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内蒙古兵团

作者：郭孟伟

我是1969年4月16日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北京第一批知青。刚到内蒙古兵团时是在一师四团二连，但1969年6月就调到机运连。满打满算，我在四团二连呆的时间只有60天左右。虽然只有60天，但二连是我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呆过的第一个建制连队，也是我离开北京，离开家人、走向社会的第一站。

雪后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二连营房

1．第一夜睡牛圈

我们北京第一批知青是1969年4月15日从北京出发，1969年4月16日下午四五点钟到临河。

记得那时的临河火车站还很破旧，站前是个广场，还有一个有灯光照明的篮球场，火车站周边都是一些平房，除了后来住过的那个旅馆（现在也就没有了），没有什么能让人留下印象的建筑物。大家当时还都挺惊奇，没想到内蒙西部边远地区县城里还有一个灯光照明的篮球场。我们就在那个篮球场上稍事休息，由现役军人宣布分配去哪个连队，然后载着我们和行李的卡车就一路向西开去。

只记得越走越荒凉、越走离山越近、路面也越颠簸，人和行李就像摇煤球一样被颠得东倒西歪。翻浆的沙石土路、层叠的沙丘、泛着白碱的荒野，还有初春的大风，这就是乌兰布和荒原给我的见面礼。

车到四团二连已是晚上，连队里只有简陋的一两排间数不多的旧房，厕所都是临时搭建的，就是用柳条芭围了一圈，再抹上一层黄土泥，在地上挖几个坑、每个坑旁边放两块砖头，没有几天就遍地屎尿。

在这个曾经做过牛圈的房子里，我度过了到内蒙古兵团的第一夜。现在这个房子已经没有了

我们北京第一批男知青到二连第一个晚上就住在那个大长筒子的房子里，在我们来之前好像作过牛圈。比我们先到的河北籍的复员军人们清理了牛圈，并且在地面上铺了麦草，当地人叫“滑秸”。我们睡下后，“圈”里还有一股臭烘烘的畜牲味道。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看到墙面上还有残留的、未清理干净的稀糊糊的牛屎。这房子后来好像做过一段时间的仓库，放些农具什么的，现在早就没有了。

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千里迢迢到了内蒙，第一宿却睡到了牛圈。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们就搬到了房子里了，住牛圈只是临时过度一下。虽住进了房子，睡得还是地铺，地上铺得还是麦草，只是地铺上多了一道用黄土泥抹的“炕”沿，还没有晾干，湿乎乎的，那也是比我们先到的复员军人们赶砌的。好在那时我们每人都带有塑料布，铺在下面，然后再铺上褥子，人多地方少，褥子只能重叠起来铺，睡得很挤。过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偶然发现塑料布下面都是水珠，再后来就习惯了。

说起来我们还住在房子里，而后到的各地知青们只能住在用柳芭搭建的简易工棚里。至于后来参加各种水利工程大会战，住工棚、睡地铺就更是很平常的事了。

二连部分北京第一批知青合影，除后排左2小孙是铁一中的，都是北京31中的同学，后排左1是刘庆生

2．只吃过一顿有肉的菜

初到二连，到兵团后吃的第一顿正餐，主食是馒头，菜是猪肉炒土豆片，当然是土豆多，肉片少。第二天，把猪尾巴，下水什么的煮了一锅汤，等大家喝完这锅汤以后就再也看不到高蛋白的食物了。每天能吃到最好的菜就是土豆、白菜、胡萝卜，油很少，基本上等于是清水煮菜。有时候连菜也没有，就是吃咸菜，腌的酸胡萝卜什么的，主食也是玉米面窝头居多。我们每人每月细粮供应的比例仅有30%，小米和糜子米也算细粮。至于大米，在二连从没有吃到过大米，食油供应标准是每人每个月三两，但三两油也不能完全保证供应。

为什么我对到兵团后这第一顿正餐印象深刻，那是因为这是我在二连60多天时间里吃到的唯一一顿有肉的菜，后来就是五一劳动节也没有吃过有肉的菜。直到我在1969年6月调离二连，离开连队时吃的告别饭也只是一张烙饼和一碗用胡麻油炒的那种很黑的粉条，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奢侈的饭了。这还是沾了我与炊事班长、复员军人老杨同一天调离二连（他是去六团），是他“以权谋私”亲自动手做饭的光，若是我一个人调离二连，肯定还没有这待遇。那时候，烙饼的白面，油和粉条都是稀缺物品。

二连知青修建连队礼堂上房项时的场景

初到二连时最大的困难是用水。

那时二连只有一口很浅的小水井，每天只能打出七八桶不太咸，还挺浑浊的水，要沉淀以后才能用于做饭和饮用。连队现役军人领导在全连大会上专门宣布纪律：那口小水井的水只能用于炊事班做饭和饮用，大家洗脸、刷牙、洗衣服只能到连队北面稍远一些的一个海子里取水。那个海子里的水不刮风的时候也还算清澈见底，只是水又苦又咸，用这种水刷牙嘴里的味道可想而知，而且这水是不是含有有害物质也没有化验过。

后来二连打出了新的自流井，号称是全团最好的水，但那时我已调离二连，无缘受用。只记得我在二连时喝的水都是炊事班用大蒸锅煮的开水，倒到杯子里，放上几个小时，水杯下面就会沉淀出一层细细的黄土，正所谓：“来到内蒙古，一天二两土”。

赶大车的驭手是二连浙江温州籍知青

二连地处阴山脚下，所以有到阴山打柴的便利。盖房打地基，到阴山山坡拉石头也近。记得这两种活儿我都干过。打柴就是顺着阴山山谷往里走，找到那些山榆之类的木头，有的还要用斧头等工具砍下来，或扛或背，运到山坡上，然后用马车运回连队。

阴山本来就是个植被很稀少的石头山，只是在山谷等地方才有些山榆之类的树，因为山洪都是从山谷冲下来，有水才可能有树。我们打柴就是砍树。弄棵枯树、捡些枯枝还没啥，但砍正在生长的树要是现在说起来那就是破坏阴山很稀少的植被，绝对是破坏环境、危害子孙的事。那时的环保管理没有现在这么严格，各级领导和我们的环保意识也都很欠缺，只顾眼前，并没有意识到破坏环境的严重性。

二连浙江温州籍女知青

我曾多次到阴山里打柴。扛一根山榆树，从山上运出来，都是崎岖山路，有的地方空手都不好走，扛着木头下山就更困难，走一会儿就满身是汗。一开始近处还有柴，后来只能越走越远，越走越高。好在那时年轻，多出点汗也无所谓。连队领导表扬一个身材娇小的女知青扛得木头比自己体重还重，以后她在连里一直挺受重视。其实我们男知青扛得肯定比她多，但没人表扬我们，谁让我们的体重比人家重呢。

我们曾爬上一个较近的山峰，登顶远眺山下的连队和荒滩（当地人叫西大滩），看到天上飞的鸿雁，还曾看到鹞鹰以极快的速度俯冲，捕捉野兔和野鸽子，大家都感到很新奇。

记得初次上阴山，近距离地看到阴山山坡上有清晰而整齐的水印，这说明阴山下曾经是水面。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二连及四团所在大部分地区，在汉代时还是水面，史称屠申泽。直到汉代以后，由于黄河改道，向南移了100多里地，四团所在地区才逐步成为沙漠半沙漠地区。在二连西北方向，蒙古大队的北侧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处战国时期赵国长城遗址——高阙塞，现在已经围起来收门票了。

二连浙江温州籍女知青

到兵团连队后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每天要出操跑步，早请示、晚汇报、敬祝领袖万寿无疆、敬祝副统帅身体健康、天天读、班务会等形式一样都不少。到了夜间还要轮流站岗，那时还没有枪，所谓站岗就是围着连队那几间破房瞎转悠。说是怕有苏修特务什么的，其实真有苏修特务我们恐怕也对付不了。

记得有一次，轮到我和同一学校年长我4岁的高二年级的同学刘庆生一起站岗。半夜里我们两人在围着连里的几间破房乱转，很是乏味，肚子也饿了。刘庆生提议，到伙房去看看，弄点吃的。本来我还有点犹豫，站岗者监守自盗，这事要是被抓住后果一定很严重。但肚子里的需求终于战胜了脑袋里的纪律观念，我还是选择与刘庆生干了这一“票”。

那时二连的伙房只是一间很破的土坯房，房前接着一段一米多高的短墙。上了短墙，就可以轻易地爬到房顶，连梯子都不用。房顶上有个天窗，是为了方便排出做饭时的蒸汽。天窗下面正好是灶台，从天窗下到灶台上还算容易，但上来时需要一点技术，这难不住我这个练过单、双杠的人。我们两人到了伙房房顶上，下去的活儿肯定是我来干。我两手扒着天窗下的房檩，身子轻松地就落到了下面的灶台上。

虽然是在夜间，但还能模糊地看见东西，我们的运气还不错，伙房里还真有白天剩下的馒头。我到笸箩里拿了几个馒头，又跳到灶台上，递给在上面探身接应的庆生。然后跃起抓住天窗下的房檩，一个双力臂的动作，就轻松地上了房顶。随后，我们二人跑到停在房子旁边的东方红拖拉机上，坐进了驾驶室，没几分钟的功夫就把馒头给消灭掉了。至于第二天炊事班能不能发现我们就不知道了。

二连北京第二批女知青陶姗在阴山上留影，她曾在电影《苦菜花》中饰演女主角娟子的妹妹秀子，她在二连担任炊事班长

我本清纯，在到兵团后受到的纪律教育与刘庆生的“教唆”之间，我也曾经有过“思想斗争”，但在饥饿和食欲面前，我还是选择了与刘庆生“同犯”。兵团知青要学“坏”，全靠刘庆生这样的老大哥“传帮带”。我一个清白的年轻人，在老大哥刘庆生的“启蒙”和“教唆”下，一下子就完成了从良民到“盗贼”的跨越。而且干了这一票之后，从此便入了贼盗一伙，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在别的连队还有到菜地里偷西红柿，到瓜地里偷瓜，坐火车蹭车等一时半会儿都说不清楚的“盗窃记录”。一张白纸，从有了“污点”开始，到后来就再也洗不白了。

其实能不能偷，关键是要给自己一个理由，比如饥饿。敢不敢偷，则是心理问题，一旦突破了心理障碍，从良民到“盗贼”也就是一念之间的事。

后来的兵团生活告诉我：吃不饱时偷窃（比如偷馒头、偷菜）、买不起车票时蹭车，熬不下去知道办理病退，包括在办理病退时做假、行贿等，这些行为虽然不符合道德规范，但在当时的具体国情下生存，这些行为至少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选择，比如办理病退。

上世纪70年代的二连知青，我的校友刘庆生（左）与华旭九（右）在四团团部合影

初到二连时还没有什么农活儿，主要的劳动就是上山打柴和拉运营建需要的石头。连队的营房都是河北来的民工盖的，我们只能打个下手。有一天，排里安排我和刘庆生跟着连队里当地的老职工孙武在夜间浇地，当地人管浇地叫“淌水”。说实话，现在让我找我也找不到那时候浇的是哪几块地。反正是在夜里，到处黑乎乎的，我和刘庆生每人扛着一把到内蒙以后才见过的西锹，跟着老孙走，全听他指挥。

那时“淌水”都是大水漫灌，我们最先要“淌水”的地块要赶在水来之前先在支渠里打一道堰，不能让水流到沙丘荒野里，要先将水憋住，然后再开口子浇地。当我们三人在黑夜中摸到渠边时，不知怎么回事，水已经先下来了。渠不很宽，但水流得挺急，在流水中打堰就成了难题。往渠里铲土，铲多少，水就被冲走多少，将渠边的芦苇、白刺铲下填进去再扔土也不行，还是全都被水冲走了，忙活半天也无济于事。水流越来越急，越大越不好堵住。情急之下，刘庆生提出，由我们两人下水，用“人墙”堵住芦苇、白刺，然后老孙一个人向里填土。前几天还“教唆”我偷馒头的庆生，现在却提出要下水堵“决口”，这角色转换的跨度确实有点大。

当年与我一起偷馒头的刘庆生后来上了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后到中国远洋公司工作，后来当过远洋轮船的船长。现在也是退休老人

老孙看没有别的高招，便说了一句“下哇！没（读mu）有女子”。一声令下，我和庆生麻利地脱了个精光，下到水里，做成了“人墙”。四五月份的内蒙，白天还挺凉，夜间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俩光着屁股，在水里冻得不行。之前，我们已在附近铲下足够多的芦苇、白刺，老孙先将芦苇、白刺都堆到“人墙”前面。我们用手和身体堵住那些芦苇、白刺不被水冲走。老孙一人在渠边，用铁锹玩命地向我们身前扔土，三人合力，终于将这道土堰打成了。

渠里冲下来的水不仅浑浊、也很脏。完事后，我和庆生都是一身的泥汤，只好就地在支渠的黄泥汤子里草草涮了涮，上来风一吹更是全身凉透，也顾不上脏不脏的，赶紧穿上衣服，好半天都缓不过劲儿来。

难得这穷乡僻壤的孙老汉，在我们下水前还能考虑到“没有女子”的问题，大黑夜里还不忘道德礼数。

阴山脚下的四团二连营房，还能看出当年的面貌。2009年8月重返四团二连时拍摄

哥儿俩“英勇”了这一把，可惜都被广阔天地的黑夜掩盖了。平时能说会道的庆生也没顾得上白话几句豪言壮语，事后更是连句领导表扬的话都没有听到。只是第二天我就因受凉而发起了高烧，将近39度。二连当时还没有医生，把团部卫生队的现役军医都惊动了。 可能是因为比我大几岁吧，刘庆生倒什么事儿也没有。

我在北京第一批知青中算是年纪小的，但因一直坚持体育锻炼，饭量却很大。1965年10月，我13岁多一点儿，刚考入中学一个多月，就在全校运动会上获得15岁以下组别400米军事障碍赛跑的第一名。其实我跑的也不比别人快多少，主要是过独木桥、跳箱等障碍的速度快一些。文革中学校开始军训可以上学以后，我每天都坚持在单、双杠上苦练。到上山下乡之前，我已能在单双杠上完成一些同龄人很少能完成的动作。我的胸大肌和腹部肌肉也明显比别人发达。因为坚持高强度的锻炼，又正是长身体的年龄，所以我的饭量比别人都大。

阴山脚下的二连营房，还能看出当年的面貌。2009年8月重返四团二连时拍摄

那时候二连还没有礼堂，做饭的伙房很小，也很简陋，吃饭时都是用盆打回到班里。若是赶上连队吃小米或糜子米饭的时候，有时还可以再去伙房打一次饭，其实就是剩下的一点儿糊锅巴什么的。每次打饭回来，班里同学们知道我能吃，一些年纪大一些的同学，总是让我先吃。在大家共同面对饥饿的时候，战友、同学们高风亮节，至今想起来仍让我感动。不过那些糊锅巴都是沉在锅最底下的，里面还有没有淘洗干净的小石子和沙子什么的，很牙碜，还有可能崩坏牙齿。当时连里用水紧张，煮饭时是否还有淘米的程序都很难说，可能是直接往锅里一倒就煮了。我都是连沙粒、小石头子什么的一股脑儿全都吞下去。

分到二连的北京第一批男知青是两个班，来自北京31中、33中和铁一中三个中学。31中的人较多，我们班大部分人都是31中的。虽然来自同一个学校，但大都不是一个班级，年龄相差也挺大，最大的是66届老高三的学长，比我大5岁，刘庆生比我大4岁，多数人尤其是高中同学在学校时我并不认识，到兵团以后在一个班里同吃同住才熟悉起来。我们朝夕相处了60多天，至今一直都是朋友。

阴山脚下的四团二连营区，现已是天然林保护区，主要植物是红柳等。2009年8月3日重返四团二连时拍摄

阴山脚 下的四团二连营区现已是天然林保护区，主要植物是红柳等。2009年8月3日重返四团二连时拍摄

阴山脚 下的四团二连营区现已是天然林保护区，主要植物是红柳等。2009年8月3日重返四团二连时拍摄

二连附近的高阙塞是战国时期赵国长城的一处重要关塞，如今已被围起来收门票了

二连附近阴山山坡上的高阙塞是战国时期赵国长城的一处重要关塞，目前已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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