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小秦， 1951年出生于河北秦皇岛，1954年随父亲调西安，1964年考入西安外国语学校。 1969年春，插队麟游县桑树塬公社，务农三年，1972年春，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入陕西师范大学外文系读书。 1975年毕业留校教书，1978年赴英国留学，1980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英文系，此后十多年，先后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从事翻译。 1995年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书至今。
作者： 成小秦
河马文艺社
我一直以为，父亲是外文专业出身，因他填写学历“清华外文系肄业”，近不惑之年，读父亲自述，才知他早年学工，立志当教授或工程师。 据父亲发小说，父亲从小酷爱文艺，读小学（西安第一实验小学）时，在班级很活跃，爱好文艺，为班级壁报写小诗，尝演话剧，后来，还当上小学话剧团团长。 1940年代初，父亲考入西南联大工学院，先后学电机与土木工程。我想，他选学工科，恐受家族影响，因为，祖父祖母族人多习理工科。抗战胜利后，父亲遵张奚若先生建议，转清华大学外文系，继续学业。弃工学文，闲暇时间多，社会活动亦多。据父亲著《清华纵横》，1946年初，复员艰难，清华园荆棘丛生，到处瓦砾，触目一片凄凉。当此之际，校园社团纷纷成立，体育会、壁报社、团契、读书会......同学们一起学习、游玩、工作；《原野》《清华人》《錬》等壁报贴出工作报告、读书笔记、生活检讨，以及时局评论等。 民主氛围，又唤起父亲的热情，代表班级加入学生自治会，组织同学投身民众识字班，工友夜校；经好友介绍入“炼社”，社友多为工学院同学，纵论时事，办“炼”壁报，组织旅行和晚会；编辑出版《清华旬刊》。 父亲在清华大学社团聚会慷慨陈词
1947年4月，父亲组织“河马文艺社”，以研究文学为宗旨，社友为同班同学：黄祖民、聂文杞、杨志一、郭利仁（姜海）、周颖如、何瑞珠（何田）、章仰勋、范德一、胡秀瑞（季庄）等。 1949年4月，河马文艺社友最后一次团聚，便各奔东西，时父亲已进入冀东解放区 千禧年伊始，我的工作生活压力减轻，便根据河马文艺社友通讯录，查寻父执。因年代久远，人事变故，通过信函和电话查找，久寻不得。 得知何田（何瑞珠）仍执教北大，通过北大英语系的朋友，获何阿姨邮址并通信。读罗荣渠教授著《北大岁月》，始知周颖如是罗教授夫人，在网上检索，查得周阿姨的邮箱并留言，不久即得回复，此后，我们通过电邮交流。2006年立春，与周阿姨约好，2月8日，去中关园46楼（北大化学楼附近）拜访。屋里光线暗淡，藏书颇丰，阿姨说，大多是罗叔叔的藏书。她从书架拿出相簿，指着旧照片中人物，回忆先父及河马文艺社往事。
河马文艺社活动，（左一）父亲
河马文艺社活动 ， （左二）父亲；（左五）黄祖民
周阿姨供职于商务印书馆三十多年，任资深翻译和编辑，曾组译、审校不少史学名著，如《罗马史》、《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及《光荣与梦想》等。她得知我在中翻公司工作八年，就与我聊起熟人，兼评译界现状。聊起罗叔叔，我说读过叔叔的文章和书籍，非常钦佩，她指着墙上罗叔叔遗像，说起叔叔坎坷的一生，我起身，向遗像三鞠躬。我们一直聊到黄昏，周阿姨说，等她联络好河马文艺社友，大家见个面，让他们回忆与景晖的交往。我告辞时，阿姨从书房取几本书赠送，有罗叔叔论现代化专著，以及阿姨的译著。 三月初，周阿姨电话告，那个周末，去杨志一家聚会。那天，我一早出发，在东直门外一带边问边找，找到呼家园小区18号楼，敲开家门，杨叔叔见我笑言：“长得像景晖！”其他客人尚未到，我与叔叔聊起来。他说：“（19）48年暑假，与景晖分手，再没见过，五十年代初，文化部开会，见到你祖父，打听景晖的情况，65年，写信过去，久久不见回复。”我说，当时，父亲在省委办公厅工作，天天早出晚归，又处政治斗争的漩涡，动辄得罪，1957年后，除起草文件，写检讨、交代，很少写信，更不著文。杨叔叔叹息连连。
杨志一1965年8月8日函
不久，周颖如、郭利仁和范德一陆续赶到。周阿姨说：“何田有事来不了。黄祖民去香港了。”他们落座，便问起先父。我讲了父亲1949年后的经历，尤其是“文革”蒙冤，大家都唏嘘不已。杨叔叔说：“景晖人太直，不宜从政，在清华，参加学生自治会，或其他场合，直言不讳，人称‘大炮’！” 说起1952年初，父亲途经北京返陕探亲，郭利仁（曾任职外交部美欧司）说，去景晖下榻的饭店会面，聊起“山那边”。 郭问：“（19）48年那会儿，大家都唱‘山那边’如何如何，‘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那边情况到底如何？”父亲指着桌上的台灯，说：“你们看到的，是有光的地方，我却看到背光的地方。” 我们漫谈时，阿姨在厨房忙着，临近中午，一桌饭菜端上，大家入座，边吃边聊，从1940年代末，向往自由民主，聊到文革，571工程纪要，《晚年周恩来》，父执辈两头真，临近黄昏，与叔叔阿姨握手告辞。我打的把郭叔叔送关东店北街13号楼（外交部公寓）。年前，叔叔不慎摔跤，正面趴下，将门牙摔断，双腿受伤。叔叔邀我上楼，我看他气喘吁吁，就劝他回家休息，改日再聊。 那次聚会不久，5月初，接周阿姨电话，说杨志一叔叔1号辞世。人生无常如此！杨志一，湖南芷江人，侗族，先后任职《文艺报》《文艺教育》及《文艺研究》，勤于笔耕，发表百多篇诗和散文。 河马文艺社友中，1949年后，与先父重逢的唯有聂文杞。1965年11月下旬，聂叔叔再度出差西安，周末，访成家老宅，见家中五个孩子，不免感叹一番，因他只有一个女儿，名聂梅，后留学日本。1980年代初，聂叔叔提及成家五个孩子，还感慨一阵。 1950年代中期，聂叔叔就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迻译阿契尔《剧作法》、哥尔多尼《善心的急性人》、尼尔《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传》等。1970年代末，叔叔调武汉大学外文系，讲授《英国文学选读》，据学生描述：初夏午后，讲台上一位神情淡淡的老先生，低声咏哦《贝奥武甫》...... 2011年四月初，聂文杞先生去世。这时候，樱花正盛放，风起时，雪白淡红的花瓣漫天飞舞，整个武大都在下雪，“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在飘落……”我听见聂先生低吟：When April with his showers sweet with fruit（张箭飞《一片雪》武汉大学报） 聂文杞与吴钧燮合译戏剧理论名著《剧作法》，一版再版
与父亲关系密切的社友，除杨志一、聂文杞外，还有黄祖民。父亲《自述》言：“当时，我的好朋友多是民青或地下党员。黄祖民和吴时生都曾表示，希望我参加组织，但自己‘清高’思想作祟，不愿放弃自由散漫的生活习惯。”自1950年代，黄叔叔工作调动频繁，先后在全国学联、天津工业部、新华社工作，经常出国。“文革”之后，又调往香港，创办著名杂志《紫荆》，退休后笔耕不辍，翻译戏剧达40多万字。黄叔叔于2016年夏去世，未及拜见，憾甚！
黄祖民，酷似乃兄黄苗子
书至此，不禁感慨！河马文艺社友大多学有所成，各尽其文艺之才，而父亲一生好读书，喜文艺，却不幸卷入政治，殁于动乱，未尽其才，也不及目睹青年时追求的光明，悲夫！ 2018年5月草
纪念河马文艺社创建七十一周年
2020年2月修改
少年能几时 ： 魏伯与姚伯
自1950年代中期，每逢过年，魏国柱伯伯与姚德祥伯伯必来老宅（西梆子市街63号），三位老友欢聚上房西屋客厅，饮茶聊天至饭时。“文革”期间，魏伯与姚伯沦为“黑帮”，1971年初，先父遭迫害故去，聚会遂止。动乱结束，魏伯与姚伯相继获平反，过年必来老宅探望，直到耄耋之年。 1930年，先父就读西安第一实验小学，与魏伯认识，结为好友。小学毕业后，两人相约考入西安第一初级中学，又与姚伯相识，三人结义，几形影不离。魏伯说：“那时，放学后我俩常去老宅，一起做作业，成伯与伯母待我们如子侄，吃了晚饭后才回家。” 1939年夏，先父与魏伯又相约就读西北农学院附属高中（位于武功）。1942年，父亲投考西南联大电机系，魏伯考入西北工学院纺织系，两人才分手。 魏伯父亲早年加入中共，1940年代中期，被当局被捕，惨死狱中，家境陷入困顿，魏伯毕业，急于就业而无门。姚伯回忆说：“我跟你魏伯去老宅拜见你爷，老先生忙于报务，去了几次才见上，听说我们失业在家，当即提笔，给好友石凤翔先生写信。石先生是蒋纬国岳父，西北大实业家。我俩持信见石先生，他对我们很客气，安排我俩去西安大华纱厂上班。” 后来，魏伯在大华纱厂升为工程师。抗战胜利，先父入清华大学继续学业，魏伯还数次寄钱，赞助学费。49年之后，魏伯先后担任西安国棉三厂厂长，西安纺织局局长，据说晚年精神失常，黯然而逝。我因常年在外漂泊，几年后才知魏伯故去，未能拜祭，憾甚。 1930年代初，姚伯家距我家老宅不远，一处四合院位于草场巷，另在双仁府大巷子还有两进大院，西式建筑。姚伯回忆：“那时，我们一起看电影，你爸倔得很，观看电影，出现蒋介石画面，提及“领袖”、“总裁”，全场观众都要肃立致敬，就你爸坚持不起，我告诫他：‘小心便衣！’你爸非但不起，反紧抱双手，表示决心！倔得很！”姚伯说罢，爽朗大笑。 当年，姚伯与魏伯一起，报考西北工业学院纺织系，毕业后，经先祖父介绍，入大华纱厂工作，后成为西北纺织业专家，先后担任陕西国棉八厂、西北国棉三厂、西北第一印染厂厂长。 2016年2月2日，我与蓟弟给姚伯拜年，伯伯时九秩晋五，身体硬朗，思维清晰，聊起他与先父往事，又提及祖父：“我跟你爸也属世交了，你爷与我爸，姚振乾，熟得很，辛亥革命，靖国军时在一起。早年，杨虎城与我爸是拜把兄弟，杨叫我爸三哥。后来，杀害我爸的也是他。”他说，退休后，一直查询有关姚爷的史料，可惜尚未成文，近年患眼疾，恐无结果了。 据《西北革命史征》（祖父参与编纂）人物纪传载：“姚振乾，同官人。少任侠，好交游，尝以组织会党，兴复汉族为志，于县城设面房，招待党人，为秘密机关。辛亥九月，西安义军起，即同本邑白喜纠合壮士数百人，据县城反正，旋以所部属北路招讨使井勿幕，奉令克复宜君、中部、洛川、鄜州等县。事定释兵，练团保民，后复参预讨袁之役，因不满主将所为，卸事归，寻以疾卒。” 1920年代，姚将军历三秦诸役，后升任国民二军旅长。据民国时《蓝田县志》记载：“民国十九年（1930）东路游击姚振乾驻蓝田县，9月政变，姚在省被戮，部下哗变，巷战城内，旋被改编。”姚将军遇害另一说法，乃是姚受陕西督军陈树藩之命，在西安东郊十里铺伏击著名民党人士李岐山（1879-1920），时为民国九年农历八月十八日，李被害十年后（1930年），杨虎城返陕执政，捕杀其姚三哥，为李复仇。 2018年3月2日，接家人微信告，姚伯去世，周一火化。是年初，我在医院服侍妈妈，未去看望伯伯，引以为憾！ 草于2020年2月2日
2012年1月16日晚，观看《凤凰大视野 · 变局1962 · 七千人大会始末》，采访陕西原三原县委书记白玉洁，谈七千人大会。 召开七千人大会的历史背景，是1957年11月，毛泽东出访苏联，那时，他在国内打五十多万名“右派”，在国际与赫鲁晓夫争锋，亟欲主导国际共运，正志满气骄，听赫氏夸口：“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便信口开河：“十五年后，中国可以赶上和超过英国。”此言一出，犹如圣旨，1958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电话会议，下达钢铁生产任务，命令各地到30日，务必实现日产钢六万吨，铁十万吨的目标。由此全国掀起“大跃进”狂潮。 然而，不到一年，“大跃进”的祸害便显现，饥荒遍及城乡，民怨沸腾。1959年7月初，中共大员齐集庐山，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旨在纠“左”。孰料会议期间，彭德怀致函毛泽东，批评运动中出现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浮夸风，惹毛震怒，趁机将纠“左”引向“反右倾”，清除宿敌彭德怀。 庐山会议后，全国展开大规模“整风整社”、“整党整团”运动，惨遭清算的干部和民众多达360多万，接着，各省委部署 “反右倾斗争”，将一大批干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恶果，本已降温的“共产风”和“浮夸风”再度煽起，越煽越大，致使当年粮、棉、油产量骤降，加剧饥荒蔓延，许多地方，如四川、甘肃与河南，饿殍遍野，人相食。1962年初，天怒人怨之际，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 五十年后，白玉洁接受凤凰卫视采访，谈赴会时心情：“到了七千人大会上，我抱的希望，是纠正庐山会议的错误，这是基本向往，基本希望，小组会上看不清这一点，毛主席把少奇同志的报告收走，对我有些刺激。因少奇的报告对大跃进，对三面红旗讲了他的看法，困难严重，我考虑到，毛主席不同意报告的观点，所以收回去，另起草报告，这个我已有感觉，但还留神着，看是否给彭德怀平反。” “1月27日，开第一次大会，我就坐的位置太后，就把望远镜拿出来，往主席台上寻彭总，一个一个，一排一排看没有彭总。给彭总平反了，彭总能到主席台上，就能彻底纠左，彭总到不了，就彻底纠不了。主席台上没寻到彭德怀，我就心冷了！心冷了！说彭德怀党内有一个小集团，里通外国，此话一出，台下没一个人鼓掌，不仅没一个人鼓掌，而且冷冷清清，这是不满的情绪，这是我现场的感觉，从那时起我就失望了。”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全体与会代表与中央领导合影，长卷照片冲洗一张20元，许多人嫌贵未买，白玉洁当时月薪140多元，未犹豫就买了一张，返回三原，找来三原木器厂长，吩咐他按长卷照片尺寸，定制玻璃框，边框黄色，雕刻梅花，以示耐寒。他将照片挂在办公室，后来，调咸阳地委任宣传部长，又将照片挂在宿舍。五十年中，无论发生什么，运动或变革，他都一直珍藏着照片。 “文革”爆发，刘邓倒台，许多人在刘邓照片上划叉，白玉洁认定刘邓政策无错，在祸及自身之前，将照片从镜框取出，用报纸卷起，连同家人旧照片，藏祁阿姨（泾阳）农村老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将照片取回，重新挂上。 七千人大会合照，白玉洁叔叔（前排左四），时任三原县委书记 七千人大会秘密举行，陕西省代表团约120多人出席，当时，父亲在省委书记处办公室，也随团参会，与办公厅白瑞生、政策研究室陈祥林负责记录大会或小组发言，尤其是记录中央首长讲话，偷偷记录毛泽东讲话，因为，根据中办规定，毛泽东的讲话，不得记录。会后，三人核对笔录，由省委办公厅秘书室郝生信，以及办公室文书处理科屈坚忍复写，呈送省委书记处。 我知道，那张七千人大会合照中肯定有父亲，于是，12月31日早，与省委党史办宋新勇、蓟弟和专业摄影师小魏，如约前往新城省政府家属院，拜见白叔叔。 叔叔满头华发，身材魁梧，比凤凰卫视中的形象更显高大。他跟我们握手寒暄，让进简朴的客厅，落座后，就说起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与先父在省委办公厅共事三年多，彼此知心：“青阳出身清华，文笔好呀！”说到先父早逝，一度哽咽。忆及我大姑和邦英姑父，叔叔说：“陕甘宁边区时，邦英是我的老领导，在军政委员会，你姑和姑父住楼上，我们住楼下，几乎天天见面。”祁阿姨插话：“你姑和姑父调新疆后，再没见过。”聊起西北军政委员会，白叔叔谈兴更浓：“开会时常见你爷，老先生讲话，爱捋胡子，声音洪亮，豪迈！”闲聊中，他谈及西北党史、党争，说习仲勋曾言：“写西北党史，能道出真情实况的，惟有白玉洁”，意为叔叔对陕西党史最熟，亦敢言。“党史难写，条条框框太多。”叔叔无奈而言。 谈话间，白叔叔突然倾身向前，大声问我：“你对毛泽东有何评价？”我不知其意，便含混以答。叔叔厉声说：“小伙子，对他的八字评价，你知道不？”我答以不知……他说时情绪激昂，扬起右手，一字一顿。祁阿姨插话说，“文革”中，白叔遭斗遭辱，愤而自杀未遂，阿姨哭着劝说，他终于想通：“我不能这么死，我得活着，看他‘文革’如何收场！”白叔叔长叹一声：“青阳可惜了，没有熬过来！” 白叔叔殷切垂询我们及后代的情况，知道我们还努力，学有所成，连连称赞，又说他家孩子因“文革”，“学业全耽误了，都自食其力，无经商的，有下岗的。”闻言肃然起敬。 他听说，2013年为先父九十诞辰，家人拟编辑纪念集，此行想翻拍七千人大会合照，他欣然同意，将长卷照片从镜框取出，但现场无法拍摄，让小魏带回他的工作室，用专业照相机翻拍。我们在客厅继续与叔叔聊。
白叔叔语重心长对我说：“好好写你爸，要写真实情况。”还歉然道：“前不久，半夜起床突然中风，幸亏扶住墙，没有摔倒，现在半身麻木，无法写文章回忆青阳，抱歉得很！”谈话间，他还数次称赞《林牧自述》，说林敢写。他一边翻看我们赠送的《成柏仁纪念文集》和邦英姑父著《革命生涯》，一边评论。眼看临近饭点，白家来了不少乡下亲戚，此时，小魏翻拍照片返回，我们赶紧告别，白叔叔把我们送到电梯，再三叮嘱：“要写，就如实写，写信史。” 草于2013年初，修改于2020年2月
2011年12月31日，小蓟、祁云英阿姨、白玉洁叔叔、小秦、宋新勇 补记：2014年底，接友人电邮，得知白玉洁叔叔8月31日去世，不胜悲伤和怀念，再无机会聆听老人家纵论天下了！悲夫！
2017年12月，祁阿姨（90岁）谈白叔叔。 七千人大会照从走廊移至客厅
我于1924年出生于陕西省淳化县，家无立锥之地。1939年参加革命，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刘志丹、习仲勋创建照金根据地时始读小学，在陕甘宁边区读完小学、完小、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建国前，在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于淳耀县中小、完小从教，1943年起，任淳耀县委秘书处干事、瑶曲区委宣传科长、县委通讯干事，关中报报社、新华社关中支社记者。 建国后，在中共三原地委研究室负责，1950年在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办公厅工作，任研究室农村组、办公厅综合组副组长。1957年起，担任中共高陵、三原大县第一书记、三原县委书记，1963年64年任中共咸阳地委宣传部长、秘书长。1969年7月起，任礼泉县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永寿县委书记、周至县委书记。1978年起任西安市政府副秘书长、秘书长、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1981年至1985年任中共商洛地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六届委员，后任省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常务副主任，省顾问委员会委员，1993年离休，今年87岁。 走进革命大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学习工作，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增长了文化知识；参加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开荒、烧木炭、纺线线，战国民党的碉堡围困，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三年解放战争中，关中报社、新华支社派我在是敌我战场的赤水、淳耀县紧临大关中的南线，随地方政府、民兵游击队、关中分区南线指挥部作战地采访，亲身所历，耳闻目睹，三年时间，边区地方政府民兵游击队与打进边区的蒋胡军英勇善战，出没在边区转战在南线的我军寻机歼敌有生力量，解放旬邑、耀县、铜川，浴血战斗，配合全国各战场，把敌人打出边区，解放关中，解放西安，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血染的五星红旗，飘扬在我心上，鼓舞着我在建设新中国的征途上充满热情，廉洁奉公，忘我工作。 建国初，在地委、省委从事党的政策研究的几年，搞土地改革、对私改造、农业合作化，是工作，又是学习；从事县委书记的七年，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向共产主义过渡，神从毛主席，自己拼命干，发动干部群众拼命干，反右派、批右倾机会主义，你批我，我批你，不能自拔；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8月被咸阳地委书记及其打手把担任地委秘书长的我，打成“咸阳地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斗遭辱自杀未遂；1969年5月走出“牛棚”，幸运在文化大革命的世外桃源的礼泉县永寿县，有机会为人民干实事。 在礼泉县的五个年头，其中三年和礼泉民工风雨在“宝鸡峡”渠首38里工地上。我上工地时，礼泉工程进度排名是14个县分段工程的倒数第一，五万四万民工，苦干巧干三个年头，前5名完工。领导群众说我领导有方，我肯定是省指挥部实行工程大包干，县革委会领导保证了我要求的公社、生产大小队三级一把手上工地，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赶走了派性无政府无纪律。 在永寿县，吸取大跃进县委书记任上的蛮干瞎指挥（的教训），通过调查，从永寿山原高寒实际出发，推倒盲目扩大复种，粮食生产恢复以正茬小麦为主轮作倒茬的耕作制。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霍士廉批示《陕西日报》刊发了永寿县委的调查，人心大喜。学大寨，修梯田，突破秋后一季抡修梯田埋表土推光头三年难增产的局限，推广县水电局技术员王明贤早就琢磨出来的“深翻倒桄子保表土修地法”，1973年夏收后秋播前保表土修梯田三万多亩。省水土保持局肯定倒桄子保表土修地法很科学，当年修地当年增产，在永寿召开现场会，向全省有修梯田任务的县作了推广。正在这时，调我去周至，心情沉重，与安定团结的永寿难分难舍，忧虑周至有个不可一世的派头头。 批林整风稳定着周至。一到职，就在县委多数常委和广大干部一身正气的支持下，钉是钉，铆是铆，继往开来地工作起来。造反派头头当时也能顾全大局，我的工作，起步顺利。推广永寿保表土修地法，一经动员就大干起来。封冻前，全县保表土修梯田四万多亩；治渭工程，省上统一规划，兴平、武功、扶风动工半年了，周至还没动工，运用“宝鸡峡”原边渠道工程大包干的经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一把手上工地，副书记李静峰、副主任常委常继文统率，石料、木桩、水泥提前运到工地，筑堤打顶水护堤坝，严把技术关，四万民工分段包干，110华里河堤四十多天完工，打消了群众因河北三县动工早可能把渭河逼到秦岭山下的后怕。 不少周至人担心文化大革命再起风浪。110华里渭河堤刚刚完成，突然全国批林批孔。几夜间，周至县造反派头头计谋的“百面红旗”进城，造周至县委的反，摧毁周至的“资产阶级土围子”，打倒周至的“孔老二”，又进驻了配合“百面红旗”的咸阳地委调查组，周至县委只能“游击战”似的工作了。幸有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工作，下达了九号十三号文件，势如破竹的整顿，在全国开展。地委调查组一改打倒孔老二、砸烂“资产阶级土围子”，和周至县委一起搞整顿。周至县委借东风，书记副书记常委和县水电局领导、专家同往黑河、泥河、泸河查看共议，专家拿出“三河归一”的治理规划和施工方案，决定在当年秋收至来年汛期前，分两期四个月完成。 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最后几天，地委马书记言行喜怒于色，直叫我察觉到邓小平的命运有变。我一回到周至，全国广播报刊全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传达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完成“三河归一”工程，成了我在周至有限之日不能夭折的两大要务。想了想，决然把“三河归一”工程提前到传达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群英会”前，又决然把“三河归一”工程，原定两期四个月完成，改成一期工程一个月完成。我想的是，只要能把“三河归一”工程抢时间完成，他们拿停开“群英会”打击孔老二，不会没有人性到这一步。争分夺秒，运用“宝鸡峡”和治渭经验，工程大包干，包到公社包到队，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一把手上工地，上劳五万，李静峰、常继文任正副指挥，我和能上工地的常委都上工地抓点带面，电灯布满工地，日夜三班倒，工地广播鼓动，日夜大干，一月工程完。《陕西日报》记者白海潮写的周至县农业学大寨《可喜的起步》，《陕西日报》登了，省广播电台广播了又广播。周至人心，喜在了十二月十日召开的传达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群英会”上。九日天麻黑，地委副书记军分区吴司令员、地委常委组织部杨部长驱车来到周至县委。县委成员，深信是帮助周至县委开好群英会来了，喜不自胜。 在县委客房，我和二把手李静峰向吴书记、杨部长汇报周至“群英会”准备好了。没说几句，吴书记奇怪地问：“是不是准备好了？你们把群英会能不能开好？”我和李静峰忍气吞声肯定：“准备好了，能开好。”吴书记不直来不明说，又是“地委怕你们没准备好，造反派把会砸了影响就不好了，建议你们停开。”我和李静峰嚥着气坚持能开好，各社的灶把馍都蒸下了，坚持开，吴书记坚持停，顶到十二时后，吴书记才把地委马书记奉省委书记李书记之命，派他二人来制止周至的“群英会”说出来。 “能开好也开不好了！”夜半下一点，李静峰召开电话会，传达了地委、省委领导对周至县委的关心和爱护，周至县“群英会”停开，停的坚决，停的紧急。集中在各社，十二月十日一早整队，打响锣鼓，高举面面红旗，进县参加“群英会”的社队干部和学大寨劳模，如雷击顶，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县委书记白玉洁犯了大错误，有人说发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咸阳地委马书记，在各县委书记参加的大会上批唯生产力论，气汹汹批周至治理黑河方向错了！周至县委贯彻邓小平1975年的整顿错了，方向路线错了，什么都错了，批邓高潮的7月派了代书记，抛出了《批邓发言》，全面批邓，批1975年整顿。 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权力还一手握的省地委书记，捂盖子、压揭批，两年多不放过，1977年4月发出《省委解决周至县问题的几点意见》，派出省地调查组的倒清查，把周至县委多数常委、广大干部揭批“四人帮”联系实际的揭批，打成搞“四人帮”的“结帮组派”，挑动了第三次大动乱，是把矛头指向省委的反党。我在周总理逝世前就被打倒了，靠边站了，1977年7月1日正式免职，被打成“周至广大干部反省委反党的黑后台”。 自知水平能力低，在边区十年，在省委政策研究室、省委办公厅七年从事文秘工作，心地坦然。1957年起，党组织对我每每提拔压担子，我不是找理由推脱，就是力拒。去高陵，定正职，要求改副职；提名三原大县县长，批原县长右倾机会主义撕心力拒；任三原大县第一书记，省委发了通知，我直找张德生书记，要求另派人，我作助手。文化大革命的打击，任副职在礼泉，心安理得；调永寿任书记，后怕难除，顶了两个多月才去；调周至后怕了两个多月，哭别文化大革命的世外桃源；调任商洛地委书记，省委张方海书记谈话，以县委书记没当好当面力拒，又写书面意见力拒；离开商洛，省委李溪溥书记谈话两次，任省人大秘书长，以愿从事党史工作力拒；任省委党史征集委员会副职三年，省委牟林生书记谈话，任正职，以宁可离休而拒任！ “不闹没提拔情绪有可能，这么多的提拔你都拒绝，谁信！”谁都可以不信，而我的心理是，出身穷，能当国家干部就满足了！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左了又左，不力行不行，力行也不行！……退二线任副职，成了我1960年后的唯一选择。但是，尽管退居二线作人助手，也没能逃脱文化大革命深扎在省委8号院里外的帮派骨干诡秘的暗箭伤害！万没想到，1950年以来身患阿米巴痢、鸡鸣泻二十六年，带病为党工作是那么坎坷！1975年11月在西安医学院附属一院切开肛门，动了瘘管手术拒不住院，带着刀伤与民苦干的“三河归一”方向错了！准备好能开好的传达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群英会”被“关心爱护了”！ 人生不是梦，又从梦里走出来。如今再没有陕甘宁边区让我回去了，心还常回去。想到《关中报》《边区群众报》评为党报模范通讯员受奖，是安慰！淳耀县委评为模范干部受奖，是安慰！建国后工作中的实事求是思想作风，一再受到一身正气的领导和干部的赞扬，是鼓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路线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建设，民富了，国强了，鼓舞无限！安度晚年，说在天堂，就在天堂！ 成小秦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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