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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郭凝:每次政审填表,总是承受着精神折磨

郭凝 新三届 2022-03-21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郭凝,出生上海。1968年赴内蒙古土左旗插队。1983年留学法国,1988年获法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与文明”深入研究文凭。曾任《欧洲时报》记者、《星岛日报》驻巴黎记者、《环球企业家》杂志驻巴黎记者。在《人民文学》刊出报告文学、散文,在上海及台湾出版专著。与法国Blow-up电视新闻纪录制片公司合作,拍摄体育新闻纪录片,并在法国电视1台、2台、3台、参议院电视台等播出。现任巴黎法中友协执行主席。

原题

在土左旗师训班的日子




作者:郭凝


接到通知到塔布赛公社开会,二里地,出了村再过几道沟坎就到了。几个村的北京知青汇聚一起,人不多,都是这批土左旗知青安办选调的,

据说有当工人,有当教师。不管当什么,我们都挺高兴,相互开着玩笑。很快公社干部告知,雨施格气村的徐鹤寿、七碳板村的胡佩诚、乃莫板村的梁士华和我,是土左旗教育局要的,有如梦幻,没有想到。1968年9月9日从北京来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4年多大田劳动,习惯了农民生活,刚刚20岁出头,还没急着要走,突然宣布离开,以后不用耪大锄、挑大筐、拔麦子、削糖菜、沤胡蔴、喂猪,不用拉风箱做饭,不用到井台挑水,连腌酸菜都不用了。吃饭有食堂,要热水有锅炉房,上厕所不用跟猪搏斗,这些社会主义理想已经近在咫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有时间看书,这好运来得太快太突然。1972年12月天寒地冻时节,零下38度,马车驮着我们来到察素齐,去师训班(师资训练班)报到。
    
察素齐一中是土左旗的最高学府,腾出两间学生宿舍供师训班使用。女生宿舍两边是长通铺,每人一个被褥的位置,衣箱放床头,白天卷起被褥,铺面够宽敞,仰面可看书,趴着可写字,桌椅板凳全省了。男生宿舍大概也是这个格局。旗教育局的董文烈老师负责师训班,宣告师训班总共三个月,第一个月政审学习,第二个月考试分配,第三个月放假回家。
    
我一听“政审”就头疼,下乡时候就躲这事儿,尚未成年,已能思辨。离开北京的时候,学校让填表:家庭是否有海外关系,父母是否有历史问题(1949年10月以前参加工作的都算“历史问题”),父母文革是否被批斗。这三条我都“有”,可我自作主张都填了“无”。于是,到乃莫板村插队后不久,土左旗政府调我上去帮助清理“敌伪时期”档案。每天坐办公室,工分记得高,还有大白馒头吃,这么好的事儿,可我就是提不起劲儿,总是瞌睡,没几天就要求回村里劳动。觉得清理档案应该是出身没问题的人来干,自己没资格,大田劳动我心里踏实。撰写大队“四五规划”,我在村里跟着党支书李荣考察地形,测绘地图,干得挺起劲儿,真是看到了乃莫板村社会主义建设远景。后来塔布赛公社调我上去在办公室写资料,白馒头大烩菜,最高待遇,我干了几天又要求回村劳动,同理,回村干活心里踏实。
    
虽说是“重在政治表现”,可是政治表现好了,也很麻烦。我被要求入团,第一次躲了,第二次大队领导说是上级的意思,打电话来催着办。我说我条件不够,我指的是家庭出身条件,可是团支书喜旺他不懂我的意思,非说我条件够,表现好。这倒是的,闷头干活实受,整“内人党”我努力制止武斗,老乡们都说我是好娃娃。这个评价中肯,我是好娃娃,于是宣誓入团,连表格都不是我填的。
    
过了年,我担任大队妇女主任,把全村妇女工作搞得红红火火。这回更麻烦,大队党支书李荣找我谈话,动员我申请入党,我吱吱唔唔,心想这回躲不过去了,入党一定要进行外调,我填的三个“无”就露陷了,我必须悬崖勒马,不能表现这么好了。于是,我借口“肺部出了问题”,辞去大队妇女主任职务回北京休养去了。心想,顶多说我“革命意志衰退”,这总比说我填三个“无”“欺骗组织”强多了。

我在北京休养几个月,整天看书,心思重,吃得少,瘦身30斤,脸色白皙,又回村了。离家那天北京瓢泼大雨,我撑着伞,拎着行李包,趟着大水走出院子,妈妈追在后面说别走了,我头也没回走了。到村里,大队领导安排我看管村边小树林,对我照顾很好。 
          作者入乡随俗,1970年代土左旗,1980年代凡尔赛 
       
没想到进了师训班还是要过这个“政审”关。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我提不起劲儿,思绪不断,每天在通铺一躺就是几个小时,一动不动。来自北什轴公社的陆庆和担心我精神出问题,尽量跟我说笑话。她们村9个女同学有3个出了问题,都是她照顾的,先后送回北京。
    
其实,我当时心理抑郁。家庭出身、政治审查对人的摧残极为严酷。自闭,沉闷,估计有不少知识青年承受精神折磨,有的甚至影响一生。我虽然郁闷,却没有失去信念,内心始终保持清高,坚守自己的方向。很多年以后省悟到,从小受到欧洲传统音乐的熏陶,赋予我神圣的正义感与个性意识,其影响之深,不是政治说教和劳动改造能够消除的。
    
董老师在政审学习课上说,你们转正以后就是人民教师了,家里有什么问题一定要现在说,对组织忠诚,不然以后会有麻烦。大多数同学出身清楚,回答政审调查之后都在复习功课,准备考试。教室里只剩下徐鹤寿和我,对着纸笔发怵。徐鹤寿和我一样都是教授子女,中国高校教授大都在1955年肃反或者1957年反右遭遇冤案。

不用猜也知道,我们面临同样难题。那时候知青同学大都互相体谅,谁也不会问谁家里问题。徐鹤寿自言自语:还是给人家写了吧。我苦笑,心照不宣,拿起笔来,忽然有了灵感,把父母宽以待人、勤恳工作写了一篇散文,对三个“无”采取了模棱两可、若有若无的办法。写完后长出一口气,交了。
   
第二天董老师特别关注我,大家都在复习功课准备考试,我没复习,反正我没有课本,也没地方张罗。董老师问我:你怎么不复习呢?我顶了一句:我为什么要复习呢 ?董老师没说什么,笑笑走了。我那些日子出于对“政审”的抵触,说话没好气,一反平时温和性格。
    
考试那几天我很放松,答卷还算顺利,尤其是语文,轻而易举。在语文考场上,董老师走到陆庆和桌旁,忽然高声说,嘿,我要的就是这个劲儿!接着拿起陆庆和的考卷念了一句:今天的考试只能考出书本成绩,未来的实践才是真正考场!董老师的这个举动让我认识到一位不同寻常的教师,陆庆和是原北京女一中高一同学,她考卷上的这句话成为我们一生的尺度。
    
考试完毕,董老师一个一个找我们单独谈话,算是面试吧。轮到我,董老师说,让你们写家庭出身问题,你倒好,不置可否来了篇散文,你的文笔和思路都很不错嘛。见我不吭声,董老师又说,你考试成绩不错,语文非常好,数学嘛,凡是你学过的都答对了,可见你学习基础很好,停课六、七年了,你又没复习,能够考出这样好成绩说明你学习能力强。我楞住了,连我不复习都被列入成绩测量之内,原来两个月期间老师一直在观察我们啊。这一番话把我的自信程度一下子提高到新阶段。
    
董老师又说,按照你的考试成绩和学习能力,应该分配到中学教书,可是你的学历只到初中二年级,如果去教小学,那太可惜了。只有一个办法,你“小三门”怎么样?就是音体美方面。我说音乐方面我有把握,我会键盘乐。接着介绍自己从小被选入北京市西城区少年之家歌舞组,中学考入北京市少年宫友谊合唱团,受过专业训练,有舞台经验,还懂一些外宾礼仪。董老师笑了,让我准备考试。整个土左旗只有一架钢琴放在库房里,长期受潮,音准不够,不能使用。三天后我在风琴上激情弹奏《国际歌》,还表演歌舞,顺利通过考试。 

作者拉手风琴,内蒙古土左旗。1974年 
    
不久,宣布分配名单,我和徐鹤寿、胡佩诚、尹占华分配到新建的察素齐二中,当时这所中学没有初中,只有高中。我担任文艺教师(那年头,取消了音乐教师,高中文艺课培养文艺骨干),徐鹤寿和胡佩诚教英语,尹占华教历史。他们三位都是原北京四中高三同学,比我年长好几岁。陆庆和分配到毕克齐中学教语文,距离察二中30公里,火车一站地。董老师说,你和陆庆和是好朋友,把你俩分开,友谊才可长久。董老师想得周到,此后我和陆庆和天南海北成为一生的知己好友。分配完毕,师训班的第三个月是放假回家,我们挣到人生第一份实习工资,高高兴兴回北京探亲,1973年过了春节,就进入各自学校开始教书。 
    
关于“政审”,几个月后土左旗教育局发往各位父母单位的“政审”函调陆续回复。一天,董老师到察二中找我,站在操场边上问,你父亲档案资料有这么厚,你知道吗?说着做了一个三寸厚的手势。董老师确认我不知道后慈祥地说,你不知道也好,心中保持父亲的美好形象吧。就这一句话,把我几年来躲来躲去的心理问题解决了。
    
我父亲是中国保险界学术权威,冤案始于1955年,彻底平反是1980年。我母亲是音乐教师,通晓三门外语,由于我外公和小姨在台湾,母亲长期被列入另类,改革开放,解除压力,任职新闻机构。在文革阶级斗争最尖锐时期,内蒙古农村老乡们、董文烈老师与土左旗教育局保护了我,也保护了许许多多出身“有问题”的北京知青。我在察二中没有受到歧视,还担任了教工团支部书记。


巴黎防疫新冠,作者禁足宅院。2020年 


2017年7月27日

于巴黎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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