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陆丨庄稼婴：职业革命家和小市民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2-10-07

作者简历

庄稼婴，生于上海，曾在黑龙江插队，自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任教于上海外贸学院。1982年移居美国，获加州大学博士，现为大学教授，迄今在中美高校教学、管理四十五年。

原题

职业革命家和小市民

作者：庄稼婴

到美国的第一个周末，一位教授拉着我去体验美国生活，参加了一个小型的家庭晚宴。一位瘦小的女青年坐到了我身边，皮肤带着浅浅的茶色，卷曲的褐色长发，深棕色的大眼睛兴奋地扑闪着：你好！你是从中国来的？

我一惊，她说的是中文。我们聊开了，一见如故。她叫麦蕾宁（化名），法国人，在本地女子私校任法语教师。

之后，我们常约会去海边。麦蕾宁对政治挺感兴趣，一提起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大变动，滔滔不绝。当红卫兵挥舞着小红书上街游行的时候，麦蕾宁跟她的伙伴也举着红旗在巴黎街头示威，中国的红色风暴令他们振奋，于是麦蕾宁开始学习中文。

我好奇，在资本主义的法国，年轻人上街去干嘛？

麦蕾宁答：为了改变社会，我们不能容忍任何不公正、贫富差距、殖民主义、越南战争、美国的大国沙文主义。

跟她聊天，天南海北，沸腾的年代，革命的热情，失落的内心。革命曾经统治了我们生活的全部，领袖号召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否则就堕落成低级趣味了。与我们不同，麦蕾宁的关心，是自己选择的。

大学毕业后，麦蕾宁给自己放了几个月的假，周游列国，独自来到加州。在海滨小镇一条热闹商业街的后面，推开了一家酒吧的门，坐到吧台边，要了杯啤酒，跟调酒的酒保聊上了，一直聊到酒吧打烊。

麦蕾宁中断了旅行，一个月后，嫁给了酒保。她远在法国的父母异常愤怒，两个姐姐，一个嫁了医生，一个嫁了会计师，她竟嫁了个美国酒保！

有一天，麦蕾宁在沙滩上哭得稀里哗啦，酒保告诉她，又爱上了另一个女孩，可是这并不代表不爱她，他无法离开两人中的任何一个，不如三人一起生活。麦蕾宁不答应，决定离开伤心之地，辞了工作，搬到旧金山去了。酒保深表歉意，跟她抱头痛哭一场，并答应每个月为她提供一点儿生活费。

麦蕾宁选择了逃离。换了我，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红八月的喧嚣让13岁的我躁动不安。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商店门口排着长队，等待营业员学完最高指示再开始卖东西，戴红卫兵袖章的坐公共汽车不必买票，街上贴大字报的、刷大标语的、砸商店牌子的、辩论不休的、烧书的、剪小裤腿的、撒传单的，占领派出所的、举着红旗风尘仆仆从外地走到上海来串联的……无奇不有。

然而，兴奋是短暂的，才过了三四个月，政府机关被砸烂了，机关干部被赶出了办公楼。离我家不远的市委办公楼，玻璃窗被砸碎了，办公室成了五花八门的造反司令部，为了抢占地盘，各路造反派24小时住在办公室里。冬天的寒风呼呼往里吹，砸破的玻璃糊上了大字报，在风中索索作响，为了保暖，大字报上又糊了大字报，房间里黑乎乎的，白天也开着灯。造反派抱怨办公楼太冷，楼里的磨石地面和打蜡地板太滑，不小心就摔跤，不过他们还是赞叹抽水马桶和电梯的方便。门卫不见了踪影，办公楼的大门通宵敞开，随便进出，一时间，市委成了“南京路”，每日有不少闲散民众进去参观，犹如今日的打卡地。

父亲靠边站了，天不亮就离开家，去单位请罪，打扫卫生。我并不太在意父亲靠边站，因为他一贯早出晚归，难得在家。何况在我们居住的机关宿舍，凡是职务里有个“长”字的，一刀切，都下马了，我被踢出了红色阵营，成为“黑帮子女”，从此成了革命的旁观者。

一天，街上突然出现了“市委后院起火”的大字报，纵火者叫徐景贤。徐景贤是个资历不深的年轻干部，住在我们机关宿舍里，高高的个子，举止正常，遇到老干部，曾经温和有礼。由于他爱写文章，跟人合写了一部作品，发表在《收获》上，并是话剧《年青的一代》的编剧之一，从而成为市委宣传部冉冉上升的一颗新星，跟张春桥拉近了距离。

正当大部分干部对砸烂党政机关反感之时，徐景贤却揭竿而起，贴出了“心脏爆炸”的造反宣言，就此扶摇而上，荣升为继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的“徐老三”。别看他在外风头很健，回到机关宿舍，便遭到小男孩无情的嘲笑，他们齐声高叫：徐老三到，热水瓶爆，马桶盖掀（念xiāo）。徐老三算什么？甫志高第二。一个叛徒居然走红，这样的革命太无法思议了。

我还在迷茫之中，猛然之间，从想入非非的云端重重地摔到地上，对革命残存的任何浪漫臆想碎了一地，再也捡不起来了。这一摔，痛得锥心刺骨，却让我站到了地上，接了地气。

在红八月之前，有个三十出头的女人，常在星期天下午，来我家敲门。其身材扁平如门板，皮肤粗黑，颧骨鼓鼓的，嘴唇很薄，带点“凶相“。打开门，是一张咧嘴的笑脸和一串甜蜜的话语，她一再夸我听话、懂事、聪明，连我的衣服、鞋子、围巾也跟着沾光。她是来找我父亲的。

进门后，父母招呼她坐下，她毕恭毕敬，一再谦让，坐下也只坐半张椅子，上身挺得笔直，父母一开口，她便不住点头，给她倒茶，千谢万谢，比家里的保姆还谦卑。后来得知，这位叫X红宝，正在积极争取入党，热衷于找各位领导汇报思想。

X红宝，转身一变成了造反派头头，在一个寒风呼啸的黑夜，领着一帮人踢开我家大门，冲进来抄家。我和父亲被分堵在两处，可以听到造反派对父亲大声嚎叫，我害怕极了，他们会打他吗？猛然间，我疯子一样大叫起来：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红宝冲到我面前，一改往日的卑躬屈膝，破口大骂，唾沫飞溅：小赤佬，叫什么叫！侬不要凶，再凶，找侬爷老头子算账！

这女人狠，一语击中软肋，我又垂死挣扎了一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知道吧？不打人骂人。我又不是反革命，你骂我干嘛？

红宝哼了一声：你是不是反革命，要看你是站在伟大领袖的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你反动老子的一边。

亏得会背小红书，赶紧反击：最高指示，说话要有证据。你敢说我是反革命？造谣！把证据拿出来！我自以为挺聪明的，本人14岁，来不及当历史反革命，现行也轮不上，句句话引用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

跟红宝对骂，心砰砰直跳，神经紧张到几乎快奔溃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跟泼妇吵架。小学老师总是要求我改正胆小、内向、安静的缺点，这会儿，全改正了，明知吵不过，也得硬撑着吵下去，只要她跟我吵，就没工夫骂爸爸了。

她觉得制服不了我有失脸面，恶狠狠地说：好，给你证据。拉开五斗橱的抽屉，把所有的衣服扔在地上，猛力在衣服上踩了几脚。

我不依不饶：你说，反革命证据在哪里？你在抽屉里找到了吗？这是我的抽屉，跟我爸无关，你凭什么动我的东西？不动群众一针一线，回去好好学习学习吧！

红宝狂吼：凭什么？就凭你是狗崽子！她瞪了我一眼，咚咚咚跑开了。

转眼，她推搡着爸爸来了，爸爸站在房门口，冷静地说：不要吵了。刚说完，又被她推走了，看到她蛮横地推爸爸，绝望和愤怒淹没了我。

那一刻，我根本不知道，这是爸爸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我非常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付诸暴力去解决问题，假如当时我手里有刀，也会扎上去的。为了爸爸，我强压住怒火，因为我非常清楚，惹火了他们，他们一定会把气出在爸爸身上。

我的世界曾经有条有理，加上年少浅薄，思维简单，以为人世间既然有规矩，大家都该照规矩来，就像做数学题必须沿用公式一样。哪怕面对一群乌合之众，我还以为最高指示是他们的数学公式。

没出几分钟，红宝又回来了，把父亲解放前拍的一张照片甩在桌子上，照片上的父亲穿着长衫，戴着圆形眼镜，那时他在搞地下工作，身份是学校校长。红宝指着照片大叫：看看，这像共产党员吗？共产党员会是这样一身打扮吗？这证明你爸爸是大叛徒大特务。见我不言不语，她得意起来：没话说了吧？你爸爸是国民党、叛徒、特务、走资派！

那天晚上，他们把爸爸押出了家，我来不及向他告别。一周后，传来了他去世的消息。

痛失父亲后，我陷入了惊恐、悲愤和自责。假如那天我告诉爸爸，我们在等他回家，他是不是就不会走上不归之路了呢？

面对造反派对父亲的野蛮残暴，抄家后的一地狼藉，我开始厌恶革命，厌恶不是出于政治上的成熟或理性的思考，而是避难求生的动物本能。

麦蕾宁去旧金山后，东游西逛。不久，我的学校放春假了，她邀我去旧金山小住。

她的公寓位于旧金山嬉皮区的中心地带，海特街。满街的涂鸦五颜六色，小咖啡馆小酒馆人头簇拥。街两边小店林立，卖二手货、二手书、旧唱片、手工制品、烟酒、来自印度尼泊尔，花里胡哨的粗布衣服和布袋，之间还夹杂着看手相、塔罗牌算命、直觉精神诊疗所。不少店堂里焚香点烛，烟雾缭绕，进出的人神情恍惚，人行道边的流浪汉抱着吉他唱着歌，流浪狗忠实地趴在主人脚边，整条街弥漫着浓郁的、略似中医诊所拔火罐的气味。我四处打量，没见拔火罐的，麦蕾宁告诉我，那是大麻的烟味。

八十年代初的旧金山嬉皮区，破旧、放纵、随意、多彩，我睁大了眼睛，乡巴佬进城，左右环顾，应接不暇。

海特街（网图）

麦蕾宁的小公寓三人合租，她的房间很小，从油漆剥落的木窗望出去，是熙熙攘攘的海特街。屋里的地毯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地上放着一张大席梦思床垫，占据了大半个屋子，墙角黑乎乎的小木柜，抽屉都关不拢了。

她的两个室友，一个的房门一直关着，据麦蕾宁说，那个房间的厚窗帘从不打开，那位成天成夜在黑暗中打坐。另一位三四十岁的美国女人，相当热情，张开嘴，掉了几颗牙，絮絮叨叨的，说话漏风。麦蕾宁私下告诉我，这位不时来点蘑菇药（迷幻药），说话颠三倒四，不过不必担心，她是好人，追求和平。

晚上，我跟麦蕾宁挤在席梦思床垫上睡觉，屋子里没有椅子，我们把外衣放在不干不净的地毯上，她的房间令人沮丧。天亮了，我俩背上书包，带上水和花生酱三明治，走入旧金山明媚的阳光里。

路边有几个流浪汉向我们打招呼，麦蕾宁知道他们的故事，多数是六七十年代遗留下来的嬉皮士。那会儿，多半的嬉皮都“改邪归正”，不再反传统了，理掉了长发，刮去了大胡子，过上了中年人循规蹈矩的生活。可海特街的几位，依然长发长胡子，眼神散乱，态度温和，他们拒绝往前走，停留在六十年代的梦幻世界里，被匆匆向前的现代社会毫不留情地抛弃在风雨中，阳光下。

一天，麦蕾宁说要带我去伯克利，那里有她新近认识的朋友，瑞克。瑞克在加州大学圣特库鲁斯分校获得了“意识史”的博士，研究重点是马克思主义，现在伯克利大学做兼职教授，主讲拉美革命。

麦蕾宁认为，我会跟瑞克一拍即合。瑞克是美国共产党员，听说我们要去访问他，已经在急切盼望跟中国同志见面，或许他误以为我也是党员。

这样的误解，我已习以为常。刚到学校的第一天，有个美国同学紧张地问我：你真的是从红色中国来的吗？我说是啊。他说了Hi，就坐到教室另一边去了。

下课以后，几位同学来向我道歉，说那个同学不该用“红色中国”这个字眼，搞得我一头雾水。后来得知，红色（赤色）中国含有敌意，早已被与时俱进的中国问题专家嗤之以鼻了。他们指出，中国除了红色，还带有其他的颜色，继续用“红色”标签是不准确的（这可能是那个小圈子里的“政治正确”或治学严谨吧）。

在学校以外的社交场合，不止一人问我是不是党员。他们以为红色中国的每个公民都入了党，搞不清红军和红卫兵来自两个年代，以为中国老百姓的手臂上裹着红袖章，头上戴着有红五星的帽子，怀里揣着党证，更有人把镰刀斧头旗误认为是中国国旗。渐渐地，我见怪不怪了，天下百姓是一家，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在心理学课上，教授提醒我们不要轻易给人贴标签，标签是为了归类原本纷杂无序的信息，以便于思考分析，但是用得过泛过滥，思维就简单化了。而一旦混淆了群体的标签和个体的特性，必然会出现谬论，加深偏见。读过研究生院的，不该再说出“天主教徒一概这样，黑人全都那样”的话。

而我成长的环境，标签无处不在，“个体”则是个陌生概念。每个人都有标签，都属于一个阶级。我得到的是“革命”阵营的标签，任务是要消灭“反革命”。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是不可逾越的天堑，从小被灌输的思想是要分清“我们”和“他们”。

我住的街区，有不少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权贵，也有不少新时代搬迁进来的权贵。同学的家庭背景五花八门，我们的相处，跟革命和反革命没什么关系，看重的是个人的脾性和为人。在小学，我当了三年班长，班长需要团结所有的同学，我应该算是个老好人吧。

在家里，父母对阶级斗争也不那么敏感。在干部履历表上，父亲出身“渔民”，母亲出身“工商资本家兼地主”，这不影响他们并肩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他们的工作是组织一贫如洗的工人，参加抗日救国，并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革命资金不足的时候，往往是有产阶级伸手相助。人际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远远超出有产与无产，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父亲曾经被国民党逮捕，因没有暴露身份，被保释出狱，联名担保他的是母亲娘家的富亲戚，忠孝仁义融化在中国人的血液中。

革命胜利后，来我家做客的，无论是贫寒的国家主人，还是丰厚家产被合营的资本家，得到的是一样的尊重与礼遇。父母见多识广，宠辱不惊，希望我们低调做人，内敛、包容。

我被贴上黑色标签之后，立马感受到世态炎凉。14岁以前，我的周围是赞扬和微笑，父亲一走，我成了一块破抹布，整天对付垃圾和肮脏。谁都可以奚落我，嘲笑我，侮辱我。这会儿，我体会了“老天给人两只耳朵一张嘴”的恩典，闭住嘴，张开耳朵，学会在沉默中观察。

假如没有家庭悲剧，我会在“我们”的阵营里继续做一颗螺丝钉，包括我那用来思维的头脑也可能百炼成钢。英国作家劳伦斯曾说：“悲剧就像强酸——溶解了一切，只留下金子般的真理。”家庭的悲剧，竟然拯救了我的头脑和灵魂，中庸、包容、内敛，是父母留给我的金子。

1967年12月30日，父亲去世两天后，造反派通知母亲，父亲自绝于党。母亲发觉现场漏洞百出，去公安局找警察鉴定死因，可公安局派出所全被砸烂了，警察无影无踪。

母亲最终见到了死去的父亲，身上贴着大叛徒的标语，名字上划着黑叉叉。母亲一把扯下标语，撕得粉碎，扔到地上。面对造反派，她镇定威严地说：出去！

当只剩下她和父亲，她整理了他凌乱的衣衫，送他重归无垠苍茫的宇宙。自始至终，母亲在外人面前未流一滴泪，彷佛又回到了地下时期。母亲感叹，在处理父亲后事的时候，她是用对付特务的方法，来对付造反派。

父母婚后四个月，国民党特务逮捕了父亲，来家里抄家，母亲把地下党文件藏在被褥下，坐在上面，从容镇静地与特务周旋，躲过了一劫。特务走了之后，她可以连夜转移，躲藏起来，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决定坚守，第二天独自一人把沪东工人地下军的枪支弹药转移到了安全地点，周密地想好了口供，准备去坐牢。

母亲办完后事，回到家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彻夜未眠。第二天，1967年的最后一天，她把三个未成年的子女召集在一起，告诉我们父亲走了，为了把我们带大，她希望自己能坚持下去，再活十年。

1968年的元旦，我长大了。一大早，我看到了堆积在水池边的脏衣服，打开了水龙头，手伸到冰冷刺骨的水里，冻得生疼。爸爸在的时候，我会烧一大壶热水来洗衣服，可是爸爸走了，家里的收入一下子减少了一半以上，我需要节约煤气费，帮妈妈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一边搓着衣服，我一边想，爸爸不在了，可是还有我，我一定要帮妈妈撑起这个家。如果说灾难发生前我曾经有过千百个梦想和愿望，灾难后只剩下一个：希望母亲好好活着。

我的双手冻得通红，手背上的冻疮浸了水，白乎乎的，看上去要烂了。我把洗好的衣服晾在朝西的阳台上，西北风呼呼地吹着，不多会儿，湿衣服冻住了，硬梆梆的。

那是我记忆中最冷的一天。

在一个温暖明媚的春日下午，我和麦蕾宁去了伯克利。她把车停在一幢陈旧的两层大房子前，从里面走出来一名青年。他与麦蕾宁拥抱，互吻双颊，跟我热情握手。瑞克高大俊朗，仪表堂堂。他一边搂一个，带我们上楼，楼梯虽然宽大，三人平行有点儿困难，我们嘻嘻哈哈挤了上去。

一进他房间，我征住了，四面墙上挂满了黑白的大幅历史照片，工人举着标语牌在街头、工厂门口、码头、工地，标语牌上写着：罢工！平等！我们要正义！他的床头挂了一条横幅：别越过纠察线！（在罢工期，越过纠察线去复工的，就是叛徒。）

瑞克指着照片一一介绍，二十年代的纽约，三十年代的芝加哥，这是马德里，那是华沙、米兰、卢森堡。黑白的老照片把听闻多年的国际工人运动，活生生地推到我的眼前。工人们冷峻的眼神、坚定的态度、对权利和尊严的索求，震动了我。我想到了三十年代末期，父亲也在上海组织工人罢工。我呆立在屋子中央，思绪万千。

米兰工人罢工（网图）

回过神来，听到麦蕾宁说：这样布置卧室，很有新意。

这些照片传递的是冲突、愤慨、抗争、搏斗。这样的气场，会影响睡眠吗？看了一眼瑞克，他说说笑笑，轻松阳光，神经应该比较强韧。

瑞克提议出去走走。离校园不远，有一片带点儿绿化的空地，那里有几名流浪汉。据瑞克介绍，这是伯克利有名的人民公园。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加州大学购买了这块土地准备盖学生宿舍，但由于后续资金不足，宿舍楼迟迟未开工，这块土地逐渐成为免费的公共场所，有人提出在这里建一个公园。为了这块土地的使用，1969年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伯克利流血冲突。警察封锁了空地，禁止闲人入内，引发了数千学生和民众的抗议。抗议人群逼近空地，点燃了一辆警车，警察奋起反击，用高压龙头、瓦斯和铅弹驱赶人群，一名学生不幸中弹身亡，另一名工匠被铅弹打瞎了双眼。

之后，时任加州州长的里根动用了国民卫队，在伯克利实行戒严，为了防止聚会抗议，在全城撒放空气催泪弹。值得一提的是，同样的催泪弹曾被用来攻击越共，这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强烈愤慨，伯克利十万居民中有三万上街抗议。瑞克的介绍，声情并茂，他指着公园附近学生被枪杀的一幅壁画，痛斥州长对学生动用暴力。

伯克利人民公园的壁画（网图）

伯克利爆发大型抗议的时候，与世隔绝的大洋彼岸正在与人斗，其乐无穷。我对美国的这段历史了解甚微，瑞克抓紧时间替我补课，向我介绍了具有影响力的激进组织和个人，如黑豹党、辛比昂尼斯解放军（SLA）、阿根廷的革命领袖格瓦拉。听得出来，瑞克在课堂上一定颇受欢迎，他的介绍，简明清晰，有声有色。

那个下午，春光灿烂，艳阳蓝天，伯克利的学子们背着书包，捧着书本行走于教室图书馆实验室之间。

伯克利实验室（网图）

我看到山谷里大圆屋顶的建筑，那是著名的伯克利实验室，有多位获得诺奖的科学家在那儿工作。我刚表达了一丝仰慕之情，就引发了瑞克的义正词严：实验室有不少研究人员是美国政府的帮凶，正在研究杀害世界人民的武器！

十年浩劫让我对极左过敏，闻到左味，条件反射，顿时对他的言论极度抗拒。我跟瑞克的对话，变成了敷衍，他之后的介绍，我什么都没听进去。

离开校园的时候，夕阳西下，校门口一群拉美裔的鼓手在热烈打鼓，鼓手和听众随着快速的鼓点大幅度地晃动着身体；几个长发披肩的中年大胡子在一个标语牌旁边说笑，标语牌上写着：我们不要导弹，我们要鲜花。

瑞克执意请我们去埃塞俄比亚饭店吃晚餐，那里没有餐具，用手抓饭。瑞克周到地为我示范，原来埃塞俄比亚的“餐具”是撕成小块的面饼，用小面饼去抓菜蘸汁。

晚餐让我更见识了瑞克的敬业，他继续给我补课，控诉法国殖民非洲的恶行，这一话题助长了麦蕾宁的谈兴，他俩你来我往热烈讨论，我的注意力在“抓饭”上。

发现我退出了会话，瑞克转了话题，他问得直截了当：你怎么看待中国修正主义的问题？我极不耐烦，顶撞道：修正主义？中国的商店需要有东西卖，人们不喜欢货架上没有商品，不喜欢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来去排队买两斤青菜，中学生不喜欢一毕业就去修地球，科学家更不喜欢整天扫垃圾洗厕所。瑞克比我有修养，这个话题到此结束。

分别的时候，他塞给我两份报纸，还嘟囔了一句中国革命必定胜利，可能这是他送给我的祝福吧。瑞克一表人才，礼貌和气，这会儿我有点同情他，跟海特街的流浪汉一样，他停留在过去的岁月里，真是可惜了。

麦蕾宁开车过海湾大桥的时候向我介绍，瑞克出生于富豪之家，父母为他设立了信托基金，每个月从中支取开销，他一辈子都不必为生计发愁，爱干什么干什么，因此他全副心身投入了革命。

我不能自主地哈哈大笑：真的革命了，就是要让他爹妈没有钱，没钱了，他革什么命啊！

翻开瑞克给我的报纸，一份民间小报，首版是一篇长文，批判中国正在复辟资本主义。那些词汇，是我大学三年天天接触的，勾起的是灰暗荒诞的回忆。下了车，我毫不犹豫地把报纸扔进了街边的垃圾桶。

童年听到的革命英雄故事，英雄基本上都穷得叮当响，不堪忍受饥寒交迫，奋起革命。当然也有像瑞克那样的，为了理想，背叛了家庭，放弃了优渥生活。

从小受到的教育，让改造世界的远大理想成了我衡量人生价值的标杆。当我在美国安家立业，过上了安逸自由的生活，时不时竟会有罪恶感，因为我不关心国家大事，也没有投身革命，成了十足的小市民，这是否标志着我的背叛？

小市民曾受到鄙视，因为他们只关心柴米油盐而不关心国家大事。我仔细观察了身边的美国人，一色小市民，我开始怀疑关心国家大事的必要性。

半个世纪前，我们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可我们的关心，多半是身不由己的。

1968年夏天，造反派又一次来抄家，带走了母亲，说是去参加学习班，结果被监禁了一年半。造反派认为，我家的生活还是太舒适了。其中最凶狠的疤瘌眼（眼皮上有一道疤）找我们训话：从现在开始，扣发你妈妈的工资，每个月发给每人20块生活费。你们要感谢伟大领袖，遵照他的教导，我们实行了革命的人道主义。

我和哥哥坐在桌子边，把60元分放到不同的小盒子里，小盒子上写着：伙食费、水电费、应急费等。经济的窘迫是最佳的理财教育，我们学会了量入而出，勤俭持家。

那时候，我进了中学，成天念小红书，开批判会，做语录操，听工宣队训斥。这所中学教学目标明确，培养弱智，倘若洗脑方式多种多样，或许能加速弱智化。遗憾的是，老师自顾不暇，教学敷衍了事，工宣队老大粗，整治学生靠的是谩骂恐吓，枯燥的说教，秒杀了14岁少年的好奇和忍耐，走廊两边的十个教室，成了十间人声喧哗的茶馆。

我周围的三名女生哇啦哇啦聊天，同桌出身于工人家庭，母亲早逝，父亲一人工作养四个孩子，她非常能干，买菜做饭洗涮，样样拿手。后面的两名女生，出身职员，精通做饭缝补编织。她们对革命不感兴趣，说起生活琐碎，眉飞色舞，为我开辟了有趣的新世界。

机关宿舍的子弟往往把时间浪费在夸夸其谈上，都成了黑五类了，还在热烈争论第三国际、中苏大战、美苏大战，难怪上海人觉得“土八路”太戆。

上海人是非常拎得清的，国家大事不需小市民插嘴。目睹了有产阶级遭到清算，上海当时的流行语是“吃光用光，身体健康”。更有智者提醒，钱应该花在吃上，吃进肚子，谁也看不见，花在穿上，招摇等于招祸。

问题是，那几年副食品供应严重不足，有钱也买不到好吃的。手头拮据如我家的，更关心的是能不能买到便宜的蔬菜。上海人习惯一大早买菜，菜场六点开门，往往半小时后新鲜蔬菜就卖完了。于是，不少人在四五点钟去菜场排队，包括我的同学。她们你一言我一语商讨第二天一大早的分工合作，谁去排队买带鱼，谁去排队买青菜，谁去排队买豆腐，各人多带几个盆盆罐罐在队伍里占位子。

在她们的慷慨邀请下，我加入了买菜团，她们在菜场里身手矫健，反应灵敏，泼辣能干，生活能力之强令我大为佩服。革命不是生活的全部，虽然革命如洪水猛兽，但是在革命疏漏的缝隙里，普通人苦中作乐，细品人生，创造出无数多彩的小天地。

从麦蕾宁所住的海特街往南，步行十几分钟，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麦蕾宁外向的性格和流利的中文吸引了两名华裔住院医生，她跟其中一位擦出了火花，坠入爱河。这位叫雷蒙德，简称雷，雷恰好也是他的中文名字。

麦蕾宁带我去见她的恋人雷，雷的住所离医学院不远，我们到了雷的公寓，门锁着，麦蕾宁熟门熟路，从门垫下摸出一把钥匙。

公寓不大，一看就是单身汉的住所，客厅里除了可容纳二人的旧沙发，音响、电脑、自行车、滑板、滑雪橇什么的，随意散落在四处。厨房冰箱上的一张纸吸引了我，上面写着：雷，你今天冒过险了吗？

过了会儿，雷回来了，中等个子，肌肉发达的运动员身材，平头，细眼睛，高鼻梁，语速很快。他手脚麻利地打开回家路上买的外卖，招呼我俩坐进沙发，自己盘腿坐在地上，就着矮茶几，边吃边聊。

从交谈中得知，雷的父亲曾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60年代从台湾移民美国，雷在美国上了中学大学，现在加大旧金山医学院实习。没有空泛的政治话题，雷感兴趣的是大陆的生活，住房饮食交通就医。他随口会提到亚洲、欧洲、拉美其他国家的情况，中国无非是世界上的又一个国家而已。

雷的精力充沛，看不出他刚在医院工作了16个小时，给我留下视觉开阔、思绪活跃，实际能干的印象。

雷如果在中国长大，是66届初中生，估计逃脱不了上山下乡的命运。听他说话，我又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半文盲状态，孤陋寡闻，僵化偏执，还有内心的惶恐、疑虑与悲观。而他，言行之间流露出来的是阳光、自信和勇敢。

那年冬天，麦蕾宁和雷回到小镇来，麦蕾宁怀孕了，跟酒保约定去办离婚手续。酒保请麦蕾宁和雷留住在家里，不得不赞叹他们几位的大气和开放，曾经的夫妻跟各自现在的恋人在一个屋檐下，谈笑风生，快活自如。

麦蕾宁笑着说：来离婚，是为了马上结婚。再过两三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她的父母应该是合法夫妻。你说，我这样挺着大肚子，穿上新娘礼服，是不是非常没有妇道？

惹来一笑，嗨，快乐就好！

第二年春天，麦蕾宁寄来了女儿的照片，她没有去医院生孩子，这非常符合雷喜爱挑战的风格，他在家里接生了第一个孩子。

再见到麦蕾宁夫妇是2000年，在北京的三里屯，那时雷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驻华管事，他们有了三个女儿。

那年，我需要找几名在华工作的外国人，记录他们在工作场合如何应用中文。我在上海的跨国公司里“跟踪”了若干位外籍管理，为了获得更全面的数据，请雷帮我物色商界以外的人士，他替我联系了几名在京的非盈利组织外籍人员。麦蕾宁夫妇邀请我住在他们家，便于叙旧。

雷辛辛苦苦做完了实习医生，却放弃了开业行医，八十年代中期选择去美国疾病防治中心（CDC）工作，之后又去了联合国，驻守雅加达，然后被派往北京。夫妇俩一再说，北京的外交圈集中了全世界的精英，各国派往北京的往往是最聪明最能干的。整日置身于绝顶聪明的专业人士之中，雷如虎添翼，在北京乐而忘返。雷一再鼓动我也搬迁国内，免得错过了一日千里的动感生活。

北京一别后，跟麦蕾宁夫妇一直保持联系。雷后来担任了比尔盖兹基金会驻京首席代表，帮助贫困地区摆脱疾病。三个女儿陆续回美上了藤校。麦蕾宁在女儿离家后，重操旧业，在国际学校工作。

这家人的信仰是尽己所能，让世界变得更好。大女儿大学毕业后，致力于国际援助，哪里出现了战乱、灾难、瘟疫，她就出现在哪里，整年在最危险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工作，经常住在帐篷里，几天吃不上一口热饭。为了她，父母的心一直悬在半空，哪怕雷如此喜爱冒险的，也佩服女儿的勇敢和执着。二女儿继承了雷的志愿，在耶鲁读医学院，主攻传染病防治，计划沿着父亲走过的路，从事公共卫生方面的工作。小女儿则借用艺术，推广多元文化。

从这家人想到了瑞克，不知他是否还在革命。麦蕾宁说，瑞克后来念了法学院，获得了律师资格，在波特兰维护劳工权益的非盈利组织工作，专打劳资矛盾的官司。

岁月如水，而这几位激情似火，锲而不舍，做着他们认为有意义的事。我赞赏他们的赤忱和坚持，但是我并不为自己选择的小市民生活而抱有歉意。向小市民的过渡，是跟自己的幼稚、愚蠢、悲伤、遗憾和所犯错误的不断和解，和解标志着我正在逐步挣脱群体思维，学会独立思考。

2021-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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