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什么是“油揍揍”吗？

1963年，我升上了高中，还是在重庆市江北县第一中学。我们年级共两个班，我们二班称高六六（2）班。记得那年全县高中共招4了个班。

不像在初中，班上的同学大多数来自水土镇了，而是来自全县各地。那时的江北县是一个有七十多万人口的大县，同时也是一个穷县。单就交通而言，全县就两条公路：一条是解放前就有的汉渝路经过江北县，另外就是大跃进的1958年从县城水土镇到偏岩乡修的一条大约三十多公里的简易公路即土偏路。全县多数地方不通公路，通公路的地方也很少有客车，主要是用来运送物资的。

记得土偏路从修好那天起，一直到“文革”初期都没有通过客车。因此尽管在一个县，方圆不过百里，各地却相对闭塞，甚至口音都有较大区别，各地都有不同的方言和土语。比如说“你”，有的地方说成是“意”，又比如说“牛”，有的地方说成是“油”，也有的地方把“飞机”说成“灰鸡”，“开会”说成是“开费”，“院子”说成“湾子”。

当然这并不影响同学之间的交流，只要结合上下文的意思就可以明白了，只是觉得有点好笑而已。但是方言和土语就不同了，不是当地的人就完全不会明白是什么意思。比如说你知道什么叫“油揍揍”吗？

班上有几个从两路区（县辖区）来的同学经常围成一圈下象棋，围观的人还七嘴八舌的帮腔 。经常可以听到人喊：“跳什么马呀，油揍揍！”“你才油揍揍呢，将军！”我们水土镇的同学开始都不懂“油揍揍”是什么意思，但觉得很好玩，例如我的朋友方就是这样。他不断反复地揣磨、玩味和咀嚼“油揍揍”究竟是什么意思，而且一有机会还会“活学活用”一下，哪怕是牵强附会也在所不惜。没想到的是，他有一天竟会因此惹出祸事来了，更没想到的是我也会被深深的卷入其中，甚至成了主角。

一天下午，生活委员陈与方为做教室清洁的事发生了分歧，最后不欢而散。晚饭后我和方到教室上自习，教室里还没有人，不一会童进来了。童是学校学生会主席，是全校学生中最大的官。她叫住方说：“方X，你为什么不做教室清洁？”她的声音很大，频率也很高，还多少带点官气。大概是生活委员把下午发生的事给她反映了。

方说：“今天不该我做，我刚做了不久，怎么就又轮到我啦？”童咬定说该方做，而方咬定说不该自己做，两人你来我往地争执起来了。记得方说：“我就是不做！”而童则说：“那不得行，你默倒起你方X就是这么‘麻杂杂’的。”“麻杂杂”是方言中骂人的话，是不讲规矩胡乱来的意思，‘默倒起’是更复杂的方言，有“私下里自认为”的意思。

听到童骂自己，方也火了，高声质问道“你说谁是‘麻杂杂’ 的！？”“你就是‘麻杂杂’的！”童一点也不含糊。最后事情是怎么完的，我也不记得了，只记得事后方非常生气，他私下里对我说：“就算我错了，她也不应该说我‘麻杂杂’的，帮助我也没这个帮助法，还不是个‘油揍揍’！”你看他又来了。我们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件事后来竟成了“油揍揍事件”的诱因。

方和我一样，家庭出身也有问题，但他从小跟着他哥哥。由于他哥是当时江北县最大一所完全小学即水土小学的副校长，所以方的成长还是较为顺利的，我认为他甚至多少还有点公子哥儿习气。

记得是在高三开学后不久，学校要评上学年的三好学生，程序是先由同学推荐评议，然后投票表决提出候选人名单，最后交学校审批。不知为什么，我们班推三好生选候选人那天，不但班主任谭老师来了，连陈校长，学校党支部委员、政治老师吴老师都来了。

第一个程序是学生推荐（那时没有人会推荐自己）。童虽然学习成绩不怎么的，够不上三好中的“学习好”，但家庭出身好，政治表现更不用说了：她是学校学生会主席，又是学校党支部第一批在学生中发展的党员，（那时中学生入团都非常不容易，更不用说入党了）正炙手可热。所以童很快就被提出来了。推荐人说到学习时，当然不会不说她学习成绩如何如何好，而是非常聪明地说她学习目的非常明确，学习刻苦努力，进步很大。

推荐结束后开始评议，不少同学都发表了意见。

说实在的，这些意见基本上都是表面文章，套话屁话。说优点时政治口号多，说缺点则轻描淡写。我知道反正我没戏，因此根本就没有怎么听，神思飞逸地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这时我听到一个女同学的声音说：“我给童提个意见。”我抬头一看，原来是许。开始我还以为她也要给童唱赞歌呢，于是没有在乎，谁知听着听着我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她还真提？”她究竟提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她的意见很尖锐，也很实在。我暗暗地为她喝彩，同时也为她担心：“这家伙吃了豹子胆了，敢这样给她提意见！”许甚至还发言了两次。

她发言完了坐下后，教室里安静极了，同学们面面相觑。

这时，也许是受了许的启发和鼓舞，坐在我旁边一直没有啃声的方“抻”地一下站起来了。他说“我也来给童提点意见”，他的话像是冲出来似的，声音甚至有点发颤。他发言比较长，甚至开始有些语无伦次。他并没有直接说那次他与童的冲突。但我一下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发言的中心意思是：童作为学校的学生会主席，有责任也有义务帮助同学共同进步，但是她在工作方法上却存在问题。她对同学不是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而是光讲些大道理，甚至简单粗暴，动不动就训人，还说别人“麻杂杂”的，这样不但不会起到帮助同学的作用，反而会伤害同学。

他最后又特别说：“这样还不是个‘油揍揍’，这家伙又趁机“活学活用”了一把。他越说越得意了，甚至特别反复地说了好几个“油揍揍”。我想，这家伙过足瘾了！

方的意见完了。过了一会，坐在后面的班主任谭老师问了一句：“刚才提意见的同学，你还没有表示你们赞成不赞成童为三好生呢。”许站起来说“我赞成。”，而方好像还在气头上，站起来说“不赞成！”

最后投票，大家还是推选了童为三好学生候选人，我无所谓，统统投了赞成票，我看见许也投了童的赞成票，而方则投了童的反对票。

方总算出了口恶气，也玩了一下“油揍揍”，但是谁也没想到这“油揍揍”祸可惹大了。

一天我到教室上晚自习，一进教室，就看见教室里的同学全都簇拥在教室后面，原来他们在看教室后的那块专门搞“阶级斗争”的黑板报上新刊载的一篇文章，作者是班上的学习委员陈，她也是刚发展入党的新党员，题目是《‘油揍揍’的提法是不正确的》。“这题目好怪！”我心里想，同时不由自主的警觉起来，并拱上前仔细地看了起来。

谁知不看则已，一看气就不打一处来，而且越看越气，看到最后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涨红了脸大声问到“这叫什么逻辑？！还允不允许人讲话，还允不允许人提意见了？”方也万分激动地说要“奉陪到底”，同学们也议论纷纷。

原来这篇洋洋洒洒，密密麻麻写了一黑板的文章，中心意思却很简单：评三好生那天方说童帮助他只知道讲大道理，结果还是个“油揍揍”的提法是错误的。因为童是用毛泽东思想来帮助方的，方却说这是“油揍揍”，那么毛泽东思想不就是“油揍揍”了吗？

说毛泽东思想是“油揍揍”，这还了得，这不是翻天了吗！？

我无法平静下来：这么简单的偷换概念的逻辑把戏，竟然堂而皇之的刊载出来，这是赤裸裸的信口雌黄，指鹿为马！这完全是不要脸的恶意的人身攻击和政治迫害，无耻之尤！我愤怒地问：“这还有没有真理，还有没有正义？”最后我问管黑板报的班干部允不允许发表不同的看法，得到的回答是“可以。”

下自习后回到寝室，同学们依然议论纷纷，我也继续愤怒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天真地认为同学们会站在我这一边，这么简单明显的问题，这么荒唐的逻辑谁看不出来呢？但是我失望了：同学们虽然都在议论，但多数同学态度都很暧昧，不少人认为这说不清楚，也有不少人欲言又止.....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开始写反驳陈的檄文。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像写那篇文章那样文思敏捷，思如泉涌，早自习结束时，文章已一气呵成。开始我取的题目是《这是什么逻辑？》，后来感觉似乎不太清楚明了，就改成了《陈在偷换概念》，但是又觉得“偷换”二字有点对同学不恭，于是干脆直截了当地取名为《陈XX是断章取义》。中午的时候我又把文章反复看了几遍，作了最后的修改和润色。我知道我不能被人抓住把柄，揪住辫子。

当天下午我把文章交给了黑板报的主持人。文章的大意是：

第一，方的意见是指童帮助同学的方法有问题，只会说些大道理，而不是作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所以说不会起到什么作用，用俗语来说“没有作用”就叫做“油揍揍”，并不是说大道理本身是“油揍揍”，因此陈的说法是断章取义，偷换概念。第二，陈说童是用毛泽东思想来帮助方的，难道童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吗？我甚至不无挖苦地说：我们是否可以期待有一天会出版《童XX语录》呢？

大概两个星期后，我的文章全文刊载在教室后面的黑板报上。我等待着他们的反击，也做好了思想准备。

大概一个星期后，反驳文章出来了，作者不是别人，而是我的同班的姐姐。这下可热闹了，姐弟俩干起来了。政治老师吴趁机宣扬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激烈性，他到处说：“姐弟俩，旗帜鲜明！”

平心而论，我姐姐文章的气势和力度都比我的差多了，但平常她是相当会写的，就写作而论她应该是全班最会写的，但这一次却明显的底气不足，不值一驳。但是我还是气坏了。我想：你没有坚持真理的勇气，难道你就不能保持沉默吗？如果你真的不同意我的看法，你就不能私下里和我交流吗？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都不原谅她。直到最近我才醒悟过来，其实是我首先给她出了个难题。这个事件在当时是一个所谓“大是大非”问题，她的亲弟弟跳出来了，当姐姐的当然会受到牵连，如果不表示一下态度能说得过去吗？于是我释然了，甚至还感到一丝愧疚。

我继续等着他们有份量的反击，但一直没有出现。相反的倒是有一天方来找我了，他隐隐约约地告诉我说：“算了，他们不外乎就是要我承认我是打击报复，我承认了就没事了。” 我问：“你承认了？”他没直接回答我，而是说：“我想把这一切都结束了。”

我明白了，我无话可说，我等待着风暴的来临......

我等了很久，批判我的风暴没有来，更大的风暴却来了。但这不是针对我的，而是“文革”的前奏，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还有三家村的“燕山夜话”等的风暴来了，而且越刮越猛。“油揍揍事件”好像被淹没了，遗忘了。但不久方又出事了。

在所谓声讨吴晗、“三家村”等的一次游行结束后，原班团支部书记，现任校团委组织委员的Y就迫不及待地到同学们中间了解情况，他问：“游行中有没有情绪低落的，有没有情绪反常的？有没有故意穿得破破烂烂的？”

这时一个姓曾的同学说：“好像我听到方在呼口号时，把“‘夺回无产阶级印把子’喊成了‘夺回资产阶级印把子’。当时我说：‘好哇！你刚才喊的什么？’ 他没有承认。”“真的吗？”Y如获至宝。曾说：“我也没听得很清楚。”Y却说：“这不是偶然的，这里有阶级根源，他是地主出身，不久前他又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油揍揍’，今天又呼反动口号。”于是一张“呼反动口号的人是谁”的大字报就赫然出现在学校最醒目的地方，署名的是那位姓曾的同学。

这一次我再也不能也不敢说什么了，我只为方担心。不久，口诛笔伐方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而来。

随着“文革”的深入，1966年高考宣布延期半年。

1966年7月5日，我终生难忘的一天，也是我感到奇耻大辱的一天。

那天下午学校召集高三同学开会，陈校长宣布：根据上级指示，高三毕业班的学生三分之一的人（是一些所谓表现好，主要是“根红苗壮”的学生）留在学校继续搞文化大革命，三分之二的人到农村搞“社教”。我松了一口气，以为我应该去搞“社教”了。

谁知校长接下来换了个口气说，还有少数学生需要回乡参加劳动。但最后加了一句：保留这些人半年后参加高考的资格。我听不下去了，也不敢听下去了，我知道这里面一定有我，是的，有我、也有方。我只觉得我的心在往下沉、下沉，沉向那无底的深渊......

回家参加劳动的除了我和方外，还有班上的另一个姓戴的同学，他因私下里发表了不赞成高考延期半年的言论，被同学告了密，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反动学生。吴老师为班主任的一班还有两个学生，一个姓刘，据说是因为认为自己家庭成份划为地主是错误的，因而写信上书，被当地工作组说成是为地主阶级家庭翻案。还有一位是姓龙的同学，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他是他们班上搞所谓阶级斗争的牺牲品。一共五人。我们年级一百零几个人，大概我们就是那百分之五吧。（因为当时经常说的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是好的。）

当晚，在教室外的阶梯上，陈校长召见了我们五个人。记得那天晚上特别黑，周围没有人，也没有灯，黑漆漆的，我们互相都不能看清彼此的面孔。陈校长没有开场白，也没有像下午宣布分配名单时那么隐晦，而是直截了当地说：“你们五个人思想反动，必须回家认真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否则会越来越反动，会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上！”

我一听，马上就好像掉进了冰窖，全身发凉发抖，牙齿咯得直响；然后又觉得跳进了火海，被烈火烤炙着，一会汗水把全身衣服都打湿了。本来今天下午我还抱一线希望，以为我们仅是表现不好而已，没想学校已经将我们划入了敌对阵营。我彻底绝望了。

陈校长还特别说了“油揍揍”事件，不过他没有说方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油揍揍”，而是说：“童是我们支部新近发展的党员，你却认为她连三好生都不够资格，难道我们支部就那么没有眼力，还不如你方？”陈校长也没有说方呼反动口号的事，也没有清算我的什么罪行。

校长说完后，我像落水的人一样想捞住最后一根稻草，提出一个要求，请求学校给我们五人联系一个农村的生产队，让我们集体在那里劳动。其实我当时心里想的是：“让贫下中农来鉴定吧，看我们是不是真的反动。”

谁知陈校长立即就给我顶了回来：“不行！你们几个人在一起，臭味相投，会越来越反动。”我噤若寒蝉。我们还能说些什么？我们无话可说。最后我们怯生生地问什么时候离开学校，校长冷冷地说：“今晚！”

那天晚上天特别黑，我感觉我的前途也是一片黑暗......

后记

（一）“文革”后知道内情的人告诉了我“油揍揍”事件的真相：

本来那次评优以后并无大事。但是我们年级的另一班即高六六（1）班的阶级斗争却正搞得火热（具体要另文说明了），我们班主任谭老师觉得也应该跟上形势，于是他找到一班的班主任老师，也就是前面说的政治老师吴老师那儿去“取经”。吴说：“你老谭就是没有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连身边的阶级斗争都视而不见。你看你们班前次评优，居然有两个同学提我们支部发展的新党员的意见，而且还说什么“油揍揍”的！”于是谭老师进一步向他请教，吴对谭也如此这般地作了一番指导，不久关于“油揍揍”那篇文章就出炉了。

据说，当年如果不是方挡着，可能倒霉的就是第一个提意见的那个许了。

另外，在“油揍揍”事件中，之所以很久对我的文章没有进行反击，是因为有关人员正在吴老师的组织领导下，准备像当年中共中央评“苏共中央公开信”那样对我的文章要一评、二评、三评......只是因为“文革”开始了，没来得及进行。

（二）下面要说说陈校长和几位老师。

陈校长是上海解放后参加南下服务团来到西南的。陈校长的仕途并不顺利。原因是多方面的，他的前妻在1957年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可能是原因之一，二是他在历次整人的运动中并不十分积极，因此有人说他是老右倾。原第一中学的副校长，老民主人士范先生在“文革”后第一次提工资时，曾主动要求把自己的名额让给陈校长，他说是为了感谢陈校长，因为陈校长，才使得他在历次运动中都能安然无恙。

记得我刚进高中时，陈校长也曾找我谈过一次话，鼓励我要努力学习，要勇于攀登科学高峰，将来报效祖国。“文革”后，我的二姐来参加江一中的90周年校庆。她是江一中高60级毕业生，后来考入某大学哲学系，更巧的是谭老师也是她的班主任。二姐遇到了近90高龄的陈校长，我姐姐说：“校长好！还认识我吗？”陈校长深情而满怀愧疚地对我姐姐说：“怎么不认识你？要说我对不住你的弟妹们，让他们在学校受了那么多委屈！”我姐姐说：“这怎么能怪你呢，这是那个时代。”后来我姐姐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时，我眼眶又湿润了。为“文革”前的我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向我道歉的，陈校长是唯一一人。

接下来该说说我的班主任谭老师了。有趣的是，他曾当过我们姐弟三人的班主任，更有趣的是“文革”后我们曾经在一个单位工作，而且他还是我的下属。他曾多次对人说我可能是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了。其实，他是一个很可怜的人物。按过去的观点，他也是有些历史问题的人，因此他平时处处小心，紧跟潮流。运动一来，他又立刻蜷缩在角落里。江一中有人说他平时“不左就右”，运动一来就像一条“夹尾巴狗”。

对于我，我无所谓原谅不原谅他，我还是称他为谭老师，从不直呼其名，平时工作中也尽可能照顾他。只是有一次同学聚会时，有人出个题目，要我和另外两个当时学习成绩较好的同学与他合影。还说，你们三人是他的“得意门生”。其实本来我是无所谓的，但听到“得意门生”这几个字，我再也挪不动我已经开始移动的脚，最后合影未成。

还记得庆贺他八十岁生日时，酒到半酣，谭老师端着酒杯走到的我面前，断断续续地说“我教过你们家三姊妹呀！三个哟！”我知道他的意思，我点点头，没有说话，但和他碰了碰杯。直到他去世，谭老师也没对我说过半句关于过去的事，当然也没有什么道歉的话，因此我也不曾对他说过原谅他的话，但至少他对旁人表示过希望我能原谅他。愿他的灵魂得到安息。

再说说吴老师。吴出身地主，解放初参加工作，搞过土改，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上海宝山县教书，在那里与领导不和，曾经还企图自杀过。“文革”前两年调江一中工作，教政治，以后还兼任学校支部委员。北师大的学习经历，使吴读了一些马列的书，还被一些人称为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他口才不错，很能讲课。如果他不是受错误理论指导，在课堂不断地绷紧“阶级斗争的弦”的话，那么他的讲课也许会受到学生的欢迎。

吴老师是虔诚的阶级斗争理论的信徒，是执行极左路线的急先锋。到江一中后，他第一个将学校的的花园改成菜园，批判学校的植物园和盆景是资产阶级情调；他首先批判学校的反动权威，以“莫须有”的罪名将那些学术水平较高，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打倒；他还首先在学生中开展“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将不少学生打成“反动学生”和“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使校园充满了火药味。

另一方面，吴老师也是一个有较坚强的意志力的人。他响应毛泽东的“到大江大河去锻炼”的号召，在学校率先开始冬泳，并坚持到“文革”初期。他二胡拉得不错，在业余爱好者中应该是水平较高的，但他很少拉，因为在他看来，过去的二胡经典曲目都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情调的。有一次我班一个二胡爱好者请他拉刘天华的《病中吟》，他拉了，但不忘强调说这要批判性地欣赏。

吴到江一中后，不久就成为风口浪尖的人物，一直到“文革”初期，他都是叱咤风云的人。他俨然就是阶级斗争的斗士，是正确路线的化身，甚至成为一部分学生的偶象，他的光环甚至压倒了作风一贯低调的陈校长。这些都使得他逐渐变得忘乎所以，极度膨胀。他甚至还不把上级派来的工作组放在眼里，天马行空地独往独来。但他的结局也是悲剧性的。在我们五个“反动学生”被他所代表的力量赶出学校后没几天，在驻校工作组的授意下，他被揪出来了，被打倒了，甚至被踏上了一只脚。因为他积怨太深，学校很多教师和学生早已看不惯他那种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派头。一说打倒他，一夜之间，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昨天还是他的“得意门生”的学生也背叛了他。

由于树敌太多，他很快被揪斗，甚至身体也受到了摧残，摧残他的人当中不乏他过去最信任和欣赏的学生。不过他是个聪明人。“文革”结束后，他开始找回了自己，不再盲从，不再锋芒毕露。他后来被调到党校作理论教员，被有些人称为党校理论水平最高的教师。有一次我和他闲谈，当谈到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时，他激动了，我似乎又看到他当年的影子。

吴退休后不久就去世了，只活了六十多岁。并且我还刚听说了关于他的一个小故事：他生病被诊断为晚期肝癌后，他告诉他的家人不要继续治疗，只需要准备好止痛药就可以了。不久他去了，据说他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折磨，同时也没有让他的家人因他生病而陷入窘境。这是一个唯物论者最后的自我完善。应该说，吴老师不是一个坏人，如果在正常的环境下，他甚至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教师。他是那个时代造就的一个精神畸形者。

（三）还似乎应该说说我的同学，在“油揍揍”事件中作为急先锋的陈。

她家庭成份为下中农，出生农村。她家在江北县较为开化的地区，父好象是一个木匠，因此她并没有多少农民那种特有的自私和狭隘。刚进高中时，她并不是干部，而是在阶级路线变得严厉以后选拔出来的。她不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本质上说她还是一个心底善良的人。她学习中上水平，不但是我们班上三个党员中成绩最优秀的，在我们班所有的干部中也算优秀的，因此她得到一般的同学的认可，同学关系不错。由于家庭出身好，成绩也不错，所以她还是1966年学校准备保送留学前苏联的两个学生之一，只是因为“文革”未能成行。

她为人较为直爽，作风泼辣，并不趋炎附势。但是她缺少当干部的权变和机敏，常被人当枪使。“文革”初期批判所谓“反动路线”时曾被揪斗（这在我们离开学校后不到三个月）。除了在“油揍揍”事件中充当“枪手”外，在“文革”中她还是最活跃的派性头目之一。“文革”末期她成为江北县党委候补委员，并被安排在江三中工作，是江三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后来在清算“文革”三种人时被撤职，并调出了江三中到一所乡级初中教书，后调到两路镇实验二中教初中语文，现已退休。她现在是我们高中同学聚会最积极的联络人和组织者之一。

最后说说童吧。其实童也是一个不坏的人。她之所以能当上干部，除了其他原因之外，我认为她比我们年长也是一个原因。初中时我们还是个少年，而她已经是青年了。刚进高中时，我们不过是一些大孩子，而她已经是大人了。因此她比一般同学要懂事得多，更容易取得教师的信任。她初中不是江一中的，而是水土镇民办中学的学生，是学生会主席。

刚进高中时，她在学校并算不了什么人物，就是在我们班，她也不算。因为学校一级的学生干部，有高年级学生扛着，而班上呢，班长姓王，是一个各方面都很不错的女生，团支部书记就是前面说的Y。Y是江北县初四中的学生，年龄也比一般同学大，在初四中时也是学校的干部。到了高二年级，贯彻阶级路线更严厉了，很多学生干部都因家庭出身有问题被撤下来了，而高年级的学生干部不少已经毕业，于是学生干部出现了空缺。当时另外几个学生干部为争权夺利而闹得不亦乐乎，最后却让童检了落地桃子，当上了学生会主席。

其实童心术不坏，远没有Y那么复杂。她只不过是被那个时代宠坏了的孩子。她直爽，有啥说啥。学习还算努力，勉强能跟上。到了“文革”初期，童登上了她学生时代的顶峰。当时我已被赶出了学校，不知道她究竟当上了什么。听同学们说，当时学校工作组的组长，县委胡副书记说全县所有老师都不如一个童（另一个说法是说找不出一个童）。当时童可以说是八面威风。她可以随意召集全县教师训话，随意指责和教训老师，据说她曾骂某老师连大粪都不如。但是不久她也被打倒了，而且很惨，多次被大会批斗。后来她回到了农村，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文革”中我曾路过她家两次，一次是躲避武斗，在她家住了一晚上。另一次是“文革”后期我赋闲在家，到山里拉煤时在她家又住了一宿。她对我还是很热情的。不过“文革”后同学们聚会时，她坚决不参加，她觉得她现在的境遇不好，又没有正式的工作，因此没脸见同学们。其实她境遇并不坏，听说她还与人合开了工厂，收入也不错，家里也盖了两层楼房。不过我们班最近一次聚会时，在我姐姐的再三说服下（她和我姐姐好像关系还不错），她终于来了。不过，在言谈中，我感觉到她的思想好像还停留在过去。愿她早日跳出过去的梦魇。

哦！还有许。这个我们班上当年最漂亮、也是最桀骜不驯的女生。“油揍揍”事件后，我自顾不暇，不知道她身边发生了什么。“文革”后她下了乡，其间我只见过她一次，但听说了她的好些事情。

一件是为了帮助她调离农村，她的一个好朋友特地买了三百颗当时很紧俏的打火石，以她的名义送给相关的人，被她知道以后，她却“不近情理”地要求她的朋友将这些东西收回来，当然这只是听说而已。

另一件是当年她的当医生的姐姐奉命援外到苏丹，临行前组织上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请组织上将她的当知青的妹妹调出农村。谁知上面的调令却受到当地的阻挠，结果许还是没有走成。大约是在1976年，我带领一些学生在白石山上开门办学，一天意外地看见了许。我问她来干什么，她告诉我是来看她的干妈的。

当晚我们聊了一个晚上，聊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她劝我脾气要改改，我也以劝她脾气要改改回敬她。据说第二天她就离开了江北县，投奔她从苏丹回来的姐姐去了，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见过她。她埋名隐姓，从不和原来的同学联系，并且不允许她的家人把她的情况告诉其他任何人。我们只知道她现在宝鸡。祝她好运。

写于2010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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