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首次接见红卫兵。晚上召开了全校庆祝大会，一位当天上了城楼的女红卫兵在发言中激动地说:"毛主席和我握了手，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有任何私心杂念了！"
在那时的话语体系中，“私心杂念”就像原罪一样，人人必须孜孜不倦地“狠斗”私心。但一次握手就使这位女生完成了神圣的灵魂净化，当时听了觉得有些神奇。所以会上其它慷慨激昂的发言都毫无印象了，只有这个细节还记忆犹新。
1966年“8.18”，毛泽东、林彪在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还有戴红领巾的初中生）。毛的左边是清华附中学生卜大华、刘沛
02
那时毛泽东的画像、像章是一种铺天盖地的存在。群众用各种花样翻新的方式自制毛画像，其中流行的方式之一是用彩线在纱网上编制毛泽东的形象。
有一天几个女同学在一起各自做这个活，其中一位在做的过程中围着铺在桌上的纱网不停地转来转去，其他的女生很奇怪，问她：“你干嘛不转动那个纱网，却自己转来转去？”她严肃地回答说: “只能我围着毛主席转，不能让毛主席围着我转！”
1966年5月，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圆明园举帜造反
03
文革中人们阶级斗争的弦绷得非常的紧，颇有一些极具想象力的人，总是能在蛛丝马迹的现象中看到阶级斗争的本质。有一位同学在一段时间里迷上了从国画中找问题，整天在众多国画中琢磨其中的险恶用心。还真的让他找出不少问题，比如从风景画中乱七八糟的树枝中，他能找出暗藏的反动口号；从色彩较暗的云朵，他能判断出这是在讥讽社会主义的天是黑暗的天。
有一天，他非让我脱下脚上穿的塑料凉鞋给他看，看了后他说，“你这双鞋底的设计是‘蒋介石过海’。反动透顶！”我看了看鞋底还莫名其妙，他给我解释说: “你看，这鞋底的脚掌部是个人字形纹路，人字下两条竖着的纹路，这就构成了一个“介”字，这两条线连接着脚跟部的波浪形纹路，这不是暗喻着‘蒋介石过海’吗？”
1966年冬，强弩之末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穿越天安门广场
04
有一天，从颐和园回来，进清华大学西门回附中去，忽然见到西门上原来的“清华大学”字样不见了，被一个巨大的“新华大学”横幅遮盖着。门外聚集着几百号人，有人在喊口号，有人在演讲。原来这是外省一个大学的红卫兵团体来这里造“清华大学”的反。
据演讲人说，“清华”，顾名思义就是“清贫的中华”的意思，这个名称是帝国主义国家侮辱贬损中国人民的产物，一定要改成长中国人民志气的“新华大学”。
人群中有一个教师摸样的中年人在对那群红卫兵说，清华园在清朝咸丰年间就有了，清华大学虽是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建的，但“清华”两字并不是他们发明的。但他微弱的声音马上就被高昂的口号声淹没了。
05
记得学校曾经在清华大学大礼堂召开过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反路线的控诉大会，我校高三的郑光召同学(即后来写了《老井》的著名作家郑义)在会上作了声泪俱下的控诉，讲述了他因为出身不好、又是德智兼俱优的“修正主义苗子”，而被老红卫兵批斗、毒打、迫害的经历。
他讲的详细内容记不清了，但有一个情节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他讲到，那些肉体上的痛苦他都可以忍受，但最不能忍受的是，他被剥夺了佩戴毛主席像章的权利。为了捍卫自己热爱毛主席的权利，他一狠心把毛主席像章别在了胸前的肉上。因为长久佩戴，胸前的肉都发生了溃烂。讲到这里，他伏在讲台上失声痛哭。
06
当时我们班的班主任是兼任校团委书记的顾涵芬老师。有一天我路过清华大学一个僻静的地方，忽然看到顾老师跪在地上，我们班的三个红卫兵站在在她的周围。因为是路过，我不敢久站，只是听到那几个红卫兵在追问顾老师：“你是不是从内心深处反对毛主席？”顾老师承认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所以客观上反对了毛主席，但不承认是主观上反对。听到顾老师不承认，三个人手执皮带劈头盖脸地狂抽着她。
顾老师在文革中被打瞎了一只眼，造成终身残疾。据网文中的顾老师回忆，是在另外一次遭红卫兵毒打时被打瞎的。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在文革中尽人皆知，但我们学校还流行一句与此排比的话，叫“老子平常儿骑墙”。大概有些人觉得，对联中的两句话对阶级分析得还不够全面，因为总有些出身非红五类也非黑五类的同学，于是出身居中的这些人，就被赋予了“骑墙”的属性。
本来文革初期，“造反”“革命”都只是出身红五类的同学的特权，其他出身的同学是无权咸与革命的。后来毛泽东出于打倒刘少奇的需要扩大革命队伍，于是我们班一些知识分子子弟也组织起了自己的战斗队来投身“运动”，兴高采烈地写大字报，搞大批判等。
有一天，我们战斗队的一名成员神色尴尬地对我们说，他在食堂吃饭时听到邻桌一些“老红卫兵”（干部子弟）鄙夷地指称我们的战斗队为“职员军”（知识分子子弟在填表时，“出身”一栏的标准填法是“职员”）。我们听了也没觉得怎么样。但这位同学从此退出了我们的战斗队，大概是难以承受与职员子弟为伍的不适感。
先写这些，以后想起别的再补续。
陶海粟赴陕北插队前，清华附中高六五（1）同班同学相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