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张家康，文史作者。福建《党史月刊》特约作者。著有《新青年——时代巨变中的人与事》。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诸多文章。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原题
陈独秀最早提出
鲁迅是人不是神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后移师北京改名《新青年》。图为《青年杂志》第一期
陈独秀在北大编辑《新青年》时，鲁迅便已成为编辑之一。他们自此相识相交，共同担当思想启蒙的重任，成为那一代进步青年的精神领袖。他们之间虽不算莫逆之交，却也是交往颇多，相互间既是心仪神往，又多有误解批评。细究陈独秀一生，乃民国狂士，所嘲讽者多矣，什么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均成为其詈骂的对象，惟独对于鲁迅，才是心中折服。鲁迅逝世后，是他最早提出，真实的鲁迅是人不是神。
蜡像《新青年》杂志编委：李大钊、胡适、陈独秀、鲁迅等
1917年1月，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就任文科学长，《新青年》也由上海迁来北京。次年3月，《新青年》改为北大文科的同人刊物。鲁迅也应邀参加《新青年》编委会，成为这个群体的成员之一，并由此而结识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新青年》集聚起一批文化精英，鼓吹民主与科学的思想，给北大吹来一股自由、清新的风，改变着旧北大老气横秋、腐败不堪的面貌。于是，自然招来守旧势力的嫉恨和排斥。鲁迅极为关心《新青年》的生存命运，他在致好友许寿裳的信中说：“《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可见其殷殷关切的心情。《新青年》自创刊以来，发表了许多开创新风的艺术作品，曾使国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然而，却没有一篇上乘之作。真正能创作出使民众振聋发聩，久传不衰的经典作品的是鲁迅，而这要归功于陈独秀。鲁迅原在教育部供事，目睹现实政治的黑暗昏昧，亲历官场衙门的狗苟蝇营，已是失望至极。他在公暇之际唯有抄写古碑，打发无聊的时光，用鲁迅的话说，那时“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与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失了，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陈独秀读过鲁迅的文章，当他在北大编辑《新青年》时，便有意结识鲁迅。他知道北大教授钱玄同是鲁迅的朋友，便让钱玄同拜访鲁迅，希望鲁迅也能为《新青年》做些事情。钱玄同来到鲁迅的补树书屋，不经意地翻阅着鲁迅抄写的碑文，希望老友尽快从抄古碑、读佛经的自我麻醉中解脱出来，换一种状态，投入新的生活。他告诉鲁迅，陈独秀和他正在编辑《新青年》，需要朋友的支持，如果鲁迅能做点文章，那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鲁迅受到启发和鼓舞，这才走出补树书屋，决意拿起笔投入战斗。
首发《新青年》的鲁迅小说《狂人日记》
1918年5月，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发表，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它借狂人之口愤怒控诉绵延数千年的封建礼教：“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鲁迅要在这窒闷的“铁屋子”里呐喊了，“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鲁迅晚年回忆说，他之所以做小说，是因为《新青年》编辑，“一回一回的来催，催一回，我就做一篇，这里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又说，我的小说“是‘遵命小说’。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鲁迅所说的“遵命”“听将令”“革命的前驱者”，究竟指的是谁呢？细心阅读鲁迅的日记，便可找到正确的答案。从1920年8月7日到1921年9月26日，鲁迅给陈独秀信四封，寄稿件七次，得陈独秀信二封。陈独秀还给周作人去信，催促鲁迅做小说。如，1920年3月11日，陈独秀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即鲁迅，作者注）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7月9日，又在信中说：“豫才先生有文章没有？也请你问他一声。”陈独秀不仅催促鲁迅做小说，还催促鲁迅创作杂文和翻译外国作品。鲁迅接受陈独秀的约请，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大量的杂文。他还在陈独秀的支持下，将原来腰斩的翻译日本武者小路实笃剧本《一个青年的梦》，在《新青年》上重新刊登。除此，陈独秀还建议鲁迅重印《域外小说集》，并自告奋勇联系出版事宜。显而易见，以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以他们之间的接触和联系，鲁迅所指当然是陈独秀及《新青年》同仁，而陈独秀乃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位。鲁迅的文章不仅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潮》、《晨报》副刊等也频频出现他的文学作品，至1921年，鲁迅在《新青年》已发表五十多篇文章。鲁迅的短篇小说，“算是昌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它很激动青年读者的心，也引起《新青年》同仁的重视和称赞。五四运动兴起后，鲁迅极为关注这场运动，关心爱国青年。他的小说《药》和四篇随感录，便是在这时期的《新青年》上发表的。这些作品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教训，表现出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彻底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从而充分地表现出他是“听将令”的，采取的是“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
鲁迅短篇小说集《呐喊》
1920年8月7日，鲁迅将创作的小说《风波》寄给陈独秀，很快便在《新青年》上发表。陈独秀致信周作人说：“两先生高兴再做一篇在二号报上发表，不用说更是好极了。”他赞叹和夸奖鲁迅的小说，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还说：“豫才兄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1923年9月，鲁迅采纳陈独秀的建议，把他的十几篇作品编成集子，题名为《呐喊》 直至鲁迅逝世前，尽管他们之间已成割席，互有不快，陈独秀依然推崇鲁迅的文学创作。他对友人说：鲁迅是中国现代作家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他的短篇小说，无论在内容、形式、结构、表达各方面，都算上乘，比其他作家要深刻的多，因而也沉重的多。他还说：我对鲁迅是相当钦佩的，我认他为畏友，他的文字之锋利、深刻，我自愧不及的。人们说他的短文似匕首，我说他的文章胜大刀。他的晚年放弃文学，从事政论，不能说不是一个损失，我是期待他有伟大作品问世的，我希望我这个期待不会落空。而鲁迅在与陈独秀的交往中，对其坦诚的个性则有着尤为深刻的记忆，他说：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独秀先生的外面是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1927年1月，鲁迅应中山大学的邀请，来到广州。此时广州已成为革命的后方，中山大学也有“革命摇篮”之称。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极为重视鲁迅的到来，他召来共产党员、中大学生徐文雅、毕磊等，指示一定要做好接待鲁迅的工作。鲁迅到中大后，得到共产党员的关心和帮助，十分感激。一天，鲁迅问徐文雅：“你们的负责人是不是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延年我是知道的，我见过他，也认识他，他很有出息。他是我的老仁侄。” 陈延年也同他的父亲一样，十分佩服鲁迅的人品和文章，并以“父执”相待。这年春，陈延年离开广州前，特意提醒中大的共产党员，要继续做好鲁迅的工作，当有人提出鲁迅是否会变化时，陈延年十分肯定地说：“越到环境不好的时候，他就越能站到我们这边来，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人。”1932年10月，陈独秀又一次在上海被捕，全国各界人士为之关注，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发起营救。鲁迅对此也投入了关注之情。11月27日，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时，有人问：“先生对陈独秀怎么看？国民党为什么要逮捕他？”鲁迅明确回答：“陈独秀早离开了革命阵线。国民党逮捕他，并不是杀害他，而是要利用他组织一个合法的党，跟共产党进行斗争。”显然，他们已不是同一阵线的战友，所以，言语中不乏鄙夷和误解。陈独秀被中共开除出党，并进行党内反对派的活动，无非是要以自己的意志和思想，改变中共中央的现行路线，然而，他毕竟没有堕落到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卑劣地步。当蒋介石派出说客，怂恿他重新组织一个政党，以和共产党抗衡时，遭到陈独秀的断然拒绝，并一再表示决不作蒋介石的反共枪手。尽管鲁迅对陈独秀在政治上多有误解，但是，在评价陈独秀的文化价值时，还是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次年，他在回答美国作家斯诺的提问时，还将陈独秀列为当代中国最优秀的散文作家。可见，鲁迅对陈独秀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作用，还是采取公允和客观的态度。1936年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解散后，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出发，认为这个口号有“不明了性”的缺陷。为此，他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于是，鲁迅立刻受到众多的左派青年的围攻，上海党的一些领导人容不得鲁迅的不同意见，动辄以“托派”“内奸”等大帽子压抑、恫吓。鲁迅对此十分气愤，批评他们是“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并对“轻易诬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内奸’”的作风表示抗议。鲁迅、宋庆龄、蔡元培、林语堂与英国作家萧伯纳、美国作家伊罗生、史沫特莱在上海孙中山故居合影托派临委书记陈其昌误会鲁迅的意见，以为鲁迅也和自己在同一战线上。6月3日，他以陈仲山的名义给鲁迅去信，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而对鲁迅进行拉拢。重病中的鲁迅阅读此信后，立即口述复信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以明确表示自己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陈独秀在狱中闻知此事后，大为不满，他认为陈其昌拉拢鲁迅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并批评说：“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于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什么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 当然，尽管他们之间有着深刻的政治分歧，陈独秀还是坚持认为，鲁迅作为“《新青年》作者之一人，”他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鲁迅逝世后，陈独秀在《宇宙风》发表《我对于鲁迅之认识》，文章说：“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的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认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当时，两个口号之争余波未息，陈独秀也和鲁迅一样，不能认同“国防文学”的口号，他说： “鲁迅对于他所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的乃是对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以此怀恨而终。在现时全国军人血战中，竟有了上海的商人接济敌人以食粮和秘密推销大批日货来认购救国公债的怪现象，由此看来，鲁迅先生的意见，未必全无理由吧！在这一点上，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张家康专列
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交往
张家康：蔡元培与中国共产党
胡适：陈独秀离开北大更左倾了
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原载《名人传记》2008年12期
给老编续杯咖啡
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
陈独秀张闻天胡耀邦：
百年党史的三座丰碑
陈独秀：他创造了党，
把一代青年领进觉醒年代
陈独秀出走北大与缺席"一大"之谜
胡适：陈独秀离开北大更左倾了
陈独秀晚年如何看待苏联
陈独秀的晚年由谁供养
陈独秀晚年：傲骨凛然，
拒受蒋介石5000大洋馈赠
张家康：毛泽东在北大
图书馆受了多少委屈？
毛泽东起家的部队：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前传
毛泽东致函李达：
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来参与经营
毛泽东是怎样以“内参治国”的
青年陈延年：他最早醒来，最先死去
陈益民：萍乡山明村张国焘故居
蒋鼎文力助张国焘"脱共"真相
张国焘：从"学运领袖"到"反共强人"
1950年代张国焘三次欲回大陆
周佛海：建党脱党反共叛国的投机者
刘仁静妻子史静仪的爱情与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