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毅平 

正值高考之际，连续多天暴雨滂沱，积水淹没街道，出行都困难。时见冒雨淌水赶考及赶考遭难的报道，感慨今年高考学子之艰辛。年初突发新冠疫情，致使学校停课，只能以网课形式学习，直到5月过后，才到校集中复习，高考时间也推迟到7月7、8日，不想又遇暴雨之灾。

感慨之余，又见一篇回忆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情况的报道，勾起了当年自己面临恢复高考时的情景记忆。

从懂事起，内心就有一个大学梦。

自从在武汉钢铁学校教书的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后，我仿佛突然长大，知道要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唯有用心读书。初中毕业时，母亲想让我读技校，好早点出来工作，减轻家庭负担。当时，母亲没有正式工作，一大家子人，经济来源全靠大哥工资维持，可想生活的艰辛。我也懂得母亲的为难，但还是表达了想读大学的愿望。大哥知道后，说服了母亲，才得以读了普高。我是多么珍惜这一机会，一直努力着要实现自己的大学梦。

我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时值高考之际，文革来临，中央发文暂停当年高考。得知此消息，心静如止水。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已不似往年，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学生，尽管学习成绩出类拔萃，高考只是象征性的经历，结果已早定了。从上一届的考生中，就已知出身不好的学生会盖印：“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而打入另册的。我曾后悔当初未听从母亲的意见，白白耗费了大哥的心血。

1969年春节作者回汉过年时所攝

文革期间，在校荒废了两年之后，于1968年底，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插队的大队共有二十个知青，分插在三个小队。开始，还带了一些书，想闲暇时学习的，但繁忙的农活已让人筋疲力尽，无暇顾及了。随着招工的到来，至1973年，全大队只剩下四名知青，无关表现，皆因“政审不合格”，我自然在其中。那时思想上的负担远重于体力上的负担。

1973年，邓小平同志复出，试探性的搞了个恢复高考入学方案。我也动了报名参考的念头，尽管希望渺茫，还是想碰碰运气。

一天，收工吃完晚饭，大队党总支副书记找我谈心。先是表扬我一直表现很好，受到社员群众一致好评。随后，拐弯抹角地说到有关参加高考的要求、有限的报名指标分配等问题。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有一个弟弟，67届高中毕业，参过军，是前不久复员还乡的。况且他一直对我们知青不错，不如卖个人情，满口应诺不报名参考了。那次高考爆出了轰动全国的“白卷英雄”闹剧，幸亏没有去浪费精力。

1977年8月起，就有要恢复高考的传闻。在单位里常听到小青年们议论有关的话题，公交车上也能看到拿着中学课本埋头阅读的年轻人。

正式的恢复全国高考制度是1977年10月份里宣布的，距暂停高考已历11年之久。得知确切的恢复高考消息时，我没有他人的那份兴奋，只是觉得早该如此。

当时我所在的单位，名称是武汉市运输联社红光运输站，属民营企业，位于汉阳七里庙汉江边。主要工作是为附近的武汉农药厂运送原料和成品，以及派驻到外单位做起重和搬运的。单位里绝大多数年轻人与我一样，是经历了多轮招工政审淘汰，残留的老三届知青，于1975年底一并招进来的。当时我们自己戏称是用撮箕捞上来的残根余草，其中有十几个是大专院校职工子女。

 1974年出席县知青代表大会

最初我并没打算报名参加高考的。出身的烙印和人生的经历，已使我对少年时的大学梦不抱任何幻想。

一天，两个准备参加高考的武汉大学子弟，拿出抄有10道数学题的纸张给我看，说是高考试题，好难，一道题都不会做。十几年了，从未再摸过数学书，竟还能很快的当场演算出四五道题给他们看。瞧着他们惊愕的眼神，我突然有了报名参加高考的欲望，不指望能被录取，只是为着一种失去过的体验，一种自我展示。

复习所用的书是最大的问题，无处可买，更不可能借得到。我当时住在单位安置的平房宿舍，正好附近居住的原职工的兄弟要参加高考，知道我是66届高中毕业生，请求我辅导他兄弟的数理化，我爽快地答应了。

就这样，白天上完班后，晚上到他家，翻看着他兄弟拿出的课本，一面努力恢复已久远的记忆，一面解答对方的问题。这也就是我的考前复习了，断断续续，没有紧迫感，没有心理负担，我只是重在参与。

湖北省高考时间是1977年12月，6、7、8日，已是初冬时节。距我报名参考也就一个多月时间。考完数学，感到考题太容易，谁都可以拿高分的，更是觉得没希望。

转眼1978年春节已过，了无音讯。也陆续听说有获得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已知无望，也就淡忘了。于我来说，这是司空见惯的结果。

一天，我在外厂协作做搬运工作，单位办事员跑来通知我：明天去湖北医学院面试。我一下懵了，高考志愿我没填这所学校呀。当然，确认没听错后，更多的是惊喜，而且是平生第一次收获的真正意外惊喜。

毕竟只是面试，怀着忐忑的心，第二天来到医学院教务科。已经有几位考生在里面，问起来竟然都是66届高中毕业生。科长是一位中年妇女，面相和蔼可亲，分别和每位考生简单的作了交谈。与我交谈时说道：你那是个什么单位，到处查不到联系方式，电话簿上也没有，几经周折才联系到的。我只能笑了笑。当谈到父亲问题时，说了句让我惊出一身冷汗的话：你父亲是划为“极右”的咧！

走出医学院行政楼，早春的一阵凉风迎面拂来，我不禁打了个寒噤。回单位的路上，科长的那句话一直在耳边回旋。

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是在惶恐中煎熬着的，每一秒钟都是那样漫长。此刻对煎熬的强烈感受，远超过在农村知青七年中的等待。

1974年出席荆州地区知青代表大会，后排右一为作者

好在仅过两天时间，就收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真的是要喜极而泣。同事看着我说：难怪这两天你魂不守舍的。我忙不迭地道：喝酒！喝酒！

第一时间，我赶到大哥家中，将这一喜讯告知大哥大嫂，让他们也高兴高兴。也算是我对大哥当年支持我念大学的回报。

到湖北医学院报到时，新生已经在上课了。科长告诉我们：你们都是大龄高分考生，属于补招，作为学校理科师资力量培养的。将分别送到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学院代培。我被分配到武汉大学数学系学习。

1978年3月中下旬，进入到武汉大学数学系学习，时值樱花盛开季，鸟语花香，春光明媚。我第一次从内心感受到了属于我的春天。

同班的绝大多数同学都小我一轮，有的在我高中毕业时，还没上小学呢。他们风华正茂令人羡慕，他们的朝气勃勃时时感染和激励着我。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受了时光的倒流，只是没能载回我那已逝的青春。

我的高考求学之路，一走就是11年半。路途的经历：两年多的文革期间在校“闹革命”，七年的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两年多的扛码头工人阶级磨炼。恍如高中毕业后，又轮回了一次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习，只不过课堂是广阔天地的农村、奔流不息汉江边的简陋码头。

我是在录取工作尾声，作为大龄高分的一批考生补录上的。能够走进大学殿堂，实现少年时的梦想，由衷地感谢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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