生产的九分钱一盒的“羊群牌”卷烟，这烟是他大（陕北话，父亲）老赵叔托人买的，就是过年，农民也很难抽到这种香烟。才儿从绿白相间的纸烟盒里掏出香烟，递给前来贺喜的每一位会吸烟的乡亲，接过烟的人全都把烟叼在了嘴里，等着新媳妇把它点着。

有些小伙子很捣蛋，当新媳妇把划着的火柴拿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故意“噗”的一声将火柴吹灭，新媳妇不得不重新点燃一支火柴，等新点燃的火柴再递上去的时候，小伙子“噗”的一声又将它吹灭了，逗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急得新媳妇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只见民兵连长老乔拿了一根一尺多长的已经剥干净皮的黄麻麻杆，放在地上踩了一脚，麻杆纵向裂开了，他在临时搭建起来做晚宴用的灶台中将麻杆点燃，递给了新媳妇，告诉她拿这个点烟，风都吹不灭。才儿给我们男知青每人也发了一根喜烟，新媳妇拿着那枝火苗很旺的麻杆给我们每一个知青点烟，给伏永泉点烟的时候，他吹了口气，想把那麻杆上的火吹灭，麻杆上的火苗来回晃动了几下，依旧呼呼地冒着，顿时，又是一片笑声响了起来。抽完了烟，大家纷纷入席了。

女知青和村里的婆姨们坐在一起，我们五个男知青和林建师老滕的婆姨、还有两个于家沟生产组的社员，围坐在两张长课桌拼成的“八仙桌”周围，一边寒暄着一边喝着刚刚沏好的茶。茶叶也是赵才他大托人从牛武供销社买回来的，在陕北这小山村里能喝上一次茶水，实属不易，就是最次的茶叶沏的茶水也是很奢侈了。

婚礼上的礼烟

坐下来之后，叶尔强从他的左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镀银的烟盒，这烟盒是他爸爸当年留学从美国带回来的。叶尔强从烟盒里拿出来上海产的牡丹牌香烟，分给了我们男知青每人一支。他拿着一支烟在金属烟盒上轻轻顿了两下，叼在嘴上，正要点燃香烟，老滕婆姨盯着那发亮的烟盒，说到：“你这东西可是老好了，这是个宝物，你那烟能给我一支吗？让我也尝尝。”

叶尔强客气地打开烟盒，双手将烟盒递到老滕婆姨面前，说到：“嫂子，您请！”老滕婆姨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轻轻地夹出来一支烟，先是看了看香烟两边黄澄澄的烟丝，又把香烟横过来，在鼻子前左右移动着，通过鼻子的嗅觉，享受着高档烟丝特有的味道。

老滕婆姨坐在我的右侧，“大兄弟，咱们对个火。”我把手里那支香烟递给了她，她熟练地用我那只燃烧的香烟点燃了自己的烟，贪婪地吸了一口，闭上眼睛连连说了三遍“好烟”。此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我想起了曲波写的小说《林海雪原》中的女土匪蝴蝶迷，我总觉得吸烟是男人的专利，看到女人吸烟，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天色渐渐暗下来了，婚礼的晚宴也开始了。不知道是从哪儿借来的几只手提的燃油马灯，挂在院子的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给这黄土窑洞前的宴会带来了不少光明，离马灯远一点的几个餐桌上，主人还特别细心地给增加了一盏煤油灯。所有人用的筷子都是村里的孩子们从山上砍回来的小树枝，每只筷子都被切成了六寸六长，这可能是按照中国六六顺的传统观念定的长度吧，刚刚被剥掉了树皮的简易筷子，还能闻到一股树木的清香。

餐桌上没有布菜用的小碟子，参加婚宴的宾客每个人面前摆放了一个空碗代替小碟子，反倒显出陕北人的豪放。每桌都是八个凉菜，八个热菜。

端上餐桌的第一个凉菜是凉拌洋芋丝，就是土豆丝。那土豆丝刀功真好，粗细均匀、整齐划一，超过了北京隆福寺小吃店喝豆汁时作为配料的咸菜丝。切好后的土豆丝在开水里焯过，放上盐、辣椒油和醋精一拌，吃起来甚是爽口。接着的两道下酒菜是凉拌豆芽和凉拌木耳，豆芽是用自家的黄豆发的，木耳是去山里采的。还有一盘儿是煮好的黄豆和白菜腌制的咸菜拌在一起，叫作金玉满堂，当然，也泼了辣子油。另外一盘儿像是我们北京人拌的香椿叶一样，拌了一种树叶的嫩芽，那种刚刚发芽的树叶吃到嘴里有一股特殊的味道……

最重要的一道凉菜端上来了——凉拌红（胡）萝卜丝，这是结婚宴席中必不可少的一道凉菜，因为淋了芝麻油，瞅着水灵剔透，闻着香气扑鼻，吃起来甜脆适口，最主要的是那颜色，红彤彤的透着喜庆。“离了红萝卜不成席”，是当年陕北宴席的一种说法，借红萝卜的“红”字，让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凉菜一上来，大家就开始喝酒了，每张桌子上放着一瓶散装白酒，盛酒的瓶子五花八门不尽相同。前几天，才儿他大老赵叔为了给儿子办婚礼打酒，到全村各家借空酒瓶子，不管盛过啥酒的都行，哪怕是盛过醋精的。那时候公社的供销社根本没有醋出售，只卖成瓶的醋精，听说因为醋是用粮食做的，也不知道是哪位领导说的，粮食做成醋太可惜了。

白色透明的醋精是用酸性液体勾兑的，装过醋精的瓶子洗一洗，也可以盛酒用。不过有的空瓶子，就要好好闻一闻了，因为有些瓶子是打煤油用过的，再用它装酒，就会串味了。我们知青点只有两个空瓶，一个装过醋精，被老赵叔拿走了，另外一个装过一种叫“敌敌畏”的杀虫剂，他闻了闻又给扔下了。那年月酒是要凭票凭证购买的，没有买酒的票证就是有钱也没用。这办婚宴的散酒都是老赵叔想方设法托人从供销社打来的，乡亲们日子过的苦，没什么钱，别说整瓶的白酒，能喝上一口散装白酒也是享福的事了。

我们餐桌上的人，每人倒满了一杯白酒，就是喝酒也要突出政治，大家碰杯的时候免不了要说“敬祝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于家沟的两位社员把一杯酒顺着嗓子眼儿就倒了进去，老滕婆姨也不示弱，连着两口喝完了一杯酒。我不会喝酒，这会儿也只是尝一尝酒的味道，我只用嘴轻轻地抿了一小口，就把重点转移到了吃凉菜上。老滕婆姨一直在和于家沟的两位社员互相让酒、敬酒，突然她发现桌上的凉菜快没了，急忙放下酒杯，拿起筷子笑着跟我们说道：“也让我尝尝这个菜”。

接下来，一对新人给所有的来宾敬酒。才儿和他的新媳妇敬过几桌来宾后，走到了我们这一桌，新媳妇给每个人的酒杯都斟满了酒，一对新人举起酒杯和全桌的乡亲们，还有我们知青一饮而尽。知青里也有酒量好的，一对新人敬完酒将要转身离去，伏永泉拉住赵才说：“才儿哥，这酒还没喝够呢，怎么就走哇？”新媳妇忙着又给伏永泉敬了七八杯酒。这时才儿他大老赵叔也拿着一瓶酒走了过来，给我们知青和在座的乡亲们斟酒，我只喝了一杯酒就不再喝了，一心一意吃凉菜，等热菜端上来的时候伏永泉已经喝了十几杯酒了，其他知青没有酒量都不敢多喝。

新人敬酒结束，来宾们开始向一对新人回敬酒。民兵连长乔君芝端着酒杯敬酒，还真说了几句慷慨激昂的祝福：“为保卫我们的红色江山千年万年永不变色，为捍卫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在咱这土窑洞里多造几个共产主义接班人，就是苏修对咱们发动核战争，死个三亿五亿的中国人，也不怕，弟妹全靠你了……”说完一仰头，将杯中的酒一口干了。

伏永泉和老滕婆姨干了几杯，一看热菜已经端上来了，就顾不得喝酒了，放下杯子赶紧吃菜。每一道热菜都用大碗儿端上来，那蒸的扣肉，每一片都得有一两多重，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用筷子夹紧那肥肥的肉片儿往嘴里送，好像没怎么咀嚼，滋溜的一下就滑进胃里了。这热菜是一道一道的上桌，每一道热菜端上来的时候，八双筷子几乎同时插到菜碗当中，筷子之间互相碰撞、博弈常常难免，有时刚刚夹到菜的筷子还没有离开菜碗就被别人的筷子给碰掉了。

老滕婆姨是个左撇子，夹菜时，我用筷子的右手常碰到她拿筷子的左手，几次她夹好的菜都被碰掉了。吃酿豆腐的时候，她好不容易把那中间填满肉馅的豆腐夹起来，一不小心，被我的筷子碰掉了，又夹起来，又被碰掉了，最后，豆腐总算是夹出来了，可是豆腐中填充的肉馅儿全掉到菜碗当中了，知青们动作快，马上开始在菜碗当中捞肉馅儿。

那晚上最受欢迎的菜是鸡丸子。这鸡丸子是将带骨头的鸡剁成块，用调料和盐先腌制，然后裹上面过油炸，炸好的鸡丸子放在用猪棒骨熬的高汤里，再放到笼屉里用大火蒸，据说这是我们史家岔的传统菜。冬天做这道菜都是用山鸡，四月份草长出来了，山鸡不好打了，不得不用家里养的鸡来做，味道和山鸡做出来的也差不多。这鸡丸子刚端上来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刮了一阵风，还是哪位知青故意吹灭了桌上的煤油灯，黑灯瞎火的在菜碗里准确地夹出鸡丸子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先后夹出来两块鸡丸子，其中有一块还真是鸡大腿上的肉。

老滕婆姨的筷子总是在菜碗里和其它筷子“打架”，还真一块鸡丸子没夹着，看着碗里鸡丸子飞快地减少，她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得了，我就尝尝汤吧！”她把菜碗里的剩汤倒进了自己碗里，喝一口酒，再喝一口鸡丸子汤，一边继续和伏永泉相互敬酒、干杯，一边转过脸跟我说：“大兄弟，上了八个热菜，有四个菜，我都是喝的剩汤，没吃上菜呀。”

我和褚永琦听了她说的话，一时控制不住，笑得差一点把嘴里吃的菜喷出来。菜上完了，接下来就该吃饸烙面了。这饸烙面是用玉米面和麦子面掺在一起和面，用木制的饸烙床子压出的面条，当然也可以叫作金银面。饸烙面管够，而且浇面用的是肉汤。除此之外，还备有玉米面和全麦粉蒸的馍。

伏永泉和乡亲们继续敬着酒，还一首接一首地唱起了祝兴的歌曲。当时除了《东方红》和语录歌之外，其他的歌曲似乎都是“黄色歌曲”，那天晚上男知青们就尽情唱了几首“黄色歌曲”。虽然带来口琴，刚吃完扣肉，一层猪油贴在了每一位知青的上下嘴唇上，看来口琴是不能演奏了。伏永泉先唱的是《红河谷》，他把这首加拿大民歌的歌词进行了改动，结尾那句“不要忘记红河谷你的故乡，还有热爱你的姑娘”，被他改成了“不要忘记史家岔，你的故乡，还有那热爱你的老乡”。一年之后，这首《红河谷》几乎快成了我们村的村歌，平时和我们知青一起干活的年轻人都会唱这首歌，而且唱的是伏永泉改编后的歌词。

《红河谷》唱罢，乡亲们一个劲叫好，伏永泉又唱了几首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红梅花儿开》，特别是那首《三套车》确实太好听了，关键是他嗓子好，如果不是赶上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考个音乐学院是没问题的。叶尔强唱了一首印度尼西亚的民歌《哎呦，妈妈》，乡亲们听了歌词之后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我也为新婚夫妇献上了一首爱情歌曲——电影《芦笙恋歌》的插曲，那歌的名字叫《婚誓》，是作曲家雷振邦的作品。虽然当时雷振邦已经被打倒了，这首歌曲却流传的非常广泛，不少在延安插队的知青都会唱。

酒席还没有散去，年轻人已经开始闹洞房了。他们把才儿和新媳妇拉进了窑洞，第一个节目是“摸虼蚤”，陕北人说的虼蚤就是跳蚤，这“摸虼蚤”是陕北当地传统闹房节目。未婚的小青年把几个小土疙瘩从新娘子的后脖领子放进她的棉袄里面，让才儿伸手进去，从新媳妇的裤腰处向背上摸，把那小土疙瘩一块一块摸出来展示给大家看。围观的人不知是真的兴奋呢，还是跟着傻乐，这个游戏反反复复地做了好几次，一直到大家都满意了为止。

接下来是“擀毡子”，一床新被子打开了铺在炕上，小青年们把新媳妇脸朝上放到被子中间，又把才儿脸朝下放到了新媳妇的上面，然后将被子卷起来，把一对新人面对面的卷在了被子中间。然后，把这个卷着一对新人的被子，从炕的这一头滚到炕的那一头，再从炕的那一头，滚回到炕的这一头，来回来去的滚了几个来回，小伙们跟着起哄，婆姨们也跟着笑，真正是应了那句老话“新婚三日无大小”“闹喜闹喜，越闹越喜”。

老滕婆姨和于家沟的两位社员吃完饭结伴回家了，才儿他大老赵叔过来陪坐在伏永泉旁边，伏永泉一边喝酒一边唱歌，乡亲们的掌声一阵接着一阵，这一晚上伏永泉起码喝了有三十多杯酒。

参加婚礼的乡亲们渐渐散去，喧闹了一天的小院慢慢安静了下来。我们知青也离开了赵才家，满天的星斗将我们的身影洒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似乎是意犹未尽，一路上，伏永泉还在唱着“夜色多么好，令人心神往，史家岔山村的晚上……”

第二天早晨八点多钟，男生都还没起床呢，有人来敲门了，打开门一看，是才儿他大老赵叔，他的小儿子跟在身后，手里端着一个脸盆，那脸盆里是前一天晚上宴会剩下的折箩剩菜，这一脸盆的剩菜给我们知青，放在灶上又吃了两天。

赵才新婚的第三天，他就出工了。上工前，好几个男社员跟他开玩笑，说：“这两天在炕上出大力了，下地干庄稼活，能有力气吗？”才儿不服，到我们男生宿舍，从墙角拿出来一个我平时锻炼身体用的链球，在篮球场中间抡了起来。他想学我的姿势，站在那里双脚不动在空中画“8”字，可是他没拿稳，链球突然脱手了，那链球直接向篮球场旁边大队部的窗户飞了过去，打碎了木质的窗框落在了屋里的火炕上，把炕砸了一个窟窿。

结婚20年之后的赵才夫妇

一年之后，才儿的婆姨刘改英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儿子，到文革结束前，才儿有了两儿一女，一共三个共产主义接班人。1974年，赵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他的贫穷和对共产主义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坚定不移跟共产党走的决心，他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政党的光荣党员当之无愧。虽然才儿肯吃苦、能干，他大也在村里当着赤脚医生，他全家还是一直在贫困线下挣扎，看来，这位前贫协主席脱贫确实是有些难度。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被彻底抛弃，全国上下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贫农协会解散了，才儿失去了“贫协主席”这个无产阶级特定的职务。改革开放后，虽然生活有所好转，但是比起村里其他人，才儿家的变化不是很大。1990年赵才家又添了一个小女儿，俩儿俩女，日子过得更紧巴了。

赵才家的太阳能热水器

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实施扶贫政策的时候，才儿家被正式的定为县里的贫困户。八年前他的母亲去世了，赵才恢复了原来的名字“王继红”，永远继承红色革命传统。今年他73岁了，以前由于家里穷，拿不出彩礼钱，二儿子都40多岁了还没寻下婆姨。

随着扶贫力度的加大，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公布之后，才儿成为县里第一批精准扶贫的主要对象，这让他又看到了一线希望。依靠精准帮扶政策，才儿承包了十二亩山坡地种上玉米，他婆姨刘改英在塬上给邻村人的苹果园打零工，家里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近年，他的孙子（大儿子的孩子）结婚后新添了一个儿子，才儿已经是四世同堂。

赵才家的粮食

如今，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体措施的实施中，才儿一家人终于搬出了他结婚时的那个破旧的窑洞，住进了政府提供的新砖房，还免费安装上太阳能热水器，才儿一家人也像城里人一样可以在家里洗热水澡了。听才儿的婆姨刘改英说，当才儿打开热水龙头，全家人看着热水流出来的时候，才儿的眼泪也流了出来。

现在的赵才

才儿，就是现在的王继红，是个乐观的人，他的两个嘴角永远是向上的。尽管生活不富裕，有时日子过的也挺艰难，但没有人看到他有嘴角向下的时候。最近，他托人捎话给我，让我们知青都快快乐乐、健健康康地活着，过个十几年，最多二十年，等到他重孙子结婚时，把我们知青都请回村里去，参加他重孙子的婚礼。才儿是我们在陕北插队时的贫农朋友，也是我们知青终身的朋友。

我和赵才夫妇在他们的新房子前

王骥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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